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香港回归记

东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们为了敲诈马连良，诬告他1942年的东北演出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派”，称马犯有“汉奸罪”。为打这场官司，马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该案最后以“查无实据”告终。马连良不得不在1947年9月参加完杜月笙60大寿大汇演后，于上海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还债演出之旅”。

此时的马连良已经年近5旬，连演4个月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由于高度紧张，身心疲惫，各种疾病接踵而来。直到所欠债务基本还清，马连良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演出才告一段落。

1948年上半年已是淮海战役前夕，马连良在上海养病，由于京沪铁路中断有家难回。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马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常来陪他散心，建议二人同去香港散心。

1948年11月初，马、孙抵港，由香港著名实业家组成的“天台俱乐部”发起人梁基浩和众会员为二人接风，大家一致要求马连良在港露演几出，并保证鼎力支持。孙兰亭当即表示马上回沪，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并通知了在京的张君秋和上海的俞振飞。

1948年12月20日至24日，马连良等人假座港岛娱乐戏院连演5个晚上。演出剧目包括《龙凤呈祥》、《玉堂春》、《马义救主》、《梅龙镇》、《打渔杀家》、《辕门射戟》、《群英会•借东风》、《白门楼》、《三娘教子》。5天里场内气氛热烈，喝彩不断，令马连良的心情异常兴奋。

5天演出下来，总收入7万6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可算是首战告捷。但扣除各种费用后还要亏损4千余元。台上的“角儿们” 名利双收，幕后人员还要自掏腰包，马连良过意不去，与张、俞二位让出5千余元填补了亏损。接着在港岛的高升戏院和九龙的普庆戏院各演7天，结果前后各亏本 1万8千元、2万6千元，3位“大角儿”意外地在这弹丸之地唱出了一出“走麦城”，人人都背了“一屁股债”。马连良旧债刚去，新债又来，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天台俱乐部见马连良他们唱戏负了债，心里过意不去，联系刚刚由吕建康、吕建成组建的胜利影业公司，约3位拍摄戏曲电影，靠片酬弥补些损失。

第一部是由马连良和张君秋主演的《梅龙镇》和《打渔杀家》，第二部是由马连良主演的《借东风》和张君秋、俞振飞主演的《玉堂春》。《玉》片中还首次在戏曲片中运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极尽视听之娱。

胜利公司投资了百万港元，选用了最好的柯达彩色胶片，约请欧阳予倩为艺术顾问，白沉为导演，赵树为摄影，丁聪为美工，拍摄了两部彩色舞台艺术片，并按马连良的要求把滞留在港的几十名上海中国大戏院的底包演员送回家中。

电影拍摄完毕，已是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在大陆全面展开，局势动荡。马、张、俞决定待在香港观望一阵再定去留。

马连良自“杜寿”离家已近二年，对家庭情况几无所知。当时，马家除长子崇仁、四子崇政、幼子崇恩、幼女小曼与父母共居香港外，三子崇礼在青岛医学院读书；次女静敏随夫生活在台北；次子崇义、五子崇智、六子崇延、三女莉莉和奶奶一起住在北京，北京家务就由次子崇义掌管。由于开支多收入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崇义将南宽街的状元府大宅卖给了“马列主义翻译局”，用所得收入买了西单报子街的一所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遣散了大多数用人，艰苦渡日。

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马家子女对社会认识非常透彻，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建设：次子崇义前往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五子崇智参军加入了“四野”十三兵团文工团，改名马建；六子崇延负责管家；三女莉莉也正式入伍，参加了“军委护士司药培训班”，成为一名解放军，改名马力。

马连良身在香港，除了家事，对时局更是所知甚少，因担心回京后不被新政权接受而不敢轻举妄动。加之香港的生活压力很大，马连良急火攻心，情绪十分不稳定。

为了挣钱供生活，马连良带着弟子言少朋等人应“云南王”龙云之子龙绳曾邀请前往昆明演出。演出合约尚未完成，就被卢汉劝回了香港。戏没唱痛快，钱也挣得少，马连良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香港期间，马连良的长子崇仁和弟子李慕良还因为偶遇上海曾经的红舞女冯未英小姐，被冯在香港的“包家”误会，李慕良挨了一顿暴打。为平这口气，马连良只得去拜访已经移居香港的杜月笙，请杜出面“摆平”了此事。

闲来无事的时候，马连良夫妇常去观看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画展。二人以前在北平时就已相识，此刻都寄居香港，见解又很相投，格外惺惺相惜，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张大千约请马连良在家便宴，知道马信奉回教，于是令人刷锅洗灶，为马创制了一道“张派”新菜——鸡肉狮子头。马连良回请张大千，夫人陈慧琏亲自下厨为张做北方人爱吃的馅饼，令张喜出望外，连呼是“香港独一份”。

马连良热衷于跟香港本地的粤剧老倌们交流艺术，时常与马师曾、红线女夫妇、芳艳芬、陈锦堂夫妇、新马师曾、赛珍珠夫妇等人聚首。观摩了粤剧名伶“神童”羽佳的《哪吒闹东海》和靓次伯的《杀子奉君王》等剧，对二人赞不绝口。还应马师曾要求为红线女代聘一位国剧老伶工讲解京戏的身段、做工。

时间进入1950年，大陆的局势已经相对安定。内地几家与马连良关系密切的大戏院都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希望早日再度与马连良合作。得知马连良困居香港的原因后，上海中国大戏院的徐树文最先到港邀请马连良加入，并表示愿意替马偿还其4万元的欠债。天津、武汉等方面也纷纷表示合作意愿，马连良心情大为好转。

马连良要回归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府”派人重金礼聘马连良去台湾巡演，并由当时的台北市长亲自出面与住在台湾的马连良女儿马静敏交谈，表示若马连良来台，一定稳坐“国剧宗师”第一把交椅，并保证给予“国宝级”待遇。

1950年夏，马连良在北京的女儿马力所在的“军委护士司药培训班”组织她们前去参加中南海举办的周末舞会，被引荐给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跟她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给他写信，说我请他回来，欢迎他回北京。”毛泽东与马力跳舞时也问及了家中人口、收入状况和马连良的情况，并让马力代向马先生转告，欢迎他回来。

1950年夏秋之交，杨宝忠、杨宝森率团到香港演出。马连良热情招待，为杨氏兄弟接风洗尘。席间杨氏兄弟向马介绍了解放以后北京京剧界的情况以及共产党政府对艺人的政策，特别是一些新生事物如“改戏、改人、改制”等等。

不久，中国大戏院的孙兰亭病逝，为表达对朋友的情谊、对孙的家属尽份心，马连良号召在港有关京剧演员一起唱了台义务戏，盈余6千余元。

马连良很快收到女儿马力的来信，对信中所说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过问自己回归一事感到非常诧异；加之杨氏兄弟的介绍，关于“新中国”有了初步的认识。为摸清实际情况，马决定让长子崇仁亲自去趟大陆，解决心中3个难题：第一是在港3万余元的欠债是否可由接收单位先行垫付；第二是多年的烟癖回到大陆是否可续用；第三是新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后的“官司”持何种态度？

长子崇仁回到北京，见到了久违的家人，并听从梅兰芳先生的建议走访了主管北京戏剧工作的政府机关北京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处。接待干部马彦祥表示欢迎马连良回来，但提出要马改善与同仁关系，令马崇仁心中不解，带着喜忧参半的信息回到了香港。

六子崇延经徐树文提醒，认为有必要亲自去趟香港帮父亲认清形势，于是叫上四伯马四立和三哥马崇礼，变卖了父亲留下的金表乘火车前往广州。与马连良联系上之后，在一位叫老宓的先生的帮助下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平安抵达了香港。

见到父亲，崇延向马连良介绍了北京的变化，家中的情况，说明共产党值得信赖；崇礼也讲了自己的经历支持崇延。四弟马四立还介绍了北京京剧界的一些变化，比如政府要求的新型剧团人员、工资固定制度，鼓励哥哥尽早返京。

马连良胸有成竹，并不着急，安慰四弟及两个儿子，说自己不日即归，不会去台湾，但不能张扬消息，道理以后再说。

原来此时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与马连良在香港“接头”了。由于代表身份特殊，要求马连良保守秘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马连良回归大陆事宜由中南区主管文艺的局长武克仁负责。武曾见到香港代表洪遒，了解到马、张、俞等京剧名家在香港处境不佳，分析认为马连良是愿意回到大陆而不是去台湾的。武克仁在中南区主抓文艺，对京剧比较在行，想请马连良落在武汉实现自己的京剧改革期望——京、海两派大融合。

武克仁的想法与中央方面不谋而合，得到了周恩来、彭真等领导的赞成与支持。于是先派洪遒回香港与马连良接触，探询回归的可能性，消除马的顾虑。再派王若瑜先生以“生意人”身份与马连良见面，得知马的3大难题之后，王代表中南区表示愿意先为马垫付欠债，马回归后再将钱归还中南区；其次是允许马慢慢戒烟；最后对马曾赴东北演出之事表示理解，认为没有政治目的。之后便嘱咐马要保守秘密，以免节外生枝。

武克仁派武汉市文艺处处长胡兴寿具体负责马的回归问题。胡是红军干部，很有工作经验，又懂文艺，与马连良会面后再一次表达了中央欢迎马回归之意，并总结为“来去自由，既往不咎”8个字，很快与马成为朋友。胡建议马连良和李慕良两人先走，到达广州再安排其他成员返回，以免目标太大引起特务注意。并答应会妥善安排张君秋、俞振飞两家的回归事宜。

台湾方面主要靠台北市长出面做马静敏的工作，认定她是其父的全权代表。静敏已经知道父亲的心意，不客气地打发了台北市长。

按胡兴寿的计划，1951年10月1日上午，马连良和李慕良先出席了一个团体的庆祝建国两周年的活动，特意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以掩人耳目。中途两人悄悄退场，在九龙公园门口上了一辆等待他们的汽车。汽车直奔罗湖方向，跑了一半多路程就发现有人“盯梢”，追赶的人因为看见司机是英国警察也不敢轻举妄动。车子到了罗湖，两人刚刚过关来到中方地界，就被锣鼓、鲜花、掌声、问候包围了起来。

到达广州以后，马连良师徒受到了中南区、广东省、广州市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中南区最高领导人叶剑英热情接见了马连良，拉着他的手说：“我是你的忠实观众”，亲自为马的生活提供一切方便，并希望他在广州的舞台上公开亮相以造影响，特别把武汉市京剧团调来广州，还从北京请来了马连良几十年的老搭档，马连良大为惊喜。在军区司令部的欢迎宴会上，马连良见到了分别4年多的五子马崇智（马建），此时的马建是以军区文工团一名战士的身份来欢迎父亲的。部队首长还邀请马连良前往马建所在文工团与马建战友见面并讲话。

在广州的这几天，马连良满眼看到的都是新气象，接触的都是新语言、新服装、新作风、新思想，新中国给他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让他感觉自己真是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头天在广州的演出是大吉大利的《龙凤呈祥》，主要是招待党、政、军各级领导。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马连良这天表演格外用心，精湛的演出引起巨大反响，从中南展览馆大礼堂马上传遍了广州的街头巷尾，观众争相抢购戏票。之后在广州的13个点，前后演出了21场，广州市民大过戏瘾。虽然香港报纸上有人造出马连良被炸死的谣言，但却丝毫没有降低马的演出热情。

广州演出结束，马连良、张君秋一行又转往武汉。武克仁亲自接待，为马家人提供了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班底配合演出，使马连良深受感动。头天《苏武牧羊》仍是招待党政军干部，不对外售票。马连良在武汉人民剧场登台的消息轰动了三镇，公演一轮4天，预售票一次售罄，大家列成长龙排队买票，纷纷议论说共产党能把马、张两人请回来，真是有办法。

武克仁想让马连良、张君秋都留在中南京剧团，中南的演员目前都是拿工资。考虑到 “四大须生”之首的名望、地位，加上马连良还要挣钱还债，武克仁提出来一个新方案：组建一个合作股份制的“中南联谊京剧团”，马、张分任正副团长，经济上自负盈亏，收入建立在演出分成、积累制的基础上，所有团内成员按定值提成，全团一切工作由团长负责，其决定权不受任何人干预。马连良对如此周到的安排非常满意。

第3轮演出结束后，彭真电调马、张回京演出，于是中南联谊京剧团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天津。在南昌时，马连良将告别演出收入全数捐赠当地回民协会用以协办幼稚园；在天津又将一场《四进士》的全部收入捐赠给了正在筹办的“艺培”学校。

1952年初春，马连良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5年的故乡北京城。以“中南联谊京剧团”的名义，在长安戏院首演了马派名剧《苏武牧羊》，表达了思念父老乡亲的游子之心。8月，他重整旗鼓组建了“马连良京剧团”，开始了生命中新一轮的  艺术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