“诏狱”与古代皇权

商汤之风

张忠炜
     
    “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理解“诏狱”，需先讲清楚“狱”的含意。《金文诂林》说道，“稽之经传，狱字恒指狱讼为言，不必指系囚之地。”也就是说，“狱”并非只有牢狱之意，也可用来指法律案件。但单单讲明“狱”的本意及引申意义，仍不足以说明“诏狱”的特殊性：其不同于一般之“狱”，关键在于“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诏狱”制度与皇帝制度的确立密切相连。秦王嬴政令群臣议立名号时，臣下建言：天子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裴骃《集解》引蔡邕《独断》：“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诏”作为有特定含义、为皇帝所专用的字眼，实际上也有表明皇权尊严的神圣性和象征性的意义。
     如此以来，“诏狱”的第一层含义是皇帝钦命的法律案件，或如日本学者富田健之所说是“敕命刑狱”。《史记会注考证》引用胡三省语说道，“盖奉诏以鞫囚，因以为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用周寿昌语，语意与之相近：“凡遣官治狱曰诏狱，谓奉诏治狱也。”因此，“诏狱”不同于一般狱讼的特性，即奉皇帝诏旨治狱的特性，才凸现出来。实际上，一旦有重案发生，朝廷百官多会请求皇帝下诏收系罪犯。“假谒者节”召犯人入“诏狱”，正可表明“诏狱”性质的特殊———谒者所持之“节”，作为一种凭信，是皇帝的象征和皇权的体现，代表皇帝的意志。频繁见于史籍及简牍的“诏所名捕”等司法术语，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案件性质不同一般。
     作为实体牢狱（即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的“诏狱”也是存在的。两汉之际，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任更始政权的盆子兄长刘恭自以为罪恶深重，故“自系诏狱”（《后汉书·刘玄传》）。显然，“诏狱”也可指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此段话语。灵帝时，曾派遣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后汉书·孝灵帝纪》），“诏狱”与维护地方治安、鞠系罪犯为主要职责的“亭部”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认。汉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讯问钦定案犯，性质才发生变化而成为“诏狱”，“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即是如此。
     “诏狱”兴起的原由，两汉典籍缺载。不过，《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问题或不无裨益：“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时代相隔久远，宋元时期的判定是否适用于两汉呢？笔者倾向于赞同。实际上，汉代就有类似意义的话语出现。东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就当时选举人才中出现的弊病上书奏言。顺帝接纳其建议，“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后汉书·李固传》）。从诏旨内容中可以看出：“诏狱”用以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这一点也应是“诏狱”特性所在，即纠察、惩治的对象与行为的特殊。比如，“诏狱”作为打击诸侯王的重要手段，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余悸，江都王刘建就有“我为王，诏狱岁至”（《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传》）的怨言。又如，“诏狱”多牵涉朝廷要人，文帝时的周勃、成帝时的王商，二人虽曾贵为丞相，但均受“诏狱”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感叹。
     “诏狱”的兴起，往往又与酷吏、戚宦政治相关联。故而，在某些历史时期，“诏狱”多被视为乱政的代名词。武帝时，杜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以致于“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史记·杜周传》）。“党锢之祸”时，由宦官负责的“黄门北寺狱”，更是收系“党人”、残害忠良的场所。李膺、范滂等“党人”身系牢狱，而陈蕃、刘陶、李云等人更是饱受拷掠之苦、命丧狱中。故而，宋人张方平说道“汉有乱政而立黄门北寺之狱”（《乐全集·诏狱之弊》）。唐朝武则天时，重用周兴、来俊臣等人，“诏狱”屡兴，人心惶惶（《唐会要》卷四一“酷吏”）。有明一代，“诏狱”更是乱政，“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明史·刑法志》），以锦衣卫为“诏狱”的代名词，亦可见“诏狱”之贻害无穷。故而，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痛言：“恂一代秕政，为古今所无者。”
     贤良、忠贞之臣因“诏狱”而为酷吏、外戚、宦官所害，时人及后来之人可对他们的暴乱行为大加痛斥。皇帝又何尝不借手中之权，公行私心，杀戮忠良？当无辜之人死于皇帝之手，又当指斥谁人？刘辅冒死而“上书言得失”（《汉书·刘辅传》），何尝不是出于忠君为国之心？汉成帝却将之收系掖庭秘狱。群臣苦苦求情，刘辅才得以免除死罪，但仍受刑罚之苦。东汉安帝之时，河间男子赵腾至洛阳上书，指陈政治得失。安帝盛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太尉杨震苦苦求情，但终无济于事，赵腾“竟伏尸都市”（《后汉书·杨震传》）。此二人之狱，究竟由谁负责？外戚、宦官之祸，固然可归之于窃权，但谁又能透过宦戚之祸而指斥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皇权？
     作为溢于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诏狱”制度合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制度基础上，而是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正因为此，“诏狱”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会因为秉政者个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尽，甚至蜕变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权臣秉政之时，掌权之人多借“诏狱”之名，泄私愤，逞淫威，打击异己，祸害无穷。所以，宋人张方平在《乐全集》中痛言汉、唐两代之衰，“诏狱”之弊为乱政之首：
     盖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诋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犹或高下其手，轻重在心，钩摭锻磨，罔用灵制。又况多张网穽，旁开诏狱。理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闻其辨。事成近习之手，法有二三之门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乱所由生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移于下而人主受制于臣，而刑罚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倾而上下危矣”（《乐全集·诏狱之弊》）。但人主大权独揽就能避免“诏狱”之祸吗？
     从某种情况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祸，是皇帝制度衍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没有有效约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时代，当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日渐膨胀时，权力的滥用是必然的事。皇帝并非生就精明能干，权力被臣下窃取也是在所难免，而皇权也并非始终正义无私，也可徇私而行。那么，徇私而行的权力，又如何能使合理、公正的国家运作机制建立？所以，与其指责佞幸所造成的“诏狱”之祸，倒不如切实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