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的遭遇（胡尚元）

东施

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字伯伦，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成右派，与向达、荣孟源和陈梦家等人一起作为整个史学界的右派典型，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批判。 　　   
　　   
　　学术人生     
　　   
　　１９０２年，雷海宗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１９１７年入北京崇德中学，两年后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１９２２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１９２４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２７年，其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２５岁。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位论文选题时，大多选择做有关中国学术的文章。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学生有比较深厚的中国学术功底，同时也是因为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相对陌生，通过论文答辩比较容易一些。比如早先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其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雷海宗却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来撰写博士论文，并且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因而深受其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雷海宗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主要讲授外国史和中国史，同时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先后发表《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孔子以前的哲学》等论文。１９３１年，他转到武汉大学，任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方法，以“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为根据，推断周朝元年应当在公元前１０３０年与前１０２０年之间，从而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１０２７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的时间在公元前１３００年，而汤王中原应当在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左右。
　　   
　　１９３２年后，雷海宗先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主要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史学方法等课程，有时也讲外国史课程。他还编辑了一套《中国通史选读》共７册，作为铅印讲义和教材。至抗战爆发前，他先后发表了《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１９３８年，他将这几篇文章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又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出版。这部书是雷海宗的代表作。
　　   
　　其后，雷海宗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成为“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他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４６年出版。“战国策派”主要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等，当时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学派。
　　   
　　到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雷海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如《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司马迁的史学》、《古代中国外交》、《中国古代制度》等。同期所发表的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由于雷海宗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国民党当局曾经动员他“南飞”，并为他准备了机票。但雷海宗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留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１９５１年２月，北大、清华等高校的６３位教授组成３个土改参观团，雷海宗与清华的吴景超（团长）以及北大的朱光潜、贺麟等人一起，参加了西北区的参观团。通过这些活动，雷海宗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在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批判性文章，如《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并捐献了全部稿费。
　　   
　　１９５２年秋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等课程。他所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１９５４年底，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思想文化界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清算。雷海宗也写了《胡适哲学观批判》一文（未公开发表），参加了批判运动。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因为在学术方面的一系列言论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停止了教学活动，科研工作也难以进行。但他仍没有完全放弃学术研究，精心译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１９６１年底，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此时他已身患不治之症，不能行走，但仍然在次年春天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为２００多名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１１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他在重病之中顽强支撑，讲课时仍显得精神抖擞，使很多学生深受感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去世，终年６０岁。
　　   
　　１９７９年，雷海宗的“右派”问题被彻底改正。     
　　   
　　“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天津传达会议精神。天津市委邀请了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报告并进行小组讨论。
　　   
　　雷海宗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极为大胆的发言。他从建国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谈起，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的建设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他看来，“百家争鸣”之所以“鸣”不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资料的缺乏。接着，他谈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由于这段发言对理解雷海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停滞论”极为重要，因此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１８９５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如何具体做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但首先必须大家对整个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
　　   
　　小组的发言和讨论每天都要整理成简报上报康生，康生应当看到过雷海宗的发言（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１９５７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２００３年２期）。但他的这次发言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４月１４日，《人民日报》派３位记者到天津，召集李建勋、吴恩裕、季陶达、雷海宗等１０位天津知名教授召开座谈会，讨论“双百方针”。雷海宗又一次在会上发言。他重复了上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主旨，但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他说，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谈的主要是当前的革命问题。雷批评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雷认为：１８９５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１８９５年到今天６２年的课补上。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６２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１８９０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就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但这一次发言很快就带来了麻烦。一周后，《人民日报》刊出雷海宗的谈话，标题是《社会科学需要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报》在前面加了“编者按”，后面加了“编者注”，并用了黑体字。编者按说：
　　   
　　“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１—２２日）
　　   
　　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雷海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对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首先表示，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他也认为最近６２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他所强调的只是过度忽视了对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他在谈话中所说的“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一句话中，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而上半句“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是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他说，我们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从而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他强调指出：这个意思，他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跟他当时的一种想法有关系。因为在座谈会的半个月以前，他在曾经在天津的另一个座谈会上发过言，主旨相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他就把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话用半句话带过去了。
　　   
　　他把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原稿附在信后（主要部分已录于前），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４月２８日刊登这封来信时，没有直接对它发表评论。但是，同时刊登了季陶达的《马克思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吗？》一文，“认为马列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人民日报》的态度。
　　   
　　就在这中间，也就是４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派学术文化部编辑袁佑铭访问雷海宗。雷海宗主要谈了对教条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苏联教条主义到了极点，不论什么杂志也好，小册子也好，都是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是找一点材料，套上早已过时的结论。他说，这些东西哪一本是经得住学术上推敲的？
　　   
　　对马恩列斯的著作，他也作了大胆的点评：     
　　学术著作就是那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在革命运动中，应付当前问题的东西，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比如说“物质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都得承认它。这就是真正的东西，让你不得不认识。比如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但是，列宁的“经验批判论”就不同了，就差得多了。为什么呢？……做学问是要有学问的基础的。……马克思人家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对现实情况材料的研究，自然就不同。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所以，基础学问要紧，……你说到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这本书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了以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１９５７年第４４期）
　　   
　　雷海宗还进一步谈了“雅典宪法”以及国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问题。他特别嘱咐袁编辑，这次谈话“最好不要发表”，因为害怕“引起一些不安来”。后来确实没有公开发表，却刊登在中宣部主办的专供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了。
　　   
　　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天津市社科联组织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争鸣论坛。由于有《人民日报》“按语”的教训，雷海宗本来不想作演讲，但禁不住反复动员，还是以《世界史分期与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一些问题》为题发表了讲演。
　　   
　　他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说起，认为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他认为经典著作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所根据的也只是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他强调，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他指出：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为封建社会的习惯性分法是不科学的。这样就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同时又把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违反了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至于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以铜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伦为例，提出了“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罗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马当时经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他还提出了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铁器时代前一段，他主张仍然使用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词，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马很短时期有”。他认为，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他举例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的是罗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做奴隶，而这已是１６、１７、１８世纪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残余，这也可以说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说，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６月５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报道时只是客观地介绍了雷海宗的讲演内容，未加任何评论。实际上，当雷海宗的演讲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有人当时就说：“雷先生的这篇演讲没准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１９５７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２００３年２期） 　　   
　　   
　　厄运降临     
　　   
　　４月份正是中共积极鼓励人们参加“百家争鸣”，是促“放”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按语”显然与整个形势不合拍。据说是因为“邓拓很有意见”，并打长途电话到天津，要求组织批判。又据说是“因为毛主席生气了”，才没有紧接着对雷海宗展开批判。直到８月份，雷海宗被定为右派，他的厄运才开始降临。
　　   
　　《人民日报》发表雷海宗的发言和“按语”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南开大学，“大多数人认为雷海宗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日报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认为批评的方式和时机有问题”。在历史系有几种不同反应：“吴廷璆（科研处副处长）在座谈会记录未发表前曾对王瑞青同志（党员）说：‘雷又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否认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人民日报的人当时未注意，邓拓很有意见，打长途电话来要求组织批判，历史系应当写些文章。’记录发表后，他说：‘雷的根本看法是把资本主义当成正统，否认列宁逝世以后各国党在革命上的贡献，对斯大林、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都没有看在眼里；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好。这样一来有意见也给打回去了。’杨志玖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做法，也不同意人民日报的批评。他说：‘还未看到东西就加按语，评论还用黑体字，就是百家争鸣也不应如此。雷所谈和人民日报按语根本是两回事。雷指的是历史科学，是学术问题；人民日报指的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雷说用别人的东西套中国历史就是不应该么，苏联的历史科学就是没有发展。从编者角度来讲可以加按语。但一开始就这样做不好，应该将事实弄清楚再说。’他说他准备写信给人民日报对这种做法提意见。”“图书馆馆长冯文潜说：‘在我们，学术、理论和革命实践是统一的。在雷则把学术和革命理论及革命实践分开了。我想如果说革命理论有发展他不会不同意。在雷看来，那并不等于历史科学有发展。’关于批评方式和时机他未表示更多的意见。他说：‘人们的习惯还是认为，人民日报的按语就是结论。’”（《宣教动态》１９５７年第４１期）
　　   
　　继４月２８日刊登了季陶达的批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于５月５日又刊登了吴恩裕的批评文章。５月７日刊登了杨志玖的来信，果然对《人民日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些文章都是原文照登，不加评论。
　　   
　　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对于《人民日报》的按语非常重视，并进行过多次研究。总的看法是，雷海宗的意见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但在当时形势下，对《人民日报》的按语又不能不表态。于是，他们写了一篇短文，征得河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孙延龄的同意，用他的名义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表示不同意雷海宗关于革命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看法。这封信发表在５月１６日的《天津日报》，已经是毛泽东在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准备对右派进行反击的第二天。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拉开帷幕。
　　   
　　６月１５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会召开大会，讨论谭天荣问题。此前，北大物理系著名的“右派”学生谭天荣曾三次到南开“煽风点火”，并访问过雷海宗。谭天荣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分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１８９５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做讨论，或者叫做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谭天荣《第二株毒草》）
　　   
　　雷海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了言。他在发言中说：有些人蓄意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和马列主义的指导，那就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但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路线走不通。谈到对整风的态度，他说：不能抛开历史，把这些困难、错误和缺点都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在整风中指出困难和缺点错误是应该的，但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困难和缺点错误，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反对党和政府。如果按照那些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取消人民政府的人的意见去做，中国就必然回到亡国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面去，这就不是整风而是要我们开倒车。
　　   
　　关于谭天荣，雷海宗说：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他说只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中的一部分。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他说不能。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他说没有。我劝他：你要想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得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哲学是一门有系统的全面的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的高深学问，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雷海宗进一步指出：对于最唯心的深奥的哲学也读过一些，我感到这些哲学都有阶级性，都在企图说明世界，但对谭天荣的大作则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只是名词概念的堆积，没有说出任何问题。（６月２９日《人民日报》）
　　   
　　不知道谭天荣所说的“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的话是否属实。但《人民日报》自４月份颇具火药味的“按语”之后，对雷海宗的有关报道却都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不作评论。直到６月２９日，还刊登了《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一文，完全从正面报道了雷海宗６月１５日在历史系学生会大会上的发言。很明显，这种做法前后矛盾，其中不会没有原因。 　　   
　　   
　　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的高校普遍开展反右派斗争之后，天津市委文教部、南开大学党委、天津市委有关领导仍然认为雷海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还曾多次就雷海宗的问题向中宣部科学处请示，于光远曾经明确表态：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学术问题，让他继续讲、写，也可以发表，总之是“百家争鸣”，至于雷该不该划为右派，那是另外的问题，应由天津市委来决定。
　　   
　　但是，不久就开始传出小道消息。康生说：“认为马克思主义１８９５年以后就不发展了，这还不够定右派？”他还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名说：“让雷登台批判右派，还加以报道，难道雷海宗成了左派？”７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部长会议。康生在小组会上当面指斥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右倾，说：“你们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还没有斗，反右就结束了？天津不斗雷海宗就是右倾，天津反右要重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大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委不得不立即行动，把雷海宗定为右派。８月１４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 　　   
　　   
　　横遭批判     
　　   
　　雷海宗被定为“右派”后，针对他的大批判随即展开。继８月１４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之后，天津市史学界也举行了批判会。９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雷海宗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９月１３日的《天津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会上批判雷海宗等人的言论。“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来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之类的标签，纷纷贴在雷海宗身上。
南开大学历史系有关领导认为：“长期来，雷海宗在历史系教师和学生中系统地散布了他的反动观点，影响极其恶劣，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党阴谋后，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学术思想。”因此，他们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题目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苏联历史科学成就”、“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等。还有人提议，“这项工作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把对雷海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既有专人准备，又有群众的广泛参加，使每个人都投入到斗争中去”。（《历史系确定了两件大事》，《人民南开》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自然要作检查。“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时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而且，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还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据有人回忆：“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作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夫人张景茀多年后回忆说：“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
　　   
　　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了３天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雷海宗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会上作了检讨）。雷海宗在“鸣”、“放”中的那些发言和讲话自然都成了罪证。不仅如此，他在平常所发的一些议论，以及他在解放前的一些活动，甚至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等等，都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史学刊物很快就成为大批判的主要阵地。综观当时报纸、杂志上所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对雷海宗的批判主要有：
　　   
　　其一，反对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成就。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坚决反击史学界的右派分子——首都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报道》，《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１页）。他还曾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雷海宗还说过：“无论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雷海宗听说某些商场毁了一些无用的旧书，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书坑儒。”（《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
　　   
　　批判者指出，这是雷海宗采取含沙射影、明枪暗箭的手法，诬蔑党和国家的若干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党和国家的关系，说明了雷海宗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雷海宗毫无根据地诬蔑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界，诬蔑苏联学者，“显然是想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有人则认为，雷海宗的言论与章罗联盟是“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他们有共同的恶毒的语言、卑劣的手法、反动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语言都是浸透着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无比的仇视和诬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味的粉饰和膜拜。他们的手法都是故意抹杀新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设法挑拨和煽动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的目的都在改变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削弱和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期以造成天下大乱，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让我们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揭露雷海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历史教学》１９５７年１０期。）
　　   
　　其二，宣扬“马克思主义停滞论”。雷海宗被批判为一贯地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马列主义进攻。在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谬论以前半年，雷海宗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１８７７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他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雷海宗在天津１０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应该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雷海宗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辈已经说过的一些陈腐的调子”；至于“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即使是在历史科学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 　　   
　　   
　　针对雷海宗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的解释，有人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像雷海宗说的那样，根本不是科学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那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闹了。这也许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谬理论的真实企图吧！”（《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他首先是伪装着‘推崇’马克思，以马克思来打倒恩格斯，打倒列宁，打倒斯大林，把马克思完全孤立起来，而最后又反转过来把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也就是由‘推崇’马克思的雷海宗来打倒马克思、推翻马克思。”什么“停滞论”、“过时论”只不过是一个花招。（《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第９２－９５页）。
　　   
　　其三，否认奴隶社会阶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５种生产方式理论。有批判者指出：雷海宗根本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在否定５种生产方式理论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历史叫做生产工具发展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而在铜器、铁器时代，只有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暴露了雷海宗历史观的“彻底反动性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般地说来有两个基本论调，两个基本方法。一种是把阶级社会描绘成自古已然，……阶级的压迫、阶级的剥削是天经地义，任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企图都是徒然的。……另一种是根本就不承认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那是人为地在制造矛盾，制造斗争，而所谓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两种方法本质上一样，“都是在麻痹和欺骗劳动者，要他们放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听任反革命的阶级的统治和宰割。”雷海宗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显然属于后一种。这正是雷海宗的祸心之所在。（《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第９２－９５页）。雷海宗的讲演是“一篇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史观’来反对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极端反动的文章”；雷海宗要大家“不再多谈历史分期的问题”，意思是说，马列主义的５种生产方式理论并不完全对，根据它来讨论历史分期问题，只是在跟着马列主义“凿空”罢了。“雷海宗是怎样的仇恨马列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他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而使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复辟。”（《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集，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其四，雷海宗的“反动历史”及“历史形态学”。随着批判的展开，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及其所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也成了批判的靶子。许多批判者纷纷揭露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说雷海宗自己就曾经说过：“我在解放前替蒋介石着想，比蒋介石自己还要周到。”说雷海宗在解放前曾投靠反动头目朱家骅，一直为《战国策》、《当代评论》、《每周评论》、《中央日报》等反动报刊撰写文章，曾先后发表过１００多篇，鼓吹法西斯主义，叫嚣反共反苏；在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段时期中，雷海宗还在昆明发动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联合发表反苏宣言，参加反苏游行，并且上书蒋介石，推荐胡适做行政院长，以期“收拾人心，争取美援”。因此，“雷海宗在反共反苏方面，是有理论，有政治纲领，有实际行动，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
有人则对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展开批判：“雷海宗在今天成为右派分子，成为在思想阵线上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急先锋之一，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因为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个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攻心战的人。”雷海宗的反动言论是有其理论体系的，这便是“历史形态学”。“历史形态学”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斯本格勒和汤因比为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一套反动的历史哲学，妄图和马克思主义对抗。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其反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分期的方法上”，其次表现在“他的悲观绝望的宿命论上”，再次表现在它的积极反苏、反共、坚决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上。因此，“对于雷海宗这样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我们不仅要就他在整风期间所发表的荒谬言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要揭露他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对他一向坚持的反动历史观进行无情的批判。”（《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雷海宗的那些足以振聋发聩的远见卓识，就这样被大批判的喧嚣所淹没了。这是雷海宗的悲剧，更是中国学术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