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陈尚君)

东施

　　朱东润先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其建树涉及众多方面，学术界早有定评。我于1978年到1981年间曾从学唐宋文学，并因此走上学术道路，但于先生的学问至今难以尽窥涯岸，更难以体会其治学真髓及门径。仅因当时做有关欧阳修的学位论文，得以仔细地研读过先生的梅尧臣三书，遇有疑问，又得经常请教，于先生治学追求和方法，得以稍闻一二。谨此写出，或有助于学者了解先生的治学成就。
　　梅尧臣三书，即《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三书中，《编年校注》是为写传所做资料准备，《诗选》是中型普及选本，中心是《梅尧臣传》。该传是先生所作第四部传记，是他一系列传记文学中，篇幅和影响都不算最大的一部。为写这篇传记，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传追求的学术目标也与他一生致力的方向完全一致。
　　《朱东润自传》记《梅尧臣传》的写作始于1963年4月1日，到同年10月23日脱稿，历时204日。实际开始研究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梅尧臣官位不显，虽然宋末刘克庄《后村诗话》作过“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的激评，但历代的研究并不多。要弄清楚梅的生平，依据当然一是碑传，二是他的文集。最直接的记录，似当以梅最好的朋友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和《梅圣俞诗集序》最重要。仔细阅读后，先生发现《梅圣俞墓志铭》称梅“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不合事实，殆出于欧料理后事时请恤的考虑。元代张师曾编《宛陵都官公年谱》，用力为梅尧臣辩诬，但所据资料有限，仅略备梗概，要据以为梅诗编年，显然不可能。弄清梅一生的经历为人及其作品寓意，作出知人论世的认识，只能依靠充分研究他的诗集。
　　梅的诗集《宛陵集》六十卷，宋刻仅存三十卷残本，明刻本两种算称完整，但编次与宋刻不同。两本皆编次混乱，既不编年，也不分类。近人夏敬观《梅尧臣诗导言》中，曾指出除了第六十卷是文赋外，其余五十九卷分为两个部分，各为起迄。夏氏看到了线索，没有再追索下去，但给先生以启发。
　　首先，先生在全集中寻找有明确的系年记录，得到两类线索，一是作者原诗题上标明年代的，二是编辑者在一些卷前标明时期者，后者约有十多卷，大端可信，但细节颇有出入。仅有这些线索，要为全集编年，按照习惯，只能对每篇作品进行本事的考证，求得创作的先后顺序。先生觉得这样如同捉跳蚤，跳蚤东跳西掷，不知从何入手，何况诗人即兴咏诗，有时并无本事可言，即便辛苦求证，也难以全部落实。反复阅读梅集后，先生发现其大体虽显得混乱，但每个小段落还保存着作者或了解者所编定的痕迹，只要弄清其安排规律，就如同揭树皮一样，可以一块一块弄清楚。这样处理，首先要在若干点的年代确定中得到更有力的证据。为此，先生提出六条线索:一、作者在诗里提到自己年龄；二、诗题或诗里提到年月；三、提到哪年闰月的；四、咏叹哪年国家大事的；五、咏叹哪年人事动态的；六、应和他人哪年作品的。在确定若干点后，再将点和点连接成线，只要线不断，且没有违例作品出现，就可以将一个时期的作品确定下来。同时，他提出绝对肯定和相对肯定的区别，对一些编次中插花作品仔细甄别后，理出了全集编年的两条不同的内在线索，并解释如此形成的原因是梅集在庆历六年曾编辑过一次，到他去世后再编时，部分保存了前集的顺序，但又有所窜乱，以致形成后来流行文集的面貌。为此，朱先生特意写了四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编年》一篇。先生晚年曾与我谈到，他为梅诗编年，虽也采用了传统文献考据方法，但仅逐篇考证不可能达到全书的编年。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学术影响，采取了先定点，由点连成线，若干块面决定后，逐次推衍，从而完成全集的编次。先生说，如果再加以仔细的考证，肯定还有不少细节的补充，个别出入也有一些，但大的原则和方法，确信可以成立。他还谈到，此文写成后，感到读者理解仍有困难，斟酌了三天，设计了一张分卷编年表，以横格表示写作年代，竖格代表各卷卷次，然后画出各卷写作年代的轨迹，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在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此书，读者可以仔细体会先生的努力。
　　完成梅诗编年，可使各诗的写作背景缘起，得到准确的理解。比如《伤白鸡》一首，夏敬观以为有感于张尧佐因侄女张妃事而申讽戒之作。先生则考定此诗作于天圣九年，是梅在西京的作品，当时张妃仅八岁，进宫在其后多年，夏氏显然误解了诗意。
　　先生对梅尧臣集的编年考证，不仅理清了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过程，为其传记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唐宋人文集的编年校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就笔者所知宋人别集而出自当时所编者，有几种不同的体例。一是分阶段结集者，如杨万里《诚斋诗集》；二是虽不标示年代，但大体保存写作次第，如《东坡集》、《剑南诗稿》等；三是虽分古今体，但两体之下大致仍存写作次第，如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司马光等集，只是细节颇有出入，大约作者存稿本有写作次第，编次时稍有窜乱；四是虽编次已乱，但仍保留若干块面的写作次第，除梅集外，如王安石《临川集》，居然是分体后大致保存了写作时间自后往前的倒序，可能是编辑者薛昂分体编录时没能体会作者存稿的原意所致。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型。学者若能体会先生编年的基本原则，加以灵活运用，当可有更多收获。
　　完成梅尧臣文集的编年，只是写作《梅尧臣传》准备的一部分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更进一步的则是要通读北宋的基本史籍以及梅同时人文集，以期弄清其生活时代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对其生活和创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对这些事件又持何种态度，同时代与他曾有交往的人们各有怎样的禀赋和追求，与其恩怨亲疏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先生在撰写《梅尧臣传》以前必须要完全弄清楚的。从几本著作来看，他为此几乎阅读了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名臣言行录》、《东都事略》等北宋基本史籍，阅读了北宋与梅同时代的几十家文集，其中如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等十多家文集还曾作过认真的系年编排，以梳理彼此的交往始末和交谊变化。以上是我阅读《梅尧臣传》时体会而得，没有亲见。但先生写《陈子龙及其时代》时，我因经常到他书房上课请教，看到正在阅读《国榷》、《小腆纪年》、《明经世文编》等明末清初典籍。当时先生已年逾八旬，酷暑中仍坚持通读典籍，执着精神令我感动。
　　先生治学追求广参群籍，融会贯通，但并不逐一交待文献考证和处理过程。他写作传记，则以文学笔法将人物经历命运生动写出。凡所述及，都有史实为依凭，并都参以己见，史识深邃，见解独到。他选为传主的人物，大多是积极用世，不计个人得失而报效国家和社会者，只有晚年完成的元好问稍有些特殊。他依据历来对其大节的评价，选为传主，但在阅读研究到一定程度后，发现其为人大节颇有缺憾，只是当时先生已数次病危，没有精力另外选人。他曾为此谈到，元是鲜卑后裔，要求可以从宽，晚年选人有些变化，也很好。
    以政治上积极进取的人物为传主，写作中必然要涉及传主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并详尽叙述传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的作为和立场。《梅尧臣传》的写作中，重点就放在梅对于宋王朝与西夏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三次重大政治斗争的态度。梅尧臣虽然没有参加对于西夏的直接作战，但在战争阴云下，他研究并注释《孙子》，时刻关心边境的战事，写了大量关心国事的诗歌。所谓三次重大政治事件，指景祐年间范仲淹等因言事而被贬官、庆历新政期间的政治斗争和皇祐初年唐介弹劾文彦博的事件。前两件，历史记载很多，多有定评，唯梅尧臣支持新政而对新政领袖范仲淹的为人行事多有批评，为朱先生特别关注，下文另述。在此仅略述文彦博事件。传世有题为梅尧臣所著的《碧云　》一书，对宋人较有清誉的名臣范仲淹、文彦博二人颇多讥评，因而宋人多认为是魏泰的伪作，并极力为梅尧臣回护。朱先生详细梳理史实，并对梅尧臣诗集作出详尽编年后，采信该书的纪事，并在《梅尧臣传》中叙述了文彦博一系列因缘后宫的行为，指出在北宋士大夫的公议中，必然引起有正义感人士的反感。朱先生特别揭出皇祐三年唐介弹劾文彦博而被贬官英州别驾后，梅尧臣写出五百四十字的长诗声援唐介，谴责文彦博。先生虽然对《碧云　》的真伪没有加以论证，但基本看法是明确的。梅尧臣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表达了耿介而不趋附的立场，是先生特别推崇的品格。
　　先生所作传记，特别注意历史人物交错复杂的人事关系，并通过重大事件的处置来评价传记人物的能力和个性。他在《张居正大传》中叙述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间极其复杂的君臣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纪事。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对明末一系列军政大事处置得当与否的分析，也极其精彩。在《梅尧臣传》中，可以提出讨论的是对范仲淹与梅尧臣、欧阳修关系的讨论。范无疑是改革派的领袖，其为人风范久有定评。欧、梅在政治上是范的追随者。在景祐间范言事被贬后，不负言责的欧阳修仗义直言，因而被贬夷陵，梅有一系列诗歌表示声援。共同的政治目标，相近的道德追求，似乎可以奠定三人间一生的友谊，似乎如此，又似乎并不如此。不协调的最初信号是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的奥援和文才，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但欧拒绝了。不去的原因，吴充依据源出欧阳修家人提供的资料所作欧阳修行状，认为欧当初不为己利，“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因而不去。先生认为到陕西是为国作战，不为范个人，因而问题不在于此。二是欧给范回信所说因久不作四六而不应辟，当然是托辞。三是欧阳修与梅尧臣书简中所述:“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时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显然，与关系密切的梅尧臣的叙述比较直率，否定了朋党避嫌或奉亲不远行的说法，表达了对范以掌书记见召的不满。朱先生认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于同患难的欧阳修，还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以致欧阳修也不愿前往，这就难免在朋友之间发生裂痕了。”在这里，先生不仅指示了对于文献解读应该注意先后早晚，更提示应该注意其写作的对象、场合以及特定的微妙关系，揆以世事人情，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书面的表述。
　　关于庆历新政期间范与欧、梅以及苏舜钦、吕公著等关系的叙述，可以说是《梅尧臣传》中最为精彩的部分。现代学者研究新政，一般认为由范领导，并根据范的条陈十事来分析新政主张，根据《岳阳楼记》来分析新政失败后范的气度胸襟，这些当然都不能算错。先生详密分析文献后，提出了一系列新见。一是欧阳修为主的庆历四谏官对新政形成的作用。四谏官任用在范还朝前半年，范还朝初任枢密副使，主军事而非主政事。先生特别指出欧上疏请参知政事王举正与范职务互换，在人事布局上直接促成新政的实行。二是范的十事提出后，改革派内部的不同意见。先生分析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书》，认为新政表面上看奋发有为，百废待兴，实际上手忙脚乱，一事无成，而苏在关键时期所提意见，并没有引起范的重视，从而决定了新政的失败。三是范在新政将败之时，主动请求到西边主管对西夏战事。对此，先生引用吕夷简的议论，指出范的失误。又引用梅在范去世前后的一系列诗歌，指出范在新政失败前后，对于朋友没有尽到关心和帮助的责任；引用梅在范去世后的悼诗，看到梅、范两人关系逐渐疏远的经过。先生认为，在主张改革的这批人中，韩琦和范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欧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中范、梅二人更显得极端而偏激，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四是欧作范的神道碑，一定要写到范与政敌吕夷简和好相见，引起范家人极大不满。为此，先生特别引用由吕家保存的范《上吕相公书》，证明欧所述的可靠。先生认为范在新政失败后，妥当地寻得下台的地步，而新政诸人则多受到严厉处分，以至梅在《谕乌》、《灵乌后赋》等作品中，指出范用人的不当和教子的无方，对他的失败不仅不同情，甚或认为是应得的惩罚。
　　对朱先生不太熟悉的读者每凡读朱先生的著作，都感到他不循旧规，喜立新说，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作很具体的文献交待。与朱先生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并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眼光读书，融通史实，具体分析，加上他敏锐的史实和体悟，一点一点积累而得。举例来说。项羽到乌江而不肯赴江东，史书称羞见江东父老，以后诗人大多不离此意。而先生则提出，当时江东已为刘邦所有，项羽已无路可走。依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江东子弟有十人封侯，功劳是以江东归汉。先生曾特别和我谈到，读书一定要注意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一定要注意利用别人忽略的文献。读《史记》的人很多，但认真读表的人却不多，真正读懂的人更少。再如前后《汉书》写更始帝刘玄，都认为是闇弱平庸者。先生逐月排列了更始时期的政局变动和应对策略及人事布局，指出更始称帝前以豪侠称，称帝后一系列举措可见其具有掌控全局的杰出才干，其失败有很大偶然性。对于光武帝刘秀，则指出其才干的平常，其成功决定于他的忍让、用人和善于利用机会。这些议论，看似随意，实得自对史籍的反复研读和体悟，绝非率尔之见。
　　先生1946年为其子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可视为其一生的自勉格言，他的治学即体现了这一精神。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订做起，研究中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努力，在复杂文献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诠释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