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雇婢性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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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史上，奴婢一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当中，对这一阶层及其来源问题进行研究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唐以前，奴婢来源主要有买卖、罪没、战俘、家生等，这些奴婢一般都是终生服务于主人家中。到了宋代，情况发生变化，出现了“雇”这一新现象。当时很多奴婢都是被主人“雇”进家中，并“立定年限”。对此，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以漆侠、王曾瑜、柯昌基、王延中、宋东侠等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里“雇”已是雇佣，并成为宋代奴婢的主要来源途径。根据是不仅较为普遍地使用“雇”字，双方还须签定契约，并有一定的年限[1]。而余贵林先生则以妇女为着眼点，认为她们被雇实际上仍是“对妇女人身的转让”，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买卖关系”[2]。惜着墨不多。面对上述分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现象作深入分析，以确定其性质。当然，笔者只打算考察奴婢之一部分——婢女，探讨“雇婢”之性质。由于水平有限，不对之处，敬请各位先生斧正。

一

雇佣制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至两宋已相当发达[1]。在保存至今有关宋代的各种资料中，“雇”的出现频率相当高，有“雇役”、“雇募”、“雇赁”、“典雇”、“和雇”等各种说法。当时发达的雇佣制对于古老的奴婢制度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很多奴婢被主人“雇”回去，并签定契约，“立定年限”。宋代法律规定：“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2]( 卷五，P57)那么，这里“雇”是否本质上就是“雇佣”呢？笔者认为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在男女严重不平等的古代社会，“雇”对于男性的奴和女性的婢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这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在那样的时代，女性不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还受着男性的统治。婢女被“雇”到主人家后，处境比奴仆还要差。婢女的身体不仅可以供主人玩乐，而且还可为主家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因此，有必要对奴和婢分开讨论。本文正基于这一点，考察“雇”对于婢女之意义。在此还需说明一下，宋代婢女又可称为女使、女奴、臧获等，它们一般可以通用[3](P505)。因此下文不再区分，通称婢女。
要准确理解这里的“雇”，我们不能简单地顾名思义，而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回到文献中，看看宋人是怎样对待它的。下面就摘录几条：
诏判登闻鼓院、秘阁校理陈睦冲替。坐前任两浙提点刑狱雇女奴及不按知华亭县张若济赃罪。[4](卷二八一 ,熙宁十年四月庚子,P6893)
先是，御史中丞黄履言：“……今遽闻之邵（来之邵，笔者注）雇杂户女为婢，有此污行，乞付有司根治。”……之邵闻履弹奏，即急出之，乃言：“近买婢张数日，问得恐是杂户，即遣出。”[4]（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丙子，P8346）
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与郑万七官者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于信州牙人徐百二，……送判厅，监限十日足，违限却收卖女之罪，勘断锢身取足。[5]（卷九，P357）
建炎已酉，……闽中禽苗傅、刘正彦，献俘于朝，槛车几百两。……子裳请对以陈云：“……然其中妇女，有雇买及卤掠以从者，倘杀之，未免无辜。”[6]（卷十，P201）
（绍兴四年）四月十五日御史台言：“访闻西北流寓之民下到行在，往往不知巷陌，……致被外人用情诱藏在家，恐吓以言，或雇卖与人为奴婢，或折勒为娼者甚众。[7]（刑法二之一四八）
在第一条材料中，“雇”女奴成为陈睦受到处罚的罪状之一，难道雇佣也犯法吗？非也。宋代法律严禁买良为贱，且有“见任官买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许”之规定[5]（卷九，P357）， 是买良为贱还是买贩生口，笔者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此“雇”与雇佣并无关系，应属买卖的范畴。另外，宋代有不少官员因“市女口”而受到处罚的记载，如因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等事，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萧固“追三官勒停”[4]（卷一九四，嘉祐六年七月己亥，P4692）。与此对照，似乎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二、三两条更有意思，它们开始均用“雇”字，而到后面，一条用了“买”，另一条用了“卖”。这表明，在宋人眼中，“雇”与“买（卖）”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在最后两条中，“雇”与“买（卖）”干脆连用，各自作为一个词素共同组成一个新词，这即属于古汉语中的“偏义复词”。偏义复词是指，“由两个意义相对相反或相近相关的词素组成，在实际使用中只取其中一个词素义为词义，另一个词素只起陪衬作用的复合词。”[8]（P347）这里的“雇”与“买（卖）”显然属意义相近相关。那么此偏义复词到底取“雇”义，还是取“买（卖）”义呢？我们联系上下文可知，应是“买（卖）”之义，“雇”只不过是一个陪衬罢了。前者是“叛军”所为，他们能掠则掠，不能掠就低价买进，雇佣恐怕是不现实的。后者中“恐吓以言”其实已经点明了实质，无须赘言。除了“雇买（卖）”，宋代文献中也有“贩雇”、“典雇”这样的记载，“雇”同样没有实义[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像这样的偏义复词并不多，且不少出现在两宋，可见当时发达的雇佣制对古老的人口买卖产生之影响。
在宋代，由于饥馑及沉重的赋役负担，处于下层的广大劳动群众“雇妻卖子”、“雇鬻妻子”的惨剧就不可避免了[4]。不仅如此，有些官宦之后也会因生活窘迫而“雇”妻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即有这样的实例。此书“官族雇妻”条载，吴子晦乃宦家之后，因“家道扫地”，将妻子“雇”与雷司户。岳母不忍其女“失身”，将女婿告上公堂[5]（卷十，P382-383）。这些“雇”能简单地等同于“雇佣”吗？况且宋代法律也规定：“雇妻与人者，同和离法。”[5](卷十，P382-383）其中买卖之实质，不言自明。

二

上文曾提到，宋人置婢一般是要立契，并有年限规定的。那么是否可以此来推断婢女是被雇佣的呢？其实那时买妾也是经常要定有年限规定之契约的，这在宋人的私家笔记中多有描绘。下面就摘录《夷坚志》中的一则：
浙西人郑主簿赴调，馆于清河旅舍。继有前衡州通判孙朝请者，宣城人，来同邸，……尝以黄昏时邀郑小饮，语之曰：“此来欲买两妾，正以干扣小累，未敢辄为，今虽以冒除书，然自度出入里陌亦不便。恰闻吴知阁宅同出三人，只在近处牙侩家，欲乘夜往观之，吾友能同此行否？”郑欣然承命，即俱出到侩处。其一少艾有乐艺，而价才八十千，其二差不及，而为钱皆四五十万，扣其故，曰：“少者受雇垂满，但可补半年，故价值不多，彼二人则在吴宅未久，当立三年券，今须评品议直耳。”孙于是以六百千并买之。郑以八十千不多，且又美色，故欲如其说。候相处及期，别与为市。探囊取楮币付侩，而怀吴氏券与妾归。孙以万钱为定，候明成约，竟得之。[9]（补卷八，P1620-1621）
这则材料反映了宋人买妾同样需立“券”，且有期限，期满后还得“别与为市”。在买卖的过程中，顾客还可以“品评议直”，这与在市场上买卖普通商品何异？甚至卖为娼妓也可“立定年限”，袁州娼女冯妍被母亲卖与青楼时即“立券以七年为限”[9]（支丁卷四，P996～997）。契约与年限规定显然也不能作为婢女雇佣之根据。
另外，从“雇直”这方面也可说明一些问题。宋代，“雇直”不仅出现在雇佣劳动中，人口买卖中亦有之。《夷坚志》记载，真珠族姬被拐卖为人妾后又被主人退还给牙侩时，特别强调此买主“不督余雇直”[9]（补卷八，P1624～1625）。很明显，这里的“雇直”非雇佣劳动的雇金，而是买妾所付出的代价。至于“雇直”具体数目，文献中提到的很少。现以前引《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一条为例。阿陈之女最初雇与郑万七时是旧会二百二十千。半年内，此女被转雇数次，最后雇直增至七百贯[5]（卷九，P357）。要知道，那时买一美妾，价高也不过四五十万钱，约合五六百贯。怎么可能雇一人要付高达七百贯的雇金呢？当然，在南宋中后期会子贬值相当严重，不好作直观比较，不过综合此女短期内被转“雇”多次而毫无自主权来看，此“雇”解释为“买（卖）”似更合理。因此，女口买卖中也是可以用“雇直”来指买卖价格的。
以上分别从“雇”字本身、雇契、雇直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认为，宋人并不总是将“雇”当雇佣看，有时还可作“买卖”解，雇婢即是这样。那么婢女进入主人家后处境如何？这根本上决定了“雇婢”之性质，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

三

“雇”在各大词典中均解释为“出钱叫人做事（或服劳务）”[5]，也就是说，被雇者仅出让劳动力，人身仍归自己所有，有行动自由，雇主无权干预。宋代婢女是这样吗？下面就其处境来具体看看。
婢女进入主人家后，是否仅仅做些家内杂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来看这样一件事：
张泳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悼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之，仍处女也。[10]（卷十，P110）
张在嫁此婢后，文末特别强调“仍处女也”，此事也倍受宋人称赞，可见其难得。反过来说，婢女失身于主人就在所难免了，《青琐高议》中之小莲即是其中之典型。小莲乃李郎中女奴，后李“欲室之”，小莲“趋避”、“敛容正色”。最后，“公意欲亟得，乃醉以酒，一夕乱之” [11]（卷三，P128）。难怪宋人会“无子闻女使怀忄任    ”而“暗欢喜”[12]（卷七十六，P3551），范仲淹的义庄规矩中亦有“女使有儿女”可以“给米”的优待规定[13]。这些可谓婢女失身的真实写照。
这么看来，婢女岂不成了主人的妾吗？确实如此。北宋大臣夏竦“尝出巡边”，因“置侍婢中军帐中”，几乎酿成兵变[14]（卷二八三，P9575）。此婢若不是姬妾之类，怎会有那样严重的后果？同样，邢州管内观察史李端愿因“纳父婢”而夺一官勒停[7]（职官六五之六～七）。正因为此婢实为其父之妾，处罚才会如此严厉。韩侂胄有四妾十婢，一次，“有献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遗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人耳，我辈不堪戴耶？’ 侂胄患之。”[15]（卷四，P340）这婢与妾又有何区别？婢不仅可以是妾，也有“婢作正室”而不改旧态[16]（卷七六，P3555）。甚至还有婢女成为皇后的，刘豫之后钱氏即曾是刘之“针线婢”[17]（卷一八一，P1313）。因而，只要男主人喜欢，婢女就可成为妾，婢与妾之界限渐趋模糊，宋人时常将她们笼统地称为“婢妾”[6]。
由于婢女是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妾，妻或宠妾对其产生妒忌之心就在情理之中了。徐干臣伸曾有一婢，“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6]（卷二，P299～300）。而由于婢女地位低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妻宠妾们甚而痛下毒手。台州司法叶荐妻，对于“婢妾稍似人者”，“必痛挞之，或至于死”[9]（卷六，P1608）。盐官马中行，“一婢免乳”，其妻“即沉其子”，“杂糠谷为粥，乘热以食婢，竟以血癖而殂”[18]（卷二，P258）。有的“主母”为达一己之私利，对婢女之折磨令人发指。衡阳周令妻死再娶，“周旧畜婢数人，内二人姙娠。”“后妻每加以他事，鞭挞之无虚日。二婢各为怀姙
，常以背或以臀腿受其梃。周令妻多方用杖触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捶堕胎而死。”[19]（卷二，P3005）

既然婢女失身为妾已是难免，那么为主翁生儿育女又有什么呢？前引“无子闻女使怀  忄任    ”心中“暗欢喜”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宋名儒陈了翁之母即其父婢女，而且此婢还被借给潘良贵之父，“未几生良贵”。时人未有异议，反而认为“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可见依婢生子已是寻常之事[20]（P294～295）。然而，也正是这种“寻常”，宋代士大夫才会定出家规，要求婢女“谨出入”，目的在于防止她们“与外人私通有姙”，冒充“主翁遗腹子” [21]（卷三，P49）。而婢女因生子受主母虐待也就不奇怪了。

四

显而易见，婢女自从进入主人家的那一天起，人身已归主人所有，主人可以随时占为姬妾，这样的婢女还有自由可言吗？宋代婢女一般有规定的年限，在期限之内是与主人一起生活，有“无故不得出中门”这样的要求[21]（卷三，P49）。只有当限满时，家人才可去取。如知杭州张诜曾雇一乳婢，“留三月限满，其夫取之。”[4]（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丁卯，P8294）不过，限满后主人不放也是常有之事。难怪《袁氏世范》中有“雇女使年满当送还”之规定[21]（卷三，P55）。更有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使其“永无出期” [7]（刑法二之一五五）。这种情况下，婢女想脱离主家是相当困难的。宿州乡贡进士张初平生母乃宗室克懼婢，张想“纳雇直归其母”，“克懼弗许”，最后由御史台出面才以“敦风教”为名使张得遂其愿[4]（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癸亥，P4012）。以乡贡进士之母的身份尚如此之难，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当然，与前代相比，宋代婢女生命权有了一定的保障，至少在法律上。宋律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年。”[22]（卷十一，考一二一）现实中也有杀婢受到处罚的例子，开国大将王继勋和宰相陈执中即是典型。王继勋“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前后被害者甚众”。事情败露后，宋廷不得不“诏削官爵”。[4]（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癸巳，P181～182）陈执中则是因“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群臣借机弹劾而被罢相[14]（卷二八五，P9604）。很明显，处罚之真正缘由，前者民愤太大，后者为政治斗争，并非法律在真正起作用。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必说，婢女被虐待甚至杀害的情况前已有所述。而父母官们多半是不愿为了这些地位卑贱的婢女而开罪地方“豪强”，敢于主持公道的实在是在太少了。宋代有诗为证：“女僮流汗逐毡軿，云在淮郷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23]（卷十二）
总之，婢女在出卖劳动力的同时，人身权也失去了，无自由可言，生命权虽在法律上有了一定的保障，现实中却不尽然。这种处境下的婢女能是雇佣而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雇婢”性质上仍是买卖。

综上所述，宋代“雇”婢已是较为常见，雇之特征也较为明显，但这并不能改变“雇”乃买卖这一本质。理由不仅在于宋人时常“雇”、“买（卖）”不分，雇直数额过高等。更根本的是婢女到主人家后，失去的不单是劳动力，还有最为重要的人身权。可以说，人身权的丧失表明了“雇”之虚伪，地主们正是以“雇”为幌子，剥夺了千千万万婢女的人权。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雇之形式，忽视买卖之性质，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婢女来说，那将是不公正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雇有一定的期限，而人口买卖一般是终身的，它们不是矛盾的吗？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既然已知道宋代雇婢是徒有其表，那为什么不能把“雇”看作是主人买下了婢女一定期限内的人身权？这可能是因宋代发达的雇佣制影响所致吧！但无论如何，雇婢毕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婢女地位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勿庸置疑的！另外，宋代也确实有女性被雇佣的情况，如王安石就曾雇过一“洗濯女”，[4]（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己未，P6182）还有被雇为女工的，这些已不属于婢女的范畴，笔者将另撰文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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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M].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分别参考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737至7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五章第一节《奴婢的来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柯昌基《宋代的奴隶》，载《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延中《宋代奴婢实态研究》，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宋东侠《宋代“女使”简论》，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

[2]参见余贵林《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另外，徐规先生在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中认为，宋代私婢主要来源可分为鬻卖与掠卖。见《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85页。

[3] “贩雇”如《醉翁谈录》丙集卷一《致妾不可不察》条载：“昔日东京南街林三娘者，为牙婆，善谈说，熟识士夫宅院，以故贩雇女奴者，接踵其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第27页）“典雇”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二载，“诏民间权住典雇人口”，原因是“散失者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2页）。

[4] “雇妻卖子”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末载：“ （张）齐贤又言：‘市井萧条，民益困乏，禁锢科责，没其赀产，犹不能偿，至有雇妻卖子者’”（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8页） 。“雇鬻妻子”如同书卷一一四景元年闰六月辛巳条载： “诏比因饥馑，民有雇鬻妻子及遗弃幼稚而为收养者，并听从便。” （第2682页）

[5]如《辞源》第四册解释为： “出钱招人服劳务。”（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版）《辞海》下册解释为： “出钱叫人做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6]这在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如《宋史·张洞传》载，洞言宗室“婢妾声伎，无多寡之限，至灭礼仪，极嗜欲”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35页） 。又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四载，（吴敏）出资数百千“置婢妾三二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而袁采的《袁氏世范》则通篇如是，此不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