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夫之的文明多元起源论看华夷之辨的实质（杜车别）

东施

　　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　　
　　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　　
　　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其实我在过去的文章已经指出明代的人心态普遍是积极开放，豁达自信，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并且用大量的事实加以证明，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慎言•五行》中说：
　　“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
　　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有人会问了，你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和你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什么关系？不要急，肯定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个华夷之辨的观念，而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华夷之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封闭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所以要加以严厉的批判。可事实真的如此么？为什么历史事实和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同呢。事实上看一下汉，唐，宋，明这些以汉人为主导民族建立的国家，无一不是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外来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抱着虚心学习，积极吸收的态度，这些时代的人民也好，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好，普遍都有开放豁达的心态。这样的事实，不能不和某些人所批判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产生冲突。　　
　　华夷之辨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明朝的瞿太素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显然瞿太素在这里表达的华夷之辨的实质不是国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华夷之辨”，从来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　　
　　如果觉得瞿太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不够透彻。那么就让我们来看明朝培育出来的末期四大思想巨头（这四巨头是方以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之一的王夫之说的一段话。在王夫之的这段话里，他提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相当大胆惊人的假说，放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最为先进的而且相当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思想。
　　让我们先来看他的原话：
　　“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这段话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也就是“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远独立发生论”。并且这里还包含了两个具体的观点，第一个是文明在空间上的波动起伏，也就是同一时间里，当中国文明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时候，别的地方文明已经相当强大，反之亦然。第二个是文明在时间上的波动起伏，中国从野蛮进到文明（再进一步，还完全可能从文明变回野蛮，王夫之在下面做了论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会经历这样波动起伏的过程。
　　这段话大胆创新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对比同期西方的思想就清楚了，当时的西方理解的世界文明历史，还完全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的文明都是从大洪水以后挪亚方舟保存的生命开始而流传下来的，当西方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中国的历史长度超出了圣经的记载，还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时候王夫之却已经大胆的提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中国更早的文明，更先进的文明，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有创造力，相当大胆，领先于整个世界的思想。
　　当然在几十年以后，西方意大利的维柯（1670-1744）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但他提出的水平却远远低于王夫之，论证的过程带有神秘气味，而王夫之则完全是根据理性的推理。
　　王夫之说“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也就是王夫之先考察近的地方、小的地方（这主要是他根据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地区，落后地区的考察，这些地区文明与野蛮程度的互相转化而说的，我偷懒就不在这里摘录了）得到的规律，然后再推广荒远的地方，经过这样的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才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的地方却处在文明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接下来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说“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王夫之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被野蛮的满清所统治，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应该说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满清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接近生物进化论的门槛了）。王夫之说：
　　    “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当然明朝正德年间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
　　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更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
　　华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蛮，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华”当然同样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
　　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导致的社会倒退文明破坏的悲剧的发生。即便从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
　　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提出一个论断“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话，百年之下，读来，犹如雷震耳，虎虎有生气。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的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之后，悲剧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王夫之的思想实在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但王夫之也并没有因此陷入绝对的悲观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也就是说王夫之深信，就算中国的文明毁灭了消亡了熄灭了，用他的话说“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但在这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肯定还会有别的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只要文明的火种还能在‘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传承下去，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怨怪的。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深信，中国的文明虽然目前处于满请的残暴压制之下，趋于毁灭，但将来一定还会有崛起的那一天，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国的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满清统治以前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只有到了满清统治下，这个概念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什么“学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畸形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