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语体，而非国别史

东莱野老

《国语》是“语体”，不是“国别史”
现在《国语》的普通读本为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说该版的底本为明道本，又参校了公序本。本部分所引《国语》皆出于上海古籍，其余则标出出处。
《国语》是怎样一部书？三国时吴国的韦昭在其《国语解叙》中说：
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知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
韦昭在此肯定了五件事：其一，左丘明是《国语》与《左氏春秋》作者。其二，《国语》成书是在《左氏春秋》成书之后，“雅思未尽”的续作。其三、《国语》不主于经，所以称经《外传》。其四、《国语》高于诸子那个档次。其五、《国语》的意义在于“探测祸福”、“章表善恶”。韦昭将《国语》已经定义得非常全面清楚了。我在前已经援引过《国语·楚语》中的话。再引《国语·晋语》以印证：
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晋语》中的“以其善行，以其恶戒”与《楚语》的“耸善抑恶，诫劝其心”等同，这也应该与孔子《春秋》的精神相一致。韦昭所说“探测祸福、章表善恶”与《楚语》“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精神是一样的。如果说“春秋”是以史实借鉴劝诫，那么“语”则是集诸侯国自己的“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政”（王世贞《经义考》）来说理训诫。这两种教材取材与用材结构不同，功能取向不同，表达方式也大不一样，而且在孔子笔削《春秋》与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国语》之前，不少诸侯国如鲁、晋、齐、宋、楚等国的“春秋”与“语”就已经存在，并配以“世”、“礼”、“乐”等做为公族子孙及士大夫子弟的教本，教养其耸善抑恶、明德尊礼、知其所从来，以形成其修身处事之道、理国治民之方。“可知《国语》自有畛域，自有根源，既非志史叙事，亦不依傍《春秋》，它用记言的方式，求达到明德之目的，所以偏重说理，这就是它的本质。”（张以仁《春秋史论集》）
１、不该以史书的标准来度量《国语》
《四库全书》将《国语》归在“杂史”类。而杨伯将其归“国别史”，又说：
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
杨伯峻虽然注意到“言多事少”，却没有再深入一步。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国语》点校者们倒是抓到了《国语》的本质。《国语》全书二百四十四篇，原书并无标题，标题是《国语》点校者新加的，现抄开篇《周语》上的标题如下：
１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２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３邵公谏厉王弭谤
４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５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６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７仲山父谏宣立戏
８穆仲论鲁侯孝
９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１０西周山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
１１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
１２内史过论神
１３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１４内史过论晋文公必霸
点校者用谏、论，另有拒、不服、说、问、请、断、别、谓、难、对、教、谮、止、劝、筮、举、议、辞、听、争等词来定题目，基本把握了《国语》的精髓。当然，有些题目还可以进一步审夺，如“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很可以改成“邵公据礼阻杀宣王”等。今观二百四十余篇《国语》，其言或道忠信，或主礼让，或尚谋略，或明德义，或宣教诲，都不离所谓“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引黄震语。意为《国语》无诬淫诡僻背理之言)。《国语》取材，多用典型事例，给出警世骇俗的效果。下面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为例，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之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邵公谏厉王弭谤》很能代表《国语》本质特征。其材虽然依托的是史事，但却没有史的必要因素，如时间、地点、事件起讫及其人物之间关系等。文字精洁，独立成篇，与其他各篇并无粘连。文章结构与行文笔法也非史风。下面是清代林云铭的一段评论，很是到位：
厉王虐政之行，谤者非一人，何可尽诛。卫巫岂真能分别谤不谤者？不过借神道设教名色，偶杀一二人以示警耳。道路以目，不敢言敢怒也。厉王之喜，盖以民之愚，不能出其壳中，作用如此，可谓痴绝。召公所谏，语语格言，细看当分四段，第一段言止谤有害；第二段言听政全懒民言斟酌而行；第三段言民之有言，实人君之利；第四段言民之言非孟浪而出，皆几经裁度，不但不可壅，实不能壅者。回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绝伦。世人不察立言层节，辄把此等妙文，一气读却，良可惜也。（《古文析义》评《周语》“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其来源出于记言的史料，虽然依托史事，重点却在辞说部分。《左氏春秋》重在事的记述，《国语》则在言的舖张，有时言辞之首或书史事以背景，《邵公谏厉王弭谤》结尾处“三年，乃流王于彘”看似叙事，但那是“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行文的需要，是加以征验的必要之语，目的在于增加说理效果，而并非为史记。
杨伯峻说《国语》“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因为“《郑语》只是一段文章”，“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与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核，《国语》啰囌，使人读他产生厌倦”等等。杨伯峻没有把握《国语》记言议论的本质特点。《国语》的初始资料来源于各国，“相称”与否在于左丘明掌握的多寡，即使掌握了一些资料，作者也有个权衡取舍问题，因为不是史书，更不是国别史，左丘明用不着一味盯着如子产那样的大人物，也用不着注意各国文字平衡与否。至于说到啰囌、重复，那倒出于看《国语》的角度，看“史笔”与“语笔”的区别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评述大是有人，读者自可参较两书及本文附件。杨伯峻还说“他（《国语》）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等。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将“语”作视为“史”作，将《国语》视为“国别史”、“列国之史”，将《国语》与《左氏春秋》两书的本质混为一谈，结论自然郢都而燕说。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声言：“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入自己心得。”但从其选取的“论定”中则又全是以史的角度来度量《国语》的。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经义考》引李焘的话，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的话等。而对持“语”的角度来度量《国语》的评论却包藏不显，这不能不说杨氏立论的偏颇，否则，为何不一起拿出来晒晒呢？
　　２、不该以经传的标准来度量《国语》
《国语》号称《春秋》“外传”，为什么呢？韦昭说：“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这应该是解读《国语》的指南。然而却偏偏有人从解经与否角度来评论他，如唐代柳宗元是最据代表的一位。他一方面盛称《国语》“黼黻金石、震曜耳目”之文，一方面又厚非《国语》的所谓“背理去道、诬怪阔诞”之义，结果仍然得不出公允的评价。他说：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孤军作战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非国语序》卷四十四）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于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卷三十四）
柳宗元有《非国语》之作，所“非”计六十八条（其中有两条合者），都出于经邦治国、伦理道德方面。柳宗元以为《国语》所宣扬的思想有舛于圣道，从而告诫学者不当比之于经，可见他批评的是以义理为依归解经的角度看待《国语》。举例如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钟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盖亦徵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知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一段含《鲁语》中的两条节录，前者是《孔丘论大骨》，后者是《孔丘论楛矢》，柳氏原文如此。前条略去若干孔子的话，如“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后条略去“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等语。
在柳宗元看来，孔子论大骨也好、论楛矢也罢，都是些许琐屑小事，不足以记、以论。埋怨左丘明既然与孔子同时，相知于孔子，得听“圣人之嘉言”必然多多，就应该多记些垂法后世的话，不该将这样些鸡毛蒜皮的话记录在案，左丘明这样做，岂不有辱于圣人？柳宗元对《国语》中有关妖梦示警、卜筮决疑、山川神祉等一概加以排斥。如《季桓子穿井获羊》一条，柳宗就大斥道：“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乌能穷物理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殊不知山川神祉、社稷领属，恰恰是尧舜商周最奉为神圣的。所以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各有所守不能乱来。“楛矢”一条讲的是先王的服甸制度，孔子所说“使无忘服也”，就是要明先王之道，遵先王之德教。这些，怎么能说是小事、鄙事？这些异事岂是“少贱”的孔子所能知道的？难道不正彰显成为圣人后的孔子博闻多识？柳宗元显然错怪左丘明了！再如：
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云云，将何以求福用？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籍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宗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乎千亩”者，吾益羞之。
柳宗元的这一段“非语”见《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所谏内容为柳文省略。籍，是古时天子劝农事的大礼。韦昭注说：“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彘），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故虢文谏之。”柳宗元的意见是：籍田之礼，那纯粹在走形式，有固然可以，“然而存其礼之劝乎农也？”那倒未必。真正的劝农，则应该“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所以“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因之，柳宗元认为左丘明大可不必煞有介事地将这事写入《国语》之中，且将“王师败绩”与“不籍”连在一起，真替左丘明害羞。这就是柳宗元所说《国语》“背理去道、诬怪阔诞”之一证。
然而一些人却并不这么看。如宋人王观国对此说道：
《礼》：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蚕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备，然后可以享宗庙。盖王者身致其诚以尽孝道，举此以率天下，皆知劝于耕，劝于蚕。……王者耕籍，实为政之大者。至于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此亦为政之不可缺者，岂为耕籍而废之哉！若夫不能时使而夺民之力，不能节用而殚民其财，以至有无之不通，乡闾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亩之过也。若曰籍千亩者，徒举也，非实惠也，则向所谓恭俭者亦徒举耶？（《学林》卷七）
清人何焯认为柳宗元是在唱高调，是他用“今”来判古：
柳子立论，大抵欲快一时之见，伸一夫之说，而不究源流者也。（《义门读书记》）
其实柳宗元是“真非”还是在借题发挥？据考，《非国语》正是他贬谪永州之时，他一生坎坷难平，对于唐王朝的虚浮假象是不是心存芥蒂，是否有感而发，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的确是在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待《国语》的。因此用何焯的话来看待《非国语》全书大抵不会有误。何焯说柳宗元“不究源流”，说的是天子“籍田”自古有之，虢文公所谏，是要宣王上法先王，光弘圣道，正是要明先王之德。这与《国语》“使明其德，使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意思相吻。南宋戴仔说：
夫《国语》之书，皆先王之遗训。……其大经大法，章明较著者，与日月俱悬；其小末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观子厚（柳宗元）与吴武陵（亦名侃）、吕温书，知不免乎后来之悔尤矣。……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閎深雅奥，读之味尤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温州府志·艺文志》）
柳宗元《非国语》中用了许多批评用语。如诬淫、背理去道、庸蔽奇怪、僻、不顾事实、诬怪、阔诞、不概于圣、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圣人之道翳等，而中心在“背理去道”。所谓“背理”便是不合常理，不近情理之意。所谓“去道”，就是有违于圣人的中庸之道，韦昭《国语解叙》说《国语》是“探测祸福”“章表善恶”，柳宗元便说他背理，韦昭说《国语》“足与经艺并存，非特诸子之伦”，柳宗元便说他去道，而一再告诫人们《国语》与经不能相提并论，这就说明他是站在释经和视经的角度与立场来“非《国语》的。用这样的立场与角度来非议《国语》，实属擦肩而过！正如宋代刘恕（注30）所说：
国语，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理差殊（指与左传不同），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智伯、赵襄子，当定王时，凡五百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语之失，以为诬淫，不概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经义考》引）

aliushiyi

拜读大作，佩服。

bamushan

分析得好。分国记述，但以对话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