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章太炎的笔墨官司

东施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曾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多年，是北大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校长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历任大学院、监察院、中央研究院等院长职务。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与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的广东军政府要员章太炎、张继、张知本等人打过一场事关重大的“笔墨官司”。
　　对于这段往事，有关蔡元培的传记作品都讳及此事，致使一般读者无以知其原委。笔者通过查阅旧时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大致的了解。
　　
　　“笔墨官司”的缘起
　　
　　1922年6月3日，由蔡元培领衔，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知名人士200余人致电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与非常国会，吁请孙中山停止北伐，与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这就是著名的“江电”，全文如下：
　　广州孙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议员诸公均鉴：
　　自六年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手段为诟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
　　蔡元培领衔发表“江电”，有其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系军阀张作霖兵败退至关外，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控制。曹、吴在打败张作霖后，即提出恢复第一届国会、请前总统黎元洪复职的主张。这本是吴佩孚的一石二鸟之计，借此用左手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用右手取消孙中山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捧出前总统黎元洪作过渡，然后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建立一个由直系军阀控制的全国统一的政府。吴佩孚的主张一出，直系各省军阀即纷纷表示赞成，社会舆论也多表赞成。5月28日，直系的孙传芳首先通电，请南（孙中山）、北（徐世昌）两总统同时退位。此后，社会上即响起请孙、徐同时下野的呼声。5月3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张维镛等通电全国，主张徐世昌、孙中山同时下野，黎元洪复职。
　　对于曹、吴的主张，蔡元培也表同意。6月3日，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胡适等200余人在北京美术学校开会，纪念国立八校教职员去新华门总统府请愿遭卫兵毒打一周年。会上，蔡元培、胡适等相继演说，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致电孙中山及广州非常国会。“江电”虽由蔡元培领衔，但幕后策划者却是李石曾、胡适等人。
　　据胡适6月2日的日记记载：
　　（晚）7时，张镕西（即张耀曾———笔者注）邀吃饭，有蔡（元培）、王（世杰）、林（长民）、罗（文干）、张公权、谷九峰、徐佛苏、李伯生等。他们说起今天徐世昌午间宴请顾少川，席上他有告别的演说，散席后他就上火车往天津去了。蔡、王、林都在座，在座的客都去送他上车。今晚上蔡先生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孙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蔡元培之所以领衔通电反对孙中山北伐，与他所处的环境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有关。
　　自1912年7月辞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蔡元培即前往欧洲留学从事学术研究。虽然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一度回国进行调停工作，但调停失败后，蔡元培立即返回欧洲继续深造；1916年冬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严格来讲，蔡元培自1913年起即基本上脱离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阵营，转而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改良主义者如胡适等为伍，并因此而成为北京各种改良主义者推崇和利用的招牌人物。在信奉改良主义的蔡元培看来，无论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还是孙中山依赖的南方各省军阀，都不可能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结束南北之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而最终受害者都是人民。因此，他既反对北方各派军阀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战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双方妥协让步，来解决南北之间的争端。为了促成南北和解，早在1918年11月，蔡元培即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随后又参与成立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的工作。直奉战争结束后，1922年5月7日，蔡元培还领衔与李大钊、胡适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建立一个有好人参加的“好人政府”，并提出政治改革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提出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等六项具体政治主张。
　　正因为蔡元培有这样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所以当曹锟、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和平统一”等主张时，蔡元培便表示赞成。5月22日，蔡元培与梁启超等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速成宪法；善后问题由各省派员开会解决。蔡元培希望孙中山从此把护法的旗子卷起来，结束南北对抗的局面，消弭战祸。这是蔡元培反对孙中山北伐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认，蔡元培反对孙中山北伐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往来，搞“反直三角同盟”，试图联合奉、皖两系，打倒直系。而当时的社会心理，又非常憎恶奉系、皖系，佐袒直系，特别是直系的吴佩孚，被舆论誉为所谓的“爱国军人”、“模范军人”，人们总认为吴秀才比张胡子和“荆生将军”徐树铮要好，希望由吴佩孚出来解决时局问题，实现南北统一。无疑，蔡元培的思想也是与此一致的。
　　
　　“江电”引发激烈笔墨之争
　　
　　由于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名望和崇高地位，以他领衔的“江电”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强烈反响。被舆论说成是非他出山而不能收拾时局的前总统黎元洪甚至提出，如果要他东山再起任总统，不仅“要全国商学界来电劝驾”，而且“商界要聂云台领衔，学界要蔡元培领衔”。于是，在各方面的催促下，蔡元培又于6月10日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十余人联名致电在天津的黎元洪，促其回京。电文如下：
　　天津黎大总统钧鉴：
　　中央政府负责之人，考量事实，非公莫属。务恳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事关国脉，万乞即日莅京，勉任艰巨，无任祈祷之至。
　　炙手可热的秀才军阀吴佩孚也一再致电蔡元培，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对他推崇备至。
　　但与此同时，站在广东革命政府立场的国民党要员对蔡元培的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致电对他加以责难和抨击。
　　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民国日报》于1922年6月7日和10日连续发表《问蔡老先生》和《被坏人利用的好人》两篇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佩孚之拥戴黎元洪无非是“借他作个傀儡，来行他什么‘巩固北洋正统’底的大计划，预备作袁世凯第二罢了”。因此，蔡元培是被吴佩孚等人利用了。
6月6日，拥护孙中山的章太炎与张继分别致电蔡元培，对蔡领衔发表的“江电”进行驳斥。章太炎电称：
　　阅公劝中山停止北伐一电。南方12省，唯6省尚称自治，其余悉为北方驻防军蹂躏，贪残无道，甚于奉张。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限护法。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身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
　　张继的电报则称：
　　阅公劝中山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阻挠义兵，轶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值也。
　　对于章太炎、张继两人的这种严厉指责，蔡元培感到难以接受。6月10日，他复电章、张两人，对他们的非难有所解释。复电重申了他原来的观点，内称，西南护法，一由于国会被非法解散，二由于北方总统由非法议会选出。现在徐世昌已告退，旧国会业已恢复。因此，南方护法的理由“均已消灭”。蔡电反诘章、张：“不乘此时停止兵事，谢去非常国会权宜选举总统，使南北两方留滞之议员共同集会，免不足法定人数之缺点，以完成宪法，而留恋此权宜之局，以延长战祸，是以护法始，而以争总统终，全国其谓之何？”蔡电还对章、张两人电中“为人傀儡”、“作南方之李完用”、“身事伪廷”等指责一一进行了反驳：第一，请孙中山下野，不过本敬仰中山先生及非常诸议员之诚意，而为爱人以德劝告，明白彰著，所谓“为人傀儡”者何指？若置身炮火不及之地，而鼓吹战争，或不免有为军阀傀儡之嫌疑，而且实以无知识之兵丁为傀儡，正弟所不忍者耳！第二，关于南北纷争，可以由各省代表会议协商解决，或采联省自治，或取李石曾所主张的南北分治，皆可以协商解决，即使赣人治赣、浙人治浙之主张，亦尽克从容商定，无武力解决之必要。即使南、北有分治之必要，南人与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决非与韩、日相等，不能以李完用为喻。第三，弟所服务的北京大学，是国立的，并非某私人所专有。弟尽相当之义务，得相当之报酬，视政客之无事而食，较为无垢，较为不辱。蔡元培最后说：“二公来电，所谓‘身食其禄’，所谓‘身事伪廷’，皆君主时代之陈言，不意于民国十一年，犹出诸二公之口，诚非弟所能解矣。”
　　对于蔡元培的辩解，章太炎于6月14日回电，对蔡提出尖锐批评：“足下以为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不能以李完用为喻。原电本云南方之李完用，不云纯粹之李完用，何以犹有未解？若云置身炮火不及之地而鼓吹战争，足下以责他人，未为不可。鄙人则于民国六、七年间，身入滇、川、黔交战之区，且曾亲赴施南，为彼方划守御之策矣，非置身炮火不及之地也。足下前为革命党人物，身处柏林，未尝为革命尽分毫义务，自是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要之足下一生，尽是外国人旁观中国之见，视北京为首都，谓之神圣不可侵犯；视南人为土匪，谓之无事而弄兵戈。彼欧洲人素于中国无与，言此亦自无妨，而足下以中国之人民，作欧美之论调，以后转籍他国，似较相宜，不须株守山阴旧籍。”
　　在章太炎、张继与蔡元培驳诘不休时，国民党后来以研究宪法著名的张知本也于15日致电蔡元培和章太炎，声称“为章蔡驳诘进一辞”，内云：“太炎先生为国学泰斗，系举世所宗仰；蔡君孑民居最高学府，为徐酋所委任，以立身行己言，诚不可同日而语。”将章、蔡的争论提到了人格高下的层次。
　　此后，报端上抨击蔡元培“江电”的电报还时有出现，而且调子也越来越高。有人称蔡元培此举是“趋附权势，淆国人之视听；乱天下人之是非，丧心狂，莫此为甚。”
　　在事隔多年后，汪精卫还旧事重提，并进而指出：“当5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藉辞发难，6月10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叛变的责任强加到蔡元培“江电”上，这问题就更严重了。
　　平心而论，蔡元培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请孙中山收起革命的旗帜下野是不对的，对他一时的错误主张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也是应该的。但章太炎等人的批评难免有意气用事、党同伐异之嫌，显然是过分了。事实上，蔡元培不久即认清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真实面目。他说：“看见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1923年1月，北京政府因金法郎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罗是与蔡元培一起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后参加“好人政府”的“好人”之一，蔡元培认为罗文干的被捕，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结果。为抗议彭氏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行径，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向总统曹锟提出辞职，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辞职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1923年1月23日，蔡元培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不合作宣言》，以示与北京政府的腐败官僚决绝。未及曹锟批准，蔡元培即离开北京南下上海。7月再度赴欧洲从事学术研究。
　　孙中山对蔡元培请他下台之举并没有介意。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名当时还在欧洲的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到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蔡元培成为中央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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