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周一良的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孟刚)

东施

　　周一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敦煌学、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几个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著作基本收入《周一良集》（1998），1997年后文章基本收入《郊叟曝言》（2001），其他还翻译有《日本》（1997合译）、《折焚柴记》（1998）等。周一良从1920年在私塾发蒙，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并学习日文和英文，初步接受乾嘉朴学的训练，萌发到北京求学的念头。1930年开始先后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辅仁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进行科班学习和研究等工作。1939年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全面系统学习了日本语言文学和其他种类语言，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史学训练，基本掌握了超越乾嘉诸老的史学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1946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进行学术研究。建国后，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接受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进行研究和教学。和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新知识分子一起，周一良经过了新中国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各种运动，跌打滚爬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刚刚要开始新一轮勃发，满怀豪情的投身教学和研究的新阶段的时候，1986年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周一良的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服各种年老体弱的困难，解放思想，坦然放达，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新人生境界和“融会贯通、渐入化境”的新学术研究境界。
　　按照戴逸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撰写的总序中提出的对现代历史学家的分类标准，周一良应该算是二十世纪第三代史学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融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三种训练于一身，面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超越前人研究的历史高度，有给后来者开辟一条广阔的研究方向。纵观周一良70年的历史研究生涯，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隐约身影，可以看出一个勤奋的历史学家的铮铮史德和卓然史识，也可以窥见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些许端倪。
    周一良从1932年秋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到1939年秋去哈佛大学学习日本文学之间的8年，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受教于邓之诚、洪业等人，中间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这段时间总的来讲是在周一良私塾阶段文史研究启蒙的基础上对于史学研究真正登堂入室的时间。通过上述三位老师对于周一良史学研究的入门史实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找寻周一良从事历史研究的入门过程和他的师承关系，而且可以展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和研究的真实面貌，从而对于后来的向学之人提供可靠的入门路径。

    一

　　在研究诸位老师对周一良从事历史研究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30年代的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进行简单介绍。根据当时任教的老师和求学的学生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历史学教学的师资和具体安排。瞿同祖是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副修历史学，当时他听过的课有：洪业的“史学方法”、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张尔田的“史微”。谭其骧是1930年秋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春提前毕业，1933年开始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1935年8月离开北平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主要修过的课程有：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尚书》研究”，还听过邓之诚、张星烺、陈垣等人的课，洪业的课没有听过。侯仁之是1932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夏本科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1940年研究生毕业，到1941年12月被日本宪兵逮捕，都在燕京大学任教。修读过的课程有洪业的“史学方法”、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也听过邓之诚的课。王锺翰1934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本科毕业，1938年秋到1940年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部读研究生。毕业后任历史系助教直到1941年冬燕京大学被日本封闭。当时陆续听过的课有：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洪业的“史学方法”、“远东史”、顾颉刚的“春秋史”、“战国史”瑞士人王克私“世界古代史”、“基督教史”等等。周一良是1932年秋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1935年毕业入研究生院，1936年秋肄业。主要听过的课程有：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洪业的“初级史学方法”、“高级史学方法”、“远东史”，其他老师还有顾颉刚、钱穆、张星烺、李德（西洋中古史，美国人）、贝特（世界古代史，英国人）等。后来周一良觉得，受邓之诚和洪业的影响最大，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同样是系内且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什么没有成为引导周一良入门的人。细分析起来，可能是周一良不喜欢顾的“完全抄黑板”的授课方式，再有可能周爱好的是日本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和顾的研究内容不沾边。
　　先从邓之诚说起。邓之诚（1887年11月19日—1960年1月6日）（注：周在自传中写邓之诚1889年出生，可能有误，备查。）先生，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祖籍是江苏江宁。曾祖是赫赫有名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其留有诗集《双砚斋诗钞》。祖父邓文基、父亲邓小竹，长期在四川和云南作官，也好文史。邓之诚自幼得到家长的启蒙教育，酷爱读书，又充满爱国情怀。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以后任《滇报》编辑，昆明一中史地教师。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革命。1917年北上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1921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1930年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
　　邓之诚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刊行的《骨董琐记》，1933年刊行的《骨董续记》四卷，1941年交付排印但未刊行的《骨董三记》六卷，后来1955年，三书汇为《骨董琐记全编》出版。1934年，邓之诚在授课讲义基础上出版《中华二千年史》上中两册，1956年，又把明清史补入，全书重版。1955年出版《桑园读书记》，1959年出版《东京梦华录注》，1965年出版《清诗纪事初编》。邓之诚在燕京大学其间主要是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课程，讲课基本是另起炉灶，十分受学生欢迎。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我们来看一下邓之诚对周的具体影响。
　　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
　　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
　　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
　　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二

　　再说说影响周的另一位老师洪业，也是对周一良进行“考证和处理史料严格训练”的老师。洪业先生（1893年10月27日—1980年12月22日）号煨莲（畏怜，Willian），名正继，字鹿岑。福建侯官人。父亲林曦，中举人，后在山东等地做官，时间不长。后考入济南山东师范附属中学，成绩优秀。后回福州，1910-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学习十分优秀。 1912年，林曦去世，后信仰基度教。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后攻读历史学博士未果。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和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滞留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后在美国去世。
　　根据王锺翰的统计，洪业的主要文章著作有：《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1936年载《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期）、《礼记引得序》（载1936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春秋经传引得序》（载1937年《引得特刊》第12号）、《杜诗引得序》（写毕于1940年8月）、《〈蒙古秘史〉源流考》（1951年载《哈佛亚洲学志》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破斧》（1956年台湾《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等。主要书籍著作有：《引得说》（北平引得编纂处，1930年）、《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清画传辑佚三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洪业是当代杰出的国际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学研究、对外学术交流等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
　　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
　　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三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在卞记中，陈寅恪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自己通史讲课的安排和基本内容以及内容取舍的标准，二是对于参考文献书籍的介绍和要求读的书目，三是对于读书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点问题。充分反映其处于这一领域最前沿研究位置而具有的高屋见瓴的气魄。其中读书和治学的方法、讲课内容一直都是陈最新的研究内容，突出特征是新的见解、新的解释。这些内容对于思维活跃且初步具备学术爱好的青年学生有十分大的吸引力。通篇是对史料选择和考订进行详尽的论述。比如对史料内容的论述，指出教科书不过是“参考”书，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就是说不是一手资料，不能据此进行学术研究。在旧史料方面，要充分论述《资治通鉴》、《通典》等一手文献资料的研究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在阅读稍后的历史著作和文集等。在利用新材料方面提出，对于上古史的新材料如甲骨铜器等的使用前提是必须要熟经，对于中古史的新材料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等的前提是必须要熟史，切忌“牵强附会”。而且强调重视研究古人的行和事，研究制度和实际实施情况之间的互相影响。如果说是卞记是陈的研究方法的纲领，那么对“羯族”的考证就是一个亲手示范给学生看的小案例。在万记这篇文章中陈从崔约的话中知道“羯人目深”，又从冉闵杀戮的胡羯人的特征“高鼻多须”归纳出羯人具有中亚人的种族特征。从新唐书西域传中和大唐西域记中的文字证明柘羯就是赭羯，为战士之意；从昭武九姓的战士都是月氏人来证明羯族实际就是月氏人。又从赭时是石国的意思，石国王室以石为姓，所以石勒出于石国。又指出“赭室就是赭时（石）的异译”，石勒的勒就是“匐勒的省略”，用此来反证上面对羯人的考证。这如剥笋般的论述，给周一良打开的是一番新的天地，利用外国的文字和本国史料进行比较，运用的就是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和语言比较法的一种综合运用，这已经比邓之诚的研究范围远远扩大了，不仅仅是利用汉文史料的问题。和洪业介绍的方法相比陈也更高一筹，尤其是通过对史料的精密分析得出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展现出比较方法在史学中运用的强大生命力。这也就促使了周进入哈佛以后决心学习多种语言文字，继承陈门学问的精华，最终“以魏晋南北朝史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 。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写完于1936年初，后刊登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全文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南朝范围内的人按照其来源进行分类，然后进行考证，对其分布进行统计。在讨论各少数民族的部分中关于溪族一节吸取了陈寅恪的见解，对一些可能错误字进行推断，对于搞清史实有很大帮助。第二部分利用政治上官吏的升降、社会上的通婚等方面的统计分析了观察南朝政府对于特殊分子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考察了南朝政府对于侨人和土著的政策，如土断、漠视等等。通篇可以和陈的一篇文章相对应，就是1942年撰写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在文章里面先释证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等问题，然后就得出对南朝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的推论，讲明南朝初北人中善战的武装寒族为王、北人中文化高门公卿这样格局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也深入分析后来南方少数民族掌权这一政治上的大变化的由来。这个研究的旨趣就是用来证明：南朝和北朝一样，“胡汉的分别在文化，不在种族”。虽然陈的文章发表较晚，但证明周和陈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有共同关注的内容，而且之间存在相互启发的可能。周在文章中也体现出认真学习陈的研究方法和著作的收获。比如从文章的着眼点来看显然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从少数民族的考证来解释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具体方法的使用中也有一些继承，比如“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一节采用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考证史实。陈曾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上发表一文《东晋南朝之吴语》，运用方法基本相似。调动所能运用的其他研究工具和资料来证史，显然是陈氏文风。
　　《宇文周的种族》一文是在傅斯年启发下进行研究的，考证思路基本上和陈考证羯族的讲课如出一辙，运用了语言比较和中外史料比较的方法，澄清了宇文周的种族。该文也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解释了北朝史上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后来成为定论，是周的代表作之一。搞清楚了两个词的区别，从它们的变化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这篇文章也是从关注政治文化等角度出发对社会阶层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典型文章。虽然十分重视资料出处等规范问题，但已经把重点转移到象陈寅恪所关注的从史实中见兴衰的研究方向了。自此我们可以看到，周的史学研究已经从一个孜孜不倦求学的学习阶段上升成为掌握研究工具自己从容研究的阶段。
四
　　周一良后来达到的学术研究高度和入门时建立的正确史观、学会对原始史料的收集和辨别的方法、掌握外语等研究工具是分不开的。这一过程就象禅宗所谓的“顿悟”，一旦经过训练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在研究中登堂入室，进入从学习前人的知识成果进入自己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境界。周一良曾经建议学生要从多个老师学习，吸收各种方法来充实自己，这应该是他亲身经历的真知灼见。
　　任何事物都是生命体，也就是说都有一个从生到灭的过程，周一良的史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入门到学习继承、从兼容并蓄到发展超越的过程。周一良的这个学术生涯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一是他接受当时最扎实最高级的史学基础训练，掌握了最全面最前沿的研究工具。二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教学研究工作使他始终处在史学研究、教学和与外界交流的第一线，也就是能够站在世界史学研究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历史。第三点，他正好处于中国史学发展和史料发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时代也要求出现为这个时代发展提供借鉴的历史研究成果，这点就是讲适应了时代和现实发展的要求。第四点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周一良建立了献身历史研究的信念，能够一生坚持真诚而且实事求是的对待史学研究。希望任何有志于对史学研究的人们努力锻炼见识、掌握工具，早日成为悟道之人，为中华文化的发扬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