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和他的小院（李辉）

东施

　　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新馆，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细细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我说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但却有一种特殊好奇。他的藏品，能够从北京芳嘉园胡同的那个小院，堂堂正正端坐在典雅庄重的崭新展馆，实在是不错的结局。不过我还是有点遗憾。如果将他家的小院辟为博物馆，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明清家具、字画、葫芦、鸽哨等集中起来，一定会是京城颇有特点的家庭博物馆。

　　遗憾归遗憾，这却是无法补救，更是难以实现的事。我想，对于王世襄本人来说，重要的在于收藏过程本身。几十年来，他陶醉其间，细细咀嚼，把兴趣与研究联系起来。谁会料到，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如蛐蛐罐、鹰狗转环、鸽哨、葫芦等等，也能如同明清家具一样，走进他的视野，成为饶有趣味的文化话题，最终有一天写出一本本令人喜爱的著作。也可以这么说，他在细细咀嚼它们的同时，实际上就在回味着自己的生命。

　　于是，他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耐人咀嚼的文化话题。

　　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在一个冬日。那时他还住芳嘉园小院，我坐在凌乱简陋的房间里与他面对。火炉不旺，屋里有些冷。但是，听他谈他所熟悉的友人，听他谈自己的往事，一时间，我感到物质的因素在这个居室仿佛处在极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种对文化的执著，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王世襄这位“老北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与爱好。他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他所专注的不是课本，而是古老的家具，天上悠扬的鸽哨，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葫芦，甚至还有那些叫个不停的蟋蟀，能抓兔咬獾的鹰与狗。他这样说自己：“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鸽哨〉自序》)他的夫人袁荃猷，是大学同学，喜爱书画古琴，毕生从事古代音乐图像研究。她还精于描花剪纸，所绘明清家具，令专业制图者也为之钦佩。在王世襄一生的收藏和研究工作中，她是得力助手。王世襄关于明清家具、漆器、竹刻、葫芦等著作的线图素描，都是她精心制作的。

　　忘记在哪本书中读到过一段话，大意是：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艺术收藏家便是居室的真正主人。他以收集美好物质为己任。艺术品收藏者有自己的梦想，他不仅在时空方面处于一个遥远的世界，而且是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质摆脱了实用的枷锁。

　　这样的话放在王世襄身上实在贴切得很。他钟爱那些似乎不起眼的物件，他四处收集只有自己青睐的东西。他这样做，完全是出自兴趣，毫无功利目的。“我是不务正业”。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这位三十年代的老燕京大学学生，总是这样自嘲。当年上大学时，他迷上了欣赏葫芦和收藏葫芦，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一边上课，一边惦记自己的葫芦，也算是一绝。这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举动。可是，正是这种“不务正业”，却于不经意间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俗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捧读他这些年出版的一本本著作，不能不对此感慨系之。

　　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位于东城芳嘉园的小院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的场所。

　　在写作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时，我第一次从这对夫妇那里听说了王世襄的一些故事。他的这座四合院是父亲置下的家产，为三进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反右风雨的前夕，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当时，黄苗子郁风一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音乐家盛家伦、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邬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在反右开始之后，这座小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这样，黄苗子郁风一家便准备另搬他处。正在这时，他们认识了王世襄。

　　王世襄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时常来到栖凤楼拜访颇有音乐史学问、曾演唱《夜半歌声》电影插曲的盛家伦，和黄苗子郁风虽无深交却也相识。他听说黄苗子郁风想搬出栖凤楼，就主动提出让他们搬到芳嘉园与他一家同住。一次他对我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黄苗子郁风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进东厢房的五个房间。在这里，黄苗子郁风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黄苗子郁风的话来说，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袁荃猷身上，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文人极为难得的沉静、陶醉、投入、执著。

　　刚到芳嘉园，黄苗子郁风便惊讶地发现，许多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凳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出扛进。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这些古代家具，都是王世襄数十年间跑遍了各地而收集起来的。

　　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由大到小排列。这些鸽哨有的用葫芦制成，有的经他烙烫火绘花纹，堪称精美的艺术品。

　　王世襄夫妇的这种性情和才能，对于黄苗子郁风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好邻居。他们有共同兴趣，譬如王世襄、黄苗子都从事古代美术史研究；譬如，黄苗子在搬到芳嘉园之前，曾非常欣赏明清家具，买过一些有关书籍，还产生过收集的念头；譬如，郁风兴趣广泛，特别偏好民间工艺，如王世襄一样，也是一个“爱玩”的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也相互激励，在一种文化逐步贬值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沉浸在文化的魅力之中。黄苗子后来这样评价王世襄： “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王世襄其人其事》)。

　　黄苗子当年曾写一首七绝赠王世襄：“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临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在诗中，黄苗子赞赏王世襄的功力和刻苦。他的另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首诗的最好注脚，同时，也表达出他们一家对能够住进芳嘉园并有王世襄夫妇这样的邻居的满足：

　　1958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接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他写有一本《中国画论研究》，尚未出版)。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王世襄其人其事》

　　在黄苗子郁风之后，漫画家张光宇一家也搬进这座小院，住进西厢房。张光宇是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结识的老朋友。他的到来，使这座小院更加热闹、更加丰富多彩。

　　芳嘉园小院曾有两棵海棠树、一架藤萝、一棵核桃。后来东边海棠因太老而枯死，便锯掉留下桌子高的树桩。有一天，王世襄像推大车轮子那样运回一块约一米直径的青石板，放在树桩上，便成了夏夜朋友们来喝茶围坐的圆桌面。

　　物以类聚，王世襄的这个说法的的确确是对这些文人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最好概括。黄苗子被定为右派分子后，王世襄这个自认为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被音乐研究所划成右派。同病相怜也好，命运巧合也好，这座芳嘉园小院，因为他们两家和张光宇一家相聚的缘故，从此北京又有了一个文人频繁往来的场所。

　　经常来往于芳嘉园的有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宇、黄永玉等。他们互相借书，谈文物、谈古文诗词、谈绘画。他们各有其侧重点，又有相同的兴趣，不时的相聚，带给他们满足与温馨。

　　无法更改的性情。

　　难以想象，没有朋友间的相聚，没有文化的切磋，这样一些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王世襄这种不合时宜的文人来说，“文革”“破四旧”真正是场损失惨重的悲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如此。

　　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人们过去熟悉的一切，人们曾经钟爱的一切，看来都不得不接受新潮流的检验与改造。文化成为蹂躏对象，传统被视为罪恶。

　　芳嘉园小院，顿时乱作一团。

　　王世襄率先起来“自我革命”。这位文物专家、收藏家，举目环顾，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或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没落的生活情调。显然，在这样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中学生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

　　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内行的红卫兵前来抄家。的确，这些红卫兵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大刚记得一位同学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这话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

　　王世襄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郁风。家里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黄苗子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而购买的一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们担心这些书同样会被糟蹋，便由黄苗子主动前往美术出版社，请求造反派来抄家，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一一收走。

　　或许，对于那些对“文革”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讲，王世襄、黄苗子的举动，不免显得不可思议。或者说，人们难以理解，这些视文化为生命的文人，怎么会如释重负地抛弃自己的心爱之物。书，文物，没有了这些，文人的价值又何从体现?

　　但是，只要走进历史场景之中，只要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心事。在一个被革命热情燃烧得疯狂的年代，在一个文化被纳入政治范畴予以政治审判的年代，在一个个人权利和个人兴趣乃至隐私被完全排斥的年代，文人又如何能回避现实?他们要么如同邓拓、老舍、傅雷那样，在绝望之中以一种绝对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要么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强迫自己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显然，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

　　他们不得不随着潮流贬低文化的价值，不得不高呼口号以表示自己已经与过去告别。甚至有些人也真的认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毫无价值的，是与革命相对立，是自己身上耻辱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旧我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们乐于这样做。而且，惟恐别人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当把家里的书画文物运走之后，他们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与老朋友见面便如释重负地说：“这回解放了。一辈子都做物质的奴隶，这次下决心交出去，真觉得解放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又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如此轻松?当看到一辆辆车子驶出胡同口时，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图书文物毕竟是多少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伙伴，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它们告别，终归难舍难分。惟一聊以自慰的是，虽然他们不再可能著书立说，但这些图书文物如果保留下去，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利用。

　　有这样一种深藏的愿望，恰恰表明他们无论如何变化，无论如何跟随时代，但骨子里永远保留着对文化的热爱。

　　芳嘉园小院的主人们，王世襄、黄苗子、郁风、张光宇就是这样一种文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无法抗拒疯狂年代，显得懦弱、安分、自甘沉沦。但是，他们内心其实从来就是坚韧的。既然上帝已经安排他们从事这样一种事业，他们就永远不会抛弃它。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他们对文化的热爱依然深藏于心，一旦有可能，他们又将重新将之拥抱，在文化创造中得到快乐，得到满足。

　　于是，文化尽管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却不会泯灭。文化的延续正有赖于一个个普通文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没有“文革”史无前例的对文化的破坏，就无法映衬出那些文人所执著的文化观念的可贵。同样，没有那些文人所执著的文化观念做对照，也就不可能凸现出“文革”的荒唐!

　　王世襄的小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氛。先是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押进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他们的孩子工作的工作，下乡的下乡，可以说家不成家。一段时间里，王世襄夫妇也前往外地的五七干校劳动。这时，街道安排其他几家居民搬来居住。私家小院顿时成了一座大杂院，里面陆续搭起一间间小屋，作为厨房或者储藏间。原有的宽敞一下子显得嘈杂拥挤，旧日格局与气氛不复存在。在文化被践踏的年代，私有财产同样失去了本来的神圣，反倒被视为耻辱与罪恶。这对王世襄实在是另外一种不幸。

　　然而，固有的信念从来没有泯灭。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王世襄夫妇在自己的小屋里，仍然摩挲着喜爱的物件，仍在可能情形下，撰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而这种写作热情，在“文革”结束后，一发而不可收。

　　王世襄前两年最终离开了他的小院，住进一套现代化的公寓。他说，实在不能再忍受小院里一位退休白铁匠每日每夜没完没了的敲打声。他说，那个小院不久后可能要被拆掉，成为房地产开发的地盘。说这话时，他似乎很平静，但能让人感觉到他多少有一些留恋，或者无奈。

　　遗憾已是永远。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他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包括三卷本文集。倾毕生心血收集的明清家具，他认为也有了一个圆满合理的归宿。他说，这对于他这样的文人，已知足常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