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沈从文（丁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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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相逢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遇到暌违多年的沈从文先生,赶忙主动打招呼。哪知,沈老居然先道出了我名字,称我为老同事。我异常惊讶,叮嘱他注意身体,说揪出“四人帮”,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并告诉他我在区政府工作,沈老有事尽管说,我一定帮忙。
沈老颔首示谢说,“四人帮”垮台,头顶的大石头掀翻了,我除了尽快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增补修订工作,其他没啥子事,不要为我操心,下放湖北咸宁大病一场,可那里的火葬场硬是不收我,只好回北京,还得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怎么能半途而废呀。
他的微笑如严寒中的春风,吹得我心中暖洋洋的。事后得知,文革中沈老8次被抄家,多年积累的大量珍贵图书资料文物,荡然无存,与巴金、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一麻袋有余的信函以及大量书籍、资料被抄,以6分钱一斤送进了废品站。他多次被批斗、批判,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黑后台。其结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沈老年近七旬,被命令去抄说明牌,打扫女厕所。1969年冬,身患心脏病的沈老下放湖北,血压高压250,脑血管梗塞,几乎丢了性命。但病情稍有好转,他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仅凭记忆,为修改博物馆陈列方案,给领导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建议书,又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硬是将满脑子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把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为修改专著做准备。回京立即全身心投入编纂工作。这是位意志何等坚强、心境多么高远的老人啊。想到这一切,我总是很激动。
由于解放后很少宣传沈先生,加之阅历有限,当时我尚不清楚沈先生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我只想做点小事,聊以慰藉。一天,我走进东堂子胡同51号后院。眼前景象使我大吃一惊:他原住3间小房,现在只剩下1间。昏黄的台灯下,沈先生正全神贯注修改稿件,屋内书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环顾四周,整个房间墙壁上、窗棂上,举凡伸手能够到的地方,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双人床上更拥挤了多得数不清的一摞摞书籍。沈老从写作沉思中醒来,浮现童真般的微笑,热情地请我就坐。我生怕耽误时间,只简单地询问抄家的单位或知情者。沈老说,来的单位那么多,乱哄哄的,我是“罪人”,哪里还敢开口,就不要再去翻腾陈年旧账了吧。
当我走访几个单位和抄家物品仓库一无所获,心怀愧疚地说明情况时,沈老明白了我的心情,一再表示感谢,说还找那些劳什子干啥。你还年青,有许多事要做,不要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仿佛被抄家的是我而不是他本人。沈老说,我毕竟挺过来了,而许多熟人朋友,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我是不幸中的大幸啊。我至少还能再拼上七八年。按周总理要求是编10本,拿到材料一看,编20本也有条件,又有大量的壁画和文物出土,材料用不胜用,不能愧对周公的美意啊。接着,他扬起笑脸指着脑袋自信地说,你放心,那些抄走的东西固然可惜,但保存在这里几十年积累的东西我记得蛮牢,是没法抄走的。还有大量出土文物和图书资料。仅各地所存清代史料就有1000万件,足够100位研究员研究100年的。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光马王堆汉墓就够研究几十年的。沈老指着助手王亚蓉和王序说,这两位好帮手,又为我插上了翅膀。
几年后,一家即将创刊的文学杂志主编托我联系请沈老为杂志题写刊名。不巧沈老重病住院特别护理,但仍托夫人张兆和转告,病愈后一定把字写好,千万不要探望。哪知,此后不久我就接到沈老辞世的噩耗。
送走沈老,我悲痛的心情难以平静,往事如风送潮涌……

初识巨人

1959年夏天,我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手捧郭沫若的《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5本厚厚专著,徘徊在空荡荡的午门大厅,端详着大盂鼎、四羊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等国宝重器,简直如坠五里雾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如是,可把我给愁坏了。
那时,临时邀请来馆的专家学者可谓主力尽集,群贤毕至。大家都为筹备“十年大庆”通史陈列紧张地忙碌着,除邱锡圭先生挤时间给我们讲了甲骨文课之外,其他人根本无暇顾及。看到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我连提问都不忍心。可面对神秘深奥的金文、甲骨文,如同遇到了“鬼打墙”。没过几天,不仅那股发思古之幽情一扫而光,就连当初迈进博物馆大门时的喜悦和激动,也化作了苦闷与沮丧。
无奈无聊之际,办公室一位长者引起了我注意。他衣着朴素,头发花白,鼻子上架着高度数近视镜,矮矮的身材,十分结实。他从不苟言笑,一走进办公室,几乎连个招呼都不打,便一头扎进古书堆,全神贯注翻阅古籍,整理资料,伏案抄写,往往一声不吭,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神情专注之态,如入无人之境,常常是人都走光了,才悄然离去。听说这位就是沈从文。我暗暗吃惊,心想,这不就是那位有点“右”的大作家吗?看样子写不成小说,改行钻故纸堆了。我本想抽空请教,又担心万一沾上点“右”,那可真是抹灰匠碰上卖麻刀的了——自找麻烦,心里总是首鼠两端。
一天,我读苏轼的《仁者如射说》,很是吃力,便瞅准机会,等下班后人都走光了,才小心翼翼问沈先生有没有时间,打算向他请教。没想到,仍在全神贯注工作的沈先生欣然允诺,立即放下手中书笔,兴致勃勃地为我逐字逐句地讲解古文原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苏轼曾因为得罪朝廷政要,两次被贬谪;第一次发配黄州,第二次发配惠州、儋州,就是海南岛。但他从没有灰心丧志,仍专心致志写诗,做学问。你看,他在1000年前说得多好啊,做学问就得“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四肢百体,皆有法焉”,一步一个脚印地苦练基本功。北方话叫发狠,我们家乡话叫“耐烦”,要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不要想一蹴而就。
沈先生见我听得认真,便讲得愈发耐心: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22年来北京,异想天开,立即报考北京大学,结果履历表填小学毕业,人家一下子就给扔了出来。我心中很不是滋味,躲进那个被我叫做“窄而霉小斋”的小屋里,读书写小说,靠的就是“耐烦”,揪住它不放,“耐烦”地写,“耐烦”地改,写出了勉强及格的小说。后来北京大学也另眼相看,聘我当教授。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人,能登上大学讲坛,确实了不得。其实在大学我仍然是小学生,既教书,还得向同学学习,向老师学习,向书本和社会学习。
解放后,我小说写不成了,钻进了博物馆,好像进了棺材,来馆的12位教授,全都愁眉苦脸,以为被变相软禁了,后来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是傻娃儿拾豆子——认准这块风水宝地了。一开始两眼黑洞洞的,就在陈列室和库房里打转转,我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而且边看边写边想。每次展览我都不放过。不懂就翻书本,啃资料,钻故纸堆,记笔记卡片。我从很少有人注意的历代服饰入手,敲开了古代文化和文物的大门。这些年,我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本文献书籍,光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终于把历朝历代服饰的材料、式样、纹饰搞清楚了,而且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也渐渐驾轻就熟。比如说铜镜吧,我摸过几千面铜镜,对照书籍资料,对历代铜镜纹饰如数家珍,什么海马葡萄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四山镜……你可以在背后递给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以把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沈先生的话情真意切,丝丝入扣,没有半点儿长者说教和专家派头。他从5点一直讲到7点多钟。说实在的,连我都感到有点疲倦了,但沈先生却依然滔滔不绝,毫无倦意。听着他那浓重的湘西口音,就像与阔别多年的知己促膝谈心,越听越上瘾。苏轼和沈先生这两位相距千载的文人的伟岸形象,渐渐在我心中融为一体,他们的谆谆教诲,肺腑之言,真个落地作金石声,刀刻斧凿般镌刻在我的心头。

故宫授课

身边同事也很想听沈先生讲课。一个寒冷的深秋,我们邀请沈先生星期天到故宫绘画馆讲课。大家平时工作劳累,星期天起得晚。我虽第一个抵达,也已经8点40分。只见沈先生安详地伫立在绘画馆门口,穿得比较单薄。我十分不落忍,连忙抱歉地解释。沈先生像老父亲一样呵呵一笑:年青人贪觉嘛,平时忙,星期天总要睡懒觉,我年青时也是这样,不要着急嘛。
一个小时后人才到齐,沈先生立即兴致勃勃地指着一幅幅古字画真迹,详细讲述了隋唐宋元明清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品的流派、风格和特点,并且饶有兴致地讲述了一些名画辗转流传的经历,然后重点介绍了辨别书画真伪的常识。他说,鉴定书画与鉴定其他文物不同,文物多有出土地点、铭文或相关资料便于识别,而书画几乎全部是传世作品。除有的有题跋或见诸于著录外,很少有与之相联系的资料可供查询,除少数传承有序者外,多数往往孤立地流传。因此,鉴别书画真伪、年代,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朝代、各个流派书画家的不同技法与风格,这就要多多读书,多看真迹,并对比观察真假书画,向有经验的专家学者请教,才能炼出火眼金睛。
沈先生说,我与文物绘画有缘分,早年在军队,长官爱搜集古物,让我整理。于是我就翻书考证,与文物有了初交。1922年来北京,借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读书写作,往西走20分钟就是琉璃厂,那里的文物古董多是两三千年以前的,是古代人文博物馆;往东走十多分钟,就是前门大街,那里有不少“挂货铺”,其实是近代的古董旧货,内中不少很有价值,是近代人文博物馆。我常常在这两处流连忘返,虽然只看了半年,但为30年后搞文物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十多年来,我仍时常到琉璃厂、故宫细心揣摩,将真伪品反复对比,向内行请教。这里的书画,我每幅都反复看过,久而久之,辨别真伪就有了根底,并被聘为故宫绘画馆顾问。沈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模仿与后世模仿、新画染旧、旧画补款或换款、旧画揭二层、原画与题跋割裂等书画作伪的技法;特别指出,有的画商竟把真作分割成二至四块,再把部分真作与伪作结合,致使有的只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真的,连接之处天衣无缝,使人真假难辨。没有多年磨炼的苦功,是很难鉴定出来的。
他指着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说,这幅画名声很大,韩熙载在政治上不满,就在家里欢宴取乐,李后主派顾闳中做密探,他把观察到的情形画出来呈给皇帝。宋徽宗在上面题了字,乾隆在上面写了诗,很多权威都肯定过的,都说它是五代的,众口一词,谁都不怀疑。但据我考证,这幅画上所有男的都穿绿衣服,这是宋朝制度,五代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宋人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得很清楚。《事林广记》说,宋朝新立的制度,凡闲着的人都要“叉手示敬”,凡是晚辈、下级、没事做的,都要以此表示恭敬。画中和尚也如此。这规矩到了元朝还流行,但五代时候绝没有这个制度。因此说它是宋朝初期的画作比较合乎实际。其次,我发现这幅画是不大懂宋朝制度的人拼凑起来的。《马周典仪》规定,唐朝除朝服以外都穿圆领衫子,宋朝也穿圆领衫子,但谁都没有注意到两者完全不同。唐朝除圆领之外没有别的,但从宋朝到元朝圆领里面都有个衬衫。这可以从大量壁画中得到证明。这幅画里哪种穿法都有,乱了套,违反了宋朝制度。封建社会官员和有身份的人穿衣服是有严格制度的,不能乱来,所以说它有拼接嫌疑。再有画中人物身上都悬着“帛鱼”,这是唐初制度。凡是唐朝元和以后(即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画就从来没有发现过,所以我判定它是拼接的。一些专家以名画名家传承有序、皇帝作诗题词来把矛盾上交,暗地里固执己见,实际上反对唯物主义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沈先生指着展子虔《游春图》说,它虽不是伪作,但年代断定也值得商榷。抗战胜利后,我在北京大学参与筹办博物馆,当时北大有一笔钱,派我选购文物。1946年夏天,这幅画出现在琉璃厂玉笥山房。我前后看过6次,本可替北大买下,但觉着年代似乎吃不准。一年后,它转到张伯驹手中,我又去看了两次公展,回来检查著录,发现由隋代郑法士的《游春山图》起,到唐宋作春山图的名手很多,但居然没有人提起展子虔曾经作过这幅画。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图谱》,都没有录入它,它的装裱也不是《云烟过眼录》那种所谓中兴馆阁旧式。1947年7月我写了《读展子虔〈游春图〉》,提出这幅画很有可能是宋朝人作的,是伪托展子虔之名的,反响很大。虽有争议,但部分专家还是赞同的。
1950年我从四川土改回来,被抽调去清理古董店。当时琉璃厂120个古董店,我去了89个。我不当“钦差大臣”,当小学生。我接触过不少文物,但真正谈起断代、判别真伪,有的还不如古董商呢。因此,我内里还是小学生心态,边检查清理边学习,学到不少真知识。后来文化部拨几万块钱给大学收购文物,又点名让我到全国各地去跑,因为我有底子,所收购的文物,可以说“物美价廉”,受到成仿吾先生的称赞。
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肚子吃不饱。已经过了正午12点,沈先生虽然讲得口干舌燥,却仍无倦意,坚持把要讲的内容讲完。大家站着听了一上午,虽然饥肠响如鼓,但听沈先生讲课,收获极大,精神振奋,仍不断问这问那,迟迟不愿离去。

书海巨擘

一天,沈先生助手请我帮助去借书。我心想,借几本书不过是举手之劳,胳肢窝一夹就拿回来了,也犯不上再抓“公差”呀。没想到,按照沈先生开列的目录,所借的书鼓鼓囊囊装满两只大提包。我一下愣住了,用木棒与那位助手一起将两大提包书抬回来,一路上暗暗琢磨:乖乖,我读几本现代史学著作,就总像遇见“鬼打墙”,足够我啃一阵子的了,这两大提包书,沈先生得看多少日子呢?
“这么多书,也就够沈先生看一个多礼拜的。”那位助手不经意地解释说,“每隔一个礼拜就得帮沈先生借这么多书。他光顾读书,其他事都不往心里去,有时错把自己收藏的珍本送还,因为是难得的珍本,被馆图书室收藏。还有人有时把沈先生的书拿去看,有借无还。沈先生一时想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害得他只好自己掏钱来赔,最近一次就赔了200多块。”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天哪,当时普通干部月工资只有50元,沈先生却赔这么多钱!再一想,更觉得发人深省:光赔书款一次就赔这么多,他所看的书究竟得有多少啊?
同事们听说,便请沈先生讲授读书。沈先生便开口讲,研究历史文物要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钻故纸堆,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有一种风气,只钻故纸堆,不注意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物考证的新成果。我的研究是用新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从出土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比如发明马镫在交通史、战争史上都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外国专家说中国马镫是东晋时候有的,根据是《世说新语》提到谢玄有玉铁镫,还有封氏墓中挖出的两个木制马镫。实际上有3个材料可以把它的时间提前。一是湖南博物馆藏西晋青釉俑上两个马都有马镫;再就是西汉王莽时代石寨山墓贮贝器上面站着骑马武士,脚下分明踏着镀金马镫;再上战国时期的剌虎错金银铜镜,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骑马人脚下踏着个圈圈,下面飘着三条带子,很可能就是马镫。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马镫的发明,说得晚一点也是西汉末就有,比外国科技史的说法提早了几百年。你们说出土文物资料对于做学问有多么重要。
中国是文物大国,仅已经出土的,可以说比10部二十五史内容还要多得多。大家要守宝识宝,陈列室每件文物都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库房里成千上万的文物,不少是从来没人读过的书。读书就要从这第一本大书读起。文献印刷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出土文物却是活的、是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份宝藏。希望大家试一试,反其道而行之,用新方法来做,先从出土材料着手,多看实物,相互比较,再参照文献研究结论,就会有新的发现。
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读书或可以偷懒少读些书,那可不行。读书与看实物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沉下心来,不仅做到深入,还要做到心入,充分利用时间钻进去,下狠心啃书本,要有“耐烦”精神。我虽只有小学毕业,在“丘八”中混日子,跟着大小狗屁司令跑,别人认为什么“福”全能享。可我丁点都看不上那些福,眼里只有书——社会生活的大书本和纸印的书本。每到一地,我就广交朋友,了解风土人情,与三教九流摆龙门阵,再就是拼命买书、读书。有时一读就是一整夜,油灯把眉眼熏得黑黑的,像张飞的徒弟。
我满以为自己读书写文章不错,报考大学没问题,可北京大学连门都不让进。我只好躲进小屋发疯似的继续读啊写啊。北京的冬天,屋子里没有火,都结了冰,我就裹起被子蜷缩着读书写作,或像鲁迅先生那样,靠嚼辣子暖身体。天一亮,我就跑去到当时还在宣武门的京师图书馆,因为那里有暖洋洋的火炉和可以免费冲茶的开水,常常带上窝窝头咸菜,一读就是一整天。我投了不知多少稿子,几乎全都泥牛入海,这才知道功夫远不到家,几乎想打退堂鼓,再当“丘八”混饭吃。
后来郁达夫请我吃饭,鼓励我好好读书,专心写作,他那么大名声,还关心我一个湖南穷书生,真让我感动。北大的唯刚教授,我们是给报纸写文章互相讨论时认识的,把我介绍到香山慈幼稚园去管理图书。那里山高风寒,图书馆在破庙里,晚上山风怒吼,更加恐怖,但我只要一捧起书本,就什么都忘记了。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时常每晚只睡3个小时,教学之余,除了读书写东西,好像根本就想不起其他事。
沈先生还详细介绍了读书方法。他说,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首先,一定要牢记“书皮”,学会查工具书,避免走弯路,对某类图书,要知道古今共有多少种著述,哪些是问鼎之作,哪些是泛泛论述;其次,对所选图书要分别阅读,有的只知道书名、作者和目录就可以,真正使用时再仔细光顾;有的则只需看序言和跋;有的可选择重点章节段落认真读并做笔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等,则要有计划通读。先看重点介绍的书籍,《资治通鉴》就非要先读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不可。要记住,读书一定要动脑动笔动手,要习惯作笔记摘抄。沈先生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在求知途中燃起了指路明灯。

心系盲人

观众潮水般涌来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的讲解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不断获得好评,但每天在陈列室站六七个小时,反复重复着一套解说词,像个活录音机,每每说得口干舌燥,七窍生烟,感到屈才。十年大庆前夕,馆内丢失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史孔和”,我被列为这起国宝盗窃案的嫌疑人之一,当然后来搞清了没我的事,但当时心里很是腻味,工作起来便有些无奈和不情愿。
一天,有批盲人前来参观。带队人说盲人生活单调乏味,听说要逛天安门,参观博物馆,有的人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看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解说一下。我有点犯难,沈先生恰巧路过,几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说,别为难,盲人能来很不易。其实我是老解说员了,以前给盲人讲过的,这次就让我先讲吧。
沈先生首先对盲人表示热烈欢迎,说自己是湖南腔,听不懂可以随时提问,不必客气。我一定解答,解答不了的,可以翻书本,请教专家,我会记下地址,用书信回答。沈先生的一席话迎来一片热烈掌声。他亲切的声音,一下子拉近了与盲人的距离。
接着,沈先生便介绍新建国家博物馆的建筑规模、高超设施水平、高大宽敞的文物陈列室等多项全国之最。他说,能在一年之内建设这样一座大型博物馆,并集中全国数万件国宝展出,这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和周总理直接指挥的硕果。陈列室室内净高7米,比两层楼还要高,又采用集中空调,冬暖夏凉,达到了世界水平。大家脚下踩的橡胶地板也是世界一流的,可减少疲劳感,这是第一流的水平。前几天,我陪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参观。他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在这里足足看了3天,意犹未尽,说真想住上半年,仔仔细细看个够。这位苏联老大哥挑起大拇指,一连说了3个奇迹:一是一年之内建起世界一流博物馆是奇迹;二是能一下子集中那么多一流文物,是个奇迹;三是陈列布置如此精美,又是个奇迹。
在原始社会陈列室,沈老概括介绍了北京猿人的社会状态和猿人化石发掘经过。激昂地说,这批弥足珍贵的化石之丰富,在全世界是少见的,它在美国人手里弄丢了,美国人又把责任推给日本人,令我们痛心不已。不管它流落到世界何方,我们迟早都要追回来!
在奴隶社会部分,他讲述了灿烂的殷周青铜文化,介绍了河南人民为保护重达875公斤的青铜器之王——司母戊鼎,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以及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国宝几经军阀、日伪军劫掠,终于被爱国人士保存下来捐献政府的动人故事。他还说,解放前夕,国民党拼命把大批国宝运往台湾。毛主席之所以命令,不管国共谈判是否谈得成,解放军一定要在1949年4月22日渡江,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阻止国宝迁往台湾。司母戊鼎等一批大件文物,就是运到码头等待装船,被解放军拦截下来的。此前,国民党把25万件国宝运往台湾,藏在雾峰山,听说也要建“故宫”,但怎能和有700年历史的北京故宫相比?
我担心沈先生劳累,便接替讲解,让沈先生休息。讲完后我介绍,刚才给大家讲解的,就是高级研究员、著名作家、教授沈从文。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中年盲人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失明前读过沈先生的许多书——《边城》、《从文自传》、《湘行散记》,那真是难得的好文章呀。我继续介绍说,他的老朋友或学生,有的现在是领导、教授或名作家,看到他当解说员,很不理解,心疼得掉下了眼泪,认为太委曲他了。沈老说,我学到一点知识,就应该献给人民大众。当教授是贡献,当解说员也是作贡献。一样的贡献,有什么值得委曲的。沈老时常提前进馆,有时到库房看文物,忘记吃午饭,被反锁在库房里。保管员归来道歉,他反倒奇怪,因为他早把吃饭的事忘在脑后了。他当年的朋友,有的当了“大官”,如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齐燕铭,吴晗副市长是他的学生,但沈先生从没因调动工作找过这些人。
那位盲人听了更加感动,特意掏出介绍博物馆的小册子,问能不能请沈先生给签个字。我记下地址说,你尽可以回去,我办好会给你邮寄的。沈先生听说此事异常兴奋,说这事由我来办,我还要给他写信。他嘱咐我,观众中肯定有不少喜欢历史文物的人,特别是年青人,一定要注意爱护和培养,说不定他们就是人才。志愿军战士王序参观时入了迷,问转业后能不能也搞文物考古工作。我介绍他去了考古所。现在,他不仅在考古事业中站稳了脚跟,还给我帮了不少忙呢。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分内工作,人家就这么感激,看来,我还得多当几年解说员,多给劳苦大众讲一讲。
沈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茅塞顿开,屈才的感觉也烟消云散了。我的解说工作也大有长进,从只讲某一段,做到通讲全馆,时常博得观众掌声。1960年初,我作为先进班组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文、教、体、卫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如海心胸

一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蔡文姬》剧组成员来馆,请沈先生讲课。我被派去帮助码放资料。剧组中不少成员都是读着他小说长大的,尽管他当时还难以摆脱“桃红色作家”的暗影,但一见面,大家仍然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致敬。沈先生充满激情地说:感谢你们,《蔡文姬》这部戏演得十分出色,我先后3次观看演出,每看一次都有很大收获。我和剧组服装道具人员接触早,一道研究过服装道具设计。我虽比大家多接触一点历史文物,但至今仍然是小学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对这部戏是很有感情的,郭老写得非常好,加上你们精彩表演,不仅替曹操翻了案,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具有很高艺术水平。虽然对曹操功过是非仍有争论,但郭老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戏剧大家,他掌握了充足史料,高屋建瓴,艺术地再现了曹操、蔡文姬等人的形象,我是赞同他的见解的,他为“古为今用”做出了表率。他是中国文坛巨擘,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中的杰出成就,值得我永远学习。接着,沈先生摊开资料,如数家珍般把东汉和魏晋时代的服饰、装束、风俗习惯一一作了介绍。
沈先生的赞许和对《蔡文姬》的评价,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中肯而实事求是的。他的一番话使我受到震动。记得郭沫若来馆审查通史陈列时,沈先生曾经做陪。这对相识多年的老友,虽然曾有过歧见,可是相隔十多年,旧友重逢,本应有许多话要说,但郭老受当时政治空气影响,在公开场合,也只礼貌性地与沈老寒暄了几句,便埋头审查。这使在场的许多知情人感到尴尬,并暗中为沈先生鸣不平。
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文章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的文章称道熊希龄故居以及他的人格,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沈先生虽然有过懊悔和痛苦,但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他后来回忆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不值得惋惜。按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他本人已经成为历史,也就是等于他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正是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原文见《10个人的北京》中《沈从文》一节)“社会变动太大,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从个人来说,我去考古似乎比较可惜;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原文见《沈从文文集》10集334页《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演讲》)
沈先生潜心研究文物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也为郭沫若所肯定。1964年6月25日,当得知沈老着手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郭老未看到书稿就欣然在专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评价:“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郭老的序言,虽未能涉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但总算是对沈先生付出心血的肯定与褒奖。
后来,我告别沈先生,离开博物馆参了军,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沈先生的教诲始终在我耳边回响,成为我学习和写作的指路明灯。由于我坚持在读书和写作上“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坚持苦练基本功,学习他的“耐烦”精神,写文章进步很快,不断有作品见诸报刊。年仅27岁,就被部队确定为新闻干事,从事专业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后来,我虽在文革中被迫搁笔,进了区政府,后又改行干起了建筑施工和房地产业,但沈先生的谆谆教诲,一直陪我走过了大半生,成了我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镌刻在凤凰城上的这句碑文,也永远镌刻在我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