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诸多领域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而且以励志耕耘、锲而不舍的刻苦治学精神和谦虚审慎、求是寻真的优良学风影响了一代代学人,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尤为难得的是,他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培育出一大批文史英才,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自学成才卓然大家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幼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898年参加清末科举考试,考中举人。后在维新思想影响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撰文抨击社会黑暗,鼓吹建立共和制,成为“革命报人”。民国初年,他被选为众议员,迁居北京。后曾一度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因目睹军阀混战、国事日非的社会现实而深感失望,毅然辞职,从此退出政界,转而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从1925年起,出任辅仁大学校长,执掌校政26年之久。在此前后,他还担任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等职务。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然而,陈垣既没有出洋留过学,也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他是弃医治史,经过坚忍不拔的刻苦自学而终成一代宗师的。
说起陈垣治史的经历十分生动感人:陈垣自幼勤奋好学,酷爱历史。十二三岁时他已熟读了十三经等儒学经典。13岁时,一次他偶然看到了一本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书中开列的经、史、子、集书目使他喜不自禁,由此按图索骥,认真研读,扩大了视野,掌握了目录学的知识,逐渐悟出了治学的门径。此后,他又根据《四库简明目录》和《四库总目提要》开始阅览史学书籍,了解学术的古今流别,为后来专攻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一度任教中小学的陈垣进入广州博济医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歧视中国籍教员和学生。因不满学校为外国势力所挟制,义愤之下,陈垣退出该校,1908年与爱国友人合作,另外创办了光华医学院,成为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医校。1910年,陈垣作为首届毕业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几年间,他经常撰述有关医学和医学史人物及研究的文章,在广州《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发表。由于陈垣对中国古史和中国医学夙有根柢,又经过近代自然科学、医学的教育,因此,他撰写的有关文章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定居北京以后,陈垣更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1917年,经过长期积累,陈垣撰成《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标志着他史学生涯的开始。此文对《元史》中“也里可温”进行了充分辩证,廓清迷雾,使沉埋了六七百年的元代基督教在华情况大白于世,这篇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论文使人耳目一新,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宗教史研究,从而获得中外学术界一致好评。此后,陈垣史学研究的著述一发不可收,有关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历史文献学的专著、论文接踵而出,如《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教》、《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史讳举例》,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此外,他还历时4年,编制成《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为中西回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换算工具书,为历史年代学辟出一条新路。他还根据自己和前人从事校勘的经验,撰成《校勘学释例》,首次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为学界广泛接受。在长达70余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陈垣持之以恒,孜孜矻矻,笔耕不辍,有20部专著和近200篇论文传世,堪称著述等身,成果恢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身陷日寇占领的北平,陈垣目睹时艰,拒不出任伪职。在白色恐怖的八年岁月中,他坚持操守,发扬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以傲骨撑天地的大无畏精神进行著述,以学术抗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他困处枯城,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寄托心志,先后撰成7部专著,其中被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均为针对时局抗敌斥奸有感而发之作,意在表彰明末遗民抗节不仕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历时两年撰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陈垣的一部力作,凝聚了他大量心血,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书中对由宋入元的胡三省心怀亡国之痛,竭30年心血为《资治通鉴》笺注进行全面辨析,以史为鉴,分析面临的时局,结合表胡注之微,阐发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操,倾注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对前方抗日战士的敬慕和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体现了很高学术成就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其代表作。
春风桃李化育英才
陈垣不仅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史学大师,而且视培养教育学生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执教数十年,呕心沥血,诲人不倦,金针度人,不遗余力,以至桃李遍天下,精英俊才辈出,为国家造就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史念海、赵光贤、单士元、陈述、郭预衡、刘乃和、蔡尚思、史树青、来新夏……此外,还有不少私淑弟子,如杨志玖。当时辅仁大学教师中也有不少陈垣的得意弟子,如余逊、柴德赓、牟润孙、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启功、周祖谟。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人员星散,有的就职他处,有的不幸弃世,只剩下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四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仍随侍恩师陈垣校长左右,聆其教诲,承其謦咳,得其亲炙,被人谐称为辅仁大学“四翰林”。
陈垣自1913年迁京定居以来,均为租赁住房,先后七次搬迁,八易其地,但书斋均冠以“励耘”之名,有其深意,因其父号励耘,陈垣深爱此二字,曾为友人一副家藏清人手卷《锄耕图》题跋,诗中有“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之句。把书斋命名为“励耘书屋”,就是要求自己治学要像农夫耕田劳作一样,业精于勤,深耕细作,毫不懈怠。而“励耘”二字,恰是陈垣一生勤奋治史的真实写照。
1939年,陈垣搬入北京西城兴化寺街5号(今兴华胡同13号),这里是他人生最后32年的住所,原为辅仁大学学生宿舍,被截断成为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有两进庭院,外院有三大间宽敞的南房作为书房兼会客室。由于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四位高足常常一起到这里的励耘书屋造访,向恩师问学请益,因此被时人戏谑地称为“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紫禁城乾清门右阶下的一排平房,因位于乾清宫之南而得名。康熙十六年(1677年),上谕在翰林院中选博学善书的饱学之士二人,御前供奉,入值侍班,以备顾问,讲究文义、缮写密旨,入选者称之为“南书房行走”,又称“南书房翰林”。因为余逊等四人是陈垣校长南书房的座上客,他们在此谈古论今,研讨学问,交流心得,因此时人有“四翰林”之谓。这四位青年才俊终成大才。
余逊,字让之,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和史学家余嘉锡的哲嗣。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幼承庭训,研习经史,后设馆授徒。他精研《四库全书》,数千年如一日,无间寒暑,颇有心得。思贤若渴的陈垣发现后,约见其人。余嘉锡与陈垣相见,交谈甚欢,他们二人有共同的治学经历,都受到张之洞《书目答问》启发,进而对《四库全书》进行研究,个中甘苦,如鱼游水,冷暖自知。二人灵犀相通,从此结交,陈垣对余嘉锡极力汲引,延聘他到辅仁大学,初为讲师,后升为教授。余嘉锡潜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积数十年之功,一生心力所萃,撰成《四库提要辨证》一书,80万字,是第一个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乖错违失纠谬的学者。此外,他还著有《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论学杂著》、《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证》等著作。1947年,余嘉锡与陈垣均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人比邻而居,一条胡同出了两名院士,当时传为美谈。余逊自承家学,博闻强记,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即出版了他撰著的《余氏高中本国史课本》,深受陈垣器重。毕业后即被罗致到辅仁大学,在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和《中国通史》。他在讲授《史记•高祖本纪》时,引述原文,在三面黑板上背诵书写千余字,与原文一字不差,足见功力深厚。讲课时从不带书和讲稿,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深受学生欢迎。惜其享年不永,因患高血压英年早逝而未能大展奇才。
柴德赓(1908—1979),字青峰,浙江诸暨县人。幼年在萧山读书,后转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高中,少年时受老师蔡东藩影响,热爱历史,国文根基深厚,被同学誉为“柴秀才”。蔡东藩学识渊博,著有《历朝通俗演义》,至今翻印不衰。1929年柴德赓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试卷被陈垣拔识为第一名,上课时他对答如流,更受陈垣赏识。当时柴德赓家庭经济困窘,得到陈垣的暗中资助,并极力推荐他的论文发表加以奖掖。1931年经陈垣荐介,到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抗战期间,出于对汉奸曹汝霖任辅仁大学董事长愤恨而举家南迁,任国立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返回北平,仍任教于辅仁大学历史系。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55年,响应支援兄弟院校的号召奉调苏州,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65年,由教育部借调,协助陈垣点校《新旧五代史》。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回江苏师范学院参加运动,屡受迫害,含冤去世。1979年5月,江苏师范学院举行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柴德赓追随陈垣多年,对恩师的道德文章极为钦佩,亲聆教诲,颇得真传。在辅仁大学任教时,他的住处与陈垣住所很近,因此有向恩师请益解惑之便。师生二人研讨学问,往往不计时间,夤夜不散。兴致高了,索性移座凳到励耕书屋的书库中检索群籍,有时师生二人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夜谈”。师生情谊深厚,由此可见一斑。柴德赓为人豪爽热情,重然诺,广交游,助人为乐,有乃师风。在学术研究上,仰承师训,长于考据,目录之学,著有《史籍举要》、《史学丛考》,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册,320万字。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余嘉锡的女婿。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中文系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解放后仍任教北大,并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周祖谟学殖深厚,举凡音韵、文学、训诂、校勘无一不精,学术成果颇丰,著有《问学集》、《汉语音韵论文集》、《广韵校本》、《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释名校笺》、《洛阳伽蓝记校释》、《唐五代韵书集存》等。他热心汉语规范化和文学改革运动,积极提倡普及语文知识,写有《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从青年时代起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他论学态度严谨,勤于钻研,慎于著述,厚积薄发,谨遵乃师搜集资料“竭泽而渔”的方法,参互比证,从不妄下断语。后长期在高校任教,为培养新一代语文工作者和科研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当今许多语言学界的学者均出其门下。
启功(1912—2005),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人,皇室贵族后裔。其父早丧,刚满周岁的启功在祖父关爱下读书。10岁时,祖父也弃世,家道中落。在祖父的门生接济下,茹苦守孀的寡母与未出嫁的姑姑将他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不得不找工作以养家餬口。1933年,经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他的作业介绍他见到陈垣校长,陈垣认为他的写作俱佳,破例录用,推荐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过了两年,有人认为启功仅是中学毕业,资格过浅,把他解聘了。陈垣不计文凭,重真才实学,又把他派到大学教一年级国文。陈垣历来对国文课十分重视,不仅亲自过问,每年还亲自教一班课,并亲自选课文,选教员,编成统一教材,对任课教师详加解说,学年末全校一年级国文课会考,也由陈垣亲自出题,统一评分。陈垣将自己多年总结出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倾囊不吝地传授给启功,细致入微到如何备课、批改作业、讲课的站姿、板书书写……使启功煦如春酿,终生受益,在辅仁大学执教,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大学名师。启功自幼习书法,博学多才,工书善画,熟读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善于广取博收的他,在陈垣的悉心指导下不仅学业精进,精于文物鉴赏,而且成长为当代书法大师、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解放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其著作丰赡,有诗作《启功韵语》,著作《古代文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等多部。说起他在辅仁大学教书的经历,启功曾形象地比喻为一边教大学,一边“上大学”。陈垣常教导启功,一篇论文或专著不要急于发表,这好比刚蒸出来的馒头,要等热气散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陈垣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自励,自己每写完一篇文章必请别人审读,听取修改意见,这些人包括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们。有幸审读到这些文章,不仅可以体会到恩师严谨认真的学风,还可以学习到恩师虚怀若谷、以众人为师的高尚品德。从1933年起,启功近随恩师左右,为沐春风,得其化育,师生之谊,有逾父子。启功数十年对恩师陈垣的教诲铭记不忘,在他心目中,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的恩,而是再造他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陈垣逝世后,启功撰写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荟陶甄。”纪念陈垣先生百年诞辰时,启功特撰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以缅怀恩师,正是校长的提携扶掖,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毕业生成长为一代著名学者。1991年,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启功以义卖书画款所得163万元人民币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陈垣的书斋名励耘书屋)以资助学子,作为对恩师的报答与纪念。 |
发表于 2007-7-30 21: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