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太平军(牧惠)

东施

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争好田、争坡水、争风水山坟、争松山、争草地之类纠纷时有发生，仅仅因为男女往来或唱山歌之类风流口角也可能引起械斗。客家人入籍广西较晚，同土人比较起来，在人数和政治经济方面大都处劣势。他们往往没有土地可耕种，又在械斗中屋宇被焚毁，变成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太平军或入伙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