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谢泳)

东施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年第2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