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世说之五

东施

学林世说之五：蔡元培、梁漱溟、冯友兰


蔡元培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某次，北伐军将领何应钦宴请蔡元培、马叙伦等，苏联军事顾问蔡列班诺夫亦在座，并呈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元培接过名片，哈哈一笑，说：“原来是本家！”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梁漱溟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文革中，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85年12月，冯友兰九十寿辰，冯宗璞电邀梁漱溟出席家宴，梁当即拒之，并去信说明拒赴原因“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冯复信说，梁“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并寄《三松堂自序》一书，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复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冯接信，叹曰：“还是我去看他！”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冯友兰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以批孔鸣于时。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1947年盛夏，冯友兰访学纽约。席间有人向他提及，有学生用 “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做硕士论文题目。冯氏听了，急不可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就……就没得影响啦。”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