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 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的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是相当大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大胆定位，实在也是从我的职业里，长期教学心得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先说说什么叫做“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座标”(Co—ordinates)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的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 (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 4，1955 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 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末这里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 事实上，这九项都是1954年大陆上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替胡氏联合拟定的。他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 我记得当我把这张“菜单”式批判项目送请胡公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高兴。我因而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 （详见“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其实那时要由我来加，我可加上第十项：批判胡适对佛教禅宗的偏见。 胡适是韩愈以后，打和尚打得最起劲的学者。他说， “个个和尚都说谎。”和尚们听了也只能大念其阿弥陀佛。所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实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纳的）“九项全能”（其实是十项）的大专家、大学者。 胡适在上述九项(或十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第一类或可叫做“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十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各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这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土，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翘起大拇指说， “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 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玛利、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18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方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的“全盘西化”，实在是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 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做“启蒙性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Popular Writing）或新闻体（Journalistic）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1917年3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秦名学史》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1927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画，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博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 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 “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 ＆ Foreign] values）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来集体创造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家，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 （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练，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既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着，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则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 (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 (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
“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主”； “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的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 (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
“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 “新文学”、 “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啊。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鳞(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儿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陈枪烂袍，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扇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 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 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70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帐”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做“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70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那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 “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 “半肯半不肯。” 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 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 
发表于 2007-7-9 19:3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