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青帮访日始末

东施

　　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情：东北青帮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代表团一行6月28日从沈阳出发，途经朝鲜，7月1日抵达东京。

　　青帮访日团抵达东京后，受到了日本帝国政府的接待。7月3日，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文部省和拓务省联合在东京会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出席欢迎会的有陆军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军省次官藤田等12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等6人，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拓务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还有学者、宗教人士、财界人士、官僚以及伪满洲国驻日公使等，共计40人。日本著名“支那学”创始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亦在其中。白鸟堪称中国通，何以也会出席欢迎青帮的招待会呢？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个中的原委。

　　7月4日和5日，在位于东京芝区的增上寺，连续举行了两场关于青帮的研究会。参加者除访日团一行外，还有参加前一天欢迎会的白鸟库吉、加藤玄智、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等著名学者、宗教人士、陆军省参谋本部职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研究会在青帮代表演示青帮仪式后，以日方与会者和青帮代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研讨。最后，著名神道学家加藤玄智断言：“家理教(在东北，青帮又被称为“家理”)乃一自力宗教，别异于在理教之他力宗教，寻根究底，(家理教)盖源于禅宗也。”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对青帮敬而远之；在法律上，也没有一个政府公开承认青帮的合法地位。青帮虽然未必尽是“黑社会”组织，起码可以肯定不是“宗教”组织，而何以日本一流的学者会认定其为“宗教”呢？这涉及东北青帮何以组团访问日本，何以受到日本帝国政府欢迎之问题。

　　青帮访日团成员10名，随员4名，日本向导3名，共计17名。具体情况如下：

　　1.代表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青帮21字辈，48岁)、王兆庥(青帮21字辈，55岁)、张新甫(青帮21字辈，44岁)、祖宪庭(青帮22字辈，48岁)、林庆臣(青帮23字辈，54岁)。

　　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青帮21字辈，60岁)、常玉青(青帮22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青帮22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青帮22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青帮22字辈，55岁)。

　　2.随行人员

　　吴泰淳(新京)、郝俊和(营口)、姜国本(关东州金州)、评世信(奉天)。

　　3.向导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与内地青帮大致相同，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摹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合而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成员分属“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前24辈”最后4字分别为“大”、“通”、“悟”、“学”。10名代表团成员中“大”字辈(21字辈)4人，“通”字辈(22字辈)5人，“悟”字辈(23字辈)1人。如果和当时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亨相比，可以知道，除1人属于较低的“悟”字辈外，其他人的辈分都很高。

　　上述青帮访日成员不仅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而且和内地青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访日团首席代表、自称“满洲国在家理总代表”的冯谏民(亦名冯竞欧，题图前排左6)曾在张作霖军队任陆军少将，和杨宇霆、张宗昌等拜青帮第20辈王约瑟为师傅。王约瑟系山东省铎县人，据说是个天主教徒，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

　　人高马大的第22字辈常玉青(题图前排右2)出生于江苏北部，曾为上海日本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一·二八”事变后，常玉青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暗杀。常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常玉青在大连一住就是5年多。常能在大连青帮中出人头地，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曹幼珊是山东人，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在东北山东移民中有不少徒子徒孙。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与日本浪人组织“黄道会”，暗杀抗日爱国人士。1938年，常在南京设立“安清同盟会”。1946年5月，以汉奸罪被处死刑。起诉书中没有言及其在东北的活动。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侵占了东三省。面对东北政治地图的巨变，上述青帮头面人物自称青帮乃佛教组织，表示愿意为日本关东军的统治效忠。而青帮的社会影响力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33年3月，一个名为酒井荣藏的大陆浪人在沈阳成立了“大满洲国正义团”。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扩大组织，一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大满洲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祖宪庭、长春青帮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所谓“合作关系”，其实只是“大满洲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而“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之所以加入青帮，不过是吸收利用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数月后“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

　　青帮代表访日和一个名叫宫地久卫的日本人有关。原来，宫地曾在日本本土骑兵部队里任过团长，退伍后，先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安置日本“部落民”的工作。在日本，“部落民”是备受社会和政治歧视的族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近代民族国家整合的目标后，“部落民”的际遇并未改变。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军部决定将大批“部落民”移住东北，日本担心在日本受歧视的“部落民”移民东北后也会遭到中国民众的歧视，于是，委托宫地到东北调查其可能性。

　　其时，日本关东军在推进占领东北计划的同时，正在考虑如何整合中国社会之问题。伪满“五族协和”意识形态鼓吹者橘朴建议关东军当局学习上海租界的做法，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既可控制工人，又可对付盗匪(包括流氓)。比橘朴更进一步，《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的作者末光高义则认为可以将青帮改组为“政党”。因此，宫地初到东北调查，将目光投向青帮是不无原因的。

　　宫地到东北后，先后结识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鹫崎研太。鹫崎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洲国治安警察部门。通过鹫崎，宫地又认识了平野武七。平野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结果，鹫崎和平野通过宫地游说关东军，很快得到了青帮“合法”活动的许可，结成了名为“清静兴民同志会”的青帮组织。其目的是要整合东北青帮(自称有250万人)，与“大满洲国正义团”连为一体。这样，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尚没有“合法”地位的青帮，在日本统治下却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关东军总部还在三人的游说下，同意资助青帮组团访问日本，让青帮代表接受日本帝国殖民教育，“期以将来日满提携”。

　　但是，青帮访日团在日本滞留10天后，7月11日，突然被勒令解散，不得在东京自由活动。一行只得分作几批返回东北。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后不久，何以竟如此匆匆收场？关于其中原委，据说是因为一个名叫吉井清春的人利用青帮访日团从事沽名钓誉活动，而鹫崎、平野等私自挪用关东军支付的经费约1500元。但是，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此，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显然又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报告，发现关东军极力推荐、并视为宗教团体的访日团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不佳的“秘密结社”———青帮。这下笑话闹大了。于是，只好借口几个给代表团作向导的日本人行为不检而下令解散代表团。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曾经说过，“日本的近代历史是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从本文所追踪的事件可以看到，战前日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远没有一般论者所估计的那么高，相反，由于强烈的主观偏见，其中国认识往往透显出背离中国语境的浅薄和无知。鲜为人知的青帮访日团事件可谓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