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8月8日是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日,届时国内外许多地方都会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进入中老年之后,我最为敬佩的历史人物就是郑和。在这里我想着重地提一提郑和的不大为人注意的一面,为他鸣不平。
郑和生前身后都是一位很不幸的人。生前备受歧视,死后,他的名字和他的功业被中国封建时代的庸人们掩盖了四百余年之久。特别是整整一部郑和航海档案(当时称为《郑和出使水程》)——记载着郑和及其部属在将近三十年间的七次远航中,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的珍贵史料,竟然都被明朝兵部的某些奸人鼠辈藏匿起来并且销毁掉了,也就是活活地把这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一斧头劈掉了。郑和航海档案仅此一份,被销毁了就无法恢复。像这样人为的不能弥补的恶性事件,恐怕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这不仅是郑和的不幸,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大段空白,湮没了郑和及其部属在几十年惊涛骇浪中取得的进步,阻滞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影响了中国明清两代的海防实力,也使得百余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郑和研究者由于确切史料的匮乏而好似雾中看花,从而歧见迭出,争论不休,许多重大问题迄今没有定论。不能不说,始作俑者罪通于天!
由三十五岁“丰躯伟貌、器宇不凡”的青壮年,到年过花甲的垂暮老人,郑和把后半生交给了碧海巨浪。可以说,像郑和这样开创型的航海英雄在我国是无人可比的,有资格进入“无双谱”。从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5年)到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奉命出使“西洋”(当时称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以及非洲东岸的海域为“西洋”)。他率领一支由巨舰(号称“宝船”)六十二艘、连同中小船只近二百艘、承载官兵和随行人员二万七千余众的庞大舰队,驰骋在广袤���南太平洋上。郑和舰队在名义上是海上使团,在性质上是军事组织或准军事组织,运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走的多半是我国前代航海家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航线。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娄东天妃宫碑文》)
这虽然不是郑和亲笔撰写的,但说出了郑和的心声,开拓者的心胸何等开阔,气魄何等豪迈!在多次出使当中,郑和的行踪遍及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共三十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宣扬中国皇帝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向对方的国王及臣民赏赐礼品,开展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无偿地传播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工艺,每一次都不辱君命满载而归。受其影响,亚非各国前来中国朝贡的络绎不绝,出国的华侨也更多了,许多人成为南洋群岛的第一代拓荒者,到今天已经结出了无数丰硕的果实。从国防的角度看,当时倭寇敛迹,以后数十年也没有来自海上的边患,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声威所致。
我们从小被教导说:中国从来都不是航海大国,也不是海军强国,其实这是一种流传很广、给人影响很深很坏的错误看法。郑和出海远航的年代,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一百一十四年。郑和所统率的船队的规模之大,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雄踞全球之首。郑和又是全球第一个跨过赤道南北航行的人(当时欧洲航海者无人敢于靠近赤道)。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远涉重洋的冒险精神,也不是没有批量地打造大船巨舰的能力和聪明才智。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不是上天注定的内陆国家,更不是生来就有“旱鸭子基因”的海上弱国。不过我们也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明代初期中国海军的辉煌,实际上就是到达巅峰以后立即一落千丈的可怕的转折点。可以说,郑和的逝世就标志着中国明、清两代海军的衰弱和消亡。这里面有奸人捣乱的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时东西双方正走着两条相反的道路。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不成气候,“赏赐贸易”、“朝贡贸易”总是赔得多赚得少,这在经济上财政上是难以长久维持的。而西方列强却处于原始积累的疯狂阶段,航海的背后是殖民与掠夺的巨大利益驱动。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此岂郑君之罪也?”是的,郑和不但无罪而且有大功,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怎能扭转社会发展大势呢?有罪的首先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我国延续得过于漫长,其次是明代朝廷中的一些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而又身居要冲的大臣。
虽然郑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辛劳,立下了不世之功,而且为人又谨慎谦抑,从不自炫明成祖一直是对他宠信有加的。但郑和是太监出身,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太监不能兼外臣文武职衔,不能穿戴外臣的纱帽袍服,官职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宫门外树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朱元璋的严禁和明代中后期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的显赫对照,正是绝大的讽刺。)明成祖夺位时得到建文帝太监谍报的助力,在永乐朝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因此才能委任郑和出使。但朱棣还不敢走得太远,郑和虽多次立了大功,朱棣也只是慰勉嘉奖,没有给他加官进爵。这样,郑和就不得不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子上。在出使时,他是大国皇帝的钦差大臣,统兵数万,远涉重洋,威震异域。可是凯旋以后,他依然是一个官卑职小的太监。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文武大臣与宦官通常都是分成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前者总是瞧不起后者,尽管宦官中也有很多好人。郑和以一个品级低微的太监却又坐拥重权,屡蒙恩宠,那些朝臣(特别是以清流自命的朝臣)自然会对他又嫉妒又蔑视,处处给他难堪。成祖朱棣在位时,由于得到庇护,郑和还没受到直接的攻击。成祖死后,仁宗朱高炽继位(1424年),批准了谏官们以为下“西洋”靡费太大、应予停止的奏请,可是他并没有解散郑和的水师,而是命令郑和带领他的“下番诸军”守备南京(也就是守卫东南沿海一带之意)。此时郑和已经五十四岁,六次下“西洋”,自忖今后再也没有出海远航的机会了,就召集他的僚属们根据实践经验绘成了一幅长达六点六米多的航海图长卷,记载了船舰自南京下关启航直到非洲东岸麻林地所经各处应采用的罗盘针位及天文星位。图前有明人茅元仪写的小序,中有“太监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详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等语,可证是郑和等所绘。由于此图收入了茅氏所编的《武备志》一书中,才没有被毁掉。现经中外史家考实,定名为《郑和航海图》,成为极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图的绘制,也可以看出郑和的一片忠荩之心。同时,郑和考虑到自己年老无依,奏请朝廷将南京城外洪武年间敕建的静觉寺作为他晚年皈依之处(郑和是回教徒又是佛教徒)。仁宗在位不到一年病死,其子宣宗朱瞻基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登基之初,就对郑和这个历尽艰险又没有什么过失的三朝老臣给予了一顿申斥。《宣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宣德)元年四月壬申,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礼之事,不可妄有陈请。”
这道上谕实在有些过于严厉。为了区区工匠赏银之事,竟大动干戈叫人从北京传旨到南京来对郑和大加斥责,而且说得又不合道理:即便郑和委托冯春为工匠请求赏银,也扯不上什么“窥伺朝廷”这样大得吓人的罪名。静觉寺既然是成祖敕建,就和一般僧人自造的不同;宣宗明知郑和曾经请求以该寺为归老之地,也完全不当一回事。可见他不但丝毫不顾及老臣郑和的颜面受伤,连半点人情味也没有了。古今史家对明宣宗都有好评,说他“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阖乐业”,郑和无辜被责也可能是由于某些大臣进谗所致。但是,由这件公案也许可以从反面透露出两个消息:其一是郑和的清廉。史书上没有关于郑和廉洁的记载,但也没有涉及他贪污或被人参劾贪污的记录。试想郑和六次出使时,手中掌握的金、银、钱币及物资数额异常巨大,从海外收得的贵重贡品、贵重商品乃至奇珍异宝也多如牛毛。他如果手脚不干净,怎能逃得大臣们的参劾,又何至于为了请求区区的工匠赏银而自讨没趣?其二是表明此时的郑和在政治上、情绪上已陷入严重的窘境,明宣宗看他也就像看待一个有手艺的老工匠而已。可惜郑和虽然识字通文墨,但是不会写作,要是他能利用这段被投闲置散的时间写出一本《西洋出使记》来,其价值决不在《马可波罗行记》之下。当然这只是幻想。郑和能与部属们一道编绘出《郑和航海图》,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然而,就在郑和郁郁不得志地幽居七年之后,事情忽然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机。《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九月戊寅,遣太监郑和赍诏往谕诸番国。”《明史》也有记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返。”这就是说,朱瞻基在当了五年皇帝之后,又觉得“诸番国”来朝贡的少了,未免有些失落感,于是他也要派人下“西洋”了。远航万里出使各国,必须是航海家兼外交家才行,满朝文武何人堪遣?也只有郑和等几个人了。尽管这个老工匠已经六十一岁了,而且以前曾经被伤害过(宣宗也许根本记不起来了),但他闻讯后却欢喜踊跃,领旨谢恩。经过一番筹备,船队于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1月)启航,这是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了。这次郑和在海上航行的时间最长,所到之处最多。在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他把舰队分成若干个分队,遣往印度、锡兰、阿拉伯各国,并且到了伊斯兰圣地麦加。郑和还发现了从苏门答腊启航、采取向西的直线到达非洲东岸的新航线,这是前人从没走过的,也是地理上的一大发现。舰队在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8月)凯旋,从出使到回国历时一年又七个多月之久。这次郑和使团又为宣宗带回了许多西方特产和奇珍异宝,还有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等奇禽异兽,更重要的是各国派遣的大批贡使也随船来华,这一来宣宗自然是“龙心大悦”了。可是我们的大航海家郑和呢?他却没有能够活着回到祖国……
按,终有明一代,没有任何一个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这是很可怪的。我想原因首先是郑和官职低微,且不为宣宗看重;其次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航海家的地位也是普遍地不被重视的。因此,明代的一切官书中都没有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宣宗实录》中既然记有派遣郑和出使的一笔,按惯例也应当记录有关于他们回国的情形。郑和是否病卒于途中以及朝廷是否给予了抚恤,是一件大事,自应有所交代,然而是一字不提,有始无终,这实在是令人寒心!直到明王朝垮台,清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的《明史》中,倒有一篇郑和的传记,这开了我史学界第一次为郑和立传的记录,也算难为他了。不过这篇传记的价值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它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记载过于简略,通篇连标点才八百余字,如说到郑和的身世,就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十四个字。对郑和的死说得更少,只有语气不敬的“而和亦老且死”六字而已。一代大航海家死于何时、死于何处都不管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张廷玉等人。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及海禁比明代中后期更严,甚至于明令规定“片板不得下海,违禁者死”,民间对外贸易只能偷偷地进行。这样,修史的文人怎么会把前朝的郑和当成什么人物呢?
事实上,从郑和在世时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是被排斥在封建主流社会之外的。只有中国沿海群众和东南亚以及“西洋”各国人民对郑和世代念念不忘,到处有郑和的纪念建筑,甚至把郑和的名字作为地名(如爪哇的三宝垄),为他修建寺庙,塑造金身,至今香火不绝。中国民间作者也把郑和故事编成小说(如明万历年间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流传甚广。近代对于郑和的科学研究,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反早于中国学者好几十年。自西学东渐以来以梁启超的名文《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此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距今恰巧百年)为发端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且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和文物。现在我们对郑和的身世就不会那样茫然了。郑和于1371出生于云南昆阳的一个伊斯兰世家,本姓马原名已不可考。祖父和父亲都是朝拜过麦加的“哈只”(对朝圣者的尊称)。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派大将傅友德攻克云南,消灭元蒙残余,顺便把一批青少年俘虏北去,其中就包括只有十二岁的郑和。他在惨遭宫刑后,被派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由于天分极高,敏而好学,刻苦耐劳,有文武才,因而成为燕王的近侍。建文元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随侍军中,屡临战阵,在北平郊区郑村坝一战中立了功。朱棣在夺得皇位以后,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给他,从此他才得名郑和。后来成祖任命他出使“西洋”的原因,除了欣赏他的才干外,还可能是由于郑和幼年曾经听父亲和祖父说过由云南取海路去阿拉伯的故事,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加上他在永乐二年(1404年)就曾奉命出使日本,不辱君命,因此成祖深信郑和,一连六次命他为下“西洋”的正使。至于这位伟大航海家之死,申海田等编著的《郑和下西洋》一书据明人笔记《闻见录》和两种地方志考证,认为郑和船队是��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波斯湾的忽鲁谟斯返航,船行二十三日到达印度古里国(此地为郑和设立的好几个中转站之一),郑和即在此期间不幸病卒(卒于海上抑卒于古里亦不可考)。遗体由所部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城外牛首山下。他毫无疑问是因公殉职,而官方文书竟无一字之记载,不能不令人发一浩叹!
然而,对于郑和最大的打击还不在此,而是在郑和身故三四十年后,一向贮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也就是郑和七次航海出使的全部档案)突然“人间蒸发”掉了。这件奇案在我国学者的论文中也有提到过的,但只是一带而过,没把它当成大事。我个人则以为此案影响重大,至少应该把鼠辈们的罪行揭露出来,并稍加分析。这样做虽然无补于前事,但可以警策后人汲取教训,也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
此事发生在明宪宗朱见深(1464年～1487年在位)的成化年间。明人严从简所著笔记《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永乐二十三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西洋取宝船,不复下蕃。宣德中虽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夏秘不言。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夏后果至兵部尚书。
项忠于成化四年(1468年)受命“总督军务”,后升为兵部尚书,郑和档案被毁就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兵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郎中是分掌各项军务的高级官员,类似司长。项忠和刘大夏守土有责、守海有责。可他们二人通同作弊,监守自盗,销毁国防核心机密的郑和航海档案,不但犯了欺君之罪,更严重的是犯了叛国之罪。郑和档案肯定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因为它不但记录了郑和及其僚属几十年带兵编队航海的经验教训,而且必然包括了前人航海的积累。我想其中应该有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一、明成祖曾命令郑和前往江苏、福建等地的造船厂打造“宝船”(应当正名:不是刘大夏之流别有用心地说的“取宝船”)和其他战船。档案中一定记载了各类船只的长度宽度及结构方法。此项至关紧要,不但为历史研究之所必需,而且事关明、清两代海军的基本建设。二、郑和舰队的编队组成、指挥方法、通讯联络、号令传达等等。三、郑和所乘坐的指挥宝船(旗舰)的全部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记。四、郑和所部水师官兵的训练方法以及郑和本人如何谙熟航海的情形。五、每次下“西洋”前的上谕及郑和归国后的奏章,其中必有丰富的内容。六、郑和舰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及实施方法。七、各类船只的武装配备。八、随船官兵的健康、疾病、医疗状况。九、郑和在归国途中病卒的详情……由上所述,可知郑和档案对于我国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它被毁后损失的惨重性。我们知道,郑和舰队实际上就是明朝惟一的海军舰队。在郑和死后这支舰队很可能是没有保存下来的这从倭寇之患逐年地加剧就可以看出来。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猖獗达到顶点,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都遭到严重骚扰。倭寇竟攻占了我许多州县,大肆烧杀抢掠。而明朝的海军几乎等于零:“十存一二,遇警以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见娄曾泉等著《明朝史话》)如果此时由郑和创立的舰队还保留了下来,局面又将如何?上述刘大夏、项忠强调下“西洋”造成钱财兵员的损失,固然不无道理,应该向朝廷进谏;但作为兵部的主要官员,竟完全看不到郑和航海在国防方面的正面效益,反而倒行逆施,销毁郑和航海档案,废弃舰队,这就不仅是鼠目寸光,而且在客观上就是卖国的行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刘大夏所说的“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一语尤其阴险毒辣,其心可诛,和秦始皇、希特勒烧书的用意没什么两样。他们应当知道,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知识却要靠一代代地积累。烧书还可能有烧不尽的,销毁掉独一无二的档案,全部信息就永远消失了(由此我联想起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性)。他们的“拔根”阴谋果然得逞。试想,到了嘉靖年间,纵使朝廷有足够的财力,要在没有任何历史档案资料的一片白地上创建出一支郑和式的舰队来,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苦战十年,主要地还是靠他亲自练成的陆军取得胜利。一个大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而没有像样的海军,是国家的耻辱,是人民的灾难。由倭寇之患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比起下“西洋”孰大孰小?这笔账应该让刘大夏和项忠之流来算一算!
明朝的不重视海防及海军的衰弱,也直接影响到了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英国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携几百箱礼品来华,一来是要求自由通商,二来是打探中国海防虚实。通商的要求被断然拒绝而探听军事情报却有了巨大的收获。勋爵心中已经得出结论:大清帝国的舰队和海防设施不堪一击。“(我国)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够摧毁中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像中国虎门那样的两个海防要塞,只需要六门舷侧炮就可以将它们摧毁”(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一书)。四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完全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言。我甚至认为,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也与郑和舰队的突然消失、中国海军自明中叶以来就一落千丈有着渊源关系。由于中国自远古到近代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海上的大规模攻击,造成了中国从封建统治者直到普通百姓的海洋观念和海防观念都十分淡薄。历代封建王朝只把航海作为“怀柔远人”的手段,百姓们航海是为了贸易和出洋谋生。就连帝王和大臣们也从不考虑,北疆需要修筑长城,海上也同样需要修筑长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清光绪帝虽然想要有所作为,从西方引进了钢船利炮,可是慈禧横加阻挠,事事掣肘。北洋水师官兵虽然英勇,但终究是匆忙训练出来的,缺乏海战经验。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加快步伐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更需要研究郑和的宝贵遗产,接受他的开拓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祖国海洋事业献身的精神。
目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对于郑和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展开,然而史料的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刘大夏、项忠等人作的孽),仍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这里试举两个例子:其一,《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明成祖命郑和等通使西洋,“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这里记载的宝船尺度,在西方学者中引起很大的争论。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一百三十六米多,排水量达到八千吨。早在十九世纪末,有的英美学者就认为,建造这样大的九桅木帆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中国也有学者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上世纪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和米尔斯二人又提出新的论据,认为《明史》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至少与事实相去不远。中国不少学者根据考古、发掘所得,也支持他们的新说。但由于原始记录《郑和出使水程》被毁,无论是谁都不敢说自己的主张就是定论。���过,中外学者一致肯定的是,郑和所用的宝船,比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的船都要大得多,他们的船只没有超过三百吨的。其二,根据史籍记载,古代远航者最怕的是坏血症,而又不知道此病是由于长时间缺乏新鲜蔬菜水果所致。麦哲伦横渡太平洋时,全部船员都罹患了坏血症,以致不能正常操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死于坏血病的人太多,以致发生船员暴动,哥伦布差点被杀。那么,前文中所引刘大夏说的三宝下西洋,“军民死者且万计”的说法是否可信,又是否与坏血症有关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处翻书并向内行请教,都不得要领。不久前我遇到好友张怀树医生,他是一位博学而且诚实的人。他说:“人体如果超过十五天得不到维生素C的补充,就会开始出现坏血病的症状。好几年前我在一本记不得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医学杂志上读到,郑和航海时,每条船上都贮存着黄豆和绿豆,叫官兵经常发豆芽做菜,因此,郑和的队伍基本上没有闹坏��病的。西方的航海家则是在发现柠檬的作用以后,才摆脱了坏血病的困扰。”我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连忙打听文本的出处。张医生却说早已忘记了,无法找到。不过他可以肯定确实有这篇文章和以上的记载。这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样珍贵的史料线索也是难得的,因此记在这里,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能够加以证实。更希望有哪位志士仁人尽快地写出一本史料翔实、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饶有兴味的《郑和传》来,让我们的青少年除了熟知走红歌星的名字外,还知道我国明代有一位大航海家郑和。功德无量! |
发表于 2007-5-24 08:2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