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大一统志殘本 [元 孛兰肸撰 正中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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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大元大一统志》
【作　者】(元)孛兰肸撰 岳铉修
【丛书名】玄览堂丛书续集 35卷残本
【出版项】 正中书局 , 1985年
【页　数】 1020页
【格  式】djvu
【文件大小】41.4MB 　分四个压缩包上传
【清晰度】清晰
【來源】国学数典论坛
【內容簡介】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由札馬剌丁﹑虞應龍等開始編纂﹐於三十一年完成初修稿七百五十五卷。稍後又得《雲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因而繼續重修﹐由孛蘭盻﹑岳鉉等主其事﹐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全書始正式告成﹐凡六百冊﹐一千三百卷﹐定名為《大元大一統志》。書成後﹐藏於秘府﹐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始由杭州刻版﹐許有壬為之序。

    該書所志各路﹑州﹑縣事﹐繼承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宋代《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書成例﹐分為建置沿革﹑坊郭鄉鎮﹑里至﹑山川﹑土產﹑風俗形勝﹑古蹟﹑宦跡﹑人物﹑仙釋等部門。所用資料﹐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於《輿地紀勝》和宋﹑元舊志﹐北方諸省則多取材於《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和金﹑元舊志。內容廣泛﹐包羅詳備﹐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輿地書。元文宗時纂修《經世大典》﹐其“都邑”等目即以該書為據。《大明一統志》亦以該書為藍本。明《文淵閣書目》著錄有《大元一統志》兩部﹕一部一百八十二冊﹐一部六百冊﹐均未書卷數﹐後者同於大德七年成書之冊數﹐當為足本﹐證明嘉靖時該書全本尚存﹐後逐漸散佚。
    現殘存之《大元大一統志》﹐據北京圖書館和私家所藏﹐及《遼海叢書》﹑《玄覽堂叢書》所錄﹐僅得殘本四十四卷﹐尚不及原書卷數的5％。其中原卷還有的不全或只存二三頁。《玄覽堂叢書》的《大元大一統志》有35卷，爲輯錄書中最多的大元大一統志。

    明清史籍中頗多引錄該書之遺文﹐以《永樂大典》為最。今影印《永樂大典》殘本中﹐還保存了大量《大元一統志》遺文。明代官修地理書《明一統志》﹑《寰宇通志》亦間加引用。《遼東志》﹑《滿洲源流考》﹑《熱河志》﹑《乾隆盛京通志》﹑《蒙古遊牧記》﹑《嘉慶四川通志》﹑《湖北通志》﹑《乾隆東昌府志》﹑《嘉慶延安府志》﹑《日下舊聞考》﹑《愚谷文存》諸書所引﹐疑多為前人從《永樂大典》轉錄者。近人金毓黻曾蒐集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統志》殘本十五卷﹐輯本四卷。趙萬里又以《元史‧地理志》為綱﹐將元刻殘帙﹑各家抄本與群書所引﹐彙輯為一書﹐分編十卷﹐題為《元一統志》﹐可略見原書規模。
參考書目
    趙萬里輯﹕《元一統志》﹐中華書局﹐北京﹐1966。
    許有壬﹕《大一統志序》﹐《至正集》卷35﹐清宣統三年聊城鄒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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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hongmei

《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舒习龙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中心，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还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叶隆礼有过人的史识，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关键词：《契丹国志》；编纂特色；民族文化认同；汉化进程；皇朝盛衰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私修纪传体辽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本文重点探讨《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以及它在客观记录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和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                 
一、撰述宗旨和编纂特色                        
《契丹国志》撰成后，历代文人学者对它评价褒贬不一。元苏天爵直斥其失，不稍宽贷。清钱曾则谓为：“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洵有良史之风。具载两国誓书及南北通使礼物，盖深有慨于海上之盟，使读者寻其意于言外耳。弃祖宗之宿好，结虎狼之新欢，孰当捍蔽青城之祸，详其流毒，实有隐痛焉。存辽以障金，此则隆礼之志也。至夷契丹为国，不史而志之，其尊本朝也至矣。数百年来罕有知其心事者，予特表而出之”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该书瑕瑜并举，力求公允。可见，历代文人学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地位的不同，对《契丹国志》的评价自然观点不一。                    
我们认为《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契丹国志》二十七卷，记辽一代二百余年君臣事迹。这部书用传统的纪传体体裁，融图表、本纪、列传、年谱等多种体例于一炉，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契丹社会历史的全貌，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卷首为契丹国志表、契丹世系之图、契丹地理之图、契丹国初兴本末及契丹九主年谱。《契丹世系之图》则是以图表的形式反映契丹民族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起九世传承的历史，同《九主年谱》和帝纪十二卷互相印证，互相发明，可以清楚地掌握契丹民族世系发展的脉络和历史发展的大势。
帝纪十二卷是叶隆礼着力最多，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史才”的部分。作者申述他撰述《契丹国志》的宗旨，就是记载契丹二百余载兴亡的历史，总结其盛衰教训：“载观大辽之纪号，其谁小朝以自居。八际洪流，顿起兴亡之慨；九州重雾，忍无夷夏之嗟。其契丹国自阿保机初兴，迄于于天祚之亡，立统乘家，凡二百余载” 。《契丹国志》本纪按年分别记载辽代九位君主统治时期的大事，但有所侧重，其中太宗纪2卷、天祚纪3卷，共占本纪12卷中的5卷。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帝纪的详略，是为了反映契丹历史盛衰的原因。叶隆礼在《契丹国初兴本末》中说：“原其立国，兴自阿保机，至耶律德光而寖张。遭五季之衰，天未厌乱，石郎胎衅，产祸诸华。毒痛四海，飞扬跋扈，贪残僭擬，中国帝王名数，尽盗有之；冠屦倒植，熏莸共染，干戈之惨极矣。……天祚昏孱，女真生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隹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远，盛极而微，理故然也。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摭旧闻，裒其本末，虽未能考其异而订其同，要之大略，甚不相逺，后之英主、忠臣、志士，游今洄古，可以鉴矣。” 作者探求契丹民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根本目的是让南宋统治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契丹灭亡的覆辙。为此，作者在契丹民族“盛”、“衰”的关节点辽太宗和天祚帝用力最多。《契丹国志》之所以用2卷的篇幅来写辽太宗耶律德光，是因为他在契丹民族走向强盛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耶律德光在20岁的时候就做了契丹兵马大元帅，跟着阿保机立下赫赫军功。他继位之后，促进了契丹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辽国逐渐走向强盛。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着手将父亲阿保机的伟业继续推进，向南用兵，争霸中原。而用三卷篇幅来写辽朝天祚帝在位时期贪污腐化、任用非人，正是他在位期间的统治策略适当，导致契丹民族迅速败亡。                                                                                                                                          
类传指的是以类相从的列传，是指某些社会身份或职业相同的人物，列为一传加以叙述。类传的作用在于“它们甚至成了反映时代特点的一面镜子” ，其作用不容低估。《契丹国志》类传主要有卷十三之后妃传、卷十四之诸王传、卷十五之外戚传三种，虽传目较历代正史为少，然编次合理，详略得当，比较清楚地反映出契丹民族从部落走向皇朝并逐步完成封建化的全过程。比如《后妃传》，作者将对契丹民族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后妃详细加以记载，而对那些本身事迹不多或对历史没有重大影响的后妃则是择其要者而记之。《后妃传》对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景宗皇后萧氏、圣宗皇后萧氏等对契丹民族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后妃，不仅叙述其家世、出身、性格，而且对于其参与皇朝政治的行为也作了精彩的刻画。如对景宗皇后萧氏的描绘就很精彩：“后天性忮忍，阴毒嗜杀，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统和年间，举国南征，后亲跨马行阵，与幼帝提兵初趣威虏军、顺安军，东趣保州。又与幼帝及统军顺国王挞览合势以攻定州，余众直抵深、祁以东。又从阳城淀缘胡卢河踰关，南抵瀛州城下，兵势甚盛，后与幼帝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复自瀛州抵贝、冀、天雄，南宋惶遽，驾亲幸澶渊，然后为谋主；至遣王继忠通好，及所得岁币，亦后之谋也……” 通过这些记载，景宗皇后萧氏在契丹历史上的作用鲜明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重视体例，但决不是要使历史来适合体例的规定，而是努力使体例能更好地表述历史的变化。编著史书，不可不讲体例，又不可拘泥于体例。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根据所撰史事的实际情况和作者表达编著意图的需要，要有体例而又要对体例作比较灵活的运用，要按实际情形有所调整。清人赵翼很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班固《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皆“经世有用之文”，不能视为繁冗 。《契丹国志》具载原文的篇章主要有：卷二十著录文书，计晋表二：晋出帝降表及晋李太后降表。澶渊誓书二：宋真宗誓书及契丹圣宗誓书。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回契丹书及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契丹求地界书及宋回契丹书。卷二十四及二十五裒集游方，计卷二十四，收宋王曾之王沂公行程录及富弼之富郑公行程录；末附余靖之余尚书北语诗及刁约之刁奉使北语诗。卷二十五收胡峤陷北记及张舜民使北记。这些篇章都是作者具载“经世有用之文”的表现，反映了作者能够根据史书记载事件的需要灵活地变通体例。例如卷二十著录文书，详细记载了契丹民族与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研究契丹和宋朝关系的重要资料。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是宋辽关系的分水岭。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即使在严重的危机时候，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 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叶隆礼是具有卓越史识的史学家，对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重要意义具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编纂《契丹国志》时将双方交涉的档案史料原文抄录，为后人保存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澶渊之盟基本解决了宋辽两国的领土争端。至此以后，宋辽两国和平相处，互通友好，边境的农业得以发展，榷场贸易互市不绝，有力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难怪清朝藏书家、史学家席世臣在评论《契丹国志》时候，说：“（《契丹国志》）至于宋、辽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渊誓书、关南誓书、地界之议、礼物之数，皆详载无遗” 。事实上，具载原文为后人保存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其价值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                                                            
总之，叶隆礼在编撰的丰富内涵的发挥和技术上的创新都有所建树，这不仅为记载辽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和大量珍贵的史料，而且为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鲜的内容。此书的编纂思想以及体裁、体例的继承和创新都值得我们充分地重视。            
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汉化进程
中华民族是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特点的反映。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叶隆礼撰写的《契丹国志》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复杂的民族关系和相互交往，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特殊的地位。                                                               
《契丹国志》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详细记载了契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历史表明，契丹民族之所以能迅速地完成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过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可汗耶律阿保机能够在本民族传统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吸收大量汉人，建州县，垦土地，发展农业。阿保机对农耕文化的认同，也为以后契丹民族奠定了观念转变的物质基础。公元915年，在受族内保守势力排挤，被迫交出首领权力时，阿保机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 表明阿保机对汉民族文化已有了明确的认同意识。在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公元916年，阿保机抛弃推选可汗的旧制度，登极皇位，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过渡。从此以后，契丹人开始更积极自觉地吸取汉文化：公元918年，阿保机诏建孔子庙；公元921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并向自己认同的主体文化区扩张。阿保机利用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等为为辽朝效力的臣僚，收容汉人，开发荒地，建立汉城，扩大国家的组织。其中如韩延徽者，作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后来却成为他的心腹之臣，“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蓻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契丹国志》的作者也对其赞叹曰：“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终其身夕阳牛背间耳。城郭宫室，谁其画之？威服诸番，谁其翼之？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 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从建国初的“仪法疏阔”，到任用汉人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呈现认同、吸收不断深入的进程。
随着与汉民族的交往日深，契丹民族各阶层对汉文化的认同意识也不断增强。辽代前期，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利用多于接受，即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民而不得不宣扬儒学，《契丹国志》中所载“阿保机善汉语”，但却对人说：“我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在这一态度影响下，辽代境内儒学的传播，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局限于燕云汉民居住地区，不过这种情况到辽代中期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辽太宗还在南京设“太学”，为南京士子提供就学之所。由此幽州入辽后，文化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断的发展，“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射” ，使幽州成为辽境内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辽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年）即位，随即通过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宽赋减税，稳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契丹贵族篡位叛乱不绝的局面；同时在境内进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底，辽、宋间订立了“澶渊和盟”，结束了辽、宋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代社会经济大为发展，加快了辽代封建化的进程。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辽、宋双方外交使节往来和民间交往的增加，辽代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学唐比宋”（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学唐的目的在于比宋、超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原文化思想等，如辽圣宗曾“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 ，以促进契丹社会的向更高阶段发展。其结果是契丹社会在进行封建化的同时，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在契丹社会上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风尚，因此辽圣宗、兴宗时期成为辽代儒学广为传播、学校教育制度全面建立发展时期。史载辽圣宗的汉文化修养颇高，“道释二教，皆洞其旨；缕缕音声，特所精彻。……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已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 。辽圣宗常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即契丹大臣）等读之” 。辽圣宗之子兴宗也“好儒术”，诏令“译诸书”，大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为契丹文，供辽兴宗与契丹贵族习读。于是，“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的儒家传统治术 ，成为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儒学的忠孝等道德观念，逐渐为契丹人所接受，成为其道德规范。     
三、契丹民族盛衰的经验总结
叶隆礼在《经进契丹国志表》中说：“其契丹国自阿保机初兴，迄于于天祚之亡，立统乘家，凡二百余载。臣奉勑命，谨采摭遗闻，删繁剔冗，缉为《契丹国志》以进。浅短自惭，笔削莫措。尊王而黜霸，庶几有备于将来；外阴而内阳，益宜永鉴于既往。” 总结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为宋朝之“资鉴”，是叶隆礼撰述《契丹国志》的宗旨之一。
在契丹民族历史上，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政治方面他完善了从阿保机开始的官制，使之系统化。他还使契丹的领土继续扩大，使契丹走向了强盛时期。他在位期间，契丹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外，契丹的本民族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辽太宗对于辽朝的贡献较大的要数对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了。辽太宗将后晋的一整套汉族官制带到了辽国，加上原来阿保机时期确立的官制，终于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会同元年 （938 年），晋献十六州图籍，初步调整了统治机构和官号，改皇都为上京，府名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惕隐为司徒，达剌于为副使。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 （侍中）、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长官为详稳。调整后，五院、六院、乙室部地位提高，以便加强对十六州地区的控制和监督；在部落组织中引入了汉官名号；增加了负责监督、礼仪、对外交往方面的机构和官员。在南京所辖州县，“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从而向南、北面官制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契丹统治者没有改变十六州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是因其故俗袭其旧制，选拔汉族人士治理，于是在燕云地区首开科举，选拔人才，也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入仕之途。十六州是先进的农业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它的并入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直接推进了契丹社会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叶隆礼十分强调帝王的德行与皇朝盛衰密切相关。契丹前期的迅速崛起，是由于太祖、太宗勇武英雄伟、奋发有为，中期以后的衰败，则由于君主的骄心纵欲、昏庸腐败。在他看来，帝王的表现关系到政治的清浊、朝代的兴衰。他说：“前史尝云，创业易，守成难。吾于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嗣，运属乐推，兵威不戢，关河流毒。自谓荒淫无妨，而不知诸部之心离；自谓专欲可成，而不知萧墙之衅启。三十余年血战之基业，而继继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难，不信然欤!”  作者将辽世宗和辽穆宗的“荒淫”和“专欲”视为契丹民族祖宗基业衰败的原因，在他看来，统治阶级的行为对朝廷的治乱安危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契丹民族衰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女真族的崛兴，而是以契丹朝廷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腐败。辽圣宗以后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契丹贵族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腐败最集中表现在崇佛耽乐，不惜国力民赀，造成国势衰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顾社稷安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造成统治集团猜忌倾轧，分崩离析。契丹国中叶以后的君主，不以勤政取信于民，却把有限的货财肆意挥霍，境内遍造寺观，企图通过崇佛迷信活动来麻痹人民，维持其统治。兴宗初即位，由母后萧太后执政。她“淫威肆行，刑政弛紊”。兴宗亲政后，先“召僧论佛法”，继以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又以城邑与其弟重元赌博连输几座。道宗当政，不仅出现一日祝发为僧尼者3000余人、“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授园释、法钧二僧皆守司空，并请僧“设坛于内殿”。道宗晚年昏愚至极，用人不能自择，竟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降至天祚，其昏庸更超过祖辈。初登位，即“放戒于内庭”，寄佛保佑。在位期间，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而自己又不省政事，好畋猎，沈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阿骨打进攻宁江州，仍在庆州射鹿，闻之竟“不介意”。至1121年（保大元年）女真兵攻克上京，年年丢城失地，而他仍狩猎如常。所以，作者尖锐地指出；“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机，同光酒色之祸，每每鉴为覆辙。数世后，游畋射猎，虽或有之，而四时迁徙，迄未尝有定制。内耗郡邑，外扰邻封，以至捕海东青于女真之域，取细犬于萌骨子之疆，内外骚然，祸乱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节制孱庸，部曲纷扰。强盗在门，宁舍婴儿之金；虎狼出柙，谁负孟贲之勇。观夫孱主，可谓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欤？”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封建帝王因循怠惰、荒淫无耻的强烈不满。叶隆礼不仅在书中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史实，而且以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感情正面抒发议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阿保机利用唐末后梁政治的紊乱，艰苦创业，奋发有为，使契丹兴起于北方。但不到二百年，辽中后期诸帝却耽于逸乐，荒于政事，因而为女真阿骨打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生于忧患，死于逸乐，正是朝代盛衰的必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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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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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习龙   目前阅读310人次  

  
[内容摘要] 典志体史书是历史编撰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文章试图着重对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这一时期的典志体史书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有个宏观的了解和把握。
[关键词] 晚清典志体； 盛衰观； 民族观；时局观            

晚清典志体史书是在西方入侵，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相继撰成的。同传统典志体史书的著者观察问题受正统观、皇朝观影响不同，晚清史家为救亡图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所激发，开始自觉地以新的视角考察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又从世界范围和中外关系来考察中国，在历史观上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盛衰观、民族观和时局观。
一、历史盛衰观的变异
历史盛衰观是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的重要的规律。早在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对历史盛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物盛而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盛衰的相互转变是自然规律，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如他对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考察后，提出这样的认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弊兴焉。······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ii]司马迁用这样的命题考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辨证思想。
清初的思想家对历史盛衰的探讨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突出强调了“时势”乃是历史进程的直接动因，并且试图用“气运”历史观来解释历代皇朝的更迭。他们认为“气运”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深层力量，对社会历史进程有较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运用公羊哲学思想考察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危机的新局势，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气运”、“递嬗”所致，“气运无一息不变”，“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iii]。他说人类的产生也与“气运”有关，“惟天阳之气流，行于大地之中，二人物生也”。他从“气运”变化的历史变易观点出发，指出过去东西方各国不通音讯的状态已经结束，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卷入相互联系的运动趋势中。所以，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岂天地之气，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在“气运”历史观的指导下，魏源分析了英国称雄世界的原因。魏源认为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且也是欧洲最强盛、最有“长技”的国家。所以，只有真正地“知其形”、“知其情”，才能找到战胜它的办法。魏源认为英国的强盛首先在于“不务行教而行贾”，“佐行贾以行兵”，是“兵贾相资”的结果。他说：“自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犹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iv]这里，魏源主要是从工商业角度立论，说明英国迅速富强的原因。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发展工商业是英国迅速走向富强的原因之一，魏源的立论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其次，魏源还认为英国之所以富强，与它对殖民地国家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密切相关。他说：“英吉利敻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面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产能几何？所以骤然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v]魏源对富强地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王道”、“仁政”的范畴。同姚莹一样，魏源也认为“无不富强之王道”，“无既弱且贫之王道也，顾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也。”[vi]真正的富强只有国用定，民富强，军事力量强大。因此，中国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要学习英国成功的经验，这样国家和人民才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魏源“盛衰观”的变化，反映出朴素的世界意识和开放意识。它要求人们必须意识到改变过去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睁眼看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与各国的具体情况。
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对国人的冲击很大，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惊呼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在“变局”历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地位，中国强弱变化之“道”，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在世界历史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韬在记叙法国历史时，把探索法国兴衰之道和富强之由以为中国资鉴，作为法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他在本书的《原叙》、《凡例》、《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反复声明“以法为鉴”的撰述旨趣，他说：“二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雄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强盛，未尝不叹其外观之好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奢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疑，亦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vii]法国表面上十分富庶强大，但实际上早已种下致弱的祸根。在王韬这里，“强”和“弱”是相对的、变化的，“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王韬就是要从法国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具有相同历史境遇的中国“殷鉴”。
《法国志略》卷一至卷十，重点记叙了法国的历史沿革、王朝战争与复辟，直到近代的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国会的种种政策，记事明晰，详今略古。首卷“开国纪原”，记法国野番部落的地理位置和种别，以及罗马恺撒大帝恃其军事势力，将法国并入罗马版图，法人由是渐入文明之域。佛朗人哥卢味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最终统一法国，国号法兰西。从第一卷到第四卷“ 后加颁的氏纪”为法国古代史，记载古代法国的王朝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以及英国侵略法国等重大事件。从第五卷“波旁氏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法国近代史，重点记叙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以及对外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还记载关乎法国盛衰的“朋党之争”和普法战争。通过对法国历史的记载，特别是转折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王韬分析了法国由盛而衰的原因。
     第一、 过分崇信宗教。法国自古以来政教不分，天主教徒操纵国家机器，把持文化命脉，控制国家经济，而统治阶级为取得天主教的支持，同他们结为奥援，因此教会势力日益猖獗。王韬认为天主教盛行是法国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他说：“然则主教曾何益人家国哉？况乎国中教堂相望，教士如林，习教传徒，遗人四出民间，岁糜金赀钜亿万,此法削弱之由来也。奈何法犹不自知也？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他国，不亦值乎？”[viii]王韬一方面揭露天主教削弱了法国的根基，另一方面对法国布教于他国，特别是中国，表示反感。对此，王韬提出应该政教分开，方可收治世之效，即“政教不相统而适相成，此世之所以治也。”
    第二、 统治者实行穷兵黩武的武力扩张政策，造成国势阽危，民生涂炭。作者说：“法为欧洲强国，虽壤土不广，而勇悍好战，争地争城,素为列邦所慑。”法仗恃在欧洲执牛耳的地位，拿破仑时代发动了一系列对外兼并战争，整个欧洲几乎成为它的附庸。但长期的战争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招致国内反对派和欧洲被征服国家的联合进攻，拿破仑帝国解体。拿破仑第三并没有吸取其祖父的教训，仍然穷兵黩武，窃位逊位，以致身为俘虏。拿破仑第一、第三相同的历史命运，正是法国由盛而衰的缩影 ，是他们“威兵力则以慑人”的结果。
    第三、 法国政治浑浊的结果。王韬在《序言》中说：法“千余年来，以强国著称于欧洲，乃自近今数十年来，政令倾颓，纪纲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诛戮横加，叛者接踵。”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引起党派林立，各党为攘夺利权聚讼纷纭。法国的“朋党之祸”就是法国政治浑浊的缩影。拿破仑第一帝国解体后，拿破仑党人、波旁党人、阿良党人各恢私见，莫衷一是。拿破仑党人、阿良党人主民政，波旁党人主王政，三党之间的斗争既微妙又复杂，导致法国政坛扰攘不宁。王韬对“朋党之祸”的恶劣影响竭尽批评：“始而曲折乱朝章，继而干戈扰宇内，终而贤奸混史册，大固酿朝廷之毒，小亦干天地之和。······纵横数万里，上下数前年，其不误于党祸者，盖几希矣。法党人之盛，能不为法国忧乎？”[ix]法国党人争锋，造成权力中枢相互挚肘，行政效率低下，在普法战争期间表现相当明显。普法一役，其失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第四、法国没有处理好国际关系。拿破仑第一、第三时期，法凭借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对外推行强硬的军事扩张政策，招致欧洲其它国家的怨谤。王韬认为处理外交关系贵在“ 审势”--“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外交策略。拿破仑氏在外交上的失败就是过于相信军事实力，忽视同他国讲信修睦的重要性。正如王韬对拿破仑失败原因的分析：“拿破仑之败，诸国之兵力全萃于一法，合谋并力，于法为难，非仇法也，籍以自得也。逮乎拿破仑第三用兵，虽能绳其祖武，而非结英以为援，亦不能纵横跋扈也。试观普法之役，英一不预其间，而法遽败，此其明验也。嗣是而后，列国无复定盟于巴黎斯，而法不能高执牛耳矣。即于欧之事，亦但作壁上观。”[x] 其分析可谓至论，切中了法国败亡的命脉。
      第五、法国重兵不重民也是其败亡的原因之一。“民为邦本”，民心向背关系国家的稳定和战争的得失。然法在历史转折关头，忽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故其败实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王韬所说：“盖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者也。呜呼！法于此不又当憬然醒悟，而翻然亟思变计也哉？”[xi]通过对法国失败原因的总结，王韬认为法国的失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积渐使然。历史之盛衰有天道和人事二个因素，“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这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但人却可以补天道之失，在衰势未成之前奋力以挽。上述法国败亡的五个原因，几乎都是人事所为。王韬探讨法国历史，意在告戒国人要奋发有为，向西方学习，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
    历史盛衰是史家考察历史运动规律的重要途径，传统史家总结历史盛衰往往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模式，而且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眼光是狭隘的，不可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考察。魏源和王韬在《海国图志》和《法国志略》表现出的历史盛衰却濡染了鲜明的近代色彩。首先，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具有鲜明的世界史眼光。他们都把总结历史盛衰以为中国“殷鉴”作为他撰写历史的重要目的，改变了过去总结盛衰只从皇朝历史范围内考察的局限。其次，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是建立在近代变易史观基础上，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再次，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史学只从历史运动的表象上分析历史盛衰的原因，试图揭示历史盛衰的规律。尽管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这一尝试并没有完成，但他们对历史盛衰的分析，是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的，有些是过去史家根本没有涉猎的。如王韬对法国外交不当导致法国迅速败亡的分析，就是从近代特定的国际关系出发，很有新意。总之，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传统历史盛衰意识在近代的发展。
二、近代意义的民族观
    夷夏观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排他意识的民族观，是大汉族思想在民族关系中的集中表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内诸夏外夷狄”，孟子也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xii]《左传》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xiii]这些都是关于“夷夏大防”的最初源头。

    自春秋战国到晚清，夷夏观念随着中华文化受到外夷的挑战不断变更它的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尊王攘夷”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魏南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正统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流行淡化了“夷”与“夏”之间的区别，当时的士大夫夷夏观念并不强烈。隋唐时期，无论从民族还是从文化上看，都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夷之变逐渐为史家所反对。隋唐之际，李大师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甚为不满，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思想。[xiv]刘知几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批判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xv]的做法，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关系。宋元时期，由于周边民族内犯频仍，民族关系相对紧张，这时期的夷夏观念空前活跃。北宋著名史学家苏轼主张用“羁縻”政策笼络夷狄：“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也。”[xvi]明清之际，夷夏之辩思想发展到极端，为接受外来文化从理论上设置了障碍。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力倡“夷夏之防”。他说：“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也。”[xvii]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坚船炮利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少数先进的士大夫从保卫国家、反抗侵略的斗争出发，开始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念，走上洞悉夷情的道路，晚清典志体史书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传统的夷夏观一般认为居于中原地区的“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优越于处于蛮荒之地的“夷”，因而不肯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丧权辱国的结局，对先进的中国人触动很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克服“天朝上国”思想，虚心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xviii]对于当时顽固派抱着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反对“师夷长技”的说法，魏源征引历史予以驳斥：“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其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之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足兵。”[xix]由此可以看出，魏源有关师夷长技的论述表明他开始用世界意识观察中国问题，这对于传统的夷夏观有了实质性突破。
    魏源夷夏观的改变还表现在，他对西方各国态度的转变。他认为西方各国不同于历史上的所谓夷狄，对待外国人应该以礼相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察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xx]魏源认为外国人并非夷狄，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从“夷”、“狄”到“良友”、“奇士”可以说是对传统“夷夏观”的反动。正是有这样的观念，魏源才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海国图志》才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史地名篇。1844年，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时，还抱住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在叙述西方时仍用“夷”来称呼。随着同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接触的不断增加，他开始摒弃那种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虚妄做法，1848年《瀛环志略》定本中，已基本上不用“夷‘来称呼。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人们对世界情况了解的增加，人们对“夷夏之变”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如撰著《法国志略》的王韬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而中国之外通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xxi]因此，他撰著《法国志略》决定摒弃过去的“四裔”、“外国列传”的旧体例，按照法国的纪年编写法国史，探讨法国盛衰的经验教训，促使国人自奋自立。其后，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也把这种编撰思想写进《凡例》中。他说：“自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杞降为之，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也；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奴，南号岛夷，所崇国体，是狭陋之见也。”[xxii]他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抛弃“用夏变夷”的迂腐见解，以清醒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他指出：“弓矢不可以敌大炮，浆橹不可敌轮船，恶西法者亦当知之。”西方国家在科学文化上的先进性应该得到承认，守旧派的病根是“特不知今日时势之不同，古人‘用夏变夷’之说深入其中！”[xxiii]中国应该以日本为师，发愤学习西方，才能“收效无穷”，达到“远驾其上”的目的。这些情况表明他们已经比较彻底地放弃夷夏观念。
    综上所述，近代意义的夷夏观就是要勇于承认“夷”在某些方面有超越华夏的地方，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的东来，摒弃将外国人称为夷狄的虚妄做法。同传统夷夏观相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世界上开始从无知向有知转变，从排拒西方向学习西方转变。
三、时局观的转变
    时局观亦称“变局观”，是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在观念上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中国，因此没有必要了解外部形势。鸦片战争后，这种思想意识开始有所转变。
    包世臣在《歼夷论》中指出，英军兵临南京，用无力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索赔之苛刻是空前的，“而其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英夷之福，中华之祸，盖俱极于此也。”[xxiv]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变局是从来没有的。魏源、徐继畲等人通过研究世界地理，也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发出“变局”的惊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到：“地气天时变，闻禽鸟者知之；天气自西而东，验海渡者知之。”[xxv] “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xxvi] “其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xxvii]徐继畲也在《瀛环志略·凡例》中指出：“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藩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xxviii]在《瀛环考略》中，他指出：“天地之气，或而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使天下从此多事也。”虽然他们仍然用“气运”、“运会”等传统概念来描述形势的变化，但他们确实对西方文化东来的浪潮深表忧虑。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华夷混一”既成事实，中国被侵略者瓜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变局”认识更加强烈。1860年，郭嵩焘首先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xxix]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xxx]曾纪泽也指出：“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李鸿章也说：“欧洲诸国百数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是在这种变局意识指导下撰写的。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愤慨于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时局的无知：“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加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昔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he之外，荒诞不可论议也。可不谓狭隘欤？！”[xxxii]因此，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时局观，探索日本兴衰之道，给处于严重民族危机的祖国开一剂良药。他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俊杰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以观人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xxxiii]他所说的“时”，就是要清醒地认识世界大势，振作思变，维新求强。他说：“輓近之世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 ，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口吸其精血。······既经明验大效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xxxiv] 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样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他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由弱变强的经验，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亡、实行民族振兴的道路。
    正如薛福成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作序所说：“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廓清然更张，废群候，尊一主，斥幕府，联外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虽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然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此不辍，当有可以与西国争衡之势，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xxxv]黄遵宪认为日本最大的历史变局，就是“创制立法”，即废除幕府统治，走上议会民主制道路。他在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概括：“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xxxvi]
    晚清典志体史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上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应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都意在关心国家盛衰，关注时局变化，是一些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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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84－787页有关论述。
[ii]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iii] 《魏源集》上册，第43页。
[iv] 魏源：《海国图志》卷24。
[v] 魏源：《海国图志》卷52。
[vi]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八，第19页，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vi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vii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ix]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i]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xii] 孟子：《离娄下》。
[xiii] 《左传·定公十年》。
[xiv] 《北史·序传》，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xv] 《史通·称谓》。

xiehongmei

摘要：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是最早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充满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这部书的学术影响十分巨大，后世治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奉之为圭臬，故有必要梳理它的思想内涵、编纂特色和学术影响。
关键词：姚锡光  《东方兵事纪略》  思想内涵    学术影响  史料价值  

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政声、业绩虽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等，这些著作对军事、教育、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可惜，由于晚清人物众多，学术界尚无人对其做专门研究。本文拟对姚锡光的生平做初步的梳理，重点研究《东方兵事纪略》的思想内涵、编纂特色和学术影响，不妥之处，敬祈赐教。
一、姚锡光的生平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77年1月到1882年2月，由李鸿章举荐，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当过驻日本领事，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变化有了初步了解，为他后来撰写《东方兵事纪略》和《东瀛学校举概》埋下了伏笔。1885年，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1888年中式光绪戍子科举人，1889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1886年，“锡光始役津门”，供职于李鸿章幕府，颇受李鸿章器重。[ii]但是入幕后，姚锡光对李鸿章在朝鲜问题和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避战求和”方针颇有微词，并数次向李鸿章条陈意见。他在上李鸿章说帖中说：“锡光于丙戍始役天津，见朝鲜之祸蕴蓄之深，关系之重，非可言喻，叠于丁亥春夏间上两说帖，以要合肥相国，每谒见必陈朝事；相国不之审。约七岁而东方之难作，举我所策以先发制人者，而人果持其术以毒我，区画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为之时，竟无法牖当道之胸，而作先事绸缪之计。今者朝鲜既覆，而我东三省之祸遂等剥虏。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偶检存稿，令人愤懑欲绝！”3可见，姚锡光对李鸿章“和戎”政策的不满。在姚锡光看来，朝鲜问题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如果李鸿章能够虚心听取幕僚的建议，早做防御，则可能“利害相反”，攻守之势异也，这些思想和见解在后来写的《东方兵事纪略》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4。1894年，他在镇江守孝，中日战争爆发，他应李鸿章之召赶去北方，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参预军事。1895年1月到3月，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任职，并再次向李鸿章上《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表明他对中东战事的看法。由此可见，在姚、李关系中，姚锡光既感激李鸿章的重用提拔，又能坚守幕僚的责任。甲午中日战争后，他将军中见闻和感受写成《东方兵事纪略》一书，详细记述战争经过。1895年9月，经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调赴江南，和外籍专家视察长江下游各炮台，写成《长江炮台刍议》，成为后来整顿、建设各炮台的依据。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之洞调赴湖北，派充自强学堂总稽查。1897年，张之洞以“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故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 为由，以王秉恩为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该校第一届招生极为轰动，陆续报名投考者竟达四千余人。 经挑选，择“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120名为学生，入堂学习，学制五年，开设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和营阵攻守转运等课。 1898年2月，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5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并将在日本考察教育的见闻写成《东瀛学校举概》，主要介绍日本近代的学制和教育思想，该书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一定影响。姚锡光这次日本之行，开创了官员考察西方教育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形成起了铺路作用。1899年到1901年，历任内阁中书、安徽石埭、怀宁、和州等州县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皖期间，姚锡光厉行新政，妥善解决民教冲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加强地方治理，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特别是面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措施得当，处理有方，采取赈灾和自救相结合的方式，将损失降到较小程度，避免了流民的出现和农业生产的停滞。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在皖基层执政的经验和皖省的保甲团练、赈灾、民教冲突等地方社会史料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清末皖省社会政治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903年2月24日，经吏部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当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1904年4月，请咨到省。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本日奉旨：依议。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钦此。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1906年5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61906年，朝廷“议设川滇边防大臣，命锡光肩厥任，锡光以资浅辞”。1908年，撰《筹边刍议》，申明作者对于西藏的态度和观点。7宣统元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1909年2月， 荫昌署陆军大臣，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8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　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9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10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111923年6月，曹锟拟利用国会贿选总统，当时反直联盟欲使贿选失败，姚锡光为曹锟出谋划策：“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做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一则可以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曹锟对姚锡光的计策十分赞同，认为其“深识远虑”。
从以上生平介绍中，不难看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最终成为枢府一员，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善耆等人的极力保举和推荐关系密切。没有李鸿章的推荐，他很难获得最初出使日本的机会，也就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而且也没有机会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张之洞则是姚锡光事业发展的引路人，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袁世凯和善耆则为他走入中央权力机构起了重要作用。时势造人，姚锡光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留下精彩一笔，在军事、教育、民族等领域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晚清急剧变动的时代有关，同上述诸人推荐有关，同他自身的努力有关。
二、匠心独运，改造体例
　　《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酝酿于1895年，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衅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东篇第三；金旅篇第四；辽东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