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金克木（李海华）

悠游林下

为什么要读金克木
文：李海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金先生的书。

　　金克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共出了多少本书？据说多达三十余种。想来这三十余种当中还不包括别人的选本(金本人对此一向采取“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一切听凭编者所为)。这类选本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就笔者搜求所及有谢冕编的《金克木散文选集》、陈伟光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黄德海编的《书读完了》以及最近面世的《倒读历史》(张昌华编)。金克木的名字自然是有号召力的，但像这样为不同的选家编了又编，还是有点不同寻常。这类选本，有的偏重某一方面(比如治学、文化)，有的则是面面俱到，力求展现金克木的多维视野和兴趣。这里只谈别人的选本，实在是因为金先生的书太多了，而笔者又并非有志于“金学”(不知有没有？)，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下这位“怪杰”(张昌华语，意指小学生出身的大学者)了。

　　何况谈论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实非笔者所能，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乃至最终放弃呢。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非他愿。陈是大家，他不愿为的事情，我等一般读书人若能勉力为之，也足以沾沾自喜了，因此这里就试着谈谈作为随笔作家的金克木，或者说金克木的随笔。

　　窃以为，同为“燕园四老”，同是研究印度文化，也同样爱写随笔，金克木的小文章要比季羡林写得好。无论就情怀、视野、趣味哪个方面来说，笔者都更喜欢金克木而不是季羡林。记得傅国涌先生曾说，季羡林先生在印度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自非行外所能评判，但其见识与文章却实在说不上怎么高明，比如所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已成为笑谈。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当然本文意不在“拥金贬季”，在两位大学者中间制造不和谐(季先生强调“内心的和谐”)，虽然金先生早已归了道山，插说几句只是想说明金克木的随笔写得好，特别是在“学者之文”中更显得出类拔萃难能可贵。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这原本是个谁读谁知道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有两点：一是金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金先生的热中“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至于授业，以先生之“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以笔者之愚陋实难受之，还是另择可造之材吧。

　　金克木看了多少书？这是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反正我们知道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以这样一种身份来谈读书，当然是能令人信服的。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金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这让笔者想起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发起编写的《中国文化导论》)，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金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求X得X”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刘绍铭就写过一篇《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金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金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一点经历》)。

　　说到解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平日里笔者对一些文史大家乃至新起之秀的考据文字总是不明所以，不知其价值何在，待到看了金先生《刘教授文典》一文才恍然既而释然了。盖“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的新风气。……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这是不是说，如今的所谓“经学”，乃是泛指对“基本事实”的钩沉辨正？若是，则现在的新考据之风自然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所谓“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书读完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而毋宁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百年投影：1898－1997》)与其说金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金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历史的断层》)对于喜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开阔中国人的视野，金先生总结的教训是其得到的“信息不灵、不全、不准、不及时，只坐等人送来”(《什么是弧三角》)，读来犹让人为康熙一叹。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又怎能说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没有假的、片面的和扭曲的？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接收信息的愿望，而是没有接收信息的自由。几百年过去了，康熙皇帝的教训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不过，圣人有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对金先生的个别想法，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至少金先生本该说得更明白些。比如在《“五四”一疑》(1990)一文中，金先生说：“‘德’、‘赛’若是药，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大家还得学神农和李时珍，尝百草，辨药性，编出《本草》。”这话是说民主和科学未必是中国所需吗？“编出《本草》”是指“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吗？参看《人苦不自知》一文，金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要弄清自己的病根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但老大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难道还对民主和科学有什么疑问吗？祈望先生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