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伯先生馬良（方豪）

东施

一　一門英才

　　馬良先生字相伯，亦作湘伯、薌伯。原名建常。兄建勳，字少良，曾入曾國荃幕，禦太平軍有功，任湘軍糧臺。弟建忠，字眉叔，早年赴巴黎留學，歸國後，協助李鴻章辦理新政。最著名的一件事功，是平朝鮮政變，並將大院君李昱應拘捕歸來；其次則為中法戰爭時，與美商其昌行締結協定，將招商局船隻懸掛美旗，乃獲保全。至所著《馬氏文通》，實經兄相伯先生刪訂而作；相伯為提掖其弟，不願分享盛譽，故未署名。

　　建勳卒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建忠則以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義和團起事後，為李鴻章譯俄國長電，因公勞瘁而卒。

二　早歲事蹟

　　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江蘇丹陽人，寄籍丹徒。著「文獻通考」之宋馬端臨，為先生二十世祖。先生自云馬氏在明末利瑪竇入華後不久，即信奉天主教。

　　自幼聰慧異常，童年時即問太陽說：「我認識你，而你不認識我，你不如我。」十二歲入上海徐匯公學（後改名徐匯中學）。徐匯公學有兩等學生，凡教中子弟，教會認為可造之才，能吸收其未來進神學院的，加授拉丁文，施以嚴格訓練。當時在公學執教的，有後為名滿學家的義大利神父晁德蒞(Angelo Zottoli)，對先生特為器重。先生自幼愛好天文，嘗自問：「月亮是死的呢？活的呢？它能大能小，必然是活的，但它從何處出生？」到了月晦日，又必問父兄：「月往何處去？」入公學後，對當時所謂度數之學，尤為喜愛。

　　十五歲讀拉丁文及法文，十九歲，法國駐上海領事即欲聘為祕書，先生辭不就，義正詞嚴的說：「我學法文，是為中國用的。」

三　神職的接受與脫離

　　二十歲以後，先生進入大修道院，亦即神哲學院，先後凡十年。其間，並加入了耶穌會。依會規，必經過一段名為「出試」的時期。先生在「出試」時期，曾以家庭私產在蘇州、太倉等處賑災，因不合會中的手續，遭受申斥。施賑時，又染上時疫，病愈後，所讀書竟至全部遺忘；因此乃更勤奮向學，甚至在睡眠時，帳頂上所瞥見的盡是數目字，而夢中所遇到的亦無非測算公式。

　　先生晉司鐸（神父）時日待考，約在三十歲左右。曾派往宣城、徐州等地傳教。但先生脫離神職，進入仕途，則確知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所以他任司鐸的時期極短。

　　先生脫離神職，和他以後辦教育的關係極大。當時神父還俗，為一極不名譽之事，亦為教會絕不能寬恕之事。還俗者惟有私自出走，且必遭受開除教籍的嚴罰；即或悔改，亦必降為普通教友，入苦修院終身贖罪；或受相當懲處後，仍不許結婚，而應行之義務，則不能稍予寬免。

　　先生脫離神職原因，教內過去絕口不提，先生亦諱莫如深。晚年曾云其時在南京，隨侍者為一外國修士，所作伙食，幾於不能下咽。凡此云云，疑為解嘲之辭。或云乃其兄之友好慫恿而成。另一說法，則為先生所著「度數大全」一百二十餘卷，呈教會付梓，竟被棄置不顧，乃憤而離去。

　　以當時上海教會情形而言，徐家匯等處重要文化事業盡由西人主持，先生若不脫離神職，勢必埋沒終身。

四　教育事業的發端

　　從光緒二年（先生三十七歲）到二十二年（五十七歲），先生在宦途上的經歷，以及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六十八、九歲）先生應梁啟超先生約，出任政聞社總務員；還有辛亥革命時，在江浙聯軍總司令部、江蘇都督府、南京留守府等處任職等，均詳拙著「馬相伯先生事略」「辛亥革命時期之馬相伯先生」二文，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以與教育無關，茲不贅。

　　先生的教育事業，實開始於為梁啟超先生傳授拉丁文。時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那年七月，梁先生正在上海辦「時務報」，位於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里，馬先生和弟眉叔同住，與梁先生寓所「相隔甚近，晨夕過從。」是年冬，麥孺博先生和梁先生兄弟等三人，每晚必到馬先生處學習拉丁文。「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所收「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文中，敘述甚詳；又有一段說：」

　　「馬先生以任兄年尚少，宜習一種歐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張與吳小村先生相同。

　　時梁先生只二十四歲。

　　「年譜初稿」又節錄是年九月十二日，梁先生給夏穗卿先生的信說：

　　「弟近學拉丁文，已就學十餘日，馬眉叔自願相授，每日兩點鐘，一年即可讀各書，可無窒礙云。俟來歲相見時，君聽我演說希臘七賢之宏旨也。」

　　四年後，眉叔去世，相伯先生至為哀痛。而光緒二十一年沈太夫人臨終時，拒不接見先生，說：「我的兒子是神父，你既不再是神父，我也再不見你。」尤使先生悲慟，乃向教會懺悔，在青浦佘山聖母堂，作一年退省，由沈容齊神父則寬督導。

　　兩年後，先生即隱居徐家匯土山灣，蔡孑民先生元培、張菊生先生元濟、汪穰卿先生康年、胡炳生先生敦復、貝季眉先生壽同等，又向先生求教拉丁文。學生中以蔡先生最勤，時在南洋公學任教，每晨必步行四五里路而來，到土山灣時往往不到五點鐘。

五　初期震旦學院

　　徐景賢編「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記先生自己說：

　　「相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各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是這樣開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紹了二十四名青年，從這第一班學生，逐漸增加，形成學院。」

　　蔡先生介紹二十四名青年，實即因他自己向馬先生求教拉丁文而引起的。王瑞霖「一日一談」記先生自云：

　　「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為這兩種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一點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派了二十四個學生來學。

可見蔡先生當年求學之勤。\

　　「震旦學院雜誌」第一年第一期「緒言」云：

　　「自庚子拳亂後，海內志士有鑒於歐美之強盛，我國之孱弱，遂幡然省悟，非灌輸泰西各國新知識，為我國補救之方針，維新之基礎，不足與列強頡頏於世界。時丹徒馬公相伯，以通達耆儒，熱心教育，方旅居於滬西土山灣，瑞安項君偉人，因於癸卯春，糾合同志，負笈造廬，願為門下士。馬公遂為之擘畫經營，商之天主教會，權借徐家匯老天文臺為校舍，定名為震旦學院。」

　　上文將辦學的宗旨說得很清楚。癸卯為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項偉人又作微塵，名驤，亦蔡先生介紹而來，助馬先生最力。當時上海天主教會，大多為法國耶穌會士，震旦學院借老天文臺為校舍，一開始即寄人籬下，可以預料其不能合作到底也。

　　震旦學院成立與蔡孑民先生讀拉丁文的關係，錢智修撰「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亦云：

　　「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學，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為蒙童設法，因襲成規，經過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全、具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眾，乃就徐家匯天文臺餘屋，設震旦學院。」

　　可見當時教會學校已遭人詬病。所以馬先生辦震旦學院，專為已有一點基礎的成年人，授以較高深的學術；無疑的，他是受了好學的梁、蔡諸先生的影響。

　　震旦學院成立時，梁先生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癸卯年該報彙編時評欄第八一八頁至八二三頁，刊有震旦學院章程及功課預算表；梁先生且特撰「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以為祝賀，有云

　　「教育議興已兩年，而至今無一稍完備之私立學校，不得不謂國民之恥也。……吾聞上海有震旦學院之設，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喜欲狂。該學院總教習為誰？則馬相伯先生，最精希臘、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所在地則徐家匯也。

　　士生今日，不通歐洲任一國語言文字者，幾不可以人類齒。……而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此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論也。眉叔之歿，士林痛惜，此學院即相伯獨力所創也。其願力洵宏偉，其裨益於我學界前途者，豈可限量？（略）我青年諸君，今後固不能不廣求新知識於世界，非遊學歐洲，殆不足以佔優勝也。苟在此院兩年，以其所學得者為基礎，然後外遊焉以附益之，則學有本而成自易矣。吾祝震旦學院萬歲。」

　　可見當時國人對馬先生敬仰之深，亦可見國人對震旦期望之切。「新民叢報」影響甚大，梁先生之言論，尤富感情，此文一出，震旦身價十倍，亦可見彼時一般國民藉新知識以求國家富強之熱望。

六　震旦學院的特色

　　初期的震旦學院，不但校舍不能不向法國耶穌會商借；即在人事方面，馬先生雖早年受過耶穌會的壓抑與歧視，但因孤掌難鳴，他不能不向他們求援。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記曰：

　　「相伯先生允之，且為請於耶穌會，於是諸司鐸偕來贊助，此新校遂以成立，命名曰震旦，時千九百零三年二月之杪，即清光緒二十九年也。」

　　震旦大學乃國民政府成立後，該校申請立案時所改用之名，原稱學院。有高於一般大學之意。成立二十五年乃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故此小史乃撰於耶穌會主辦者之手中。當時震旦新址已遷於法租界，校徽為旭日自東方升起，一公雞迎日長鳴。蓋法國之拉丁名為Gallia，意為雄雞；旭日上升乃象徵震旦，隱含有「中法」之義，且接受法國政府津貼，殖民地之色彩極濃，已失馬先生創辦之初意。

　　馬先生所注重的課目，見於上引錢智修撰「年譜」曰：

　　「所定課目，大別為四：曰語文學、曰象數學、曰格物學、曰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習英、法、德諸現代語以應世用，但求能譯書閱報章，不求為舌人，故其教授法亦特異，挈舉綱領，不屑於辨語音、認生字。其餘各科目，亦但開示門徑，啟學者自由研究之風，蓋斟酌遠西Academy之制，而變通以適吾國之用者也。」

　　馬先生辦大學的另一特色，是學生自治。張若谷「馬師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曰：「先生自任監院，院內各部事務，在先生監督之下，悉歸學生管理，稱為幹事。除項微塵君任總幹事，鄭子漁君任會計幹事，為固定職務外，其餘幹事，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其職務在學期之終為止，執掌權限，悉遵學生自治規程。」

　　馬先生當時尚有一新主張，即學生必須接受軍訓，各授以槍枝，經常練習打靶。因中國在屢敗之後，列強環伺，時倡瓜分之議，非如此不足以圖強。

七　復旦公學的創辦

　　馬先生許多的辦學方法，自非為當時優越感極強的法國耶穌會士所能接受；而年譜所謂拉丁文外，仍分習英、法、德文字；實際，在法國耶穌會士控制下，震旦早已成為一純法文大學，國文亦不受重視。先生不得已，為顧全大局，乃託病離去，但風潮終於爆發。

　　錢智修「年譜」云：

　　「震旦學院之創立也，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講座，學校行政，則學生任之，養成自治之風。是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春，先生微疾養，外籍教員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先生為避免師生衝突計，乃率全體學生離徐家匯舊址，謀另覓新校舍。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南昌熊季廉先生師復、寶山袁觀瀾先生希濤聞其事，咸來相會。維時校址未定，而報端忽發現徐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先生因與嚴、熊、袁三先生聯名啟事，更名為復旦公學。」

　　「擔任義務講座」云云，則因耶穌會士有絕財誓願，例不能取薪，並可窺其旨在攫權。會中人一貫主張為「唯我獨尊」，絕不與他人合作，或名為合作，而必有利於該會。馬先生以創辦人，而終被排擠，無足奇也。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亦云：

　　「千九百零四年歲首，相伯先生請耶穌會盡力相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召至滬，而為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阻南公之施設，辭職而去。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而離校學生於吳淞復創一校曰復旦。」

　　南從周「盡改舊章」，究竟改了些什麼呢？「二十五年小史」既成於耶穌會掌管學校時期，自不願明言。趙聚鈺「與于右老談復旦」一文（收入「于右任先生紀念集」），實際乃等於于先生自述。

略謂：

　　「遜清癸卯年，即公曆一九○三年，上海震旦學院因宗教課程關係，發生學潮，校長馬相伯先生維護學生備至，慮其失學，勉其深造，於是震旦退學諸君，乃決議籌組一相等之學校，以繼續其課業，而為中國開風氣。公推沈步洲、張軼歐、王公俠、葉仲裕及予（右公自稱）等七人為籌備委員。當時社會閉塞，困難百出，奔走一年有餘，而籌備工作殊鮮成就。……予與葉君原擬出國研習，乃以興學之故，寧犧牲負笈國外之時機，而願見此新學府之成立。盡力圖謀，卒底於成。乙巳年開學，同學思及脫離震旦時之痛苦，予乃建議命名﹃復旦﹄，中涵意義甚深。並公推馬相伯先生為校長。」

　　至於馬先生收于先生在震旦就讀一事，則可一聽于先生自述，見「神州日報」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詞：

　　「紀元前八年，余在三原，以半哭半笑樓詩譏切時政，為清廷命捕。時予在開封，襆被間關走海上，肄業於震旦學院丹徒馬相伯先生之門。同學諸友，多卓犖負材之志士，而山陰邵××、仁和葉仲裕、平湖金懷秋，尤與余暱。逾年，震旦與外籍教員齟齬散學，諸同學別創復旦公學於吳淞。」

八　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

　　此書發於民國元年九月二十日，乃馬先生與北平英斂之先生所共同署名，收入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時教宗為庇護第十世（St. Pius x）。

　　時教中文風低落，上海震旦學院己成為法國政府的附庸物，失去先生創辦之初的宗旨。全國基督教大學先後已設立十餘所；英馬二先生，目擊教會腐敗之狀，乃聯名上書教宗，節錄若干段如下：

　　「明末之傳佈福音，則奔走後先，專藉學問，……則仿利、艾、湯、南，用學問為誘掖之具，斷不可無。」

　　「在我華提倡學問，而開大學堂者，英、德、美之耶穌教人都有，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論，我聖教不獨無大學也，無中學也，並高等小學而無之，只有一法文小學，學費之鉅，只可招教外人求學而已，學成之後，只可依法國人謀生而已！」

　　「前清亦嘗以京師大學託我傳教士矣，詎竟辭不受，致使耶穌教人代之；由是該教生徒，自舊清已躋政府，於今更盛，而我教獨見摒焉。非見摒也，蓋來華傳教士喜用學問誘掖者有幾？祗觀在會與不在會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羅馬攻書者有幾？」

　　「稍明時局者，亦漸知民德歸厚，舍宗教無由；以故誠得我至聖父師大發慈憫，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

　　足見馬先生早歲縱受教中外籍高級員司的嫉視，甚至被逼脫離神職，但由於出身三百年老教友家庭，信心堅固，民國元年上書時，先生已高齡七十有三，仍不忘為教會出力；而由於一度叛教，故晚年懺悔之心更為深切。

九　對輔仁大學的意見

　　民國十四年三月，美國本篤會士在北平購定校址，發表宣言。原為英文，似由英千里先生譯為中文，經其父斂之先生潤色，馬先生則據之另擬一稿，時取名「公教大學」，此一宣言乃成為馬先生對輔仁大學的一個構思藍圖，曾收入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他說：

　　「本會之來，惟期中國博愛高尚者流，群策群力，而得所皈依，形上形下之道德事功，不難合志同力，見聞有助矣。」

　　「最可惜者，粗解旁行，浮慕西法之輩，皮毛是襲；所有家珍，徒供他人之考古，亦可謂不善變矣。本會之來，第欲以效忠於歐者，效忠於亞，矢與有心人共挽此狂瀾耳。」

　　「今之所創，一本斯旨，凡歐美新科，最精最確者，則以介紹於中華；中華舊有之文學、道學、美術等，莫不善善從長，無敢偏棄，持此物此志以周旋而已矣。」

　　「今此大學初創之人，雖皆美產，但來華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屬品也。本會在一國，便為一國之會士，極願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數十年後，會士為中國之會士，公教為中國之公教，大學為中國之大學，懿歟休哉！而本會之志願方告成。」

　　可見馬先生不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學，但必須合乎中國國情，合乎中國需要。

　　公教大學目的既在提高教內文風，故最初乃由學校當局分函全國各教區主教，請保送優秀子弟；英斂之先生深恐諸青年國文程度太低，乃於十四年秋成立國學專修部，又名輔仁社，自任主任。不幸於十五年一月十日逝世。十三，日先生自上海致函英千里先生，有云：

　　「奧圖（按原名O' Tool ）言公教大學亦收教外生，然大學而冠以公教，公教二字應指所授之科，似非兼招教外生之道也。平心而論，自受雍正艱難後，教中讀書子弟不多，不得教外之切磨，教育難望猛進，故不如改為本篤大學之為愈也。」

　　以上為對校名及是否兼收教內外學生之意見。以下則針對斂之先生所主持之輔仁社而言：

　　「輔仁社當如師範之類，經書塾南京日見其多，漢文自然以經書為最，而史漢次之，三國及南北史又次之。來學者不必限年齡，惟由司牧保薦者，可略減膳費足矣。」

　　此為先生對國學專修部提出應修課目；以下批評過去外國傳教士辦大學之弊，主要乃對震旦而言，曰：

　　「大抵洋人辦學，輒有二弊：一不重漢文，或重而不得其道；一所授西文，程度太淺，蓋視十五六歲華生等於五六歲者而授之；或所授非淺，而不知選擇華人所喜者。即以科學論，亦鮮能徹底；或雖深而在華人理想反易明者，往往靳授焉。」

　　先生對當時之公教大學即後來之輔仁大學，殷望甚切，故函末又曰：

　　「究竟公教大學內容何如？能否以公教之精神、公教之捐款，辦一華生眼前所需要者否？倘亦如已往所辦者，則雖大學其名，竊不敢贊同也。」

　　所謂「已往所辦者」，當時只震旦大學一座，可見馬先生對後來完全為法國耶穌會士攫奪而去之震旦大學，頗不滿意，認為只有「大學其名」；其內心之悲痛，可想而知。

十　附　　言

　　我謁見馬先生，乃在民國二十七年抗日戰爭最激烈之時，南昌早已失守，廣州危在旦夕。時先生避居桂林風洞山。當時尚流行「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語，先生正長我七十歲；換言之，我乃以二十九歲的青年，去拜訪九十九歲即晉期頤之年的老翁。在桂林盤桓十日，每晨必登山為先生奉獻彌撒聖祭，聖祭後共進早餐，並請教一二學術上或宗教上的問題。其時先生的高足，散居各地的尚屈指可數。

　　三十六年三月，我所編「馬相伯先生文集」在北平出版；三十七年一月，又出版「續編」。于右任先生曾來函說：

　　「編著之富，體例之嚴，至為佩感！先師體上帝之德，為聖人之文，時以至顯發至隱，至簡演至賾，而益見其博大精深。右任從遊多年，而集中所收，猶多未經見者，有深媿矣！」

　　來臺後，訪得高平子先生為馬先生碩果僅存的一位學生。五十二年十二月，高先生在「新時代」三卷十二期發表「馬相伯先生印象的片段」說：

　　「馬相伯先生為中國近代史上新舊絕續之際的一個不朽人物。他是宗教徒，他做過幕僚，他當過外交官，他是哲學家，他是政論家，他是偉大的演說家，但他最特出的一個角度是教育家。」

　　這最後一句話，是高先生全篇文章中最著重的一點，同時也是本書編者要我寫這篇文字的用意所在。

　　高先生以曾經列門牆，沐受春風化雨的資格，真摯地說：

　　「他雖然傳世的著述不多，而所予弟子們的印象久而彌深。自古哲人有不以博學多能而使人自化者，其風格之超群，民無能名焉，馬師殆其流亞乎？平子不佞，亦嘗受業於馬師之門，親承教誨，當時雖為同門最小之弟子，然在學離校期間皆常受到馬師之關注，追念往事於今六十年矣！」於是高先生說到為何要進震旦學院？要從馬先生受業？他說：

　　「是時，我讀書家塾，足跡不出里閈，然受變法拳亂之震動，先君亦與友好有試辦鄉里小學（定名實枚學校）之計劃，我則負笈遊學之念已如春草之萌生不可遏止。適於此時獲見震旦學院招生章程，所謂語文、象數、格物、致知之學，如振聾發瞶，如撥雲霧而見新天地。尤其使我感奮者，為吐棄當時租界學校之通事舌人的洋奴教育，而一以學術為依歸。」

　　馬先生主張學生自由選課，高平子先生繼說：

　　「第二學期起拉丁已非必修，今文可以選擇。猶記當時馬師與幾位外國教授坐八角廳耳房中，學生一一進見，個別認排主修何種文字。我所選的是法文。」

　　高先生記馬先生的儀容說：

　　「我初謁馬師時即見師鬚眉疏白，神情朗照，為之心折。然我時年十七，而諸大弟子有長我十餘歲者，故自視為小學生，不敢向師多所問難。」

　　關於馬先生所倡導的學生自治和軍訓，高平子先生以親身經驗所得，尚有可以補我上文之不足者。他說：

　　「馬師辦學之精神在於使學生習於自治。故自任監院而以院務分任諸生。如項驤為總幹事，鄭子漁為會計幹事，有固定任務，其餘幹事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我所能記憶的，管理學生遊玩用具者為葛子壽及王勵君二人。葛為松江人，王為蕭山人，與我年齡相若，課餘常同遊或長談，故最相稔。葛已早作古人，王出校後即無音問，體育方面有軍操一課，居然備有槍支及劍器（方形鋼條作劍用者），請一法國排長任教練，由一姚姓學生招待，因其略能法語。」對於馬先生的授課方法與講學情形，高先生亦記曰：

　　「我入學後於拉丁文可謂一無成績，此外物理及幾何二門由馬師親授。物理馬師稱為﹃形憲﹄，幾何則從徐光啟之舊譯。……此二門功課皆有油印講義。除此二門功課外，每逢星期，馬師常在八角廳中演講哲學之類的問題。馬師設座中坐，諸生環之聽講，師出生丹徒，故語帶鎮江口音。我初離鄉，不習他鄉語，故頗不易聽懂。然聽其抑揚頓挫之節，觀其從容顧盼之姿，不期神往。其後每逢馬師公開演說，得參末座，常覺其析理、辨證、取譬、解嘲、舉手、瞻視、疾徐、俯仰、或引經史、或涉俗諺、莫不自然中節。近人常推胡適之演說第一，然胡先生以縱橫勝，而馬師以自然勝。以書法為喻，則胡先生可比蘇黃，而馬師則幾乎羲之也。」

　　馬先生任復旦校長後，仍親自授課。高先生記曰：

　　「（復旦）以是年（光緒三十一年）中秋節開學。其時法文班學生漸少，教師更不易得。馬師乃自上堂親授法文，間或以邵仲輝為助教，此時于右任先生及遲一學期入學之平湖人金懷秋等皆在同班，但他們二人國學極有根基，常幫助馬師辦些文墨，可算是師的私人祕書。」

　　高平子先生之於馬老先生，有一事為近世所罕見的師生美談。即馬先生脫離震旦後，高平子先生雖仍回震旦繼續攻讀，畢業後，曾從事翻譯馬克斯威爾論光波的小冊子，因受嚴復影響，譯名力求古雅，但仍請馬先生為之訂閱。他說：

　　「此譯本約三四萬字，題名即用耀能論。完稿後即往土山灣孤兒院樓上向馬師呈閱。馬師看過之後，大為激賞。因他自己譯書亦多自我作古，力求古雅，故謂孺子可教也。自此我常乘便拜謁馬師。」

　　其他如先生於民國元年八月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十月十八日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十二月廿七日辭。次年，與章炳麟、梁啟超、嚴復等發起函夏考文苑，其宗旨略與中央研究院同，未成。又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袁世凱稱帝，先生乃退出政壇，專意於倡導宗教。新會陳援菴先生所撰著或校刊之書籍，一一序而行之。歷年宦囊所得，仍悉數捐助上海之震旦與啟明、北平之培根。九一八後，國難日深，先生屢促國人實施民治，實行憲法。二十六年三月，任國民政府委員，二十八年，壽臻百齡，政府頒令褒嘉；十一月四日，在諒山逝世。凡此種種，與先生所最重視之教育事業無關者，概從闕略。

　　臺北市上所重印張若谷著「馬相伯先生年譜」，乃二十八年出版，時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正續編尚未刊行，因此闕遺甚多。近文海出版社已將先生文集重為影印，我又加入幾篇。欲窺先生生平重要事蹟者，或可稍彌遺憾。而先生年譜，亦亟待重編。

　　又「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號（三十七年三月出版）有夏敬觀撰「馬良傳」，頗多亥豕之誤，如：所居綠野堂誤緣野堂；所著「靈心小史」誤心靈小史；「民國民照心鏡」誤「國民照心鏡」。深恐後引書，以誤傳誤，乘便特為更正。方豪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