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左丘明列传》说

东莱野老

《史记》有《左丘明列传》说

    《史记》有《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而左丘明这样一位时推代崇的伟人君子怎么会无传？这还真有些令人不解。然而能以现存的《史记》为准来断定左丘明传记的有无？我看未必。殊不知现在的《史记》已经不是司马迁原浆《史记》了，所以认定《史记》里有与没有“左丘明列传”的机率只能是各占一半。
《史记》里有关左丘明的文字有两处很值得一提：
        　　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　　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　　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一、左丘明是鲁君子。二、左丘明根椐孔子的《春秋》写成《左氏春秋》一书。其目的在于防止孔门弟子各逞己意而趋异端。三、《国语》的作者是左丘。《国语》是左丘失明之后的发愤之作。上面资料可以看出：司马迁一会儿一个“左丘明”，一会儿又一个“左丘”，这诚然是不同语境需要所致。然而，假若《史记》原本就没有《左丘明列传》，假若《史记》不但没有《左丘明列传》，而且除上面两条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交待，那么，司马迁的这些话就等于莫名其妙的空穴之风！有谁知道左丘明谓谁？又有谁知道左丘明与孔子是什么关系？就算左丘明名播天下，太史公也总得有所交待吧？如左丘明是何许人耶？他有什么资格“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丘又是谁？左丘与左丘明是否就是一人？《国语》与《左氏春秋》是何关系？凡此，现存《史记》统统没有交待。然而这样的无头文章决不是司马迁的写作风格。所以只要我们潜下心来，细细品味上述语场语境，就会感觉牵涉到左丘明的句子都是建筑在《左丘明列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那些将左丘明与左丘判作两人的言论，除门第作祟之外，皆源于《左丘明列传》佚失所致。梁启超称赞《史记》是“千古之绝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里，事无巨细，司马迁都交待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譬如小到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威仪所抒发各自性格、地位、志趣相称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之类的感叹；大到鸿门一宴事情原委的交待、场次的转换、气氛的再造，人物的从来及个性的张扬等等，其文密致到几无插针之地！而唯独谈到左丘明时却犹如天马行空，来龙全无，去脉匿迹，实在令人感到意外！更令人不解的是资料②提到的西伯、孔子、屈原、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在《史记》里皆有纪、世家或传，这些《史记》人物的出身、行事、幸与不幸等从没出现过异义；而唯独左丘明排斥在有传之外，唯独对左丘明闹出诸如左丘明是“盲史”、左丘明是“左史官”、左丘明是先于孔子“窃比于我老彭”之人、“丘”是姓“明”是名、“左丘明”与“左丘”是两人等节外生枝的言论与本不该发生的岐义。这也正常吗？这绝非司马迁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我越法坚定《史记》里原本就有《左丘明传》，因为聪明的司马迁决不会给读者留下那么多本不该发生的罗乱!现存的《史记》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样。譬如说司马迁并没特别看重左丘明，故而难以将其收入列传；譬如说司马迁本来就是公羊一派人，出于门第立场，理所当然地要将左丘明排斥在列传之外；再譬如，对左丘明只闻其名，而对其生平事略知之甚少，资料奇缺，所以难成列传，等等：都是《史记》里无《左丘明列传》的理由。这些理由能否立得住，是很值得探讨的。什么人有资格入《史记》列传？现在已经很难探得司马迁的选择标准了。但是我想，对司马迁写作影响最力的，或者说领起司马迁亦步亦趋的人，不能说不被司马迁所看重，进而入《传》的吧？先看如下资料：
　　　　①《史记·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　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③《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资料①②说的是司马迁在对《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深研博考之后，认定其极高历史信度，并以三部史作为基础成就《史记》著作。资料③是班固客观地评价《史记》与左丘明三部著作的关系，即没有《左氏》、《国语》与《世本》，也就没有《史记》里春秋以前的那段历史！司马迁已经将左丘明的著作视为《般若》大经了。《史记》继承《左传》编年叙事结构，创造“表”化编年叙事法，在表现形式上，史记则又将时间浓缩在紧凑的情节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太史公几乎是照抄《左氏春秋》，只不过是改写成西汉语而已。如：第一组：　　　
《左氏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史记鲁周公世家》：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杜预与司马迁的理解不同。《左氏春秋》杜预注：“雩，祭天也。讲，肄也。梁氏，鲁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而司马迁的理解则是：“讲，悦也。梁氏女，子斑意中人。”句读也不同：杜预在“讲于梁氏”为读，司马迁则在“说梁氏女”处为读。由此看来，太史公显然比杜预艺高一筹。然而，太史公与杜预也有平手之时，如：第二组：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史记·吴太伯世家》：於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於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於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史记·剌客列传》：於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这里同样出现了杜预与司马迁对《左氏春秋》不同理解的问题。第一个分歧是“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杜预注：“犹言我无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依杜预的理解，专诸是在说：“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弱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有杜预的“专诸想将老弱托付给公子光”的解释。公子光接下来说：“光之身，子之身也。”言外之意：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可见杜预的解释是何等地合情合理，顺情成章。而司马迁在此显然搞错了。他将“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理解为“王僚母老子弱……是无柰我何”。到《剌客列传》里又改为同义的“王僚母老子弱……是无如我何”，为了敷衍其说，太史公硬是将王僚母老子弱、内空外困拉扯进来，用以证明专诸不會出現什么問題。这当然不是左丘明的原意。第二个分歧是“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一句。太史公两次将“坐”字改为“陈”字，成“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而杜预注道：“坐道边至光门。”“坐”字无解，而实有解。《左氏春秋》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杜预注：“坐，犹守也。”杜预解为“守”，司马迁改为“陈”。两者虽各有千秋，但细较起来，还是杜预贴切得多。
这里并不在于评判司马迁与杜预谁个优劣，而旨在说明司马迁对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何等在意！在意到对《左氏春秋》成段改写，《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等十二诸侯世家几乎就是《左氏春秋》、《国语》的翻刻，十二诸侯年更是直抄左丘明的《世本》。当然，太史公对上述史料大多读对了，但也有些读错了，无论对与错，都说明左丘明在太史公心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孔子多少，太史公对左丘明同样奉若圣明！鉴于此，说左丘明并未得到司马迁的尊崇而不得入《史记》列传，显然说不通。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难道是司马迁的自身门户成见所致？司马迁所处时代，是“公羊学”的显学与官学时代，董仲舒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象征。《史记·儒林列传》谈到董仲舒显盛时说道：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在其《自序》与《儒林列传》等多处赞同并宣扬其“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与“阴阳五行”哲学与社会思想，对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更是赞叹有加，以为“汉兴于五世间，唯董仲舒名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非旦如此，司马迁又以董仲舒自我比况。如董仲舒有篇《士不遇赋》，其中写道：“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司马迁则跟进一篇《悲士不遇赋》，其中发挥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足见太史公对公羊一派的顶礼，对董仲舒人生的膜拜，所以有理由说司马迁起码是半个“今文学派”。人在“今文一派”门里，“党同而伐异”，岂不是自然中事？
　　上述责难是不明汉初学术情况所致。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汉初学术虽然已有门类之分，但绝无门户之见。老“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到司马迁一代更是学无常师、学无门第。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引同上），古文是什么？古文指的是周宣王时史籀所创的科斗文，“《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汉书·艺文志》》）而司马迁就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问故”。（《汉书·儒林传》）他的《史记》就是从古文经典里汲取写作素材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又是半个“古文学派”。那么，司马迁是否骑墙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的学术本无墙可骑。说左丘明因司马迁的门户之见而排斥左丘明在《史记》之外，同样说不通。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对左丘明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无知，从而无从说起，故而省略左丘明之“传”呢？的确，从现有资料来看左丘明与孔子，两人的志趣与价值取向确有不同。孔子一心做官复礼，教授弟子、周游列国都是为着这个目标，所以孔子的名声特大。而左丘明则志在著作，弟子也少，是位默默修养的谦谦君子。时人不知，三百年后的司马迁当然难得一闻。《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驻足齐鲁的时间不会太少，而鲁都、邹峄、蕃、薛、彭城又是孔子与左丘明行事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定然有着孔子与左丘明厚重的轶事传说，而这些厚重的轶事传说不能不重重敲击着司马迁的心灵，尤其是左丘明生前身后那座“君山大碑”，更是昭然其心。据《述征记》知，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君山也已名播于世。司马迁在鲁都“观孔子遗风”，所以我很怀疑司马迁在“戹困鄱、薛、彭城”其间不拜谒君山，不聆听“鲁君子”故乡口传！因为左丘明的史家之心与司马迁或许更贴近些。如果司马迁对左丘明陌生，从而少崇敬之心，“鲁君子”之名怎么会脱口而出于太史公！以上种种，我坚定地认为《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可恨已经散失，散失在《史记》成书后不到百年之间！下面举几条《史记》散失的记述：　　　
　　①《汉书·司马迁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　　　　
　　②唐颜师古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举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耳。”（引同上）③赵翼《二十二史答记》卷二：“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④崔适《史记探源》：“《史记》者，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也。乃《汉书》已云其缺，于是续者纷起，见于本书者曰褚先生。见于七略者曰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歆等十六人。”
　　今查，司马迁自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征和二年，前后用十八年时间写就《史记》，其时是公元前90年。再查，褚少孙补写进《史记》的人物韦元成、匡衡，其下限则在元帝时，由此可以推断，褚少孙当生活在元帝、成帝之间，成帝最后一年是公元前７年，其时去《史记》写成也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七八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术史上门户、家法兴起之时，是眭孟及其弟子严彭祖、颜安乐继董仲舒公羊学说如日中天之时，其门第之兴盛、弟子之广延都是空前的。因此，左丘明的存在对公羊一派或许是一个威胁。
太史公《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颜师古说：“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即使太史公防备于未然，但此后的七八十年间还是散失了十大整篇。至于除十整篇的其它篇内所失有多少，无人统计，也不可能统计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之前谁也不知道篇内都写了些什么。譬如说左丘明的传记就附着在《孔子世家》里，再譬如左丘明传记合在《伯夷列传》之内等等，而恰恰是左丘明的那部分散失了，不然，《伯夷列传》为什么会那么单薄？再说，《史记》中缺了“左丘明列传”或许也正合公羊一派心怀。疑者会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百三十篇规划时根本就没涉及到“左丘明传”的内容。我的回答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现存《史记》，早已不是司马迁的原浆《史记》了。清末有名的疑古派學者崔适曾统计，续《史记》者除褚少孙外另有十六人，这十六人中什么色人都有，所续也远远超出散失的十大篇。《太史公自序》中百三十篇规划文字因左丘明传的遗失而被后人修改过也未可知。所以，如依现存《史记》来定论司马迁的《史记》，那是很难圆通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因为什么原因左丘明被司马迁拒《史记》列传之外，就左丘明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其英名仍然不会湮没！南宋杨万里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古者有亡书而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杨万里《独醒杂志序》）
　　现存的《史记》没有“左丘明列传”，但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左丘明列传”。历史虽然“有亡书”的“左丘明列传”，但“无亡言”的“左丘明列传”却存在于每朝每代，只要翻检中国典籍，两千五百年来从未泯灭消亡过。

[ 本帖最后由 东莱野老 于 2012-10-22 10: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