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退休后,专心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决定在我家相近的极司非而路中振坊租赁两幢三层楼房屋,设立校史处。校史处有两位负责人:一为汪诒年(号颂阁,一作颂谷,系父亲同年汪康年之胞弟),杭州人。另一位蒋仲茀,苏州人。校史处初创时,需要年轻的编校人员,父亲即致函壬辰同年唐文治(蔚芝)。蔚丈介绍本届无锡国学专修馆优秀毕业生王绍曾(20岁,江阴人)、赵荣长(21岁,江阴人)、钱钟夏(21岁,无锡人,钱基博之侄)来沪参加工作。 校史处于1930年8月正式成立,全处共有十二三人。不料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部毁灭。当时称为“一·二八”事变。2月,商务全公司宣布停业,校史处也不得不撤销。然而父亲不愿让编校全史的工作就此中止。经与商务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将中振坊房屋退租,裁减人员。王、钱、赵三位辞退,每人发给三个月遣散费。校史处即迁至我们家中。我们腾出大会客厅。原在中振坊的校史处家具,如大书橱、办公桌椅以及装了箱的书籍、文件等都搬了过来,其他多余之物一律退还商务。从此,校史处的同仁在我家工作了五年八个月,到1937年11月2日结束。《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全部校勘,包括描润工作终于完成,并于1937年出齐。 “七·七”事变前后,父亲校印古籍之事大致进入了扫尾阶段。《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工作已基本结束。《四部丛刊·三编》出版之后,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四编的出版计划被迫搁置,因而日常生活倒反轻松了一些。 北平沦陷,父亲关心胡适之先生的近况,即致函询问。不久得到复信,称“一家一校在此时都是小事,都跟着国家大局为转移。国家若能安全渡过此大难关,则家事校事都不成问题。若青山不在,何处更有柴烧?”这激励人心的警句,与父亲的思想完全吻合。年逾七十的老翁又如何能尽一己之力,这个问题久久盘旋在他的脑海之中。 数日后,父亲约了几位友朋来座谈时事,讨论战局,交换各自所知所闻日寇暴行、我军民浴血抗敌的英雄气概,以及政府抗战的态度等等。所约友人仅六七人,如叶景葵、温宗尧(钦甫)、颜惠庆(骏人)、黄炎培(任之)等。家中略备点心招待。不久欲参加者人数渐增,乃决定找一合适的场所聚餐,选定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都路口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有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社会各界名流,并规定轮流做东,每周聚会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即当时所谓孤岛双周聚餐会。 父亲一向记日记。我保存1937年的“日记残本”记载,父亲8月31日“午赴浦东同乡会,应褚慧僧之招。新增王志莘、褚青来二人,余如前。黄任之仍在南京,胡政之未到”。9月3日又去浦东同乡会,“到者黄任之、陈澜生、叶玉虎、王造时、赵叔雍、陈陶遗、温钦甫、张镕西、褚青来、胡政之、许克诚、颜骏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从这些记录看,聚餐会可能在“七·七”事变之后就开始举行。9月30日,父亲又去参加聚餐会,由许克诚临时约来三位客人,他们是陈铭枢、蒋光鼐和杨德昭。这三位桂系将领在淞沪战区率领十九路军对抗敌人,军功显著,到会各界人士鼓掌致敬。数日后,父亲往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63号访杨德昭、陈铭枢。 从11月2日起,聚餐会地点改在青年会(敏体尼荫路,即今西藏南路)。这次聚会由父亲做东,到会者12人。每人西菜一客,有一汤、二菜、一点,甚丰。每客八角,另给茶房一元。这是当时的物价。 我对《日记残本》中的记载作了一个统计,先后参加聚餐会者共29人,姓名如下:张元济、颜惠庆、叶恭绰、陈澜生、赵叔雍、张镕西、褚青来、褚慧僧、胡政之、李伯申、许克诚、沈钧儒、陈陶遗、温宗尧、黄炎培、王志莘、薛子良、王造时、李肇甫、陈铭枢、蒋光鼐、杨德昭、薛笃弼、萨鼎铭、史家麟、许显时、李公朴、陈蒲生、陶星如。 父亲觉得聚餐会似有“坐而论道”的味道,作用不大,与适之先生信中所称“在此能出一分一厘力量,于大局稍稍有所挽救”差距甚大。如有财力则可捐助浴血抗战的将士,可是家境日见窘迫,谈何容易,乃取出家中所有银器如花瓶、花插、银盾等物共白银62两,托商务同仁任心白送交宝成银楼,兑成现金,取得徐永祚会计师正式收据,现款送上海市地方协会作捐献前线之用。另外托妇女慰劳分会缝纫股代制士兵需用的棉背心,共交付200元。 10月26日上海北郊大场失守,淞沪战区国军后撤,敌人向南京进攻。参加双周聚餐会的29人,对日后形势发展的看法及个人的打算不尽相同。他们大致有三种类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杨德昭不久离沪他去,沈钧儒去南京后随政府去武汉,黄炎培、王志莘先到武汉,后到重庆,直至抗战胜利方回沪。有的年事已高,难以离家远行,留在孤岛,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颜惠庆、叶景葵亦如此。不过最后颜去了香港。还有一部分则别有打算,投靠了日本人。第一个便是花花公子赵叔雍,温宗尧、陈锦涛也相继落水,在南京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星期聚餐会不久也就自行中止了。 父亲与蔡元培先生友谊非同一般,现追忆我们两家交往的一些片段。 孑丈续弦黄仲玉夫人于1922年病逝,翌年想再娶。他提出择偶条件 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为研究助手者。后由徐干娘介绍她原爱国女校的学生周竣女士。听说周府因双方年龄相差24岁,而特地开了家庭会议商量。结果周女士表示愿意,遂即订婚。 周竣女士是我童年时的家庭教师,与母亲颇多往来。1923年,孑丈征得周府同意,决定在苏州举行婚礼。我们全家和徐干娘同去苏州祝贺。早两天动身,下榻铁路饭店。铁路所办旅社较一般旅店新式、清洁。婚礼在留园举行,贺客不少。孑丈邀了三位壬辰科的同年参加典礼,除父亲外,还有章味三和童亦韩。新娘穿的淡粉红绣花礼服是母亲设计的。新郎穿西式大礼服。婚礼结束时,为新人照相。我正好带了一架相机,就在摄影师旁为新婚夫妇连拍了两张。底片居然历尽沧桑,保存至今。晚上喜宴设在留园大厅。当时留园虽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却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灯光也很暗。散席后即回铁路饭店休息,翌日返沪。 孑丈婚后不数日,即偕新夫人周师,带了黄夫人所生之子柏龄、女威廉去欧洲游学。离沪前,周师特来我家话别。母亲命我改称“年伯母”。她赶忙摇头说:“还是叫先生好。”因此,直到周师逝世也没有改口。 蔡府原住在愚园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之东首。那时孑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今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办公,距离较近。1937年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离沪杭铁路很近,治安不佳,就在法租界海格路另租一屋(即今华山路之蔡元培故居)。不久上海沦陷,孑丈偕夫人和女儿粹盎、两子怀新和英多迁居香港。离沪前交我一笔款项,备付房租。每月我去经租某洋行交付租金。1940年孑丈逝世,夫人和三子女返沪,就住在海格路这座屋内。此后,每隔一二月,我偕昌琳前往探望、请安。周师亦时来我家叙谈。 还有一段值得追叙的往事:1923年孑丈去欧洲时,父亲赠以200元作为川资。近半个世纪之后,我家在“文革”中被抄家两次,经济困难。周师不忘旧谊,以归还这笔川资为名,向我们伸出资助之手。她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危险,亲自将款送至我家。周师这种助人于危难之中的高尚品格,令人终生难忘。此亦可称蔡张两家交谊又一篇章。 日本侵略者把中华民族推入民族灾难的深渊。随着战祸的扩大,文物图籍的流散日益严重。叶景葵先生致函父亲,表示应尽保护中华文化的责任,邀请父亲合力筹建一所私立图书馆。父亲极为赞同。 父亲毕生从事文化、出版事业,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为己任。清光绪二十三年,在北京琉璃厂设立通艺学堂,内设阅览室,对外开放。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现代图书馆的雏形在我国形成。父亲进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建立涵芬楼,继而成立东方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是文化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门。父亲办图书馆很有经验,他与揆公就从人、书、屋三个要素入手筹备。 关于人选问题,揆公早有打算,瞩目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的顾廷龙,那时顾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顾君学有专长,功底浑厚,在年轻学人中已崭露头角。叶揆初致函顾君,顾向燕大辞职,却受馆方挽留,不得脱身。于是父亲致函邀请。信中说:“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顾再商燕大,获准于7月离平,17日到沪主持合众工作。父亲与揆公为合众得一学有专长而愿献毕生精力于图书馆事业的人才欣幸。 1941年8月由发起人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召开会议,成立发起人会议,决定选聘陈叔通、李拔可为董事,成立董事会,陈陶遗任董事长,叶景葵为常务董事,公推陈叔通拟订图书馆组织大纲及董事会办事规程。 创建图书馆的第二要素是书。叶景葵所捐其全部藏书是合众的藏书基础。叶氏书以抄校本,特别是先儒未刊稿本为特点,而近代考古报告,各种学术论文的学报期刊亦甚珍贵。 父亲于1941年4月开始整理早年陆续收藏的嘉郡先哲遗著,分批捐赠合众图书馆。备有专送回单簿一册,在回单簿中注明赠书年月日及书名、种类和册数,由馆长顾廷龙签收。(此册我还保存着。)从4月23日至7月31日止分20次送去乡贤遗籍476种,1822册。此外以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又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弆之书104部,856册及石墨、图卷各一事,寄存于合众,冀日后宗祠书楼恢复或海盐设立地方图书馆时领回移贮。由于倭乱,海盐县城毁去大半,张氏宗祠无力修复,县图书馆的建设更属无望,这才决定将这批书改为永远捐助给合众。 1946年合众图书馆请潘景郑编《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一册,时正值父亲八十寿辰,图书馆即以此祝贺。揆公写了序: 迨书目告成,适逢先生八秩诞辰。爰集资以谋印行,为本馆刊行书目之嚆矢。……先生所藏以表章乡贤先世之精神,勤求博访,锲而不舍者数十载,始克臻此。其难能可贵为何如?是目也,可以嘉兴艺文志视之,藉为先生永久纪念,并祝先生眉寿康吉,长为本馆之导师,俾于国家社会文化前途克尽相当之贡献,此不仅同人之私颂也。 《涉园藏书目录》出资者是:商务印书馆、新华银行、王云五、王志莘、李宣龚、徐寄庼、徐鸿宝、陈敬第、冯耿光、叶景葵、刘培余、潘承弼、蒋复璁、郑振铎、顾廷龙。 数年前,我往访起潜兄于其寓所,谈及当年主持合众时的艰难。1949年初,图书馆经费所存无多,而揆公于4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使起潜彷徨无措。父亲与拔丈安慰说一切由两人设法筹措。为此,父亲去拜访了一位纱业巨子,好像姓江,名字似叫尚达,已记不清了。此公慨捐一笔巨资,使图书馆得以维持下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一支分队17日晚开到合众,占领全馆,大门前用沙袋叠成工事,屋顶也叠满沙袋。据分队长称,这里将作为市内巷战的桥头堡。起潜向这队长说明这里是文化机关,队长蛮横地说:“现在还讲什么文化。”他占用一室作为办公室,让士兵在大门外巡逻。父亲得知后,翌晨一早去馆坐镇,第三天再去。父亲到分队长办公室,与之谈话,请他妥善照料。久之,出来与起潜轻轻地说:“你放心,我看此人心不在焉,语无伦次,恐怕想溜。”果然,半夜分队长带了小批人马向东北方向溜走,全馆人员才得以放心。1949年12月25日,父亲突患中风,病势不轻,起潜又突然接到浙江兴业银行通知,停止图书馆透支。幸由陈叔老出面担保,透支才得继续,渡过了这次经济上的难关。合众图书馆于1953年经董事会议决捐赠上海市人民政府,市府接管后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这使得父亲、揆公等人在抗日时期艰难岁月中收集起来的中华文化典籍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 还要说一下的是馆藏《李文系》稿本的保存经过。清末,嘉兴学者、藏书家忻虞卿收集嘉兴府所属七县的先贤遗著46卷,上起汉代,下迄清光绪中年。我岳丈平湖葛稚威筹思续辑,拟增至清宣统末年。稚威先生遂来与父亲商量此事。父亲对印书一向感兴趣,闻之极为赞同,并请平湖金兆蕃(孙)共同主持其事。他们分别请各县精通旧学、热心乡邦文献之士,搜辑遗文。由1921～1924年,前后进行三年,连同忻氏原辑,共得作者2354人,文4041篇,分订成80卷。但是始终未能付印。1935年春,岳丈把稿件全数交付嘉兴图书馆陆祖榖,请其复校保存。这时,忻氏原编稿已装订成册,而续辑稿仍是散叶。一年后,陆氏与其同事仲欣木一起,将散叶用纸捻装订。没想到1948年春,这部《李文系》稿本竟然出现在上海,而且送到合众图书馆,索价20两黄金求售。顾廷龙收下,但表示图书馆经费短缺,无力收购,请求宽限数日。他立刻告知父亲,父亲赶到馆中。过去为之花费多少心血,编成此书,而今阔别20年后又重现眼前,自己却家境拮据,鬻字为生,无以为计,能不心酸。唏嘘久之,对起潜说:“合众和我再无法留住。但愿异日国富民裕时……”很巧,海盐人颜文凯(乐真)去合众图书馆,见放在大厅中央方桌上的这批未刊稿本。起潜认识颜,告以原委。颜君说暂勿退还,由他去想想办法。当日下午颜又来,交起潜两条金条,作为他的捐助,购下书稿藏诸馆中。 第三个要素是屋。筹建初期,先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租一屋存书。起潜到沪即在此办公。不久,叶景葵决定捐资15万元,在蒲石路古拔路口(今长乐路富民路口)购地二亩,地价7.5万元,建造新楼,请陈植(植生)工程师设计。陈系陈仲恕之子,叔通之侄,现仍健在。新楼沿蒲石路和古拔路皆两层,转角处为三层,全部钢骨水泥。(按:该楼解放后扩建过,原屋加一层。)底层是阅览室和办公室,二层一部分为起坐室、会议室,其余为藏书室,中间的三层楼全部用于藏书。正楼之后有一个小天井,其后为馆长住所,计客室、书房、卧室两间,浴室、厨房俱全。叶景葵先生在馆西侧建住宅一所,与馆贴邻,朝夕往来,并与图书馆签订,25年后住宅概归于图书馆。 父亲割除前列腺用去一笔为数不少的医药费。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务股息已多年未发,每发一次董事费仅足买几副大饼油条。而我任职的新华银行,工资水平在金融业中属第三等(头等是汪伪的储备银行,二等是北四行、浙江实业、上海银行等)。我虽在信托部主管证券交易,为避免“先得月”之嫌,绝不在“多头”、“空头”的市场上冒险。全家处在这种环境中,其艰苦可以想像。 1943年初的一天,表兄谢观(砺恒)来。他是谢太夫人的侄孙,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编地理书,后专职编纂中医词典,“一·二八”事变后离职行医(中医),好像担任过中医协会会长。砺恒表兄见我家境遇如此窘迫,就劝父亲鬻字。他认为当时父亲的科举辈分已属最高,以其社会声望,完全可以走文人自食其力、清贫自守的光明之道。父亲听从其言,向裱画店索取当时卖字诸公的润例,参考制定润格,并分发与九华堂、荣宝斋、朵云轩等,请他们代销。还函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和代收写件。各地送来的写件果然不少。父亲在大圆桌上,站着写对联、堂幅、屏条;小件如扇面、册页则坐着在书桌写。曾写过几堂寿屏,每堂八幅,一般用泥金或大红洒金纸,画好方格,费时伤目。 1945年7月,夏敬观姨丈送来画卷一幅、信一封,附支票一张,面额储备券11万元。信中要求在画卷上题写引首“菉竹轩联吟图”六字,上款“筑隐先生、菉君夫人”字样。此本易事,一挥即就。父亲感到以11万元的高价买六个字,其中必有蹊跷。细察支票,发现盖有傅式悦的图章。原来“筑隐”是这个大汉奸的别号。夏姨丈竟然与大汉奸纠缠在一起。父亲顿时火冒三丈,立即写复信: 昨复寸函,计荷察及。细阅支票末有傅式悦印记,题款为“筑隐”二字,词义相联,揣测必为一人。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尚祈鉴谅。图卷、支票同时缴上,察收为幸。临颖不胜悚歉之至。 夏姨丈收到这封严斥汉奸的回信后,竟不自惭,仍然给父亲电话,恳求通融,改为只写引首,以求曲成。父亲为此写了第二封信。 前奉电谕,知所上一函已登掌。承嘱仅题引首,勿书上款,曲体下情,至深感荷,极应遵办。惟再四思维,业已明知,而佯为不知,于心终觉不安,故仍不愿下笔。务祈鉴其愚忱,婉为辞谢,无任企祷之至。 不久,抗战胜利。傅式悦以汉奸罪入狱,终以罪大恶极而被正法,遗臭万年。 父亲对贫困的裱画师,则伸出援助之手。南市有一家小裱画店,营业萧条,全家数口处在绝境之中。因以往有裱装业务联系,便上门求助。父亲对之深表同情,无奈自己也是捉襟见肘,无力资助,便取出所藏三副对联,赠与该店主,让他裱装后自行出售。店主感动得流下泪水,下跪示谢。 父亲为了卖字,刻了近百枚图章。“文革”期间均被视为“四旧”而抄去。几年后落实政策,发还者仅五分之一,而且不配套。例如“张印元济”、“壬辰翰林”上下两枚,发还时仅名章,而缺翰林章。 “孤岛”后期,父亲不常出门,来客亦少,只去合众图书馆与揆公、起潜看书论学。商务印书馆有必要时去一次,董事会在家举行。但家居并不闲,几乎天天有写件送来,积几天便集中一次写完。盖印、折叠、加封,有的邮寄,有的送,事事需时。这一时期内,除与王君九先生共同从事校勘《孤本元明杂剧》外,还整理、校勘部分于1928年东渡日本访书时借照的《册府元龟》印样,他希望有偃武修文之一日可以付印。 1942年初,有一天门外来了一辆汽车,走下一个日本人,留着东洋“人丹”胡须,递进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及三个人的名字。父亲正在书桌上写一幅册页,看了这张名片,从桌上随手取张便条,写了“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命我下楼交出。这三个人都穿西服。我将字条交给他们,他们看了笑笑,讲了几句东洋话,还向我点了点头,走了。我上楼回复父亲所见情况。父亲说这是文化特务,随侵略军来华,每到一处,便盗掘古墓、抢掠文物、拉文化人下水为日本人效劳。 |
发表于 2007-7-30 20: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