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颜李学派与武术(马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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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年，产生在河北省的以颜元（习斋）、李塨（恕谷）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是一个主张文武并重并积极从事武术活动的学派。颜李学派在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武术史上尤其值得表彰，值得研究。



    颜李学派的本质是反理学的，对程朱理学的彻底批判，是颜李学派的最大特点。梁启超曾认为，颜李所创立的学说：“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毁廊清之，对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①梁氏还认为，在宋明理学垄断思想界，程朱等理学宗师极受朝野尊荣的时代，颜李大胆而辛辣的批判言论，在学术界无异于一颗震天骇地、启昏晓聩的“大炸弹”。②梁启超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代学术界对颜李学派的评价。



    颜、李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动不主静，主实践不主虚文，主实文实行、实习实用。颜习斋曾经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③具体到人的养生之道与精神修养，他主张：“养生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作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思将养，便日就惰弱。”④他强调“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⑤这些话同我们今天常说的“生命在于运动”很相似，在今天，这不过是一句普通格言罢了，但在“主静”之说居于神圣地位并被士人普遍认同的时代里，颜习斋大唱反调，独倡“主动”之说，并针对宋儒“静坐便是善学”的说教，斥责一味“主静”是“惰弱”的根源，这些见解无疑是非常敏锐非常大胆的。在解释“格物致知”这一儒家传统命题时，他一反理学家们虚妄繁琐的各种解说，指出，“格”就是“手格猛虎”的格，“格物”就是亲手做事，由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便是“格物致知”。⑥颜习斋反对理学家株守穷庐、苦思冥索式的求知方式，讽刺这些人都变成了四体不勤、一物不知的废物。他认为，真正的儒者要以孔子为楷模，既能文又能武，博学通达而体魄强健。那些视武技为“末技”的程朱之徒，平时侈谈心性，自鸣儒雅，到国家危难之际，一个个束手无策，毫无用处。颜习斋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时士大夫不是坐以待毙就是引刃自绝的悲惨情景，因此对程朱末流的弊端，尤其是理学家重文轻武的积习，深恶痛绝。他不禁大声疾呼：“文武缺一岂道乎！”⑦



    可贵的是，颜李学派的创始者们不只是倡导文武并重的理论家，而且是躬身履行的实践家，研习和传播武术，以武术为健身修性之道，是颜李学派一个显著特点。



    颜习斋生长在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之地。父亲颜昶，是个普通农民，“形貌丰厚，性朴诚，膂力过人，爱与人较跌。”⑧养父朱九祚当明清鼎革之际，曾参与守卫蠡县立有战功。⑨习斋八岁就学于外傅吴洞云，而吴也是一位“能骑射剑戟，慨明季国事日靡，潜心百战神机”的武术家。⑩既有家学，又有师承，颜习斋从小就养成“豪勇”气质，同武术结下不解之缘。成年以后，他进一步系统学习各家技艺，坚持演练射箭、拳法及枪刀棍剑之法，“手著作式，尝终夜不辍。”⑾长期操练不辍、又勇于实践的结果，使习斋成为一个身手不凡的武术家。



    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五十七岁的颜习斋曾到商水（今河南开封附近），拜访了侠士李子青（木天），王源在《颜习斋先生传》中记述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见：





    “商水李了青，大侠也。馆先生，见先生携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谢不敏。子青曰：‘拳法，诸技本，君欲习此，先习拳。’时月下饮酣，子青解衣，演诸家拳数路。先生笑曰：‘如是，可与君一试。’乃折竹为刀，舞相击数合，中子青腕。子青大惊，掷竹拜伏地曰：‘吾谓君学者尔，技至此乎！’遂深相结，使其三子拜从游。”⑿

王源生动地描述了颜习斋沉雄自如、游刃有余的武术家风范，在武术史上是一段十分难得的掌故。李子青以拳法为“诸技本”（《习斋年谱》作“拳法武艺之本也”），并演练“诸家拳数路”，表明他的确是此道中之里手，不是虚张声势的浅学者流，但与习斋一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剑击手腕，正是习斋精于刀剑实战技艺的表露。三国时，曹丕以甘蔗代剑与奋威将军邓展比试，也是三次击中邓展手腕，⒀这正是中国古典剑法以精巧见功力的地方，表明习斋武艺源渊有自，不是一般江湖人物“只好看，上阵无用”的花法武艺。毛泽东早年在为《新青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颜习斋“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就是指这段记载而言。



    颜习斋练武，不是单纯为了健身延年或防身制敌，他把武术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使之成为自己学说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创举。根据文武并重的思想主张，习斋阐释孔孟之道，评品古今人物，以至交游、讲学、授徒，处处都把“武”字摆在突出位置上，他以自己的言行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以武艺为“不才”的理学先生们的陈腐观点。



    与习斋同时代而年辈稍长的南方学者陆桴亭，也是一位兼善武艺的思想家，崇祯八年（1635）前后，以天下多故，他曾与吴殳（修龄）、夏君如弟兄等，师从江南名师石电（敬岩）习武，后来终生习练不辍，而且喜欢谈论攻守之道。⒁陆桴亭的学术思想多与习斋相合，习斋曾主动写信与之交流心得，措辞备极诚恳。⒂新城（属河北省保定）学者王余佑，字申之，明亡后隐易州五公山双峰下，“躬耕养亲，不求闻达”，因号五公山人。王余佑性喜任侠，品节高古。他“教士务实学，为文武才，时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本人精通武艺，身手矫捷，“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慄色动。”⒃王余佑著有多种兵书，其中《十三刀法》一书传存至今，是为数不多的明清武术典籍中的珍品，极富研究价值。习斋以父辈事王余佑，在学术思想上和武艺之道上都受到王的影响。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习斋的高足李恕谷的父亲设“谷日筵”，邀集诸贤豪“演艺谈心”，命恕谷远趋蠡县请习斋来参加。一时，习斋的朋友弟子皆来欢聚。习斋亲自主持这次学派“沙龙”性质的宴饮。席间，除了作文赋诗外，“昂昂英武”的魏子谅舞双刀，再舞单刀。“拳师”冉怀璞亦舞双刀。“貌质躯健，据坐痴如，力拟石，拳拟石”的魏秀升“捐衣而前”，与魏、冉二人技击。“不觉日之夕矣”，李恕谷又提出演习步射，于是大家乘兴到三仪街揖让而射，评定高下。射毕，回到宅中再饮，而武艺超群的魏秀升兴致犹高：“月下戏舞，平地一跃，遂登东宝荣巅！”⒄这俨然是一次武术盛会，一次足以令道学家们瞠目结舌的“狂怪们”的聚会。颜李学派的这种充满豪气的学术活动，与那些对坐镇日参禅悟性、彼此垂目如泥塑的程朱之徒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别！



    习斋一生倨倨于家乡一隅，他的学术主张一直没有能够远播海内，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康熙三十三年（1694），习斋应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推行和宣传教育主张的难得机会。习斋充满信心的制定了书院规模，除了设立经史课目外，特别设置“武备”一门，立孙、吴兵法及射、御、技击等课目，意在造就文武兼备的人才。讲课之外，他每天亲自带领学生“习礼、习射、习书数，举石超距，技击歌舞。”书院充满了生气。⒅这在中国书院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次勇敢而极有意义的尝试。可惜，不到半年，恰赶上漳水瀑溢，书院被水，一切苦心竟全部付之东流。学生们含泪送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者。习斋的教育思想失去唯一一次实践机会，这是习斋的不幸，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幸。在颜习斋的身教言传之下，颜门弟子大都以武术为必修之课。



    习斋的传派高足李恕谷，一生好武甚勤，造诣甚高，交游遍天下。恕谷的武术本有家学，其父李明性号晦夫，就是一位“常挟利刃、大弓、长箭，骑生马疾驰，同辈无敌者”的人物，明亡后，高隐不仕，甚至足不履市阙。“晚年益好射，时时率弟子置侯比偶，审固无虚发”。他说过：“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⒆足见其思想与习斋十分接近。恕谷自幼学射，后来问学于习斋门下，武艺得到习斋传授。他对射术有特殊兴趣，“虽奔走四方，依依不能忘，凡遇能射人无不问，遇射书无不览。”曾请教射法于赵思光、郭金城等。后摭采古今射艺要领撰成《学射录》一书，是明清此类书中的止乘之作，是我们研究古代射术的珍贵资料。习斋���年的大弟子王源，字昆绳，大兴人。性刚而好学，尤嗜兵法，与天下学者交游，名望早在习斋以上。然而当他听恕谷讲习斋学说后，心悦诚服，立即远奔博野投拜在习斋门下，听习斋讲学，并向习斋学习刀法。此时的王源已是五十多岁的大学者了。王源著述甚富，有《兵论》32篇传世，书中曾以“控拳而斗”为例，讲析用兵的法则，浅显生动，亦见他对拳术是非堂熟悉的。习斋晚年常在身边的弟子钟，字若金，博野人，从习斋学六艺之学，李恕谷称赞其学行是习斋门人中第一位。习斋主持漳南书院，身边就带着钟，原因很可能是钟文武兼长。他们师徒二人有一段经历：



    “ 尝佩刀，侍元与客语市肆，客曰：若能舞耶？ 谢不敏。元目之曰：能舞，何为谩应？长跽请罪，客为劝掖，不敢起。久之，元曰：起，舞刀。再拜稽首，乃起舞。时稠人广众，观者如堵，莫不嗟叹，以谓圣贤弟子之礼，犹存于今日。”⒇这是一则耐人玩味的故事。习斋主张实言实行，反对任何原因和形式的虚言伪饰，甚至反对倩人代笔为诗文。钟以能而谢不能，与师教违，自然是习斋所不允许的。钟的长跽谢罪表现了颜门礼法的严峻及弟子的笃实。梁启超曾说，颜学不传的原因之一是“太刻苦”，从这件小事上可以对“太刻苦”三字有所悟解。习斋善刀，王源曾问刀法于习斋，钟 又能在稠人广众之下舞刀，刀法可能是习斋及其弟子们的长技。



    当明末清初，习武之风曾经在南北士人中悄然兴起，一时蔚为风气。这显然同明末“流寇”之乱和明清革代的惨痛现实有关系，牵涉到的问题相当复杂，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讨论的。颜习斋生当其时，入清后又保持着遗民志节，他的习武自然与当时的风气有关，也与地域风气有关，应该说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所不同者，明清之际的士人习武多是个人行为，最多不过有三五同好或聚或散而已，没有以武事为学术者，更没有以文武相提并论以为缺一不可者。习斋不仅将习武纳入自已的学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还纳入到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这就在实事上使习武具有了体育意义。这一点，无论在明清教育史上，或在体育史上，都具有首创性质，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颜李的学说在理学独尊的时代里，犹如一颗光耀划天的慧星，终因曲高合寡，很快就默然无闻了。他的文武并重的思想，以及以文武两途培养人材的教育实践，自李塨、王源诸弟子后，也成了广陵绝响，不复为人们所知道。后来，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成了清代学术的主流，颜李学派不仅沉寂无闻，而且遭到一些人的讥讽。一直到了近代，在新旧社会的大变革中，在对近代历史的沉痛反思中，颜李学派才又被人们蓦然发现，一时间曾成为许多人研究和提倡的热门学问。比之颜李的学术思想来，颜李的武术活动的传承情况可能会稍有不同，因为武术的传播更容易走向民间，走向社会基层，所以就更多一些传存下来的机会。颜习斋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武术著作，他和他的弟子们练的拳、刀、剑等法属于何种流派，同明代以来我国古典武术的主流派有何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无从知道的了。但我们相信，他对武术的积极提倡和躬身传习，通过他本人和他的弟子们，一定会有流风余韵散存民间，特别是在武风素盛的河北省。约道、咸之间，一位曾任河北省盐山县教谕的潘文学其人，也曾在盐山县书院分文武两科教授学生，清末著名武术家李云标、肖和成等人，就是书院武科的学生。这位潘文学，倡言“通神达化，备万贯一；理象会通，体用具备”之说，以“通备”二字为拳派命名，其精神或直接源自颜李，或受到过颜李的影响，反映了颜李的武术确有遗教存世。可惜，在重文轻武之风的影响下，这方面的历史从来不被文人所重视，民间习武者又往往不能载述其事，资料不足使我们还不能做更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武术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我们对颜李学派在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一定会更多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