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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与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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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1 17:06: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有漫长的的海岸线,有发达的河湖水系。在经过秦汉和唐宋两个发展高峰之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工艺终于在明朝达到顶峰。中国古代造船技术有多项堪称世界第一。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收获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最优秀的成果同时,也曾在海洋文明中结出硕果。昔日中国人踏波蹈海一往无前的辉煌,将会激励我们再次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两千多年前,无论在世界的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年代。在地中海的点点帆影下,当古希腊的商人和战士驾着帆船和多桨战舰在海上四处游弋、搜寻商机和敌人的时候,在东方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五霸”和“七雄”的舟师已将争霸的战场从广阔的陆地原野延伸到了江河湖泊。一件战国青铜鉴上“水陆攻战图”所描绘的双层甲板战船,与古希腊的多桨战舰,其基本结构和运动、作战方式几乎完全一样。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技术首先在水网密布的地区得到发展。南方的吴、越、楚诸国和北方面临东海的齐国,造船技术各有千秋。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和统一之后,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并打造了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漕运船队;进行大规模陆地巡游和乘船在内河和沿海航行;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神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带领三千男女浮渡东海

      西汉时期,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而“楼船”是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先进性的一个重要代表。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为了平息南方越地的叛乱,“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甲板上有三层建筑,船上舵、楫、橹、绳、帆等一应俱备,其中船尾舵的出现和使用是当时船舶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现代人的印象里,舵和船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在舟船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专用的船舵,船的航行方向要由桨手利用设置在船尾侧的长橹来操控。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乃至后来的中世纪,欧洲船舶上都没有出现过安置在船体中心线之后的专用船舵。公元10世纪左右,舵通过来自中国的海船传入阿拉伯地区,在12世纪十字军第二次远征时才得以引进欧洲。
  
      伴随着舵的演进,楼船的功能和规模也在不断增多和加大。三国赤壁之战中,吴国水军的大型楼船有五层楼高,可以运载士兵多达三千。隋初出现的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每迎敌船,迫逼则发拍竿击之,当者立碎”。在没有火炮的年代,拍竿是水战中的重型武器。

      隋唐及两宋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隋朝发达的水运网络为皇帝巡游提供了御道通途,强大的造船能力也满足了天子乘龙舟船队巡游的奢望。隋炀帝的龙舟外观,只能依据史籍记载而凭空想象。而400年后北宋画家的作品,则给我们留下有关龙舟的生动形象。宋代著名写实主义画家张择端在《金明池争标图》中描绘出东京汴梁城外金明池上水军争标夺冠演习的热闹景象,其中对“龙舟”外观的描绘可谓是细致入微。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汴梁城金明池中,“大龙舟长三四十丈,宽三四丈”,这在木船时代可是一个惊人的尺寸。不论是隋炀帝的龙舟还是北宋金明池上的龙舟,都远远大过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任何海船江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龙舟是由人工拉纤前进,航行缓慢,且多行驶在内陆水域,不像海船那样要经受风浪,对船的载重、结构等都不会有太高的要求,故船做得大些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皇帝的御用龙舟不用风帆,全凭人力拉纤,徐徐而行。在那个时代,还有另一种船也不靠风力推动,且船行不见纤绳、长桨,却能“疾若挂帆席”,这就是利用旋转轮桨推行的“车船”。

      提到旋转和圆周运动,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祖冲之,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祖冲之还是一个机械专家。《南史》载“冲之稽古有机思”,“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这里所说的“千里船”,很可能就是一种利用人力将船桨的往复运动改变为旋转轮桨的车船。

  事实上,晋以后,“水车”或“车船”在史籍中频频出现。和帆船相比,车船行驶不受风向的限制,速度均匀,进退自如,为后来船舶动力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西方,公元4世纪的拜占庭时期,也有类似利用人力或畜力转动轮桨、推动船行的奇思妙想。不过古代西方的“车船”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未见有实用的例证。
  
  唐宋时期,既有金碧辉煌的皇家龙舟巡幸游乐,气派非凡;更有樯帆林立的海船巨舶浮洋泛海,势若神舟。宋徽宗遣使高丽时的船队就是由名为“神舟”与“客舟”的两种海船所组成。“客舟略如神舟,具体而微。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可载两千斛”。“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若古人记载属实,神舟可载重6000斛。按当时一斛约为30—40公斤换算,神舟载重量在200吨左右,而排水量则是载重量的一倍。

      在宋元时期,也就是公元10世纪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东海、南海,在遥远的印度洋上,随风劲发的大商船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中国帆船驰骋汪洋大海得益于当时的先进工艺和技术,其中最突出的是水密隔舱设计,以及广泛使用多层船板和独特的榫接钉合工艺。

     中国最迟在唐代就已经在船舶上设置水密隔舱,之后,水密隔舱在海船上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甚至部分内陆船只也采用水密隔舱。1974年泉州湾后渚出土的南宋海船共分13个舱。隔舱板与船壳板用扁铁和钩钉钉连,壳船板由三层薄板叠合而成,隙缝处用桐油灰腻密,具有严密的隔水作用。

      榫接钉合是通过铁制构件和铁钉,使得木材结构之间连接更加牢固;多层船板无疑比单层具有更强的抗碰撞能力;水密隔舱则保证即使在某些舱室受损进水时,其他舱室还能提供足够的浮力,让船继续行进。船舷与隔舱壁板紧密结合,牢固地支撑着两舷,形成箱形结构,增加了船体的整体刚性。比起同时代阿拉伯和欧洲的帆船,中国船不仅可以做得更大,而且更能经受大洋深处的惊涛骇浪。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中世纪欧洲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几乎停滞不前,大西洋沿岸被海盗所控制,地中海中航行的帆船甚至比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海船还要简陋。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行驶的都是中国和阿拉伯的船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外海船:“阿拉伯的船体小,仅一桅一舵,没有铁锚。造船木料坚脆,铁钉钉不进去,容易震裂,是用椰索缝合法连接船板。中国船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船很大,竖四桅,张四帆,舵也很结实。船用好铁钉缝合,有两层板叠加于上。”马可波罗对中国船的细节描述,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不断得到证实。
  
      明初永乐年间,为昭示永乐皇帝之正统,弘扬大明王朝之国威,争取海外地区对政权更替的了解和归附,成祖朱棣命郑和率宝船舰队七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将中国古代的造船航海技术推向了顶峰。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明史》上所描述的正是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庞大阵势。

  郑和船队中的“大舶”又称“宝船”,是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只。按照《明史》中记载的宝船尺度,折合成现代长度单位,有将近130米长、58米宽,排水量在万吨左右!尽管目前不少造船专家对史料所描述的这个尺寸多有存疑,并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数据,但基本都认同宝船是一艘体长大于60米、排水量超过1000吨的木制帆船。

再看看在郑和下西洋几十年后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出现的几支著名船队: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不到30米,排水量约233吨;1497年达·伽玛的舰队驶向东方的印度,其最大的供应船载重200吨,排水量不过400吨;1519年西班牙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仅为110吨。与之相比,郑和宝船和他的船队,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在郑和远航前的4个世纪间,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而郑和远航本身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明朝全盛时期,其海军也许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但在郑和之后,中国再无特大型的木船了;再往后,中国人看到的是外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而此时,西方的海上扩张早已开始,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15世纪以降,西方列强通过走向大海,开疆扩土,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各领风骚,成就了一个个的大国梦想。在世界海上贸易大发展时期和随之而来的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年代里,由于明清当局采取放弃和忽视海洋的国策,使得一个曾经以开放的胸怀、强大的实力面对世界的泱泱大国,逐渐变成一个保守封闭、国力衰弱的“东方睡狮”。
  
  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的国策,限制了以商业贸易为主要目的的航海活动。明初即有“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明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由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奢侈性的官方垄断贸易。郑和辉煌的远航正是发生在这一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远航难以为继,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典型的亚细亚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加上当年中国地大物博、经济互补性强,也不会产生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

  清承明制,依旧秉承前朝的旧观念。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政权,清王朝也时刻防范着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辽阔的海洋往往是海盗驰骋的疆场和反叛者逃避的地方。对明清的统治者来讲,控制和封闭海疆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良方。

  但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厚往薄来,和顺万邦,强大却不称霸。

  国家富强了,是否可能不称霸?近600年过去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国理想。当中国从谷底爬起,要做的也将是600年前郑和所宣示的那样: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 本帖最后由 东施 于 2007-6-11 17:09 编辑 ]
发表于 2007-6-12 09:35:48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电影能重现当时的场景就好了,这么大的船,真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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