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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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有杀功臣的记录。但是没有屠戮文人士大夫（当时文、武二途分得还不细）的劣迹，追随他的偏向于“文”的大臣如萧何、张良、陈平、陆贾、郦食其、娄敬、叔孙通等。这些人中除了郦食其在战争中牺牲、张良功成身退， “与赤松子游”之外，其他都受到刘邦的重用，成为他生前身后的重臣。朱元璋则与刘相反，他在夺取天下的斗争中强调“礼贤下士”，并且网罗了大批的人才，可是当他登上龙庭以后，便显出另一幅嘴脸。

     明朝之初的文人士大夫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元朝遗民，二是元末战乱中曾为其它集团服务的人士，三是追随朱元璋的士人，四是隐居不出的士人。对于这四类人，我们分别作一些介绍。

     历来新王朝建立后对于前朝遗民大多采取优惠态度，这是用以显示本朝的宽大和实行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朱元璋可没有这种雅量，《明朝小史》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转引���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这种残忍的杀人法古今少见。比较特殊的是对诗人杨维桢的态度，明建立后，杨被征召入京修礼制乐，仅百日，得病，作《老妇辞》以见志，朱元璋笑而遣之。（见《罪惟录》列传卷之七）大约是杨以老寡妇自比， 言年迈不能再嫁的这种通俗的比喻打动了朱元璋，才能够全其首领而归家。对于第二类人比对元朝遗民还要严酷。在元末群雄逐鹿之中，以张士诚网罗的文人士大夫最多。他所据的苏州和太湖流域本来就是文人渊薮，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对于文人士大夫是能够坦诚相见的。因此，追随他士人特别多， 许多是知名的才士，如吴中四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是张士诚的座上客，杨、徐还作过张士诚的官。后来，这四人都曾出仕明朝，但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高启诏修《元史》后，授翰林编修，乞归。 后因为苏州知府魏观建知府衙门时写“上梁文”而被腰斩。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

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因事被流放岭南，自投龙江而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任河南左布政使，后因犒军不时，下狱死。这四人之死如吴晗所推测，恐怕与他们的历史问题有关（见《朱元璋传》）。

       如果说前两种人有过曾与新王朝对立的历史问题，那么一直追随朱元璋的第三种文人士大夫在新的王朝中，应该是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的吧？其实不然。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较为有名的士人是李善长、陶凯、陶安等。 李善长诛连于胡惟庸案内被杀，陶安早卒，陶凯官至礼部尚书、国子祭酒，以老致仕，自称“耐久道人”。这使朱很生气，又梦“龙绕凯门”，疑之，被处死。为此，其学生楚王朱桢（朱元璋之子）曾投水自杀。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二人是元明之际最有成就的学者和文人。在明朝建立以前朱对他们都是优礼有加，他们也为明王朝的建立竭尽心力，尤其是刘基在“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 取武昌、平处城内变”（《太祖实录》卷32）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战役中皆有定策之功。可是当朱元璋作了皇帝以后，刘基为御史中丞，受到淮西官僚集团（这些都是朱元璋的老乡，刘基是浙江人）的排挤，他也感到皇帝怀疑的目光，于是，在洪武元年（1368）徐达攻占了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以后立即辞官回家。后被召还，洪武四年，再次告老还乡，为胡惟庸所谗毁，入朝引罪，八年被胡毒死。 虽然死于胡手，但是也由于不被朱元璋信任所致。明朝建国时的典章制度多出于宋濂之手，他又曾为太子师傅，其孙宋慎被株连胡惟庸案中，宋濂连坐也应处死刑，经马皇后再三求情，才被减刑流放到茂州，死于流放中。其他， 如被朱元璋表彰为“忠臣”的茹太素，因为为人刚直不阿，不为皇帝所喜。一日，便殿赐宴，赐太素酒，吟诗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续韵：“丹忱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当时朱元璋也为之“恻然”，不久，太素被谪为御史，为人排挤，又陷于罪，与同官十二人带着脚镣治事，后竟被处死。明初的朝臣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人人自危。 如《稗史汇编》中所说：“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转引自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不仅“死”随时威胁着大小朝臣， 而且，肉刑还在摧毁着士人们的自尊。洪武时开创了可以当廷杖责朝臣的制度， 茹太素直言陈事触怒朱元璋，曾被廷杖，就是一例。司马迁曾谈到“刑不上大夫”的原因在于“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意为士大夫既然是朝廷的官员，就应该让他们保有自尊，有尊严才能有士节，有士节才会有所不为。 这是使士大夫能够与朝廷保持一心和坚持操守的保障。而朱元璋在有意无意地摧毁着这些，打掉士大夫的尊严，把士人变成软体动物。

       自《周易》讲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后，过隐居生活的隐士是被主流社会尊重的。几乎没有君王不允许隐士的存在，因为这也是多余士人的一种出路、是盛世的点缀。可是到了明初对于文人士大夫不为君所用皆视为罪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大诰三编》中专有一条讲这个问题，这是“秀才剁指”条。 该条说：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都把左手大指剁去，目的是不出仕作官。这大约是因为当时作官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官府把他们捉拿到京，由朱元璋亲自审问。朱说每个人的生命虽是父母给的，但是“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生逢乱世， 有能救你一命者，都是“再生父母”，何况为你们创造了太平盛世大明王朝！朱元璋对夏伯启叔侄训斥说：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持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全明文》卷31）这就是士大夫不为君所用所要受到的惩罚——斩首和抄家。后来的苏州才人姚润、王谟被征诏不至，便用此法将二人斩首、抄家。

      针对文人士大夫的镇压自然就少不了“文字狱”。自从秦代焚书坑儒之后每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因为思想文字而遭受迫害的，但以明代的洪武、清代的雍正、乾隆三朝最为严酷。如果就此三朝而言， 清代的“文字狱”中的有些个案从清政府的立场来说不完全是冤案，而洪武时的案子个个是冤案，因为这些“文字狱”绝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在年节或某个喜庆的日子向皇帝敬上祝贺的表章里的文字触犯忌讳所导致的。这些地方官吏的初衷都是要歌颂皇帝的，其所用的文字也都是要歌颂的，但是他们不懂得皇帝的忌讳（朱元璋的忌讳也太多，使臣民没法弄明白），才自蹈死地。朱元璋仿佛是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出身、经历多有为当时社会舆论轻视之处，于是这便成为他的忌讳。赵翼曾说：“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 ”（《廿二史札记》）《廿二史札记》的“明初文字之祸”条所举的例子中，大多看来很可笑、实际上是很可悲的。 例如“则”音近于“贼”，于是， 各种给皇帝的贺表中的“垂子孙而作则”“建中作则”“仪则天下”中的“则”都是讥笑皇帝作过贼（朱元璋参加过“红巾军”，在当时舆论看来是“贼”），这些作表的都被杀掉。又如朱元璋作过和尚，他忌讳“僧”， 于是“生”（音近于僧）也忌了，连“法坤”（音同“发髡”，意为光头）也忌了，那些在“贺表”中涉及到这些字眼时就保不住脑袋了。这种荒谬而残酷的“文字狱”，其原因固然与朱元璋文化程度低、个性多疑有关，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他要藉此树威，使其臣下感到“天威莫测”，使他们有所畏惧。他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明朝小史》）在这种氛围下，邓伯言（雅）一类的文人士大夫是被吓倒了。这些整天以保命为第一要务的文人士大夫们如何能对朝政不满、并向皇帝的绝对权力提出挑战呢？这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