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名时与《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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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名臣杨名时生平简介
——兼述杨氏与《徐霞客游记》的因缘

（作者按：页注未能上传）


乾隆帝年少时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蔡世远 这样说过：“近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 “江阴”者，江阴杨名时也。
一
杨名时（1660-1736），字宾实，号凝斋。从小读书刻苦。夏秋之夜，蚊虫肆虐，杨名时就在桌子下面放了两个罐子，将自己的双足伸进罐内，躲避蚊虫叮咬，仍从容攻读四书五经。
康熙二十年（1681），杨名时二十二岁，江南学政田雯将他录取入学。田雯是清初著名诗人，然而，他的这位江阴籍学生并没有继承自己的衣钵，却走上了理学研究的学术途径，最终成为一代理学名臣。但田雯毕竟是杨名时的第一位受知师，伯乐之称，当受之无愧。
二十三年（1684），李振裕督学江南时，很赏识杨名时，补廪膳生，并将他招入学幕，帮助批阅生童的考试文章。后任江南学政高裔也很欣赏杨名时：二十四年，岁试第一名；二十六年，科试第一名。此时方苞正在高裔学幕中，见到杨的试卷，就认定整个常州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杨名时。
二十九年（1690），杨名时乡试中式，成了举人。明年，连捷中辛未（1691年）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三十二岁。三年后，散馆，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轮值南书房，侍奉皇帝吟诗作文，研讨性理（康熙帝喜好程朱理学）。
康熙四十一年（1702），出任顺天学政。这是由于直隶巡抚李光地的力荐。杨名时“辛未出文贞公（李光地，是杨名时会试时的主考官之一）门，终身奉为依归，不止以登第为座主也。” 则李、杨之间，既有临时师生之名，又有终身师生之实。
顺天学政按临京畿重地，自康熙以来都从九卿中选员出任，而杨名时当时仅是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当康熙帝向大臣们问及杨名时的操守、学问时，李光地答道：“操守可方（比方）张鹏翮、赵申乔（张、赵两人都是当时朝廷公认的大清官），而学问过（超过）之。”可见李对杨的赏识。事实也证明了杨的操守确实无可非议，在翰林院从不钻营，十年下来，未升半级，还是个从七品官。
杨名时在顺天学政任四年，“贵戚权要不能干以私”。工作辛劳之极，他的幕友说道：“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着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换。炳烛至夜分，不卧。”大家都笑他自找苦吃。
然而，杨名时因为凡事不肯通融而得罪了不少权贵，康熙帝因此也无端下旨指责他“自督学以来，赋性乖异。纵有精于学业、工于文章者，但系殷实之人，必不录取。其无产赤贫，虽不能文，或记诵数语，亦得进学。” 一句话，杨名时是“有意弃富录贫” 。但康熙也承认他“不受贿嘱”，所以从宽处理，于四十五年学政期满，发往河工（又称河防）效力 。
杨名时自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间，连遭父母丧，但居家不遑，时在南河（黄河江苏段）效力。由于康熙的关照，河道总督张鹏翮对他还算不错，因其他学政治河，须自备经费，有的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杨名时清廉，家无余财，“无财者效目力、足力”，即在工地上到处查看登记人工和材料，但来往路费却要自筹。
杨名时在效力河工期间，曾手抄整理乡先贤徐霞客的《游记》，并为它作序，可见杨名时对徐霞客的仰慕。杨治理学，不专注空谈心性，而重视践履笃实，与徐霞客脚踏实地的精神相通。

二
杨名时初次认真阅读《徐霞客游记》，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五月，由江阴老家（时丁父忧在家）赶赴淮安清江浦河防的舟中。此时，杨名时刚满五十岁,已经是所谓知天命之年了。《游记》是由他的岳父“南开先生”借给他的手抄本。 到了河防寓所，杨名时一口气读完后，认为该书“既可自怡悦，复堪供持赠者也。”决定亲自手抄一过，再为天地间多留存一份复本。他花了两个月的功夫，总算抄完。接着，又为该自抄本写了一篇序言。
杨在序言中，对徐霞客作了如下的评介：“是殆负迈俗不羁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与？观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于释老仙佛，亦性质之近使然。而其为人之奇倔豪宕，于斯概见，未可没也。”
杨名时赞扬徐霞客是个豪放不羁、超迈俗人的有志进取之士。不过，虽说孔子也肯定“狂者进取”（见《论语》第十三篇《子路》），但如果“狂而不知取裁”的话，那么，就偏离了“中行”（中庸）之道了。杨是理学家，严守儒家道德规范，看不惯徐霞客在书中“往往出入于释老仙佛”的思想流露。但杨还是十分认同这位100年前的同乡前辈的奇特倔强、豪迈倜傥的习性，真诚相信其人其书将会永垂青史，“未可没也”。
杨名时是学问深湛的理学家，观察事物往往有其哲学思辨，他对《游记》的历史价值，就有其独特的见解。杨氏认为“深山大泽，流（对“泽”言）峙（对“山”言）终古”，这天地间永存的山川，“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即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对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本来就是“人生所应穷（尽经）历”，只不过“手足之力有限”，而“百年之期若瞬（一瞬间）”，要想所有山水都能“亲至而目见”，势所不能。现在好了，有了《游记》此书，如果以后“力所可至（到达），境所适逢（遭遇）”，就可以打开此书，将自己亲身所经历的，和书上所记载的，一一比对。即便生平没有到过，也不必遗憾，可以凭借此书，“心知其概（略），如涉其境焉。”
杨名时本着“天地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发出了“盖造物（按：这里指上天所造山水）与游，所以涵泳天机，陶写胸次”的感叹。书桌上如放置此书，“如朝夕晤名山水于（桌）几（座）席间”，就成了“仁智养心”的最好的东西了，因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取所需。
杨名时进一步认为，《游记》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访）其域、必穷（尽）其奥而后（停）至。”十分推崇徐霞客的冒险求真精神。杨名时又联想到，假如把徐霞客的这种精神生发开来，用到学“道”的读书人身上，将会如何呢？
他说：“学者之于道也，若覃思贾勇，亦如霞客之于山水，则亦何深之不穷，何远之不届？”确实，如果学者好学深思，鼓足勇气，也用徐霞客那样“不惜捐躯命”游山水的精神，用来学“道”，追求真理，那么，还有什么深奥的秘密不能穷尽，遥远的地方不能到达？况且，读书人学道求真，一旦得“道”，就会“入焉而安”，“味焉而腴”，心境安定，味道滋美，哪像徐霞客游山水，有“饥渴疲惫”的困境，还有“犯难轻生”的危险。
杨名时还认为，读书人所得之“道”，实在“高深美富”，哪里是徐霞客所探“洞壑泉石之奇，岱（泰山）、华（山）、（长）江、（黄）河之大”所能比得上呢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杨名时身上的自古以来中国士人“重道轻器”思想的局限性。本来，杨名时从《游记》中已经领悟到，读书人在学术研究上，也应该像徐霞客那样勇于探险。可惜的是，杨所认为的探险，只是形而上的“道”，而非形而下的“器”。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深责于杨。直到上世纪早期，丁文江等人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游记》进行研究整理和系统介绍，才使得《游记》中的科学探险精神和科学发现被世人所全面认识。

如前所述，杨名时在己丑年（1709）5月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手抄《游记》一过，并于八月写了一篇序言。时过一月，杨于重阳节回江阴老家时，又得到了一位朋友的家藏抄本 ，发现两月前自己手抄的那本“出于宜兴史氏（史夏隆）者”，与此家藏本相比，“字多讹误”，“其删减易置处，辄与实景不符，文意不协。”于是杨名时重新作了一番增补校勘工作。他将自己手抄的史夏隆本作底本，将友人的家藏本作校本，改正了史本的文字错误，又增补了不少史本没有的内容。然后再将此增补本重抄一遍，作为定本，并于庚寅（1710年）二月再作了一篇序言。杨名时这第二次抄录并校勘《游记》，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使得该本成为当时流传的最为完善的本子。六、七十年后，乾隆编撰《四库全书》时，收录的《徐霞客游记》便是杨名时在史夏隆本和季梦良本的基础上重加编订的这本。
杨名时在第二篇序言中，称“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不惮委悉繁密”，作者并不想与古人所写的游记“争文章之工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会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想来霞客如地下有知，闻听此言，一定会引杨氏为知己。
与序一一样，作为理学家的杨名时对《游记》极为推崇，说只要《游记》存在，“天地之迹”也就存在，而“天地之心”也得以“推所得以公于世”。杨是一代理学名臣，徐是前朝狂狷奇人，百年后两人心悉相通，是因为他们都能脚踏实地，身体力行，为追求真理（至少自己认为是真理）而至死不渝的缘故。

三
康熙五十二年，杨名时奉诏回京，仍召直南书房，此时，杨已离开京师有六年了。明年，充陕西乡试正考官。
五十六年（1717），授直隶巡道，管理全省刑事。当时积案甚多，杨名时“日讯鞠数件，数月尽清。”对属下吏员约束甚严。有一人牵涉进某一案件中，便按老规矩向衙门吏员行贿。不想这位吏员一反常态，不肯收下，说道：我怎么会讨厌这钱呢，但今天不同以前了，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内幕，我们都毫不知情。我收下了钱，却办不成事，将来有何面目再见你们呢？
在杨名时治下，“货赂无所用，人皆服而知耻。”老百姓都称他为“包公再世”。康熙帝听到后，在大臣面前夸奖道：“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官员如只是清廉，而不会办事，那还算不上好官。杨名时不但清廉，还是能为民办实事的好官。
五十八年（1719），升贵州布政使。一年后，又升云南巡抚。在云、贵任上，杨名时“察吏恤民，（民）久困以苏。”“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举行，（汉）民、苗（民）罔不悦服。”
两年后，雍正登基，对杨名时的信任一如其父，曾亲书“清操夙著”四字以赠。雍正三年（1725）加兵部尚书。不久，授云贵总督。四年七月，进吏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五个月后，杨名时大祸临头。
该年十一月，杨名时上奏有关云南盐税事时，误将密批谕旨载入题本中，这触犯了雍正大忌。雍正下旨指责杨名时“其心中以为不当有此密奏密批之事”，完全“无人臣之体” 云云。五年，杨名时奉旨解任。六年，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千方百计罗织杨的罪名，最后认定杨名时“矫廉节以盗虚名”，“累年得盐规等银八万两”，部议“斩监候”。雍正其实心里明白，杨名时之廉节，并非是矫情而得的虚名，这时哪里能赔得出这几万两银子，于是下令“着从宽免”，待罪云南，罚银三千两。
杨名时案，表面上看是杨自己不小心泄露皇上密谕，再加上一、二小人的陷害（如浙江巡抚李卫的诬陷告密在先，后任云南巡抚朱纲的罗织锻炼在后）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泄露皇上密谕的大臣本也不少，如李卫，就经常公然向同僚或下属透露雍正密谕，以示自己的特殊身份，但从未因此而受到何种处分，反而屡被升擢。而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且两人之间又无私人恩怨，为何要如此折腾杨名时呢？
雍正治政严厉，喜欢任用那些出身低微却对主子忠心耿耿的酷吏，如李卫、田文镜等。而对那些出身科甲而又喜讲心性的理学儒臣很感厌恶，总想整一整他们。被称为“科甲中之领袖 ”的杨名时，刚好首当其冲。
杨名时的操守学问，践履笃实，当世无与伦比。他的老师李光地这样说他：“宾实无他玩好，功名利禄，以及诗文之华艳、历代史书之渊博，俱不在其意。独《诗》、《书》、《性理》中关于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笃嗜，若自骨胎中来者。” 称赞他是“吾儒所云‘种子’也。” （明朝的方孝孺也被人称为过“读书种子”）所以雍正只要搞臭了杨名时，也就等于打断了整个所谓儒臣群体的脊梁。那么，雍正在杨案中有否达到目的了呢？
当朱纲在云南审讯杨名时时，“士民汹汹，数万人集门外” ，都说“杨公仁者，何至此？” 当罚杨输银三千两时，“滇民展转相告，各以所有输之官，一日中，数已满。”而杨名时已先将家中财物清点一过，并脱下夫人的簪珥以充数，还不满二百两。要不是云南老百姓的慷慨捐助，杨名时还真不知如何渡过这难关呢。于此也可见民心向背。
雍正更想在精神道德层面上摧垮杨名时，在批谕中指责杨“巧诈居心”。如杨违心承认，无疑就坐实了加给他原本就是假道学（所谓口头上讲正心诚意，居心则巧伪奸诈）的罪名。杨名时回奏称：“如复‘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接着话锋一转：“名时虽极愚蒙，何敢自外生成！” 杨此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那怕砍头灭族，这“巧诈居心”的罪名是坚决不承认的。杨名时守住了这条道德底线，表现出了极大的道德勇气，不愧是一代理学名臣。雍正实在也找不出什么根据，只得无奈他何。
可见，在这冤案中，雍正并未如愿以偿，最终的胜利者还是杨名时。
杨名时待罪云南八年。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登基，立即宣召杨名时进京陛见，此举等于是为杨平了反。乾隆元年（1736）二月入觐，授礼部尚书，监管国子监祭酒事。又命授皇子读书，兼入直南书房。
杨名时在云贵十多年，深知汉、苗民族矛盾之症结所在。朝廷连年用兵苗疆，糜饷劳民，仍不能解决问题。杨便上奏乾隆，称“为今日计，惟有下恺切之召，布宽大之恩，弃苗疆而不取。将重兵还驻内地，修垣筑垒于要害处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否则，“若因循粉饰，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饷劳民，终非柔远宁边之善策也。” 然而，历代是“武皇开边意未已”，杨名时此疏有点“不合时宜”了。
该年九月，即杨名时回京师仅半年多，便病逝了，乾隆下旨谥“文定”，称杨名时“学问醇正，品行端方”。至此，杨名时算是盖棺论定。

四
杨名时的著作，大都收在《杨氏全书》内，由江阴叶廷甲刊刻行世，时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杨已去世将近六十年了。但杨氏另有《自滇入京程记》一书存世，后收入世楷堂本《昭代丛书》中，于道光年间刊刻行世。
《自滇入京程记》是杨名时在雍正末年乙卯（1735）应乾隆之诏，从云南赶赴京师的路途中，逐日写下的日记，自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昆明出发起，明年（乾隆元年，1736）二月十五日到达长辛店止，一天不缺。
世楷堂本《程记》有跋，为吴江沈楙悳所写。沈说：“本朝杨文定公《自滇入京程记》，凡道路所经，一滩一濑，一树一石，罔不流览纪录，刻画殆尽。”跋中此语，如不是开首有“杨文定公”云云，还以为是在赞扬徐霞客呢。确实，杨名时这篇《程记》，记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十分详尽。描摹景物，也如徐霞客那样“不惮委悉繁密”。如杨名时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行程，洋洋洒洒三百字。该日“五更下雨，三十里至清溪县（属思州府）。望清溪山溪崖，时有黑白相间之石，亦有瀑布淙淙泻溪。过清溪三十里，名燕子塘，石多开罅穿透，洞口宽大者，见内有倒垂乳笋。”这不就是《徐霞客游记》中屡屡提到的克斯特地貌吗？接下去“近塘一村，名‘羊坪’，竹木葱翠，居民可三数十家。凡山势平软阳和之处，人多就之。”又 “溪边浅岩，其石纷垂如雨丝。云脚濒河，黄芽绿草。白石之山，中高起者，紫黑青赤之山。数色参杂，合而成锦。”这好像也是《徐霞客游记》中出现过的滇黔景色，只不过描写较为简练。
《自滇入京程记》沈楙悳所写的跋语，认为杨的《程记》可比唐代柳宗元的游记。实际上，《程记》应与徐霞客的《游记》相比才最合适，因为他们都“据景直书”，想把这“天地之迹”介绍给世人，使之长留天地之间，而并不想与古今文豪“争文章之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