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人生（饶宗颐）

东施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要做到像王国维那一代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旧学底子很重要，现代学校教育也不可缺少。
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我写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佛教讲求一个“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和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商业对文化的确是一个挑战。现在书画家很少知道“墨谑”的情趣，他们扳着面孔作画，只看着钱，书画家要回归到“艺术本源”上去。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上世纪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我不批评他们的研究，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基本一条，看他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我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顾颉刚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当年我18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地方志研究方面，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顾先生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大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
我的希望是：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

lin82623

一代宗师的平实之语，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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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先生真的要減應酬，一些俗例如心經竹簡可以少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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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饶先生，我是五体投地地崇拜，也认真拜读过他的大多数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言，敢于否定自己。这一点，当代学人真的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