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前，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 屠隆(1543—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汤显祖和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 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者，尚有人在，而知道屠者，相当寥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必须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方称得上真正的不朽。可在万历年间，屠长卿的声名，大概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长卿的戏剧，也要比汤显祖卖座一些。 因为，屠长卿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写戏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大家一听就懂，很受欢迎。看来，他写戏，深谙编剧门窍，懂得观众口味，几部传奇，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于是，“名大噪”起来。(见《明史》) 汤的戏，着意文笔的精粹，追求完美的境界，与屠的戏，风格迥异，志趣不一。尽管是文人戏，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虽曲高可并不和寡，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同样也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数百年来，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编剧的行家里手，持礼敬态度的缘故。会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到底是有些差别的。莎士比亚，就曾作过剧团的三流演员，跑过龙套，休看不起这一点，正是这种对于舞台的实际体会，使他写的戏，总能紧紧攫住观众的心。 屠在当时能够略强于汤，就基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但是，沈德符所说汤的“才情自足不朽”，却是汤在几百年后，能够远胜于屠的魅力所在。文学这东西，一时的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生命力。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像二踢脚，像钻天猴，刹那间的效果，很快就狗屁不是，烟消云散。余生也晚，仅这数十年间，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响屁臭屁，让我们开了眼呀？可如今，那些狗屁制造者，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第一，他交游广，第二，他绯闻多，第三，常有是非尾随着他的屁股。因此，他是一个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色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而最各色，最轰动的一次大玩闹，莫过于万历三十年中秋，他一手策划的“无遮大会”了。 闹后三年，他就死了。因此，这次会，也是他人生闭幕前的最后表演。 屠隆之心血来潮，之大张旗鼓，之惊世骇俗，之滑稽突梯，确实是破天荒的。折柬邀集菊坛名角，盛情敦请文林士子，专程相约新旧情好，软轿抬来香艳女流，相聚于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呵，天哪，人家都认为屠先生疯了。可堪称闹中高手的他，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地将会议进行到底。这一年，他五十九岁，马上就是一甲子。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自然是他的生日庆典了。于是，舟船车马，络绎不绝，驰者塞途，观者如堵。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不能不佩服屠长卿的大手笔。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说到底，是屠先生花钱赚吆喝，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因此，主题只有一个，看屠的戏，论屠的文，捧屠的场，喝屠的彩。除持请柬的七十多位有头有脸的人士，其余不请自来的，慕名而来的，凑热闹赶来的，图博一粲有所希冀迳来的，以及为表示自己存在不得不来的，无一不是大椽巨匠，名流高门，骚人墨客，俊才雅士，加在一起，总有数百人众。中国人最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朋友，忽然间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徒劳无功，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消息传到“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足足那么一折腾，竟成为文坛另类的一次嘉年华盛会。弄得四邻不安，上下惊动，官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一旦自己偃旗息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 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古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 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膌《五杂俎》：“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妓女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淫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 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淫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淫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发表于 2007-8-4 15: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