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任清朝政府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刊布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认为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并直接出于一八一三年曾发动过起义的八卦教（天理教）中的离卦教。这个结论，此后为一般著作所接受。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义和拳不但不是白莲教的支派，而且两者之间是敌对的。
《金乡纪事》三卷，阳湖吴堦礼石录。所录是他在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在山东金乡县镇压八卦教起义的经过，以及有关的文告、禀帖、书信等。书中也涉及到了义和拳。 《金乡纪事》所记关于义和拳的史料，共五条： （一）“兹据查，有贾家楼民人王普仁，的系卑县地方传教首犯。……拿获王普仁到案。讯据供认原籍城武，寄居卑县，并曾教拳，并不传教。”（二，《通禀》） （二）“至胡世全现充快役，李帮正系已革皂役，二役均习义和拳，与教匪势不两立之仇。本年六月间谣言大起时，崔士俊等有将李帮正、胡世全二人开刀祭旗之语。合县绅民尽知。职后，计须以毒攻毒，而宥胡世全等从前拳勇之罪，令其获匪自赎。该役等颇知勇于自新，拿获多匪。”（二，《通禀》） （三）“窃奉宪台饬拿王普仁等犯，内开有‘除饬钜野县查拿张衡外’字样，……张衡系城武县白家庙人，在于钜、金二邑边界。职恐有泄漏，一面移会城武，一面批差密拿，已于十八日晚间拿获到案。查讯供词，该犯似系义和拳匪徒，与教党势同仇火。即王普仁恐亦义和拳巨魁，俱系崔士俊等之仇，妄报亦未可定。”（二，《八月十九日禀抚臬》） （四）“严禁挟私诬告，……今邑与各境相连，难保无刁徒或挟仇隙，或图讹诈，妄告某人为教党、某人为拳会等事。”（三，《七月二十三日告示》） （五）“县境向有义和拳名目，系奉圣旨严禁查拿。今本县莅任，重在肃清教党，稍宽义和拳以自新之路。但须革除旧习，痛改前非，方能自保身命。如有拳勇出众者，不妨投充官丁，来者不拒。与其作匪类之义和，何如作官丁之义勇。本县甚愿血气少年，俱各改邪归正，将使有勇知方，奉公事上，尤不啻有厚望焉。”（三，《招募官丁告示》） 这五条史料相当具体，十分重要。它指明，义和拳的组织被称为“拳会”，传授的称为“教拳”，与被称为“教党”、“传教”的八卦教，在人们心目中，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义和拳与八卦教，不但不是同一个组织，或具有某种组织上的渊源关系，而且“势同仇火”，有“势不两立之仇”，甚至在八卦教准备起义时，还企图抓两个义和拳的人“开刀祭旗”。我认为，这是真实的。吴堦是一个精通封建统治术的官僚，在任职金乡县令以后，企图“以毒攻毒”，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下，借义和拳之手，以镇压八卦教。他还公开发布告示，招募义和拳“拳勇”“投充官丁”，“改邪归正”，“奉公事上”，使之成为封建官府的爪牙。如果没有周密的调查了解，他决不可能这样作，也得不到上级官府和地方绅士的支持。事实上，这种“以毒攻毒”的策略，是收官到预期效果的。因此，一八一三年八卦教起义时，义和拳不但没有参加，而且站在清朝府一边，成为八卦教的敌对力量。 蒋湘南《书滑县平贼事》（《七经楼文钞》五）：“当是时，直隶、山东、河南奸民结成死党，有虎尾鞭、义和拳、金钟罩诸名。其最大者曰龙华会，传自京南人顾文升，转授单县刘林，而林清自言为刘林后身，分青红白三色，曰三阳教；又分八卦，曰八卦教。又改龙华会为天理，总名曰天理教。每日拜日，持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诀，以脱刀兵水火。” 周济《新乐府叙》（《介存斋诗稿》二）：“山东之有教匪也，自刘鞑子始也。鞑子诛死，其徒诡言未死化去，变其党号为虎尾鞭，颇横。土人更为党，曰义和拳，以拒之。别有红砖会，仇之者曰瓦刀社。而八卦教最大，蔓延直隶、河南之境，凡数百里。” 蓝簃外史《靖逆记》五：“会齐、豫奸民纠集死党，曰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其最大者曰八卦教。” 这三条史料，虽较为简略和含糊，但仍可以看出，义和拳与八卦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综上所述，义和拳与八卦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也没有某种组织上的渊源关系，不可能属于白莲教的支派。 其次，看一九○○年前后的义和团是否具有白莲教的因素。论述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应以某些带有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性质的笔记诗文为依据，而应重视义和团本身的文献，以及他们的行动。今天所能看到的义和团文献，主要收录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下简称《丛刊》）和《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下简称《资料》）中。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所信仰的是佛教。在《义和团团规》这个纲领性文献中，开始即说明，“爰与本团师兄等参合佛法，拟定团规”。因此，十条团规中，就有六条提到“佛法”。“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剪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所承的是天命，所奉的是佛法，这是义和团的思想基础，也是团规的第一条。“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团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果“诬害良民”，“报复私仇”，“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劫”等，“既为神人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可以“格杀无论”。义和团保国家即是保身家，“自当奋勇杀贼”，如果“临敌退缩”，就是“故违佛法”，得不到“神灵”的保护。对于“教匪”的审问，要“听候佛法发落”；对于团众违背团规，也“当请佛法惩治”，或“该团大师兄应请佛法惩治”。（以上均见《资料》第二——三页）《团规》中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佛法”，说明在义和团内，这是他们最高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不仅《团规》如此。《关圣帝君降坛□语》也首先提出“乩语降坛警世，佛教当兴”。义和团之所以反洋教，原因之一就是“邪教”“不遵佛法”，而“佛门义和拳”则“上能保国，下能救民。”（《丛刊》四第一五○——一五一页）《增福财神李告白》内容基本相同，也自称为“佛门义和团”。（《丛刊》四第一五二页）另一《增福财神札》，还劝导信奉洋教的教民“急速退教，速进佛门。”（《资料》第九页）所有这些，与《团规》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人们从中看不到一点白莲教的痕迹。“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个任何一个白莲教派别必须持诵的八字真言，这里也没有一点影子。 当然，白莲教也是遵奉佛教中的弥勒佛的，是不是义和团在争取公开活动时，将弥勒佛讳言为一般的佛门呢？向达先生《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一文（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三联书店版），曾对白莲教颂扬弥勒、弥陀，以及与释迦的关系有所说明：“宋、元、明、清对于左道的禁遏，都律有明文，其所禁的左道中就有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诸名目。……只有弥勒、白莲都是净土中弥勒、弥陀两派的旁门。”“据《破邪详辩》所说，其所宣传者大都不外‘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破邪详辩》又引到《普静如来钥匙通天宝卷》，内中有云：‘燃灯佛子兽面人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由此可见这一派同弥勒净土的关系是怎样的了。此外如《销释真空宝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所颂赞的都是弥陀，似乎是弥陀净土一派。而其中说到重整莲宗，自是白莲教一宗，又说到真空老祖，以及无生，其与弘阳一派的关系，更是显然。”（第六○二页）这篇文章又介绍了《销释真空宝卷》的内容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三号登有此卷全文。这当然是《销释印空实际宝卷》一类的东西，也赞颂弥陀，宣扬真空，里边也说到重整莲宗的话。”（第六一四页）向先生说的很清楚，无论颂扬弥勒或弥陀，都是反对释迦的。文中所引白莲教的宝卷，弥勒佛被颂赞为“佛面佛心”，而释迦被咒骂为“人面兽心”，即可以说明这一点。 义和团则是颂扬释迦的。文献中的《袁李碑文》说：“总是一千年，九百九十三。释迦出了世，不日改天年。”（《资料》第一○页）说明世界一千年要起变化，现在已经过了九百九十三年，一旦释迦出世，世界很快就要有所改变，以此隐喻“洋人”及“洋教”的灭亡。又《南苑三台山神字》说：“西来如来倒念，弥陀佛北来恶佛。关圣帝君作了难，统领众神面奉玉皇。”（《资料》第一四页）这几句的大意是，西来的如来释迦被颠倒了，反而颂扬弥陀佛，而弥陀佛却是北来恶佛。“关圣帝君”对此很为难，只得“统领众神”面见“玉皇”。这两点都是与白莲教教义针锋相对的，是反对白莲教的。《义和团乩语》更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义和团）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资料》第一八页》）这里，“非是邪，非白莲”，公开声明，义和团不是白莲教的支派。 《高柟日记》：“（义和）团在武清界奶子房拿八十余人，皆有纸画人马形，赶庙会者谓是白莲教谋不轨。……刑部未审，杀六十余人。”（《庚子纪事》第一五四页，科学出版社版）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今日刑人于市，计男妇老幼七十八名口。先是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密访得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并得白莲教花名册，按册搜索，有为君者，有皇后文武官吏之目，率皆居于得胜门内外一带。捕获七十八名，送提督衙门，问官不录口供，径送刑部。该部亦不讯究实情，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团民拥护至法场。”（《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一四页，中华书局版）“又斩白莲教党三十余人，义和团在四乡查获者，指明张某为皇帝，送至刑部，即刻点名绑赴菜市行刑。……今团党指为白莲教首，例应凌迟，并其家属均枭于市。”（同上第一五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乃躁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丛刊》第一册第五○页） 以上三例中，第一、二两例，皆出于当时日记，不可能记忆上有误。第三例虽非日记，但作者恽毓鼎曾为此事上疏力争，并在书中节录疏语，也应当是真实的。但三书的作者都认为这是义和团的胡作非为，被杀者不是真正白莲教，如恽毓鼎奏疏所说：“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而不分首从，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应饬刑部详谳，分别以闻。（《丛刊》一第五○——五一页）看来他们不是对被杀者有什么好感，而是在攻击义和团。从论证义和团与白莲教是敌对的这个命题来看，被杀者是否真正的白莲教徒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义和团对白莲教这个组织的态度究竟如何。义和团与白莲教是敌对的，这个结论，并不因所杀者是否冤枉而有所影响。 从义和团本身的文献及其行动，都可以证明，义和团和它的前身义和拳一样，与白莲教仍“势同仇火”，两者之间仍有“势不两立之仇”。这同数十年前八卦教起义时，义和拳与白莲教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致的。至于义和团为什么自称为“佛门义和拳”或“佛门义和团”，崇奉“佛法”，这是一个颇饶兴趣的问题，我认为当与少林寺有关，将另为文加以阐述，这里不拟展开。 清代的山东，是一个“教党”及“拳会”众多的地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尽管 “拳会”及“教党”势同水火，但是不能排除，两者之间也在相互渗透，各自从敌对的组织中汲取本身所需要的东西。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山东寿张县以王伦为首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发动起义，攻占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县。从戚学标《纪妖寇王伦始末》（《鹤泉文钞》下）、龚景瀚《临清守城日记》（《谵静斋文钞》外篇二）、俞蛟《临清寇略》（《梦庵杂著》），以及潘相《邪教戒》（《辔文书尾集略》八）可以看出，清水教中渗透有义和拳的痕迹。戚学标《纪妖寇王伦始末》说：“（王）伦居阳谷县党家店，凶狡无赖，以拳棒教授兖东诸邑，阴以白莲教教人炼气。”（潘相《邪教戒》同）王伦教习拳棒，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对于传授白莲教的“炼气”则加以隐蔽。其门徒中，“炼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邪教戒》）两者也完全不同。王伦以前的白莲教组织中，都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当然，白莲教个别成员学习拳棒，那是有的。）我认为，这是从义和拳等“拳会”中汲取来的。白莲教利用迷信纽带，对于吸收和组织群众，当然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是，在武装斗争中，依靠什么八字真言，是不管用的。因此，平时教习拳棒，既不引起官府多大的注意，又可以训练徒众，对武装斗争是有利的。王伦率领的起军，“故习俯趋”，战斗中皆“争死斗哄而前”，以致清军的枪子，都“从贼背上过”，在《邪教戒》等封建文人的著作中，认为清军的“相率溃走”，是震惊于起义军的“妖法”或“神术”。实际上，这应归功于王伦平日对“武弟子”的训练，从“拳会”汲取来的东西，起了应有的作用。 《义和团杂记》说：“（义和团）分为乾坤艮宸（震）选（巽）离兑，……头顶‘佛’字，红兜兜中间坎字的乾字的。”（《资料》第五页）这是当时一个目击者所记，说明义和团是分为八卦的。从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开始，认为义和拳出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这与事实不符。不但《杂记》指出义和拳分为八卦，其他记载，如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也说：“教称八卦，予所见者仅乾坎兑三门。”（《丛刊》四第四四五页）八卦教出于清初，“有单县人刘佐臣者，创立五荤道修元教，妄造五女传道逆书，分八卦收徒。”（《纪妖寇王伦始末》）其后，林清、李文成又改称天理教，实际上仍是八卦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主要依据是那彦成的奏议。那彦成是镇压八卦教起义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对白莲教的支派传授作过一些调查。义和拳虽不出于离卦，是不是直接源于八卦教或天理教呢？如上所述，在八卦教起时，义和拳站在它的敌对方面，并曾参加清朝官府对起义的镇压活动，双方“势同仇火”。因此，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义和团分为八卦，直接汲取自朱红灯的“大刀会”，间接汲取自宋景诗的“天龙八卦教”。这是义和拳从白莲教方面所汲取的有用的东西。 在论述义和团财，一般将大刀会的朱红灯，作为义和拳的首领，主要根据是蒋楷的《平原拳匪纪事》。蒋楷是当时的山东平原县令，以镇压大刀会及义和拳，为山东巡抚毓贤撤职。书中较多的保存了朱红灯和大刀会的史料，但由于作者对山东拳会、教党的复杂情况不甚明了，又为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所影响，将义和拳看作白莲教的支派，有时叙述不免含混。据蒋楷派人调查：“厂前横大刀一，大刀会所由名也，亦有枪有炮有戈矛之属”，“渠姓名为朱红灯，或曰茌平人，或曰长清之李家庄人，其号谓之‘天龙’。”（《丛刊》）一第三五四页）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大刀会是白莲教的支派，但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呢？书中“天龙”两字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线索。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郑天挺先生，他在《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一文中说：“因为这次起义是以宗教名义出现，所以清朝统治者的书籍里称之为‘邱莘教匪’，或称‘教匪’，胜保认为他们全是白莲教。而据当时成志（参将）在馆陶张官寨俘获的李大萧（三月初五日）的谈话，他们所习的是天龙八卦教。”其组织和旗别为，乾卦兑卦白旗，坤卦艮卦黄旗，震卦巽卦大绿旗、小绿旗，离卦红旗，坎卦蓝旗、黑旗，还有未详的花旗。“八卦教本来是白莲教的分支，两者没有差别。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在四十年以后（宋景诗起义在一八六一年——引者），一八九九年在山东平原恩县起义的朱红灯也称‘天龙’，也称离卦教，也是以红色为标帜，正与上面所说相同。可见这个反封建统治的八卦教一直深潜民间，传布没有停歇。”（《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第一八八页，五十年代出版社）朱红灯是大刀会的首领，而大刀会则出于天龙八卦教。 义和拳虽与白莲教“势同仇火”，但为了斗争的需要，不但在十九世纪末在山东的反洋教斗争中曾与大刀会并肩作战，而且还从大刀会（天龙八卦教）中汲取了按照八卦区分组织的形式。拳会是传授和学习拳棒的，除师承关系外，不具备像白莲教那种世代相传的严密组织。向白莲教汲取这种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很可能，义和拳分为八卦，是在改“拳”为“团”获得大发展的时候。这是属于白莲教向义和拳的渗透。 但是，这里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彦成奏议中，曾经提到八卦教中的“义和门”和“义和门离卦教”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即根据这些史料断定：“此义和拳实为邪教之确切证据。”（《丛刊》四第四三八页）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清朝既严禁白莲教，也“严禁学习拳棒”，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河南巡抚雅尔图曾提出：“山居百姓，本有防身刀械，少壮又习悍俗，如少林寺僧徒，素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邪教之人专意煽惑此等人入伙。”（《清高宗实录》一○七）拳会与教党的关系，这里分析的很清楚。白莲教欢迎学习拳棒的人参加，他们仅以个人身分入伙，不能因此即认为拳会即教党，义和拳也即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从雅尔图的奏疏看来，与吴□在金乡的看法相同，拳会、教党两者是区别开来的。个人参加，或如上所说相互渗透，是不能改变各自组织的本来性质的。不但教党吸引拳会的人入伙，还有本为教党又改入拳会的，如有李存仁等五人，“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乾隆）四十六年后又改为义和拳。”（见陈湛若：《义和团的前史》，载一九五四年第三期《文史哲》）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是不同案情被清代官府捏合在一起的。翟冶元在乾隆四三年（一七七八年），被人控为“义和拳邪教”，经审讯属于“诬指”，早已结案，后来又被人供指为“离卦副头目”。两案之间，并无联系，但一经捏合，翟冶元其人就成为义和拳离卦副头目了，义和拳也因此被称为“邪教”（同上引）。那彦成奏疏中所说八卦教中的“义和门”和“义和门离卦教”等，是不是出于这种类似的情况呢？全面看来，可能性是很大的，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探索。 在清代山东地区，通过长期斗争，义和拳与白莲教曾经相互渗透，各自从对方汲取有益的东西。有的徒众也曾先后参加过教党和拳会。但是，从组织上看来，两者是不容混同的，一般情况下还是相互敌对的。两者之间，完全属于两个系统。 | 
发表于 2007-6-28 19:3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