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聚讼疑云散，左史研究谱新篇
——评方渭泉《左丘明生平与著作考辨》兼论时贤之异说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 王斌
《左丘明生平与著作考辨》，方渭泉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此书非通常之章节结构，却颇似论文集。分“左丘明居籍考”、“左丘明居籍考补正”、“左丘明行事考”、“左丘明编年”、“左丘明著作考”、“左丘明垂世考”六大板块论述，对左丘明所生之国、生平经历、与孔子之关系、著《春秋左氏传》之经过、左丘明之墓地所在等进行了周密考证。博引经史子集，图文并茂；师法孟子之辩，笔气浩然，实乃佳作！惜偶有失之眉睫之憾，故本文将分条目略述之，以为补苴。
一、左丘明姓名之争
左丘明，其姓名之争约有数端：以左为氏，丘明为名；以左丘为氏，明为名；以左为官，丘为氏，明为名。三者之争，由来已久 。程树德《论语集释•公冶下》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左传>的作者》 、徐仁甫《左传疏证》卷一《论左丘明撰<国语>》 等对此数说均有考辨，亦有诸多单篇论文言及左丘明之姓名。今结合方先生之书，略叙如下。
以上三说之中，左丘为复姓一说最为无稽。肇端之由，当是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八字。此说为左丘乃复姓之唯一证据，然细审之，则此证据之可信度亦要受到质疑。而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一六九却云：“又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左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杨伯峻以为若书作“左丘明”，则与“失明”重出一“明”字 ；方先生则以《史记》中多处人名简写之例为本证，足见太史公一时之权而省“明”字，非左丘明姓左丘也。此外，方先生又据姓氏来源，辨虽可以“左丘”为地名，以地名为氏也是常情，奈何史无左丘一地！此说甚确，张为民、王钧林在《左丘明姓氏推考》一文中亦有相同见解 。朱彝尊之说，纪昀在《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中已经驳斥其为臆说，而《风俗通》以丘姓为左丘明之后，虽似不经，却并非无理可解。滕新才于《左丘明姓氏名字新探》一文中，以左为氏，丘明为字 。丘姓若果如应劭所云乃左丘明之后，则以先人之字为氏于史习见。此说也颇有道理。总之，无论是肇端于太史公，还是逆推于《风俗通》，左丘明绝无姓左丘之道理！
“以丘为姓，左为官，合称则为左丘”一说，因左丘明为史官之事实 ，乍听之下，好似有几分道理 。但方先生以为，左丘明虽然做过鲁国史官，然鲁国并无左右史之官，只有太史，而“左史”一职又不能省为“左”，便是林宝《元和姓纂》专列左史一姓，将左史倚相纳入条目之下，亦是有误！而张为民、王钧林在《左丘明姓氏推考》中据《左传精舍志》所载，以为左丘明其先为丘氏，后更为左氏，至《风俗通》所载，其后裔复更为丘氏。其说之据，《左传精舍志》一书，本就是鄙劣之伪作，俞正燮《书<左传精舍志>后》 已驳之，实不足为凭！
另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新解》一文，以为“左丘明”乃“佐孔丘明史”之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乃“佐孔丘明史而有失明细，于是有《国语》之继” 。其说新则新矣，不知“左丘明”之名是谁起的？若其父，则何以知此子他日必能佐孔丘而明史？若以孔子之地位，当时要赐晚辈一个名字，看似也合理；然则孔子在《论语》中所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显是赞赏左丘明者，则以孔子之德行，何以托大如此，赐晚辈“左丘明”这样的名字？其说之妄，不值一哂。
倒是滕新才先生《左丘明姓氏名字新探》一文，言之成理。该文认为，根据孔子在《论语》中对左丘明之赞赏，左丘明之“丘明”当是字，而非名，这才合乎尊称他人以字之古风。同时，此说亦能调和《风俗通》所载丘氏自称为左丘明之后的矛盾：以先祖之字为氏，古已有之。同时，此文还根据名字相生之起名原则，推测左丘明之名与字是相对成文，如乐溷字子明之类，然此说终系揣测之语。
综上，左丘明以左为氏，丘明当为其字，其人以字行。由于文献乏征，本名为何或难以详考。方先生对左丘明姓氏之考证，皆有理有据，只是没看到滕先生之文，未曾考虑到丘明为其字之可能性。
二、左丘明居籍之辩
左丘明墓葬所在地，史上亦有数种说法。其一为肥城说，其一为灵台说，其一为定陶说，还有一种，则是方先生所坚持的山东峄县说。
诸说之中，灵台说当是最无的据者。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三二载：“左丘明庙在（灵台）县东北三十里。” 乾隆《甘肃通志》卷二五则云：“左丘明墓在灵台县东北三十里。《寰宇记》：县有左丘明庙。《县志》谓庙侧有墓。”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甘肃通志》对《太平寰宇记》及所谓《县志》的综合痕迹。方先生认为此说乃孤证，且与事理不合，不可从，实乃平心之言。
其二为定陶说。文献依据为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九所载“定陶县陶丘之巅葬鲁太史左丘明之王父，有宋盛琳所撰碑刻”及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四所载“左君墓，在曹县西北左山上，府志相传左丘明父葬此” 。方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此左山所葬乃慎到，因其为鲁太师，再加上地理变迁之因素，遂讹传为鲁太史，并由鲁太史左丘明之父再讹传为鲁太史左丘明本人。笔者以为，此说极有道理，一来，俞正燮立主肥城说，对此定陶说考辨甚详，可参其《癸巳类稿》；二来，虽然谢祥晧在《左丘明姓氏、里籍考》一文中，言之凿凿，云：“这样一块冠以‘左氏’之名的地方,又左丘明父子俱葬于此,何以解之?———显然,左丘明之故里在此,这是唯一可信的、确凿的解释。舍此,这两座墓葬无法交代。” 但耿天勤在《左丘明故里在肥城衡鱼考》中已驳其“结论未免轻率” ，则此说不足凭，已可定论也！
如此，则关注的焦点在肥城说是否成立了。肥城说之证据，第一个是应劭在《风俗通》中提出的，第二个则是魏收在《魏书》中提出的，第三则是清人刘凤诰、俞正燮诸人的考证，以及所谓的《左传精舍志》一书的记载。关于《风俗通》，方先生驳之云，一来其书“不典” ，不足为凭；二来硬将春秋时期肥子国（今河北藁城）搬到了山东肥城，令叶佩甫、钱坫两位地历史学家大惑不解，如此则其心叵测明矣。此外，方先生又从地理沿革出发，考证出肥城乃春秋时齐国之地，并不在鲁国疆域内，左丘明作为鲁太史，自当不会死葬他国，也不会有所谓鲁国之人封齐国采邑之事。是则已驳魏收《魏书•地形志第六》所载也。又，俞正燮之考证，以为左丘明墓在肥城，有“三大佳证”：据《水经注》及《魏书》，富城卽肥城，此其一也；《元和郡县志》载平阴县东南五十五里有左丘明墓，此其二也；《太平寰宇记》所载与《元和郡县志》同，此其三也。方先生在驳其第一条证据时，仅据俞正燮误将“富城”书作“富平城”，既已错误，不算为佳证。此说略显牵强，然前已从地理沿革驳魏收之说不可靠，故此条自然也不能成立。关于《元和郡县志》之记载，方先生未论之。倒是第三条引《太平寰宇记》，俞正燮仅引在肥城一说，而不引在峄县一说，其心可诛！就连耿天勤在《左丘明故里在肥城衡鱼考》一文中，也只是引明言左氏墓在肥城之例而不引其在峄县之说，且虽对定陶等说有批驳，却也不对峄县说置一言半语，实在难以服众。
至于刘凤诰、铁保诸人要求皇帝授予肥城丘姓世袭五经博士之爵位，在当时就挑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不纳其说，闻名天下的纪昀撰《礼部议奏山东巡抚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驳斥其非，说文四大家之首段玉裁也撰《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代礼部》力辨其妄，方先生不厌其烦地将此三件折子收入书中。偏偏耿天勤却对这样的闹剧和纪、段二人的驳斥视而不见，竟然能从中得出“可见，左丘明祠为先代所建，以奉祠生奉祀已属隆遇，他地左丘明后裔则无法享有这种祭祀地位”的结论，实在令人莫名惊诧！而关于《左传精舍志》，就连赞同肥城说之俞正燮，也撰《书<左传精舍志>后》一文，驳其“无一不伪”、“无是非之心”，今人反倒以此书为重点文物，笃信不疑，何其谬也！
以上三说不可从已明矣。方先生从春秋时期峄县及周边的地理环境、政治情况，考证出左丘明之故国乃小邾国，也就解释了何以鲁国太史死后葬在去鲁国百里之遥的君山。此外，方先生根据当时的墓葬礼制与习俗，认为今日难以找到具体的左丘明墓，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的墓葬标记，并引《礼记•檀弓上》孔子封崇防地之墓以为证。笔者认为此说实在高妙，只是对《礼记》之文解读略显不够。孔子封崇防地之墓，反因大雨而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孔子之悔恨，也就从侧面说明，孔子这样的大儒，想违背古制，也遭到了“天意”的报应。则左丘明之墓，又何以能找到具体所在呢？平心而论，方先生主峄县说，他人主肥城说，未必没有“为乡邦荣”之初衷。肥城说者力主根据县志和传说找到左丘明墓，何不考古发掘一番，以正视听？
综上，虽然峄县说目前恐怕也未必能说服其反对者，但却有理有据；而其它诸说，实在难以服人。左丘明之墓在峄县，左丘明所生之故国乃春秋时之小邾国，当会逐渐被学界接受。
三、《左传》作者之考
《春秋左氏传》在汉代被列为学官，但历来质疑其作者非左丘明者不绝如缕。总结起来，持这样的观点者，无外乎如下几种反对根据。
第一，唐代啖助、赵匡之辈，以为《论语》中所言之左丘明是孔子“窃比老彭”之意，卽左丘明是早于孔子之人。对此，方先生举《论语》中孔子赞颜回、冉雍、闵子骞诸人之例以驳之，实在大快人心。啖助等人此说一破，则云左丘明不可能写孔子时之事的言论就不值一哂了。
第二，宋代郑樵在《春秋传》中举八例，谓《春秋左氏传》作者乃战国时人。例一，《左传》记载有孔子去世后之事。此说不足为凭，《史记》上有司马迁去世后之事，何况更早的《左传》？例二，《左传》中之“腊祭”乃秦惠王十二年之后之事，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清人黄奭在《黄氏逸书考》、清人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都有批驳，亦不足凭也。例三，说左丘明师承战国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故《左传》才有“帝王子孙”之语，实则元人黄泽已有批驳，也不足为证矣。
第三，清代晚期到现在，出现了“今文学家”刘逢禄等人，尤其是康有为及其后的钱玄同、顾颉刚诸人，全盘否定《左传》乃左丘明所著。刘逢禄的主要观点，除了将左丘明当成战国时人外，还认为《左氏春秋》本不存在，乃刘歆改窜《春秋国语》而成。将左丘明当成战国时人，采用的手段一是将《论语》中的左丘明与写《左传》的左氏当成两人，这个做法，宋人叶梦得、二程、朱熹都赞成，但这个说法毫无根据，毛奇龄等都不赞同此说。手段之二则是认为《左传》中言及鲁悼公之谥号，实则此说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已有解释：“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因此，说左丘明是战国时人或《论语》中之左丘明非写《左传》之人，均难以服众。于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成了刘歆作伪了。须知，认为乃刘歆伪作，何以当时参与校勘古文《左氏春秋》者皆不反对？《左氏春秋》大行其道之时，那么多学者也不出来揭穿其真面目？若说《左氏春秋》原本不存在，何以解释其内容被《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广泛征引之事实 ？偏偏在这些问题上，康有为还有另一套说辞。最为人不耻者，乃在《新学伪经考》中将刘歆与篡位的王莽连在一起，企图污浊其声名。后又云孔子《春秋》之义只有孔子弟子能传之，则是以后世门户之见律孔子，何其妄也？第三，认为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左丘是一个人，且是与《论语》中左丘明不同的一个人。这又何以解释《史记》中那么多的省称人名之现象呢？康有为还通过假设手段，还原出刘歆作伪的具体办法，用方先生的话说，可谓康氏“身临其境”。而方先生则一步一步对所谓的作伪手法进行批驳，精彩绝伦，读者自可详阅之！于此之外，钱玄同之人仍然认为《左传》乃从《国语》中分离而来，这种说法，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书全部扯在一起，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及孙次舟《<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都已有批驳，实不足信也。而战国楚简关于《左传》的相关内容，已经在《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 一书中被披露，若此材料真实无疑，则是证明《左传》非刘歆伪造的铁证！仅据此材料，就可将刘歆伪造之妄说扫除殆尽！当然，在浙大藏楚简问世之前，“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 ，也足以证明《左传》非刘歆伪作了，不知持造伪说诸君，何以不顾此事实？
第四，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则持折衷之观点，虽不及刘逢禄、康有为、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激进，但也有混淆视听之嫌。他先用一系列观点否定孔子作《春秋》，再说《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的某个人。而其判断《左传》成书于战国时，用的到还是所谓“书中有鲁悼公”的字样、“左丘明若和孔子同时，断然不至于孔子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对此，方先生逐条批驳之，言之成理，读者自可参看。
第五，其它单篇论文也有论及《左传》作者为谁者，如黄葵《<左传>之作者及其它》，此文认为《左传》不是刘歆伪造的，但也不是左丘明写的，而是战国时的某个人托名左丘明写的。其理由也无外乎杨伯峻所说的那几点：有大量的卜筮之辞，能够从卜筮之辞推测年代 ；有些事情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没法知道的（未来之事）。这两点方先生在著作中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该文却抛出作者乃子夏或其弟子所作之观点，只是不知何以解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又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尚不能赞一词，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反是子夏所作了？更何况此文实系揣测，不足信也。
第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撰《左传真伪考及其它》，从语言的角度考察《左传》，这个方法并不为人所赞同，前揭黄葵《<左传>之作者及其它》就认为这是无本之考；而方先生则根据高氏对比得出的数据，认为这体现了《左传》语法的一致性。不过，方先生并未对此高氏的意见做深入地响应。
第七，则是徐仁甫在《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一文及《左传疏证》一书中，大肆鼓吹《左传》是刘歆的伪作，并且作伪的方式是从《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国语》、《孟子》、《荀子》等等著作中抄录拼凑而成。唐代啖助等人方说《左传》非左丘明所作，自刘歆“伪造”之后，几百年时间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揭穿其伪造，这可信么？刘歆要将《左传》立为学官，刘歆就是造伪之人，此何异于去扶摔倒老太者必是肇事之人？徐氏反驳高本汉的观点，认为《史记》比《左传》言辞更明白晓畅，这是刘歆苦心经营的结果；不知又何以解释《史记》与《尚书》在语言上一个晓畅一个古奥的问题？难道《尚书》也是《史记》之后的人伪造的，也是故意改得晦涩难懂的？想当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几令所有人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作，孰知清华简一出，真金仍是真金！刘歆之前那么多著作广泛征引《左传》，到徐仁甫这里，全成了刘歆从其它书里辑录佚文而成者，然则诸书均没有引到的内容，就是刘歆按照其它既引条目杜撰而成耶？徐仁甫赞同高本汉的语言分析法，认为《左传》和《国语》在虚词运用上不同，那又何以解释《左传》本身在虚词使用上的和谐统一？更有一派观点，认为《左传》与《国语》风格不同，所以不是一人所写。以是观之，《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者怪诞不经，一者考据精核，怕也不是一人所作了？未知方先生可曾看过《左传疏证》一书？不然，其大作《左丘明生平与著作考辨》当有好一番批驳！当然，《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出版之后，徐仁甫的谬论或许已不值得去批驳了。
总之，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著者，除杨伯峻、徐仁甫诸人不表现出强烈的主观目的外，余者诚如方先生所言，无外乎三大原因：一为学派相争之需要，今文学家是也；一为政治集团利益与政治理念的需要，王介甫、康有为之类是也；一为师承门户之见，柳宗元之类是也。故而从唐代开始，否定左丘明乃《左传》作者的各种说法方能大行其道。予虽不才，观方先生之书亦不甚了了，但以上诸多非左之论，方先生均能侃侃而谈、针锋相对地据理力争。则其它学者，果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耶？是则非予所敢论也。
四、简评《左丘明生平与著作考辨》
予不才，目前仅有两本古籍整理之作问世。但以予之不才，仍能见方先生此书之苦心孤诣与言之成理。今不揣浅陋，妄评如下。
通观全书，对左丘明之生平、著作、生活经历、与孔子的关系及著《左传》之情形都有详细的论述。其创新之处有这样几点：第一，对左丘明之故国——小邾国进行了细致地考证，不仅仔细梳理出文献证据，还结合出土遗址等进行了立体地分析，还原了左丘明成长和生活的环境；第二，考证出左丘明的生卒年，并对其行事做了简单的编年，这是一个创举；第三，对左丘明著《国语》、《世本》也有了详细地申说，尤其是对杨伯峻认为《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的观点进行了详细地辨正。
在论证方法上，方先生利用了多种类型的数据来立体型的说明问题，比如，在驳斥左丘明墓在肥城说时，先利用地理沿革方面的数据，证明春秋时的肥子国在齐国，而不在鲁国，鲁太史不可能葬在国外；又据典章制度，驳斥所谓肥子国乃左丘明之采邑说；复据纪昀、段玉裁等人之论述驳斥主肥城说者之用心不良；最后再以肥城说立主者俞正燮的观点驳斥今日还在主张肥城说之人所赖以立论的根基——伪作《左传精舍志》，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实在精彩！而在批驳学术大家如康有为、顾颉刚、杨伯峻等人的观点时，则采用条分缕析之法，唇枪舌剑，滔滔不绝，笔锋实不类七旬老翁！此外，全书往往采用地图、出土文物照片、画像等做辅助说明，图文并茂。只是这些资料能有详细的来源就更上一层楼了。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体例上，像是论文集，没能将相关的问题集中而又有条理地阐述出来，让读者在梳理某些关键问题时，颇费寻绎之劳。比如，整本书的前面两大部分完全可以综合起来，既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更清楚，又能省却一些笔墨。数据上，注释往往不说具体的版本，全书又无引书目录，不便读者核对。如引乾隆《山东通志》“访延名宿，火第采厘”，笔者从语感上觉其不妥，核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山东通志序》，则作“次第采厘”，所引果有误也。此外，不少脚注实乃冗余可删者；但也不乏注释不够明细者，如“见《四库全书》”之类，有待完善。
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方先生此书尚未全面网罗目前学术界对左丘明和《左传》的研究成果与观点，以至于妙论未及吸收，如“丘明”当为字，而左丘明后人若果姓丘，也能用“以先人之字为氏”的观点来解释；同时诸多异说未能批驳，尚未完全端正视听。当然，不才妄揣方先生写作此书，或是衷心有藏，不吐不快，故未以学术视之。若能再做修订，参考战国楚简等数据 ，详解众说，完善细节，则必能有功于左史研究！
作者简介：
王斌，字修偃，男，1983年生，四川营山人。四川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出版专著有《元遗山文集校补》、《录异记辑校》。
|
发表于 2015-2-2 10:4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