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与青帮头子张树声(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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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在他的简历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写的交代材料中,都提到1941年参加过青帮组织的事。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府”任命的冯玉祥秘书,隐蔽身份却是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高级军政统战与情报人员。为了隐蔽工作的方便和安全,他与另一位地下党员、冯玉祥的副官赵力钧一同加入青帮。他们的师傅不是别人,正是青帮头子张树声。在以后的隐蔽工作中,他们疏通渠道、打通关节,都得到过张的帮助,特别是一次王冶秋险遭军统毒手时,张树声亲自出面干预才化险为夷。张树声是王冶秋尊重的一位传奇人物。
张树声(1881～1948年),字骏杰,河北沧县人。早在新民府第十八混成标当骑兵连长时,他就结识了冯玉祥,参加过冯发起组织的“武学研究会”。1912年初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逐,逃到上海,加入青帮;1914年后在冯玉祥军队里当过团长、交际处长,常代表冯处理一些棘手问题,对冯尊敬有加,忠心不二;抗战时期,为冯先生发起的献金救国运动倾心尽力,只要是冯所托之事,他从不讲二话,被冯视为莫逆之交,故他对冯身边的人如王冶秋、赵力钧也是有求必应。
青帮的辈份决定其在帮中的位次,而辈份是按“字派”排列确定的,字派排列如下: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注:有文将“觉”记为“学”)。民国初年“大”字辈份最高,比较有名气的大字辈人物有四位,即张之江、张树声、袁克文(注:袁世凯的次子)、钱宝亨。其中张之江还拜过“主师爷的衣冠”,较其他人更多一层经历,但他早已关了山门,按青帮帮规,关山门者不准重设香堂收徒弟。依常规,张树声也早应该关山门,但是他却重未停过香火,故抗战时期,张树声成为辈份最高的青帮帮主,在重庆继续开香堂广收徒弟,而且大收特收。
按“字派”辈序,黄金荣自封为“天”字辈,实际上等于无辈份;杜月笙拜“通”字辈陈世昌为师,应为“悟”字辈;而蒋介石曾是黄金荣的徒弟,辈份更不足道。因此,他们的辈序都在张树声之下。帮规有所谓“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一师皆师,一徒皆徒”的训条,因此,张树声在重庆虽无一官半职,却被称为无冕之王。据说1940年时,他的徒子徒孙仅在重庆一地就有9万人,上至蒋介石侍从室,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以及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以致于蒋介石恐惧帮会乱政,专门针对他而下了手令,禁止公务人员入帮会。杜月笙到重庆后也劝过他:“你老人家不要再给我们收些小祖宗了。”
张树声的影响何以能如此之大呢?除了辈份最高及动荡环境等因素外,他的素养与经历确实是一般在帮之人所不及。首先,他开创了一套启发帮会抗战意识、号召青帮众徒奋起抗日的青帮新教义,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又称《通漕道义》)和《民族精神续录》,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出版发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央监察委员张群为该书写序。陈立夫赞扬《民族精神续录》一书“孕大涵深,贯微洞密,诚清门不朽之书也。刊行问世,必将不胫而走。”冯玉祥也在该书出版时为其题诗道:“家国伤心万念侵,一生低首拜亭林。梨州老去船山古,逸韵流风何处寻。”这些大人物的捧场,更使张树声的名气大增。
他每次开香堂,都照例讲一套帮会的历史,说的却是“反清复明”的一套。对于“安清帮”也有一些新的解释,例如他说帮会是顾炎武等创始的;帮会中用的“手式”,屈着食指是“九”字,大手指代表“十”,剩下三个手指代表“三”,合起来就是三月十九日崇祯上吊的日子;供的祖师爷姓“潘”,是代表明朝最后的三个藩王。他说后来乾隆下江南,在运河上加入了帮会,改为“安清帮”,可是帮会中人大部分没有受到乾隆利用,还是反清,并没有“安清”。张树声受到冯玉祥一些影响,常常讲到这里,就讲一些爱国爱民的道理,反对日本侵略。
张树声这种与时俱进的宣讲,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很受欢迎。此外,张树声平易近人,十分尊崇“义气”,如他所言:“民族精神团结之根本,在‘义气千秋’四字。”他穿着朴素,喜穿一身灰衣服,裤子后面补两块大补丁,留着两撇小胡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平易近人,有很强的亲和力。这也是他声名远播、信徒广众的重要因素。
张树声在重庆常住两家饭馆的楼上,这半年住在上清寺一家河北饭馆,那半年就住在校场口附近一家天津饭馆。他就在那儿开香堂,隔几天就一场,少则十几个人,多则数十人,开过香堂便大摆酒宴。王冶秋和赵力钧因安排冯先生的社会活动,为了安全,常知会张树声派人暗中保护,故与张本人及其“副官”十分熟识。当张的“副官”向他们透露蒋介石和孔祥熙侍从室的一些秘书和副官都拜了张树声的山门后,二人商量如果有了这层关系,将有利于扩大联系、方便工作,于是在征得董必武同意后,拜张树声为师。
1941年初的一天,张树声在天津饭店设香堂收“通”字辈徒弟,在场的约30人,都是“国府”公务人员及军官,其中就有王、赵二人。这次是特别隆重的“满堂”香堂,先由张树声率众拜祖师爷、唱焚香歌,接着,“副官”宣布拜“本师”,众徒三叩首向张礼拜。然后张树声开始“布道”,宣讲他所发展的青帮教义。
这天,张还亲自传授了帮规。青帮立有十大帮规:
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别人,三不准扒灰放笼,四不准奸盗邪淫,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引法代跳,七不准绞乱帮规,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
他还专门讲授“潘门”的十大禁止:一徒不拜二师,父子不拜一师,师过方(去逝)不准另拜,关山门不准再开,徒不收人师不再收,兄进徒弟不能进师,本帮不准引进本帮,师过方不准徒代收,入会之后不准辱骂会中人,香头高不准自尊。
在传授完基本的帮规、帮禁之后,张帮主又开始传授具有操作性的帮内规定,也称为“海底”,这是关于如何不用说话,通过“招牌”来辨认同帮;如何用“切口”对话识别双方的“字派”和“山门”的规则。这样在各地跑码头时,利用这些帮内的交流、识别约定,便可得到同帮人的接待和照顾。帮规传授完后,张帮主再率众焚纸送祖归山,整个拜师仪式到此结束。最后,大家下楼聚餐,师徒同乐。
王冶秋、赵力钧拜完师后甚觉新鲜,很想试一试,检验一下是否灵验。一日,二人随冯先生外出经过万县,抽空出来选了一家酒馆,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挂起“招牌”,各把一双筷子横在各自的酒杯前方。店小二见二人身着官服,又挂了招牌,知来头不小,趋上前来道:“请二位老大稍等片刻,我去请当家的。”不一会,一位身穿黑色绸缎长袍的中年人走近桌旁,正襟躬身道:“敢问二位老大在门槛没有?”(即是否在帮)按规矩,二人起身离座,正襟躬身应答道:“不敢,沾祖师爷的灵光。”(即在帮之意)那人接着问道:“贵前人是哪一位?”(这是在探明“海底”前人即师父)王冶秋答道:“不敢。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姓张,名上树,下声。”(徒弟说师父名讳,须分三次说出)“声”字尚未说完,只见那人纳头便拜,口中不停念道:“小人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弄得二人有些不好意思,便将他拉起,说道:“老板不要客气,我们只是路过此地,请弄些新鲜酒菜,吃完还要赶路。”那人坚持把二人让进雅间,说道:“今日前辈光临敝店,晚辈三生有幸,定要敬前辈几杯。”于是一番吩咐安排,并进屋抱出一坛陈年老酒。三人谈天说地,交杯换盏,好不痛快!经过这次“实践”,王冶秋对青帮有了新的认识,对张树声的影响力有了切身感受。
1942年初夏的一天,赵力钧匆匆忙忙跑到王冶秋办公室,焦急地说:“出事了!周茂藩被军统的人抓走了,董(必武)要我们,立即确定他的下落及表现。”王冶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周也是“八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军事组的高级军政情报人员,他和赵力钧早年都在西北军官学校学习,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都成为冯玉祥的副官,一直随扈在冯的身边。1940年,周受冯派遣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军令部二厅从事国际情报分析研究工作。他提供了许多有份量的国际情报,不仅为延安,也为苏联情报机关所用。他、赵力钧和鹿钟麟的机要秘书梁蔼然都是“八办”军事组具体联系的同一个情报小组成员。如果周变节投敌,“八办”的军政情报网将遭受重创,冯玉祥和鹿钟麟的政治生命也可能由此结束,后果不堪设想。
王冶秋思考片刻后对赵说:“此事只有找老头子,才可能砸实。”王冶秋拨通了张树声的紧急电话说:“冯先生的周副官遭人陷害,在二厅被人捕走不知下落,也不知是何事由。冯先生有话,劳驾师傅查一查。”张很爽快地一口答应道:“我当是多大的事,这事好办,你等信吧。”不多久便有了回应。人是军统捕走的,现关在军统南山看守所。张说:“周副官犯的是通八路重罪,人赃俱获,但周老弟很是硬气,一口咬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末了,张还主动提出写条子给看守所长,让王冶秋去探监。
王在得到关于周茂藩的确切消息后大松了一口气,立即让赵力钧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通知梁蔼然和“八办”。董必武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后,决定让王冶秋和梁蔼然借冯玉祥和鹿钟麟的关系,全力营救周茂藩。王冶秋立即买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到南山看守所探监。所长见到张树声的条子,马上让出自己的办公室,把周茂藩带出来相见。王对周说:“‘家里’正全力救你出狱,你要坚持住,保重身体,后会有期。”随后,一场营救行动秘密展开了。
军令部是何应钦主管的部门,何与冯一直是冤家对头,两人经常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隔空交火。现在冯的副官犯在何的手里,后果可想而知。所幸鹿钟麟作过军法总监,对何曾有所照顾,说得上话,梁蔼然说服了鹿,同意出面调停。鹿到何府拜访,开门见山地从何与冯的关系事关党国利益入手,劝何将大事化小,不要为周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二人之间的芥蒂。何应钦当即表示,周茂藩通匪证据确凿、实属不赦,不过有你瑞伯兄一席话,我将从长计议此事。这样一来,周茂藩不会被秘密处决,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要使他脱离魔窟,决非易事。
是年八月下旬,冯玉祥先生邀请老舍一起游青城山,王冶秋也随同前往,他们在天师洞庙堂安顿下来。一天,王到庙外闲逛,迎面与一对中年夫妇相遇。对方主动前来打招呼,彬彬有礼但表情凝重,不远处还有一个便衣跟随。王根据经验判断,此非一般人等,定有隐情,似知道冯住在附近,有备而来。在交谈中,知对方曾担任重庆防空司令,因为重庆防空洞大惨案而获罪。蒋介石曾下令将其军法处置,后经何应钦力保才软禁在此等候处理。谈到这里,一个解救周茂藩的方案在王冶秋的脑海里逐渐成型了。他对中年夫妇说,请你们做两件事:第一,将申述理由与简历写成材料;第二,每天做一两样新鲜小菜送到冯先生处。第二天吃午饭时,冯先生看见桌上新添了几个对自己胃口的荤菜就问道,今天是何日子,打起牙祭了。王冶秋便答道,是防空司令仰慕先生,他的太太亲自烧好送来的。在冯先生夸赞其厨艺时,王即把那位防空司令的遭遇及经历向冯作了简单汇报,并说如果我们能救他不死,便可以此为交换条件,让何应钦释放周副官。
冯即发话,给老蒋发电报,说这人是个人才,抗战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咱们保了。可是连发两通电报,也不见回信,快下山时,冯有些急了,要求把话说得重些再发一次。第三次成功了,老蒋批示,将那位防空军司令交军法总监部酌处,这意味着无性命之忧了。之后鹿钟麟出面与何应钦说情,说冯先生已将你的防空司令保下,请何部长高抬贵手释放周副官。1943年春,周茂藩重见光明,但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后他曾担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1943年秋后的一天,王冶秋正在冯玉祥乡下的歇台子公馆办公,接到赵力钧从城里打来的电话,说有要紧的事请他赶快回城里康庄二号办事处。原来是“八办”的高级军事参谋王梓木(他的内部身份是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离开“八办”跑到冯这里,声明他不干了,要冯收留他。起因是在“八办”的整风会上,有人说他是“西北军封建军阀余孽”(注:王曾毕业于冯的西北军军官学校),他一怒之下便出走了。冯玉祥听完他的陈述后十分气愤,因为冯一生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军阀。他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让其把“八办”的高参收回去。
赵力钧还说,冯先生已经让王梓木写脱离“八办”的登报启事,“八办”也派人来昼夜劝说但无济于事。王冶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便找来梁蔼然一同与王梓木谈话,可无论你是晓以大义,还是动之以情,王就是坚决不回去。到了晚上,王与梁假借外出吃晚饭,到“八办”向董必武汇报情况。董说,要想尽各种办法把他弄回来。
他们回到康庄二号又继续作思想工作直到天亮,这时王冶秋听到楼下有吵嚷声,推开窗户见是王梓木的爱人郑德芳抱着孩子要进大门,办事处长戴树勋不让她进来,便立即下楼将郑接进院内,自己马上跑到三楼,义正词严地对王梓木说:“你这样做,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的太太和孩子。”王梓木用力把桌子一拍说:“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请你去办事处一趟,让他们来车接我。”王冶秋赶紧跑到办事处向董必武报告,董立即作了安排,没多久,两三个人带着王梓木回去了。董立即叫龙飞虎用车把王冶秋送到乡下安全地带,并嘱咐近期不要进城。
王梓木事件在国共两党内都引起不小震动。就在王梓木返回“八办”几个小时后,有两个少将军官到康庄二号要见王梓木,自称是王的朋友。冯先生让戴处长上三楼叫王梓木下楼会见朋友,结果连人影都没有看到。两人只好悻悻地走了,其实他们是戴笠派来“接”王梓木的。原来,吴铁城并没有把王梓木出走当作什么了不得的急事,上午很晚才将此事告诉戴笠。戴见二人扑了空,便大骂吴铁城是臭官僚,耽误党国大事。
王冶秋回到歇台子的第二天,突然有人送信要他无论如何去见张树声一面,说有要事相告。见了面后,张树声就说:“我得到可靠消息,特务要在你从歇台子到重庆的途中绑你的票,绑去后就拿硝镪水把你化掉!说是你把一个重要共党放跑了,可有此事?”王冶秋立刻答道:“我有两个月没有进城了,城里出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张树声相信了他的话,马上叫来一个副官,说:“告诉他们那边,这个人我们这边担保啦!”这一次如果没有张树声出面保护,王冶秋是在劫难逃了。
王梓木出事后,董必武立即密电还在延安的周恩来。此事惊动高层,是因为王梓木单线联系的有数十人,构成共产党在重庆的高级军政情报网,它是把握国民党及国际动向的重要耳目,是高层决策须臾不可离开的一个情报来源。所以,周恩来电告董必武,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回王梓木。
王梓木回来后,国民党派特务到曾家岩50号和红岩村聚众闹事,叫嚣说共产党把王梓木秘密处死了。“八办”为此还召开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现身。半年后,周恩来再次返延安时把王梓木带到延安。解放后,王梓木担任辽宁省副省长,“文革”中被揪斗致死。
在张树声得了“搭背”住在上清寺宽仁医院开刀期间,王冶秋代表冯玉祥去看望他,并对他的关照表示感激。张树声于解放前夕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