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耿法)

东施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傅斯年字孟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积极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中,凭着出色的才干,成为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高举大旗冲在学生游行队伍最前列,堪称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后来他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聘请,以非凡的胸怀和魄力筹建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工作极为勤勉而出色。因为他秉公直言,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被人称为“傅大炮”。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员,1944年9月7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抓住沸沸扬扬的“黄金公债案”,以咨询形式将孔祥熙的贪污罪行公之于世,震动朝野,舆论哗然,最终迫使孔祥熙下台。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集中火力炮轰宋子文,他写下战斗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再次震动朝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的性格十分刚烈暴躁,然而他对其下属和优秀人才又那样体贴入微,细心至极,既真诚给他们帮助,又不让本人事先知晓而感受难堪,他深深懂得维护知识分子自尊的重要。傅斯年从不轻易求人,但抗战期间为了危难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他却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留下一段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真诚友谊的佳话。
抗战期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五个单位都搬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在李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编制,所以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后经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将学社主要成员分别纳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内。这时,协助梁思成工作的主要助手、他的妻子林徽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常年辗转于病榻,缺医少药,又无任何营养,一方面要协助梁思成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工作十分辛劳,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为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计而操劳,处境十分艰难。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中央史语所工作,此时也身患重病(由气管炎突转为来势凶险的肺病),虽然战胜了死神,度过了危险期,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足,病体十分虚弱,每天连到山上史语所去上班都支撑不住。所长傅斯年在山上研究所院内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使他在床上可以晒到太阳,这在抗战艰难时期的内地可算是“天堂”了。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为了替国家保护人才,他于1942年4月18日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谈及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谈到他们的家世和学问人品,忧虑倘无外边帮助,梁氏兄弟将要出事,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给予资助。全信如下: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从信中可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为梁氏兄弟还同时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泳霓)写了信求助。信中在“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一句下还专门加画了波浪线,以示情况重要而紧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对傅斯年为他们改善处境竭尽全力求助直陈最高当局之事毫不知情,如果事先得知一点风声,梁氏兄弟肯定要极力劝阻并谢绝的。
傅斯年的求助信起到了作用,时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这对梁氏兄弟无疑是雪中送炭。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2个月中增加了8磅半。”此信所说的“经济情况改善”,当和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直接有关。傅斯年在收到朱家骅寄来的款项后,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事情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他致朱家骅的信的抄件寄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告知事情缘由。梁思成当时不在家,由林徽因收阅并回了信。此信原件现存台湾傅斯年的档案文件中,娟秀流畅的字迹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信笺上,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此信影印件因没有复印上最后的落款,无法知道林徽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从信中所述内容看是收到傅斯年信后不久即回复的,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和谦虚风貌。从中更反映出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处境大声疾呼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国家、民族保存精英,珍惜人才,因此他虽然“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但为了使梁氏兄弟能及时得到救助,渡过难关,他才一反常态,分别向朱家骅和翁文灏两位政府要员写信求助,并在信中提出转请陈布雷先生向最高当局报告此事,以求得最迅速的答复和资助。回想傅斯年后来对权势炙手的孔祥熙、宋子文两人的无情揭露和炮轰,再看看他对无权无势的梁氏兄弟的体贴和照顾,他的大爱和大憎是何等强烈而鲜明!如果说梁思永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骨干,是他的下属,给予帮助和照顾尚属他的分内之事的话,那么梁思成和中国营造社并非他属下的人员和机构,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则关系更远更边缘化,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他却满怀深情为他们写信求救,信中表达的全是他的肺腑之言。
世上固然有所谓“文人相轻”的恶习,但更有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体现,这种真挚的友情自古就留下许多佳话。傅斯年身上正集中体现了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但他的境界又远高于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私人友谊(尽管这种私人友谊也是很美好的)。他个人和梁氏兄弟的父亲梁启超并无任何私人渊源关系,甚至如他信中所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无很深的个人交往与友情,思成、徽因夫妇也非他主管的下属,但他的信中既能公允地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和护国之役的功劳,又对并非他下属的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杰出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林徽因的才华也十分推崇。他在信中强调“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强调这点,更透着民族的自豪,傅斯年是把梁思成、梁思永的学术成就视作中华民族的成就和骄傲,如他在信中另一处再次强调的“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为此,他虽自认为全是他“多事”,但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必须对处于困境中的梁氏兄弟伸出援手,否则梁氏兄弟“要出事”,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可以设想,当时若无傅斯年的这封信,就不可能有外边雪中送炭的帮助,梁氏兄弟两家很难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尤其梁思永和林徽因当时都重病在身,极有可能真的“出事”,会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这样的惨剧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屡有所闻。倘若真发生这样的惨剧,梁思成也肯定无法独自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简直无法想像这一切。傅斯年的信堪称及时雨,实在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傅斯年的信中突出的是梁氏兄弟的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从“梁任公家道清寒”,说到“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从“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说到“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最后得出结论:“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没有一点是出自私人的好恶和关系。他在信中还特别叮嘱朱家骅“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正表明了他的无私和高尚的情操,决非用这种事来讨好学者,维持私人关系,拉小圈子,结朋党。
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由于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得知,只能期待日后相关档案全部开放才能真相大白。但金钱的数目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相濡以沫的情谊实在可贵,值得人们再三回味。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自身,还是作为相关的领导和官员,都能从中借鉴到有益的精神财富,以使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