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明体发展的过程
（一）、何谓永明体
“永明体”是一个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概念，是五言诗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他的支持理论是永明声律说。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在文学史上一般以泰始二年鲍照被杀、谢庄卒为“元嘉文学”的结束，同时以此为“永明文学”的开始，到梁武帝天监十二年沈约去世，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如江淹、谢眺、任昉、丘迟、范云、刘绘、孔稚珪、张融、王融、等人，也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因此我们把这一年看作是“永明文学”的下限。永明体的名字来源于《南史陆厥传》：“（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琅邪王融、陈郡谢眺以气类想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1]
（二）“永明体”的代表诗人
一般以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人集团的创作活动为永明文学的中心。永明文学的代表诗人有沈约、谢眺、任昉、丘迟、范云、刘绘、孔稚珪、张融、王融、萧衍等。
沈约（公元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进浙江武康县）人。历仕宋、齐、梁三代，是齐、梁文坛的领袖。《梁书沈约传》云：“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眺、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而不好焉。帝问周拾曰：‘何谓四声？’拾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尊用。”在诗歌创作上，沈约创四声说，倡导“八病”。钟嵘评价沈约：“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故知宪章鲍照远也。……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充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讲矣。陈祚明评：“休文诗体，全总康乐；以命意为先，……他人虽丽不华，休文虽淡有旨，故应高出时手，卓然大家。”[2]
谢眺（公元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泰康附近）人。他和谢灵运是同族，所以有“小谢”之称。曾任宣城太守之职，所以人们有称他为“谢宣城”。其东昏候永元元年，以事下狱死，年仅三十六。他是齐代优秀的诗人，和沈约等人共同开创了“永明体”。钟嵘评价谢眺：“齐史部谢眺。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 [3]
王融（467-493）字元长，琅邪临沂人也。祖僧达，中书令，曾高并台辅。对于他在永明体中的作用，钟嵘《诗品序》云：“王元长（融）创其首，谢眺、沈约扬其波”。和谢眺的结局相似的是王融也是被人陷害下狱处死，不过他只活了二十八岁。所以，王融的诗大都写的平直乏趣，并且刻意追求工整的对偶和声律的协调，这应该和他当时创作时年纪尚轻有一定的关系。
范云(451～503) 字彦龙，南朝齐、梁间诗人。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人。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 (492)，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居官能直言劝谏。卒谥“文”。
任昉(460～508) 字彦升，南朝梁文学家。祖籍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16岁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他与萧衍都是“竟陵八友”中人，并相友善。永元三年(501),萧衍进军建康，次年，萧衍代齐立梁，禅让文告都出自任昉手笔。入梁，拜黄门侍郎、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召为御史中丞、秘书监。又出为新安太守，逝世于任所。追赠太常，谥号敬子。昉好结交，奖掖士友。
孔稚珪（公元448-501年）字德璋，会嵇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齐代曾任太子詹事等职。南朝齐骈文家。刘宋时，曾任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任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初年,上书建议北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迁太子詹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珪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
丘迟(464～508) 字希范，南朝梁文学家。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其父灵鞠，也是当时的著名文人。丘迟在南齐时入仕，入萧衍幕为主薄。萧衍代齐建梁，丘迟被任为中书侍郎，不久出为永嘉太守，又内迁为中书郎、司空从事中郎。
（三）永明体的发展过程
永明体主要是指五言诗，要求格律对偶，由于永明体第一次将四声原则用到诗歌创作中，不仅与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一的古歌谣不同，且与汉魏平衡整齐的五言古诗也不同，所以又称新体诗。五言诗起源于民间，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诗经》中，已经有五言诗的萌芽，如《召南。行露》有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武帝以后，乐府大量搜集各地民歌，其中的一些五言歌谣得以流传下来。东汉时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叙事长诗显示当时的五言诗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五言比起四言来，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四言诗是“二二”结构，易陷于平整、单调，而五言诗是“二三”结构，奇偶错综，便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对抒情和叙事能有更大的容量，而且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是一体的，也就是说诗的节奏要符合音乐，要用宫、商、角、徵、羽五音（相当于现代简谱的12356，后来又加上变宫、变徵，成为七音，大致相当与现在的简谱1234567）来要拽延长声调和黄钟、大吕等十二律（大致相当与现代音乐中的C、#C、D、#D、E、F、#F、G、#G、A、#A等十二个固定的音）来配合声音。后来，慢慢的，诗歌的创作渐渐脱离了音乐，但是在创作方法上还不得不受制于音律。
诗歌脱离音乐之后，人们开始了对如何使诗歌具有声韵之美的探讨。建安时代的文人已经意识到了声韵之美的重要性，在创作上，如曹丕的“梧桐攀风雨，云雨散洪池”（《猛虎行》），曹植的“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王璨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七哀》）等诗句，对偶已相当工整了。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合律的诗篇基本都是自然声律，而不是人为的，用沈约的话就是“暗与理合”。使人们有能力进行人为的声律之美的创作，还有赖于反切之法的兴盛。
反切法大约兴起于汉朝中叶，那时注经诸家如孔安国《尚书音》、毛公《诗音》、马融注《易经》、郑众注《周官》都曾用反切，卫宏注《古文尚书》、应劭《汉书注》、王肃《周易音》都曾间用过反语。此后，三国时的李登作《声类》，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分韵，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之法注音，晋吕静作《韵集》。西晋时，陆机的《文赋》中明确指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从理论上强调了声律对作品的重要性。到了刘宋时期，人们对声律的认识更加明确，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自己“性别宫商，识清浊”，而此乃出之“自然”，认为“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4]钟嵘《诗品序》载王融语：“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5]
到齐梁间，倡导声律的有沈约、谢眺、王融、周颙等。周颙作《四声韵》首先以平上去入四声分韵，在他的影响之下，沈约作《四声谱》，沈约在其他的文章中亦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在《答陆厥书》中说道：“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6] 在这里，沈约也表达了和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提到的“自然音律”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以往的文人的创作都指是“暗与理合”。尤其他在《宋书·谢灵云传论》中这样说到：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里实际上是在阐述，关于平上去入四声的搭配使用问题。所谓宫羽、低昂、浮切、轻重都是指平仄而言。直接的说就是要以两句为一个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通过平仄的合理搭配，使诗句读起来声音不至于单调，而是富于变化，产生一种错综和谐之美。这就是沈约提出的永明声律论的总纲领、总原则，可以作为当时评价诗歌声律的重要标准，也是实现永明声律说的基本方法。刘勰于《文心雕龙·声律》中有这样的言论：“夫音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古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8]这也是在论述声律的问题。
根据四声发展出了“八病”理论，规定了八种应当避免的声律方面的毛病。关于八病之说各家解释不同。据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西卷》对“八病”的解释是这样的：
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
上尾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
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都细，中央粗，似鹤膝也，此其诗中央有病。
大韵诗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犯大韵。
小韵诗者，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为犯小韵病也。
旁扭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旁扭。
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以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类，名为犯正纽之病也。[9]
“八病”的要求过于苛刻，甚至连沈约都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就诗歌创作理论探索方面来说，“八病”的创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四声八病”理论的提出，显示了当时的文人对于诗歌声律之美的追求，以及在人为声律方面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
以永明文学的代表人物谢眺为例：谢眺创作的五言诗一共是135首，其中四句的有18首，八句有43首，十句有34首，共95首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律诗与绝句。以“四声八病”的原则为基础，有人做过局部的数字统计：“从《文选》、《玉台新咏》与《八代诗选》所选沈约、谢眺、王融的诗看， 起平仄协调严格如律的句数占选如诗句的总数比例为：47%、48%和41%，比例之高，确实前所未有。若加上以反为正带有拗救性的”拗句“，则其比率为63%、64%和58%。”。[10]以此来看，“四声八病”理论的指导作用的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当然，由于过分的提倡形式，而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皎然《诗式·明四声》就这种情况说道：“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11]
除了声律的特点之外，永明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抒情。南朝时期文学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文人这时重点以情为文，抒发自己真实坦荡的感情。南朝人不象东晋人那样过分的纵情，但是重情的程度却是更深了，就想河水可以汹涌澎湃，但是汇聚到大海之后，反而显得平静。
永明声律论和永明新体诗从产生到现在，文学界对他褒贬不一，南朝的两个文学评论大家对它的态度也不一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表示赞许，而钟嵘在《诗品》中则表示反对。赞同者重在肯定声律论在我国文学史、诗歌史中的历史意义，反对者着眼于声律论对诗歌的束缚和因重格律所产生的形式主义的流弊，双方各执一词。在这个问题上，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永明体对后来唐朝近体诗的繁荣还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永明体兴起的原因
要谈论“永明体“兴起的原因，首先不得不说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
（一）、政治原因
从政治方面来看主要涉及到世族的形成。汉武帝崇尚儒术对世族的形成是一个不小的积极原因。当时人们多习经书，致身通显。作为官僚的儒生授徙讲学，注籍的门生弟子亦成千上万，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他们的子孙继承家学， 这样“累世公卿”成了必然的结果。
世家大族势力的扩大，可由一些记载看出，如“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田，不系阀阅”，[12]（《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到了魏国时期，九品官人之法施行，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世族担当，久而久之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3]（《晋书·文苑·王沈传》）其势力发展之剧，左思有诗为证：“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
这些世家大族通常聚族而居，东汉统治崩溃后，立有“宗主督护”[14]来于政府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个职位的特权私自将“荫庇”的丁户更改，导致“白室合户。千丁共籍”[15]（《晋书·慕容德载记》）这样分割了国家的户口，也进一步增强了世族的势力。战乱时为了自保，世家大族通常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由其门下荫佑的部曲和佃客组成。东晋时，北方南下的流民多依附世族。这样更进一步膨胀了世族的实力，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同时也为世族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得不说的还有一点，司马氏对待文人名士的手段与态度。司马氏弑君夺权以后为巩固自身的地位，杀了一批名士，如何晏、桓范、夏侯玄、诸葛诞、嵇康等人。向秀等一些文人为求自保入朝称臣，众多名士文人是自视高洁清正的，自然对败乱纲纪之流痛恨之至。这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与当时破坏名教之流形成了朋党之争斗。
以任恺为首的名士，一向视王沈、贾充这些司马氏的心腹为奸诈、污浊之徒。名士大方向上是主张任自然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往往是在维护司马氏提倡的名。可是司马氏的心腹却是在不同程度地违背名教，两个党派由此发生冲突。然而，在处理两派冲突的问题上，司马炎采用的是政治平衡术，他的本意是抚慰两边，稳固统治，却出乎意料的导致了“政失准的”。无是无非，正邪不分的结果就是政权的凝聚力的消失。
名士维持刚正信心的消失， 转向关心自身的得失，石崇就曾说“士当声名具泰，何至翁牖哉”！他们求名，求利，保身，放荡，追求飘逸情趣，甚至裸身对弄婢妾！他们中不乏爱财如命的人，如王戎、山涛等人。山涛就曾因为侵占管田而受到劾奏。但是，就他们这样的行为，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里就评论说：“后来常常把晋人的不婴世物以求自全看作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潇洒风度。其实其中既潜藏着向秀所曾经有过的心灵压迫的影子，也包含有甚深的心机。”[16]一语道破了当时文人的心态，同时在政治权利压迫下的文人形象更加鲜明。
名士嗜财敛财更进一步膨胀了世家的经济实力。南渡之初，可以说是世族的全盛时期。尤其是王、谢两族。王敦掌握兵权，王导执掌江左政权三十年。在政治上，世族的地位是优越的；在社会地位上，世族的地位更是无与伦比的，甚至皇室都无法相比。这一切都缘自“门阀制度”，他们强调“士庶天隔”，很多出身庶族的人，即使立了很大的功，得到很高的官位，但是得不到世族的承认就不能算是“士人”，就连皇帝也不能任意提升一个人为世族！《南史·王弘附王僧达传》载：“黄门朗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孙达门并。尝盛服车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孝武帝刘骏）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少年，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17]在沈约的《宋书》列传第一后妃传里同样记载了这件事情，“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18]虽然，后来王僧达被借故杀了，但是由此可知世族的社会地位之高。
世族不仅是社会地位高，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权，在选拔官吏上首选为世族子弟，往往由于门第高贵就能出任清贵且易于升迁的职位。除了做官，在婚姻上，世族也有自己的严格规定，为了保持世族的优越地位，一般是禁止世族和庶族通婚的。在《文选》中收录了沈约的《奏弹王源》一文，其中就世族王源把女儿嫁给了富阳满氏，收了五万钱的聘礼这件事情，沈约认为王源是世族，因为钱而和庶族联姻，“王满联姻，实骇物听”，并且称“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宋子河鲂，同穴于舆台之鬼。高门降衡，虽自己作，蔑祖辱亲，于事何甚”。并且主张“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19]处罚之重，其实是在维护世族的优越地位。
南渡之后，对于北方过江的世族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当地的世族处理关系。在这点上，北方世族的态度是掌握政治的同时避免在经济和土地上与本地世族的进一步的冲突。因为他们在置办土地和建造庄园时都到人口较少，南方世族势力比较小的地方，比如浙东一带。大量的北方世族和相对的土地总量，必然导致世族间的争夺和斗争，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人情的淡薄。
自刘宋以来，皇室出身大都是庶族，即便是当了皇帝仍然是向往世族的生活的。世族社会既代表上流社会，在那个时候世族就代表高贵和典雅，世族多出文豪，这和他们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生活作风成了很多人膜拜追求的方式。皇室也想借由和世族切磋文艺，比攀生活方式来掩饰自身的自卑心理。从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到武陵昭王萧晔、鄱阳王萧钢、文惠太子萧长懋、随王萧子隆、竟陵王萧子良都爱好文学，当时以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为文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其门下文人中萧衍、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和陆垂号称“竟陵八友”，可以说竟陵文人团体的创作活动成了永明文学的中心。
就永明文学的整个创作时期来看，文人所处的环境是和平安定的，基本没有战乱的纷扰，南朝四代的更迭中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在根本上，这种政权的更替只是在形式上更换了皇帝，对于世族的经济基础是没有动摇的。在安定的环境下，加之皇室的爱好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二）、经济原因
土地的兼并，是世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土地的兼并问题，在王仲荤的《魏晋南北朝史》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在整个两汉时期里， 大土地占有者——贵族官僚霸占了任何一个平民有权租入的土地”。[20]如，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钱余顷”[21]。官僚利用自身的特权夺取农民的土地，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土地的不断集中；二是一定数量的农民破产。政府对兼并土地的官僚是放任的，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则采取迁徙的手段，就是把这些流民迁到人少地广的荒芜地区，这样缓和了矛盾也建设了那些迁徙之地。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到灵帝中平五年，总共307年间，流民问题不断，前后出现了50多次流民问题。从明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至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在短短的75年里，五个皇帝共下了16道诏文，其基本内容都是：“赐流民无名数欲自占者，人（爵）一级。”[22]由此可见流民问题的严重性。
破产流亡的农民，处境的很悲惨的，大量失去土地人也造成的社会的动荡不安。就东汉安帝到灵帝（公元180年），共63年，总共发生了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41次，而且人数在逐次增加，由安帝时的几千人发展到十余万人。公元186年，爆发了全国性的起义，使东汉政府从此一蹶不振。
东汉衰微的原因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在于专权的宦官和外戚。外戚和宦官的横征暴敛加速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间接的破坏了社会生产，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政府货币政策的混乱。甚至有些人上书说：“民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使铸大钱。”“帝竟不铸钱”[23]到曹丕黄初二年（221），终于废止使用五铢钱，使“百始以各帛为市”[24]。以物易物不过是原始的商品交换，这都说明当时商品货币关系规模正在逐渐缩小，以至于临近崩溃的状态，可以说自然经济又恢复了统治地位。
东汉末年，群雄四起，那些本坞自守、筑壁相保的豪强，他们带领“宾客”、“部曲”、及宗族的人员为了自保而做有计划的迁移。在统治阶级的混战中，豪强的力量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加强了，他们的庄园在发展，农民的依附关系加强了，这样一方面加强了世族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瓦解了东汉的统治！从此，世族的庄园经济一发不可收拾。大量的史料都反映了这一事实：
《后汉书·马援传》载：“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25]
《晋书·王戎传》：“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天下，积财聚钱，不知纪极。”[26]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也说倒：“生民之本，要为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著，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独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27]
据沈约《宋书·本纪武帝中》载“富强兼并，于是为弊”。“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28]可见，当时世族发展庄园经济，已经成为风气和社会一大问题。
世族拥有的广大的庄园，众多的良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就要求更多的流民依附他们。由于佃客依附世族以后可以逃避国家的税和徭役，因此，流民多愿意依附世族。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下令实施占田法，同时规定了关于荫户的制度。然而，事实上没有人遵守，流民一旦成为世族的荫庇户口就不算为政府的编户齐民，这样缩小了政府税收的范围。东晋时北方流民大举迁徙共七次,数量众多的流民依附了世族。
世族多喜欢建造山水雅丽的庄园，《南史·谢弘微传》就说谢混有“园宅十余所”。《宋书·孔灵符》也提到：“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园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29]
《宋书·王敬弘传》：“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30]
《南齐书·孔稚圭传》：“不乐世名，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侉无杂事。门庭之内，杂草不剪，中有蛙鸣。”[31]
《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中，描述谢灵运祖父的庄园这样说到：“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运镜，于江曲起楼， 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路筑，东出趋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临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沓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32]由此可见其园林规模之大，谢灵运于《山居赋》中描述自己的庄园“北山二园，南山三苑”，大概比谢玄的规模还大！
文人们就在这样一个半隐于世的世外桃源中模山范水，自给自足的庄园生产使他们可以不必接触外物。他们潜心于山水的灵性，文辞的美妙，注重抒发内心的情感。
(三)、佛教的传入对永明体产生的影响
佛教在南朝盛行，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自无数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之后，民间是疾苦的，需要一种精神的安慰；在世族中，南渡以后偏安一隅的矛盾，以及对收复北方无能为力，也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佛教就趁此机会，进入了世族的生活圈子。南朝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都是非常喜爱佛教的，因此佛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普惠的《南朝佛教于文学》一书里，对当时佛教和文学的互相影响作了很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佛教对永明体形成产生的影响大致是两个方面：格律、内容。
1、 歌的格律
中国的文学历来和音乐难分难解。《周礼·春官·大师》云：“皆文之以五声”。[35]这里的五声指的就是“宫、商、角、徵、羽。古人用这五声指代各个不同发音部位。宫代表喉音，商代表齿音，角代表牙音，徵代表舌音，羽代表唇音。“宫舌居中，商口张开，角舌缩却，徵舌挂齿，羽毛撮口聚。”[33]（《玉篇·五音之图》）这种认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促使人们利用这种自然的发音变化来达到诗歌声律的协调，产生音乐性。这种和谐的自然之声可以和歌唱相媲美。不过这都是自然的声律，而永明体的声律是人为的。关于自然和人为两种声律，郭绍虞是这样认为的：“所谓自然的音调与人为的声律之区别，还有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自然的音调于语言为主，……至于人为的音律则完全以文字为主，是利用当时审定字音的结果才创造完成的。”[34]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人们对汉语字音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自然的分解和拼合上。刚开始，人们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解决字的读音问题，比如某字读若某，但是遇到生僻的字，这个方法就不管用了。大约在东汉后期（公元2世纪），人们发明了给字注音的反切法，这种方法是利用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但是，汉字并不是拼音文字，一般从字的体形上来看是看不出音素的，汉字的语音分析是以音节为单位。在语言学上，汉字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所以方块字不仅是一个文字单位，也是一个语音单位。只有在分析拼音文字的时候，一般才采取以音素作为分析单位。
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佛经一般是印度古梵文写的。而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中国人要学习佛经，首先要懂得梵文，另外，随着佛教的传入一批高僧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也在学习汉语。梵语共四十七个字母，其中包括摩多十二个，体文三十五个。摩多为母音，也就是元音，有称声势；体文为子音，即辅音，又称纽。刘宋元嘉中，谢灵运参与重译南本《大涅磐经》，谓：“梵音十五字为一切字之本，牵彼就此，反语为字。”[36]这都说明中国的反切是受到梵语的启发。
关于诗歌声律的关键问题是四声的发现。在四声发现以前，中国韵书一般是用宫商角徵羽来归类的，第一个一平上去入四声分类的是周颙的《四声切韵》，一般认为四声的发现归功于周颙、沈约、谢眺、刘绘、范云等人。“根据陈寅恪的意见,把发现四声的具体时间定为永明，其依据是永明五年(487),竟陵王萧子‘亮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37]（《南齐书》卷40《萧子良传》）（《南朝佛教与文学》第164页）
四声的发现和佛教的关系，陈寅恪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38]
永明四声说的提出不仅是受到了梵语的拼音化、佛曲、梵呗、唱导等影响，还受到佛经转读的影响。佛经是注重音乐性的，因为美妙的形式能使佛教易于被人们接受，但是佛经传入中国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翻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在中国传教。《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里提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诵，皆其式也。”[39]佛教中有梵呗（也叫呗匿），意思是止断止息或者赞叹的意思，指佛教徒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也可以入乐由管弦乐器伴奏。但是佛经翻译成汉语以后，佛经中那些可以用管弦来伴奏的东西无法保留下来。多年发展以后，佛教的梵呗传入中国后发生很大的变化，梵呗分化成两种形式，据《高僧传》卷13《经师论》中描述：“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40]即梵呗分化成了转读和梵呗。中国的梵呗指的使用梵语吟唱那些篇幅短小的赞、颂、偈，并且具有一些固定的曲式来配合。
与梵呗同时流行于世的还有佛曲。在当时，不仅流行于僧人之间，也在文人和帝王之间受到喜爱，就连梁武帝萧衍都创作了佛曲，可见当时受到人们喜爱的程度。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擅长唱导的僧人。“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 [41]佛曲、梵呗那种注重声音不同变化产生感人魅力的特点，影响了当时南朝众多接触佛教的文人，使它他们在创作的同时注意诗歌的语言节奏变化和声律的协调。
2 诗歌的内容
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为了能得到本土文化的支持，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或者说是附会中国的本土文化。最明显的就是在南朝时和玄语清谈结合。当人们专注于一种东西时，就容易犯错，钻牛角尖，在这个时候佛教的介入，对正在困惑的文人来说无疑是看到了希望，因此佛教很快的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魏收的《魏书》列传文苑第七十三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初，衍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千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衍每礼佛，舍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42]
这样的情景，不管是发自内心还在出于趋炎附势的心态，佛教思想一定会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佛教认为自然山水之美，乃在于它体现了佛之神理，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关照，就可体悟佛理，所谓“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 [43]（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在诗歌内容上，一般多选山水为对象，通过山水表现佛理，一般有表现禅、梵、慧、尘、法、净、空等等。
表现禅的诗句如：禅心暮不杂，寂行好无私。（江淹《吴中理石佛诗》）
八解鸣涧流，四禅隐岩曲。（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五章》之四）
禅衢开远驾，爱海乱轻舟。（王融《法乐辞》之一）
明心弘十力，寂虑安四禅。（王融《法乐辞》之七）
表现梵的诗句如：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恩，俱期游范天。（萧衍《欢闻歌》之一）
表现尘的诗句如：
尘请良易著，道性故难淄。（刘孝绰《奉和昭明太子虎窟山寺诗》）
表现法的诗句如：
法王唯一法，无生信不生。（萧绎《刘和尚书侍五明集》）
表现净的诗句：
方维净国游，岂结危城恋。（王融《法乐辞》之四）
表尘维净觉，泛俗乃轮皇。（王融《法乐辞》之三）
另外表现隐逸的诗：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四）“永明体”兴起的内部原因
1、诗歌自身的发展
就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沈约已经有所感悟，他在给谢灵运做传时就评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刘勰也说“蔚应时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中古虽远，旷焉如面。” [44]它们都强调了一个变字，同时沈约也提到“驰骋文辞，义单乎此”“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45]晋宋年间，山水诗人为了纠正玄言诗淡而寡味的弊病，追求绚丽的词藻，而频繁的使用一些生僻的字和典故。针对这些情况，谢眺提出“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也提出“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对于这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罗宗强是这样认为的：“魏晋以后，诗文朝着美文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至宋、齐，这种发展已经逐步趋向成熟。美文应该具有的条件，如浓烈之抒情，词采之修饰，骈俪与用典等等，均已具备，进一步的发展，必定要落到声律上来。” [46]根据他的看法，可以得出永明诗注重声律的和谐是诗歌发展的必然阶段。
实际上，汉乐府中人们已经很注意节奏的变化了，诗歌脱离音乐后，人们依旧用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变化来使诗词在朗诵时达到参差变化而产生美感。但是，作为独立的诗歌而不是入乐的歌词，这样人们开始探索语言自身的节奏，而不再依赖于音乐。
诗歌的节奏主要是指句中的小停顿。以往的四言诗节奏过于单调，不必五言诗的停顿富有变化，因此在人们追求美文的时候大量的使用五言诗。诗歌发展的这种规律，刘勰发现，他在《文心雕龙·通变》里说：“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造词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名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事业。”“文律运周，日新其德。” [47]运周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而复始。日新，指这种周而复始的文律是日新的，不是相袭。规律法律也是与世推移的，不是不可变革的。“文质推移，与时俱化。” [48]接着，他在《定势》中讲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49]就是说根据表达的内容来确定所用的文体。南朝的诗歌的注重抒情，这可以说是五言诗兴盛于南朝的原因之一。
2、儒学的衰微
儒学衰微以来，人们不再过分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开始关心自身的情感表达，文学渐渐回归到自觉的抒情写意的轨道上来。关于诗歌的抒情性，早在《尚书·尧典》就提出“诗言志”。关于对志的理解，众说纷纭，在郑玄注的《尚书·尧典》里就说到：“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又这样解释：“志，意也。”也有人理解为情。
作为儒家祖师的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以“兴、观、群、怨”说规范诗歌的社会功能。先秦时期，儒家由于看重政治教化，往往将‘诗言志’中得志理解为志意和抱负，而对诗歌抒发情感、以情动人的特点缺少认识。 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影响了无数的文人在创作的时候忽视诗歌的抒情性。
儒学的衰微，无疑是文人思想的解放，他们能较自由的、较真实的抒发自己的情感，让文学创作回归到真我上来。
3、文学概念的净化
在南朝以前，文学已经存在，但是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还只是表面的，仅仅是教化和实用之外的附属，文学的概念人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在先秦以前，文学指的是学术，也包括现在代意义的文学。到汉朝时以文学概括学术，而以文章概括现在所谓的文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盛兴，因此所谓的文学大半应该指的是儒学。这样的认识到曹魏时期依旧如此。即便是曹丕也只提出了一个“文章经国之大业”，而没有提到文学。一直到范晔的《后汉书·傅毅传》里才提到：“肃宗博招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
到南朝时期，宋文帝立四学，文学、儒学、史学、玄学。刘义庆《世说新语》有《文学》篇，其中叙述诗人文士。此外，《刘勰传》中又说：“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也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这里所谓的文学已经比较接近现在所谓的文学了。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马，体变曹王，褥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52]
在认清文学意义的同时，人们还进一步发现了文学的价值，但是关于文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还赖于曹丕的提倡，他在《典论·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尽，融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在这里曹丕虽然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说文学，但是已经把文章和经国之大业并举，可见已经把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鼓励了后世文人积极创作，继而进入一个“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文学自觉的时代。
（五）、文人的思想倾向
后世对永明诗人多有微词，我想可以通过对当时他们思想倾向的了解得到一个合理的公正的评价。建安时期的五言诗历来被认为是璀璨的明珠，而对永明诗歌则认为其过度追求形式而缺乏内容。建安时代处于乱世，人人都想建功立业，这是属于意气风发的时代，文学作品涉及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战乱的悲苦、反映个人宏大的志向，评论天下大事，他们是自由的。这主要是由于文人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信任，他们都需要对方来建功立业。
而南朝的文人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尽管，南朝的文人在身份地位上大都超过建安文人，永明文人基本都是出身世家大族，拥有高贵的血统和门第，但是，南朝文人和皇室的关系却比建安时期文人和皇室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建安时期，文人和皇室是相互信任的；南朝时期，文人和皇室是相互猜忌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54]文人的命运和政治紧密相连，在南朝时期文人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因此，文人的命运是可怜的。后人评价南朝的文学水平比不上曹魏时期，大多数人认为，建安文学史文人五言诗的腾跃时代，向来被公认为中国五言古体诗的第一座高峰，漫过六朝诗歌的低谷，又攀上古今体具备的辉煌的唐诗高峰。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西晋时期，司马氏为了巩固统治，杀了大批名士，对于晋朝文人命运的可悲，刘勰有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只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六韵绮靡。前史以为云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56]到了南朝时期，文人的命运更加坎坷。
南朝时期，皇帝多出行伍之间，文化水平相较于文学世家的世族来说来有一段距离。皇室崇尚文学，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标榜其世家的高雅和尊贵，与世族文人一较高下，而文人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同时，随同南朝皇帝建功立业的大多都是寒门出身，他们对世族文人是羡慕到鄙视的，因为以往世族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他们一度轻视甚至肆意的践踏寒门的尊严。而今，寒门掌握了军权，世族文人多少会受到威胁。皇室成员多爱召集文人谈诗论道，这样文人无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室的斗争中。尤其齐宋两代，屠杀宗室酷烈前后相继！史书记载“赜死，(鸾)遂秉朝政。既杀昭业，专权酷暴，屠灭赜等子孙。”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57]（《魏书·岛夷刘裕专》）
卷入皇室斗争被杀是一个方面，因为才高被嫉恨，才是南朝文人不敢表露自己真实文采的原因。《谢眺诗论》中举了这样一则例子：裴松之任中书侍郎时，宋文帝命注《三国志》，书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喜太守。”既然嘉美“不朽”，而且宋文帝就说过“裴松之廊庙之才”。为何书一成就把他外放了呢？这只能说明宋文帝不仅对“不朽”企羡，而且还有极深的忌妒。[58]（《谢眺诗论》第23页）
自晋以来，文人忌讳有什么政治理想，面对血腥的现实，文人远离政治，以求自保。因此文人就躲避到无关政治的玄谈、佛教、书法、琴棋、绘画里，追求诗文创作的技巧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在分析永明体的发展原因时，魏耕原这样分析道“讲究声律与对偶的新体诗的流行，固然有诗体内部的演变规律，亦和政治气候文化思潮具有密切关系。就是不做诗，言谈间的漂亮偶对也可获得极大的声誉。” [59]就以谢眺为例，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善自发诗端，而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关于“篇末多踬”的思考，魏耕原看法是和钟嵘不同的。首先，谢眺处于文祸盛兴的时代，为了自保他处处小心翼翼，就他的诗作而言，以永明十一年萧鸾执政为他创作的分界线，这时期基本上在篇末都会反反复复说一个问题，希望或将要隐居。字面话头虽然不一样，却定的同一个调子，在那么多结尾都说要归隐，很少见到相同的习言常语，也就是说它能用许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构思表述同一思想，这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才力。[60]尽管，他一直小心翼翼，最后还是被害死了。对于他的死，沈约写了一首诗，这样说道：“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沈约是非常赏识谢眺的，对于他的死他是很惋惜和为之不平的。
南朝时期，文人的创作事实上是承接建安的。沈约总结建安文学创作经验得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看得出来他是赞同建安的创作的，因此提出了“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就是说创作应该以明白畅晓为美，用典使字以易识为得，应为表情达意服务。追求诗歌的声律和创作的技巧是无关政事的，因此当时的文人刻意追求诗歌的形势是可以理解的。
三、总结
文学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和政治、经济、宗教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人们的生活影射到纸笔上。“永明体”的兴起除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外，还和政治、经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总的方向是积极向上的，没有永明文人对声律的积极探索，就很难出现盛唐的美丽的诗篇。在后来李白、杜甫等等唐代大诗人身上显现的南朝文人创作的影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诗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就连杜甫都评价李白的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朱子语类卷一四零）“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春日忆李白）后人范温在他的《潜溪诗眼》里概括说：“唐诸人诗，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唯老杜、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年乃各自变成一家耳。”（范温《潜溪诗眼》《宋诗话辑佚》） |
发表于 2007-10-13 23: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