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

含笑半步颠

摘要：张爱玲、王安忆，生于上海，存于上海，创作源于上海，尘埃落定于上海的两位文艺女性，构成了上个世纪文学史上一道共同的风景线。她们以独特的眼光，世俗的琐屑，精致的细节描绘了上海女性苍凉而永恒的人生，一个渴望倚靠物质的富足来弥补精神的空虚，另一个奢求精神上达到的高度来满足抽象理想。触手的凉和暖，可感可知。



关键词：张爱玲 王安忆 上海女性 物质欲望 精神追求





    张爱玲和王安忆，20世纪两个著名的上海女作家，同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在描写上海女性这个层面上常常并提，但彼此个性十足、各有千秋。本文以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王安忆作品《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为例，对二者笔下的上海女性的个性形象以及女性寻求解放道路上心路历程展开叙述。

一、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人以独特的眼光构成的独特的女性形象。

对于作品中，女性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两位女作家具有各自的视角，选择了不同身世、不同性格的曹七巧和王琦瑶，但体现了上海女性的成长、颓废和最后的枯萎。

一个童年生活不幸福、爱情生活多次受到阻碍的女性——张爱玲，她笔下的曹七巧可谓个性十足，简直是一个变态式的人物。曹七巧一个自私而有城府的女人，不，是女疯子。只有名分、没有地位，出身低微、不受尊重，可以说她是封建压迫的受害者，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恶劣的害人者。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嫁给了公侯之家的软骨病人，社会地位的差异注定了她婆婆不疼、妯娌不亲，甚至丫鬟都敢蔑视她的局面，得不到人应该受到的最起码的尊重。小叔子季泽的玩弄，哥嫂的伪善，使原本泼辣要强的女人变成了疯疯癫癫、满口污秽、出口成“脏”、行为乖戾的妇女——结果只会让人更加轻视和冷落。成为寡妇后，为了钱，她撵走所爱，她拆散女儿婚姻，她制造儿子的家庭矛盾，她的心理变态变本加厉，登峰造极。情欲饱受压抑之后走向扭曲和疯狂，在金钱欲望和感情冲突上来回徘徊，揭示了她自私残酷而无奈的人性。

而王安忆笔下的人物王琦瑶，看起来却比曹七巧高尚文艺得多。她曲曲折折的命运随着上海文明的描绘，一步一步展开。成为“三小姐”交际花后，随即成为了李主任的情妇，最终死于飞机失事的男人什么都给不了她；爱上康明逊，而这个纨绔子弟并不能给她一段有希望的未来；老克腊给了她一丝微光，却也导致了她的湮灭；最实在的是程先生，爱了她一辈子，却得不到她的爱；可笑的是，她的孩子不属于以上的男人们之一。她总是不甘沉沦，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和超越。她静默、隐忍、心思复杂，她与身边的所有女人相斗，甚至是女儿，得到了心灵上的安慰和快感。“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是精神世界尚未发育，也是没有灵魂空间的人[1]”。

两个人对于作品女性主人公个性的形象，确是各有各独特的眼光，但各自都有各自的悲凉。幸福的模样有很多，不幸的女性确是各有各的不幸。

二、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人以世俗的琐屑各自展开的女性叙述。

在我理解来说，世俗的琐屑，便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带给女性的一潭死水。在张爱玲、王安忆作品中，这或许意味着上海这个物质的聚集所，精神的大熔炉。“当这个城市初具雏形时，已经到了近代，他没有一点‘古意’，而是非常的现世[2]”，曹七巧所忠实的，是现世的物质欲望；王琦瑶所追求的，是超越现世的灵魂共舞。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从表层来看，曹七巧是被物质欲望扭曲了人性，变成了一个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的毒辣、病态、绝情的人，但其实她也是被存在的环境所逼，迷乱的结果。她得不到爱情，得不到亲情，只好依靠金钱来满足内心的空洞。这个摩登的上海，因为它的原始，因为它最贴近人性，最洞悉欲望而显得魔幻，却也造成了万千女性的梦魇。这个近乎人性的角色曹七巧，正是让我们明白了世俗的永恒性——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长恨歌》，开篇运用了很多篇幅写老上海的弄堂、闺阁、鸽子，对上海的往昔情怀的追忆，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便是渗透在这广阔的背景中的，给壮观的上海增加了点缀。这个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从豆蔻年华的“交际花”，到已是暮年的老妇，都离不开这座让人意乱情迷的城市。“爱让灵魂衰老”，少欲无求，生命恣肆，可是爱情却是一个女人难逃的宿命。这个城市，不会允许交际花、情妇自由的生活；这个城市，不会允许有钱人家的少爷迎娶曾为人情妇的“不贞女子”：这个城市，更不允许不遵从这个时代的精神超越时空，与灵魂共舞。王琦瑶，是寂寞的，是心事重重的。她的苦难，源于精神的无法自我救赎，她的悲恸无解。

世俗的琐屑，这个现代化的上海也无法避免。这个城市有太多面目不清的人，她们行色匆匆，承受了太多的暧昧、脆弱和离伤。她们的名字是女人——上海女人。

三、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人以精致的细节关照了女性的独特心理。

上海的女人是美丽的，她们的内心原是渴求被收藏安好，被安置妥帖的。这个城市发生的爱情，却像一只浓墨重彩的笔，瞬间倾覆，浓烈而迅疾。张爱玲和王安忆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女性成长的眼光放在了家庭的回归上。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出嫁前是穷人家的女儿，出嫁后是软骨病丈夫的妻子。正在这个姜公馆大家庭，使她体味了人情冷暖。她的生活，底色是模糊的，点缀是微弱的，何其不幸！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一更……一年，一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头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张，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七巧的一连串动作表现了她赶走季泽时的惊慌失措、伤心失望却又忍不住追逐他的眼光，难以忘记自己无奈的爱。正是这些小细节，让我们看到了曹七巧这个人物是一个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性格内涵丰富，有立体感的人物。是这一点并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是我们读者对曹七巧不只有简单的厌恨，还有更多的同情。这个寡妇让我想起了铁凝《玫瑰门》中的司漪纹。都曾是充满活力的少女，都曾作过反抗，都曾受尽身心的压迫，但司漪纹将自己的欲望放在控制和胜利的快感上，反观曹七巧却绝望地将自己欲望的爆发口投放在了金钱和儿女上，最后完全沦陷于自己所被缚的枷锁。《金锁记》被夏志清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名副其实。“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所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颜色[3]”，张爱玲匠心独运的语言永远是她吸引万千读者的所在，也是七巧这个形象如此疯癫，如此异类，这个理智而审慎的疯子，却岿然不倒的缘由吧。

相对来看，王安忆的作品较张爱玲多了一些暖色，底色是充满生机的。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将“爱”作为了自己的毕生追求。她的爱成为了她的绝对观念，压抑了生命个体，也超越了生命本身。王琦瑶一生经历的男人，没有一个能靠得住，谁也拯救不了她的精神世界，除了她自己。作品中否定了女性幻想依靠男性和爱情来改变命运的女性观。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对细碎的生活细节进行了津津乐道的描述，在展现时代变迁中也展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成长之路。王琦瑶并不贪财，她只是渴望身处上层社会的优雅，所以在爱情的处理上，她也希望能找到和自己般配的，契合自己时尚的男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不爱程先生的原因吧。在与康明逊百般缱绻的时刻，或许更加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富家公子的恋爱满足了王琦瑶的虚荣心。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说道，“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王琦瑶的形象果然蕴藉无穷。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善于在细节上把握人物的亮点，在语言上的润色更是神来之笔。在张爱玲身上，华丽的苍凉和苍凉的华丽浑为一体，拥抱和享受孤寂[4]。而王安忆则是在温暖的背景中铺叙，对于两性关系有了自我的独特体悟。

综上所述，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性是在一步一步的被摧残、被压迫中表现了物质欲望的重要意义，抓的住的金钱给了女性无限的安全感；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则是追求精神的层次境界，幻想用精神上的救赎来满足自我发展、自我成长。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但我认为，两个人的两条路，都不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或许这个城市——上海，该为她们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买单。



注释：

[1]  皓元宝，“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小说” 《萌芽》，1994年第七期，第51页.

[2]  王安忆，《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页.

[3]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年5月.

[4]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2004年6月第一版，第229-230页.



参考文献：

[1]  于青，《最后一炉香》，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

[2]  王安忆，《中国好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

[3]  孟繁华 程光伟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菜籽

王安忆与张爱玲如何相比？一个为另一提鞋子，后者都不愿的人！！！

菜籽

上海，该为她们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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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的喜剧正剧他们还没有看到过，鼠目寸光的王安忆或一炉香张爱东西们！！！

余少平

不把程乃珊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