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大明、大清、朝鲜交织环绕之下的东江毛文龙部的粮饷问题极为特殊：续与乞——大明与毛部的供和求；索与协——毛部与朝鲜的客和主；括与刮——毛部自持之计；截与接——毛部与大清的争夺。综合来看，毛部为维系数十万军民之生计，使出浑身解数，多方谋求粮饷，但由于大明内部的掣肘，朝鲜的虚应，大清的逼压，终使得毛帅难以维系其立身之本，并在国内、国际的“斗智斗勇”的角逐中，彻底身死名灭，其间虽有咎由自取之状，然形格势禁，实可叹矣。
关键词：东江；毛文龙；粮饷；朝鲜；大明；大清
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股明末东江（皮岛）毛文龙研究热，诸多学者耕耘其中，如李光涛、阎崇年、樊树志等等。研究焦点集中于毛文龙的历史地位和功过评价问题，因他被袁崇焕擅杀的缘故，对他的评价多少又牵涉到袁崇焕的历史定位问题[1]。言毛文龙“死有余辜”“沉冤待雪”有之，言袁崇焕“正国典、肃军纪”“贪功害能”者有之，种种观点激烈交锋，并对一些新发现的史料真伪问题展开过论辩[2]。本文无意于点评毛文龙一生的功过是非，却有心对处于大明、后金（大清）、朝鲜交织环绕之下的东江毛文龙部的粮饷供给问题略作探讨。前辈学者对毛文龙部的粮饷问题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在探讨明末明廷与朝鲜的关系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毛文龙部粮饷供给为题。如李善洪《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3]一文。高明《<朝鲜情形疏>与明臣对“仁祖反正”之政策》[4]。文钟哲的《毛文龙的抗金斗争对朝鲜政治社会的影响》[5]一文论证了毛文龙部给朝鲜所带来的影响，多为负面的——征索无厌，起衅后金，贻祸朝鲜。张婷婷《明代朝鲜朝贡路线的演变》[6]一文讨论了明末萨尔浒之战后，朝鲜陆路朝贡路线被阻断，改行水路问题。在水路前期，皮岛为其线路中之一节点。
在研究大明、后金在辽东，或者关外征战时亦偶有牵涉毛文龙部的粮饷问题，如李尚英：《明与后金对辽沈地区的争夺述评——兼论毛文龙与毛家军》[7]一文。
探讨后金（大清）与朝鲜关系也往往涉及到朝鲜曾经协济毛帅的事实。如宋慧娟《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8]一文。徐凯《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9]一文。
在评价毛文龙的功过之际，其兵饷问题多半要列入探究的范畴。如孟昭信、孟忻《“东江移镇”及相关问题辨析——再谈毛文龙的评价问题》[10]一文。徐振兴《论毛文龙的历史地位》[11]一文。魏刚：《毛文龙在辽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得失》[12]一文也涉及到其粮饷供给问题。郑炳喆《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13]
一文提出了毛文龙部乃明廷“加强对辽东沿海一带的控制”的“海上势力”一说。
大体来看，这些文章对于毛部粮饷问题的探究多是蜻蜓点水式的触及而已。并未集中探讨这个问题。
略微着重于明末辽东粮饷者，当推张士尊《明末辽东军食问题述论》[14]一文。“辽东军食问题直接影响了明清战争的进程，也是一直困扰明政府的大问题。”该文对明末辽东大溃退前的辽东军食，明清在关宁对峙时期的军食问题作了较为概括的分析，探讨了辽东军食在当时明清战争中的角色。在文中部分论述了皮岛的粮饷问题，但限于文章的结构与篇幅未能展开。
由是观之，身处“三国五方”[15]中的东江毛文龙部的粮饷问题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拟从毛部粮饷的筹集方式及其困难——续、索、括、承、截——入手，检视毛部军兵的军食所得，借以剖析毛文龙在当时国内、国际局势中的际遇。
一、续与乞——明廷与毛帅
天启元年，辽东巡抚王化贞命毛文龙“往河东等处招致遗民，恢复疆土”[16]，镇江一役
毛文龙初露锋芒，举朝瞩目。“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17]而熊廷弼从另外角度加以考量，却得出相反评价：“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山东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18]无论如何，文龙自此渐渐壮大，时时献俘朝廷，捷音频传，天启二年，便被擢升为平辽总兵官左军都督，握尚方剑[19]。毛帅被杀之时曾追忆：“以义取朝鲜粮饷，以信括商贾锱铢，种屯鼓铸，斩将复城，六七年来，止受国家银一百五万两，米九十余万石，犹谓无功虚冒乎？”[20]其军需粮饷理当由明廷供给，明廷对毛部的粮饷供给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军饷拨运的频率与数量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征；明廷所拨军饷的数目字运作与毛帅实收、军兵实得问题；登莱巡抚、蓟辽督师对毛部粮饷的卡、扼等。这些都是探究明廷与毛帅之间时断时续的“供”与无休无止的“乞”的绝佳维度。
一）、拨运粮饷的时段性
若仅从明廷拨运东江镇粮饷的频率来看，有三个明显阶段：
一、镇江之捷至天启元年十一月间，朝廷未拨一米一粟。此时段，毛文龙兵少名微，只是衔王化贞“招致遗民，恢复疆土”之命，可以“便宜行事”的一个练兵游击而已。镇江一役声名大噪，所属日多，粮饷问题仍是自为料理。“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毛帅在被斩之际，也曾慨言：“职以义旅九十人取镇江，不费朝廷斗米寸铁”[21]。在毛帅所上疏中也一再提此：“至天启二年，幸原任建军道副使梁之垣矢义同舟，于春初风涛之中，首先出海，三次付到帑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零，买籴丽粮，救济嗷嗷……茫茫大海，始开救济之途。”[22]而深受协济之苦的朝鲜在诉苦剖心表诚之际，也上疏明帝言及此事：“天启元年八月……时毛文龙以总兵镇皮岛，招集逃民为兵，而仰给于朝鲜。十一月，珲奏力难馈饷，乞循万历东征例，发运山东粟，从之。”[23]毛帅上疏曰：“（天启元年）时广宁从征家丁及练集义兵，戍防半载，粮饷不敷。卑职捐资二百余两，更赊借商银布物二□余两；并变卖各岛无主粮石，船只八十余□□朝鲜布、绵、皮革、大小米石千石，委曲量散。”[24]足见，在此数月之间，明廷确实未给东江一丝一毫。毛帅自为打理，而多半仰给于朝鲜，可谓讨食于丽民。
二、天启二年至七年：此六年间，明廷为给东江，所费甚巨，但是粮饷到位的数额及时效并不甚理想。“海外兵民日众，内运粮饷不继等事”[25]，毛帅在在无休的乞饷疏中抱怨：“（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矧津、登俱有岁额粮饷，海外独无定议。三年以来，只给银一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够养官兵乎？够养马匹乎？朝鲜告荒，客账尚欠，那借无敌……何不撤回东江兵马，放臣归田，连此数万银米省之为益也。”[26]毛帅在天启五年九月初四的奏疏中核算到：“前后共领过天津米豆共四十五万二千余四百七十七石四斗九升九合，布匹共六万六千一百一十一匹，硝磺共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二十五斤，皮张共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六张，器械共二万一百三十八件，盔甲共二万三千九十二顶副，前后共领过皇恩户、工等帑银共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两二钱余，俱已开销奏报外。”[27]在屡次求饷不得、运饷不及之后，他直言于帝曰：“（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28]“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隐约地描画了毛军面有菜色、命悬一线的危迫局势。粮饷数月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可悲叹，上年十月冰结断运，迄今已逾八月，津运颗粒未到。”[29]毛帅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五的疏中说道“至去冬以及今夏，饷银丝毫未到，且亦不知有无。其津米止来船十四五只，沿海近岛俱已收卸，到铁山者止一二只，其余未知有无。”[30]在“糜饷”“移镇”“侵克”[31]“不复寸土”等参劾压力之下，明廷掀起了一场稽核东江钱粮的审计活动。毛帅不得已，上疏自澄：“（天启六年八月初九）韩文翼名下审实收放官饷一十五万两，见监追比完官，尚无着落。其余二十九万两，俱在毛应时、吴宗武身上……至于客商领价，原该挨号给发……总之，四、五两年之饷并截留京库饷银四万，共四十四万两，俱系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等在登收放，臣未有毫忽见面。”[32]三弁为毛部管理饷务之官，剖呈三人之侵克实状，是对纷纷舆情的交代，其实为舍车保帅，亦未可知。
若从粮饷数量上来看，前后也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来是明廷中央财政日益困难，难以为继，无法全额拨支额定粮饷。二是朝廷不断施压，压缩毛部的军额，从“源头”上减少毛部军饷的“刚性需求”。前者乃是当时大势，研究成果丰硕。而后者则须于此点明。毛部曾号称数十万之众，其中难免冒烂，有以求增饷之嫌。终而压减为二万余众。“初，文龙称麾下兵二十余万，朝廷为治饷。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称十万。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千人。文龙大不平，上章请饷，又累奏宁远转饷不便，崇焕不听。又请自往旅顺议之。”[36]面对朝廷这种强势、粗暴的“裁军”举动，毛帅除鸣冤诉苦、捶胸顿足之外，也无能为力。“（崇祯元年五月初七）窃饷臣黄中色四月初四日至皮岛，臣即于十二日扬兵。饷臣业已逐名点查简壮实堪战者三万六千余名。此止就本岛所隶步伍之数也。其云从、铁山、昌城、满蒲、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官兵，理宜逐项详查，统核全数报部……今止阅皮岛兵丁，而各岛执不肯往。”[37]因为朝中早已形成共识：兵额庞大，冒烂诸弊丛生，阃外难治，既不堪用，亦糜饷不赀。所以明廷一再压缩毛部兵额。
所以，无论从明廷拨往皮岛毛部的数量还是频率都存在很强的时段性，其中有毛部军兵数额变化之缘故，亦有朝廷对其效能的评估而作出调整[38]的因素，另一方面，明廷也深知朝鲜仍然是供给毛部的重要力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明廷的财政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切实困境。恰如时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蓟、津、登、莱的王在晋所言：“顾兵非吸露飨风之可饱，饷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厘厘要办，粒粒难处。”[39]
二）、拨运粮饷的名与实
这里的名与实，是在毛帅苦苦乞求之后，明廷拨运，直至毛部军兵实得的一个动态过程。这其间的数次折扣，层层侵克让真正落到实处的粮饷大为减少。朝廷应允毛帅所求，定有折扣，此其一也。粮饷过部、过登、过津，多有侵克，此其二也。陆路阻隔，海运粮饷，风竞水坚，浥烂、漂没者在所难免，此其三也。粮饷到毛部，管饷官员（抑或将帅）中饱私囊，亦时有发生，此其四也。有此四者，毛部兵民苦矣。
毛帅以东江军民数十万为请，所需粮饷总额惊人，“（二年八月乙亥）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龙招募辽兵，须饷三十万，蒙给帑银十万，而前银已尽。”[40]乞三十万，发十万，已属难得，可谓皇恩浩荡。
得到朝廷允诺饷额，粮饷一出，群蠹环视，层层揩刮。“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部门，皆入权宦橐中”[41]
所谓“岁饷百万”虽系夸张之词，但其所言“入权宦橐中”则非虚。作为接收方的毛帅曾上疏天启帝剖呈：“闻在宁远月饷兵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海外）数百万兵民，取给于天津登莱二十万石之米，其中多有漂失而浥烂者；山东二十万两之银，其中又侵克而沉没者。以海外七年通计之，可当宁远二三月之粮饷乎？”[42]无论是侵克还是漂没，为其后续，只得忍气吞声，默然承受：“且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图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收与之。”[43]即使粮饷解到毛部，亦有上层将帅或该管官员从中渔利者，如前文所言之韩文翼、毛应时、吴宗武等。
甚至是数月不得朝廷粒米、分文。只得采野菜、掘树根。相与枕藉乎岛中，白骨累累。当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之前，曾对毛帅随行兵丁谈到：“尔等积劳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44]《崇祯长编》亦有此记载：“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军，尚然不能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口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45]一种鲜明的对比，可见皮岛军兵的处境十分艰难。
三）、督师、巡抚的卡扼
毛文龙初受命于王化贞，东出“专力”于恢复。后升任左军都督，赐尚方剑，得以便宜行事，但仍需受袁督师、登莱巡抚节制。“（兵部上疏曰）国家两大局，一在关外，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势同，其所关成败之数同，其两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牵制敌人者朝鲜也，联络朝鲜者毛文龙也，驾驭文龙者登抚也。”[46]然由于毛文龙海外自专、跋扈难驭，所虑不同、文武不和、事权不一等诸多因素，毛文龙与督师袁崇焕、巡抚武之望的关系十分糟糕。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毛帅直接向天启帝抱怨道：“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47]直接将文武不和的矛盾摊在皇帝面前。就具体而言，除了应拨粮饷的拖延和克扣等常规手法之外，卡、扼表现的的最为突出的当是崇祯二年袁督师奏请另设东江饷司、严清禁海，更改朝鲜贡道数事，且皆得旨准行。这确乎是死死地卡住了毛部获得明廷粮饷的咽喉。
在毛帅惊闻袁督师奏请更改饷道之后，于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上疏，奏呈此事之恶劣影响：“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所幸赊借商粮，寻挑野菜度日，专待粮到，收拾要务。不意三月初七日，接到督师策画东江事宜一疏，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津运粮料亦由靖海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忽闻哭声四起，各岛鼎沸……谁知督师上本，而今登舟严谨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米上船者，俱畏国法不敢来……明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是日虽不得哗，而人心从此变矣。”[48]时人深知袁、毛不合，袁督师此番更张，直接卡住毛部的粮饷供应，可谓死死地摁住了毛部的命门。
兵部在几经“咨询”之后，也改变了初期犹存疑虑的姿态：“兵部为申饬东江运道事。职方清吏司案呈：查得先该督师尚书袁，题为“策划东江事宜等事”，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迫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等因。……再行各该抚院，酌意妥确，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山东巡抚合咨前去，烦照咨文事理，再查东江饷道孰为妥便？运价孰为减省？有无干碍？海禁务期上便国计，下协舆情。酌意妥当，咨令施行。”[49]
袁督师在擅斩毛文龙之后，上疏崇祯曰：“于是设文臣以监之，然不以道臣，以饷司者，使其将若兵有所利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万人不得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所以图之也。”[50]
赴东江粮饷船只须进宁远挂号，方许出海，自此，毛部粮饷的多少、迟速、予夺均听于袁崇焕。这使得袁、毛关系更加恶化。
朝鲜乃明朝藩国，一年数贡、一年一贡、数年一贡情形均有，贡道有海路（洪武年间）、陆路（成祖以后），后因明朝东北势力，陆路阻隔，被迫改为海路，且名之曰登莱贡道（相对于后来的宁远贡道）。朝贡天朝，不仅有高额偿付贡物的金银，亦可借朝贡之行，享贩卖之利。“高丽贡使多赍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禁之便。”[51]朝鲜官员也道出此间玄机：“我国京外商人云集椴岛，赍持银参，换贸物货者不可胜数，而官家未尝有一个收税，岂有此理乎！……毛将之请减贡船，意在专利。”[52]沿途该管官更是可以借机搜刮。可以想见，朝贡使团一路的打点、见面礼所费不赀。1623年，李民宬一行往朝明朝，专门拜谒皮岛毛帅：“行礼讫，使臣各呈礼单，都督辞焉。再请，乃领。”[53]虽然礼单内容不详，但礼物一定匪轻。李民宬一行过石城岛时，亦有见面之礼：“送（石城岛参将）拜帖并礼单。”[54]天启五年九月四日，金湜一行“朝早发船向椴岛，几至，而毛帅出往蛇浦，已乘船矣。即回帆追往，泊舟于蛇浦西港，乘轿进至毛营。”[55]金湜一行“九月十六日，不得早发，仍泊洋中。主岛都司刘印科率中军乘小船来见。呈帖给谢帖及米五斗、纸二卷、扇四柄、刀四柄，家丁八九人皆给刀柄。”[56]诸此拜谒定有所送，且不言随团贸易而带来的利益。职此之故，袁督师要求更改朝鲜贡道，转走宁远，谓之“宁远贡道”（参阅附图1）。“先是，毛文龙驻皮岛以牵清，二年三月，袁崇焕奏设东江饷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舶入海。自是岛中京饷，俱著关宁经略验过始解，朝鲜贡道往宁远，不许过皮岛，商贾不通，岛军大饥，取野菜为粮。”[57]此番海禁，使得作为毛部岛中自持一途的通商失效。通商被阻也与袁崇焕严清海禁密切相关。宁远海道十分险远，朝鲜使者多有溺亡，朝鲜方面亦多次申说，“（军门前再呈文）窃照皮岛乃小邦之地，天朝视同内地，官兵时驻，兵船粮舰，帆樯相接，往来如陆。□小邦一介贡使之船禁□来，则安有此理乎？特以觉华死地为念……自小邦平壤府海口至登州水路三千八百里。”[58]请改走登莱海道，而终未得允，即使是在毛文龙死后[59]。足见此次更改朝鲜贡道，其所指不仅仅在扼制毛部。
一方是毛帅“（崇祯二年六月）文龙在海外八年也，有许多功绩，只因小人之言，致钱粮缺少，又无器械马匹，不曾遂得心愿”[65]的剖心沥陈；一方是朝廷“（兵部覆奏以为）文龙接济之说，急者自急，缓者自缓，此已腐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敌臣意，当局不足以动旁听，奈之何哉”[66]轻缓、“羁縻”[67]，一“续”字，似可见此如丝如线，时断时给之态，恰似朝廷“有意”让毛文龙部时刻保持“饥渴”的感觉，“续命”——让命悬一线的毛部保有一定的战力，让毛部始终充满对朝廷粮饷的无限期待与渴求，而又不愿过多给予，免得毛部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二、索与协——毛帅与朝鲜
毛文龙在镇江之捷之后，活跃于朝鲜西界，后金急起回击，“辽东之陷，都司毛文龙脱身来在义州，收边民得数千人，号召汉人之避兵我国者，袭击镇江、九连城之贼。（辛酉春）虏怒之，来喝本国，大索文龙。”[68]不得已入据椴岛（皮岛）。朝鲜因明廷二百年宗主和壬辰“再造之恩”对毛帅极为“尊敬”。天启七年四月，朝鲜在与大清交涉之际声言：“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69]从当时情势来看，确如监军梁之垣所言：“毛帅在中朝牵制之着，其在王国则亦唇齿之形也。”[70]
毛帅也自恃天朝将官、数万之师，无视朝鲜困难，征索无厌，蛮横无宾客之体，明索、强抢，不一而足。然买亦多强买，甚至赊买，实与抢无异。即便如此，毛帅对朝鲜的部分举动甚为不满，怒其未能全力助其剿奴。毛帅的强词夺理与蛮横霸道从一次他与接伴使的谈话中足见一斑：“都司曰：兵妥矣，再议饷。饷不敢言贵国竟饷银我师，以我之银平买于市，时价若干，发银若干，只省海运艰难耳。……两番征倭，我兵几廿万，虽有海运，半多没于阳侯，兵粮过半出于贵国。今即有兵来，断不至于十万二十万也。……全、罗抵宣、川固是海道，不甚远，亦不甚险。兵粮略有次第，请言买船。”[71]兵、饷、船，均须朝鲜供应，不待朝方分辨一二，便道出自己所想，并即刻拍板成案。此已逾主客之体，其抢掠丽民之行，更是令人发指。想必在丽民眼中，此时之毛部与西虏毫无二致。“（天启六年）三月己巳，毛将所为，渐与前日不同。劫夺粮饷，则倒尽边储；侵扰居民，则已过清川。难支之状，日甚一日。”[72]
“（天启四年）壬午，管饷使郑斗源驰启云：都督差官要换粮于江边一带，今二十五日与许中书出陆观兵，所率兵马无一升粮，管饷及守令不肯给粮，则将欲扰害地方云云。……义州府尹柳斐驰启云：近日归顺假挞，日日渡来，不知其几。或五十，或百余，成群布野，春耕麦芽，尽采而食之，道遇饿莩，则争屠而啖之，抢掠闾阎，勒令炊饭……尽缚一村之人，夺取家藏而去。”[73]“文龙守身弥岛，在陆汉人，皆被胡兵掠杀。贼既退，毛兵出陆作乱，攻陷碧潼、广坪等堡，驱掠子女财宝。”[74]胡虏、唐人不见差别。
而在《光海君日记》中首次提及毛帅时，便有此语：“岛粮则专责我国。虚张捷报，至作《毛大传》，铺张战伐之绩。蛰居孤岛，徒事张皇，转增功赏，官至后军都督。”[75]短短数语，流露出了不屑与憎恶，基本上形塑了毛帅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形象。纵观《李朝实录》之《光海君日记》和《仁祖实录》来看，朝鲜君臣民（举国）对毛文龙基本上持不满态度，乃至仇恨。“毛将之来住也，启我国不测之祸。监军领不练之兵，开府龙、义之间，则江冰一合，此贼不为来抢追逐乎？”[76]但迫于明廷压力、忠顺舆论、毛部兵威，而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来释然日后之疑，二来又使本国不至于库空如洗。鉴于此，面对毛部的狮子大张口，朝鲜则以各种托词回应，止给以大为折扣的实际军需。“（天启四年）六月庚寅，又托称乏粮，责出郡县。定、平以南，则纵兵作暴，掠夺牛马，搜括家藏，沿路一空，民皆号哭。丁酉，毛都督移咨要索火铳一千柄，备局启请百柄送之。”[77]有时其间差距过大，毛文龙甚至怒而不受。“（天启六年）五月甲午，都督到甲岩，索米豆各一千石于昌城，督责甚急。府使金时若给米、豆各十石，则都督盛怒不受。”[78]
处于明朝、后金双重压力之下的朝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毛部、后金[79]之间，依违其间，阴阳其志。这一点毛帅一再向明廷申诉：“（天启七年）军民饥饿，苦苦哀告，颗粒不许……阳为然诺，阴为背违。”[80]
毛帅也曾告诫朝鲜官员：“如首鼠两端，游辞活套，殊非朝廷属望之心、贵国忠义之大义也。”[81]朝鲜官员，如接伴使、管饷使等一方面在毛帅面前慷慨陈词，朝鲜定当竭举国之力助天朝灭奴。“然一斗粟当与天兵共之。甚至事难，则宁我卒之枵腹，不使天兵之阻饥。” [82]另一方面又哀叹天灾频仍、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聊表心意。“（天启三年）上曰：今年又将失稔，粮饷何以为措？毛都督所请贷粮，前已转送数万石，而其求无已。今则灾害如此，外内空虚，恐前头无以继之。”[83]
除了毛帅的明索、强抢、强买之外，毛部贷银与朝鲜，而朝鲜以军粮偿还的方式可堪注意。“（天启五年）六月辛丑，户曹请送人参一千斤、黄金五百两、军粮米豆四千石于毛营，以偿诏使时所贷银价。”[84]“（天启六年）二月丁酉，不得已，因上年例，贷出毛营银四五万两，约以粮饷酬偿，以济临急之用。”[85]“不得已”三字道出其间原委，固是强买无疑。而朝鲜部分官员于此十分不满，“（请寝山郡收布启）昨见登抚咨会，则毛督揭报内，多有可愕可痛之语，至以交际厚薄，得不偿失为辞，极为未安。今若借贷于镇，下则为一国之羞，极矣。请令庙堂并议处。”[86]一国借贷于一镇，着实又亏于国体。然此种强贷实为明廷为筹措毛部粮饷的蛮横名色而已，以省本国运量等诸多耗费。
毛部活跃于东江一代近十年，除了明廷所拨粮饷及自筹之外，仍需仰给于朝鲜，故此，朝鲜负担甚重。“（崇祯二年）十月甲戌，毛营前后所给米谷并二十六万八千七百余石，管饷使成俊耇驰启以闻。”[87]此仅为官方所供，其间毛部私掠民间则难以究明。真可谓“军兵攘夺民间，责办官家，公私俱竭，无以接应。”[88]朝鲜久苦于毛部。但毛帅却有另说：“（天启六年七月己卯）故其恒言曰：‘只饮朝鲜水’，以此上欺天子，下诬本国。今年才过半矣，所给之数，已至十四万石。而其中七万石，即是原价之外，此后责出者，又不知其几万石。而天朝不以为多，本朝无以为辞者，皆以贸易二字为彼口实故也……彼之负我实多，主客之间，交际之礼，未宜衰薄。”[89]若由此观之，毛帅与朝鲜矛盾甚深。
毛帅常以“是不有天朝与本镇也”[90]要挟朝鲜，朝鲜君臣又紧守“凡事在于措语”[91]，当面好生言语，“毛将善待，为今日急务……天朝之所以是非者，一则毛将，二则毛将。得其欢心，斯为急务。”[92]在“索”与“协”之间你来我往，难免时有“误解”，使臣、接伴使、管饷使多委屈弥合。是以毛、朝相处虽然貌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双方内心均憎恶彼此。朝鲜愿毛部早日移镇，免致祸端；毛帅更是有志于平奴之后，直取文弱之朝鲜。
三、括与刮——毛帅的自持
毛部粮饷在明廷拨运、朝鲜协济之外，自立经营、搜刮亦是自持之方。其括与刮的方式主要有：屯田、招商、鼓铸、中盐[93]、抢劫、赃罚等。“天启五年二月庚子，毛帅亦谓屯、盐、鼓铸、招商等事，不能分身而应，奈何不为之所，而独苦毛帅也。”[94]后人追述毛帅功业：“将军镇东江□年，不第水掣陆战已也，兴屯田、开鼓铸、通商运、科赃罚、易鲜主、兴学校，因时通便，百废具修。”[95]总之，以物生物，以为得利者，有之；拦路打劫，无中生有者，有之。为求粮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更见维系数十万军民生计之难矣。毛帅在奏疏中也坦承：“（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臣自立镇东江以来，官兵岁日增益，然员名历有定额也；粮饷岁蒙增发，然收放历有实数也。度支告匮，叫呼糜应，通商以济运输之岁绌，鼓铸以资泉货之时艰，屯种以赡老幼之生计。慕义者间有捐输之入，即粒米珍为续命之膏；罹法者设为赃罚之条，分文必充功赏之实。无论浪费不经，倍切天地鬼神之鉴；即省缩时严，犹怀民膏民脂之悲。”[96]
毛帅开镇皮岛，其地本朝鲜地，“亦谓之东江，登、莱大海中，绵亘八百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且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则罕得其用。”[97]是后，“辽民皆卷入岛中，接屋甚盛，作一都会。南东商船，来往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98]
招商通货，繁荣贸易，连通大明与朝鲜，皮岛一时号称繁庶，“文龙乃收召汉人，设栅于蛇浦，通山东货物粮饷，人户万余，又设栅于椴岛，互相往来，汉商辐辏于椴岛，人户甚盛。”[106]一来可以盈利，二来可以征税。据朝鲜君臣估计，毛帅通商所得不菲。“（崇祯元年）十二月丁未，毛都督于岛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税，不啻累巨万云。若使都督不尽入己，其补军饷，岂浅鲜哉。” [107]
但是毛帅的通商行为是与朝鲜之前禁海的政策相抵触的，并且皮岛通商直接影响到朝鲜国内的经济。朝鲜方面是极为不满的，进而采取措施打压。“（天启四年）十月辛未，都督毛文龙移咨请蠲罢税弊，以流泉货，以助军饷。其略曰：东疆赖我悬师，作狂奴劲敌，收摄顺民，克复辽土，共相倚重者。故不虑聚兵灭虏之难，独虑裕食养众为难。本镇焦劳拮据，权宜设计，立市通商，以期接济。业奉明旨，开马市于铁山境上，盖欲合汉、丽之货物，以充军中日用之资，可令刍糈之续继，交易之频仍，实便民大着数也。近据部下诸将所称，丽人不来入市者，只缘各馆重抽税之弊。百般征敛，以至汉之货物壅集，丽之米菽阻住，有无不通，均失其望。本镇闻之，宁不蹐跼！况商民所得不多，诚恐税弊不除，商贾悭其贸易，军民失其便利，何以襄挞伐而彰天讨哉。仰禁戢抽税，速令丽民照常按期赴市，公平交易云。”[108]甚至明令禁止私商，“（天启四年）十一月壬子，禁椴岛私商。时毛文龙久据椴岛，许我国通货商贾，潜相贩鬻，参价日踊。户曹启请下谕于两西监司、管饷使及龙、铁等官，讥察关津，俾不得潜入。如或抵法，没入赃物，枭示境上。”[109]但由于时局动荡难控、毛帅施压、私商随利为动，朝鲜政府的压制难得实效。丁卯虏乱之后，朝鲜西部百废待兴，曾“以银货将贸米于椴岛，不幸为风浪所败”[110]，由此可见，当时椴岛繁荣（参阅附图3）。早与天启三年之际的“盖瓦者仅数楹，而余皆苫覆，所设铺店亦甚草草”[111]的情境大相径庭了。
为了更直截了当的获得银饷，毛部直接展开鼓铸。“天启三年十月十二日，工科参本：其种盐引开事，例在户部，自有议见。若铸钱则工部指掌，而本科所得预闻者也。依铜于鲜国，则价贱而利多；请制于中朝则法一而名尊。由岛而内行，则可以便民；由岛而外行，则可以变夷无粟而有粟。士饱马腾，其于恢复之机最切近而精实者也。政与屯田议并议举行，况便宜行事，朝廷不中制。而况何疑于鼓铸哉。”[115]在经过廷臣激烈讨论之后，毛帅得以自专鼓铸，这的确为历朝罕事。“（天启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铸钱一策原属自然之利，在朝鲜又有产铜之所，一鼓铸而遐迩通行，倍收利息，可以饷三军，可以给辽民，此诚足食之胜算，而制敌之要机也。科臣抄出，亟为举行，移咨前去，听其鼓铸。”[116]
毛帅为维系东江军民，巩固自己的立身之本，真可谓使出浑身解数，苦苦支撑。
四、截与接——后金与毛帅攻与防
毛帅东行使命便是“招集流民，恢复疆土”，平奴乃其职责所在。后金作为其主要敌人，双方各自为取得胜利，有着轮番的攻防转换。常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行兵，先谋截辎重，谋夺粮食，谋绝饷道，此不待智者而后能知者也。”[118]因毛部粮饷来源的相对多元，后金亦从多种途径试图截断毛部饷源。如不断进攻辽东半岛旅顺一代，扰乱明廷粮饷运道；屡次出兵朝鲜，抢掠百姓，逼使朝鲜断绝对毛部的协助；小规模进攻沿海地区，扰乱其经营。“都督毛文龙致清太宗书：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将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况拿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材的光棍，没形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的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119]而毛部也凭借小规模的突袭，接收小额的战利品。“（天启三年）闰十月……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四年，夏四月……斩获首级、甲马、器械有差。”[120]“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实。上嘉其功，降敕奖励，赐以金蟒，仍发帑金三万两充赏功等费，其粮饷令户部议处。”[121]
后金兵威所及，朝鲜军民望风而逃。天启七年的“丁卯虏乱”，大清兵指朝鲜，“毛镇驻扎岛中，势未及出海相援”[123]，朝鲜战败，接受大清条约，清太宗致书朝鲜国王：“毛帅仇深，不容上岸……八月丁未，大清国致书朝鲜：意谓两国仇隙皆因毛贼所致……今王地边内不容毛贼上岸，宜速具书。”[124]诘责朝鲜助南朝之事，“汝国有四罪：……毛文龙我之大仇，而容接内地，给馈斛恤；辽民吾之赤子，而招亡纳叛。” [125]
即使在崇祯九年的“丙子虏乱”之后，大清仍然要求朝鲜限制辽民、毛兵上岸。“（金国汗致书·天聪三年一月三十日）毛兵必不容上岸……毛兵上岸住种……活拿都司一员，问之，言毛文龙差毛有往朝鲜讨取牛马，以此观之，王负前言，故容毛兵上岸住种，及我国逃人投毛者，皆纵容国中过去。”[126]
针对毛部粮饷的三大来源，大清扰其二、断[127]其一，毛部的粮饷供给日难一日，已有大厦将倾之势。
小结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于双岛，“分东江兵四万八千人为四协，副总兵毛承禄、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总兵陈继盛各统之，东江诸务属继盛暂领。”[128]清算毛部所括，“又用毛文龙子毛承先安抚后所欠商银，著办偿还。发小帖云：户部委官陈越礼，授守备，督运各岛粮饷。又发犒赏四协扎付，又差官查岛中冤狱，并掳来客商船只，俱即查报，商人洪秀等十名讫。”[129]为抚汹汹兵民，“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至有叛去者。”[130]在《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131]诸帖中，致毛文龙者，在天聪二年十月。致其余诸将者，多在天聪四年，即文龙被斩之后。此后毛部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均降清，成为大清一统江山的急先锋，得封异姓王，“赢得身前身后名”。
综合毛部筹集粮饷的渠道来看，极具多样性：帑银、国库银（年例银）、登库银、太仆寺马价银、赃罚银、漕米、屯粮、开盐、鼓铸、捐输银、抢劫。诸般经营，只为能维系毛部数十万军民，力图巩固自己的立身之本。“（崇祯二年）二月乙未，（毛营）军兵则万余，而皆练习矣。天下事虽不可预度，而似无朝夕必叛之形。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135]
数万军兵，雄踞椴岛诸岛，自成海外一镇，得便宜行事，袁督师远在山水相隔的宁远，登莱巡抚亦是被隔于茫茫水域之外，毛部称为一支具有较强独立性的“海上势力”，然其粮饷命脉仍扼于明廷之手。在“三国五方”的格局中，在朝代鼎革、藩属关系变更的大势之下，毛帅不得不在大明、大清、朝鲜的交织环绕之中谋求生存，并冀意坐大。无论是倘得百万饷银，明春决可平奴的豪言；还是朝鲜文弱，他日可图的舍我其谁的宏图；还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可立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136]的奸心。然而“豪言”终归无形。在一场强力与智谋的较量中，势单力孤的毛帅败下阵来，终落得身败名裂。
于大明，毛帅在遂皇上平奴之愿与粮饷难继间挣扎；在功勋难建与堵塞廷臣“不能恢复一寸土”的纷纷众口间逡巡；要向不和之督、抚低眉索饷。换言之，毛帅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失势。皇帝稽查粮饷、廷臣屡议移镇、督师更道禁海。压兵额、断通商，使得毛部饷源日绌。
于大清，遂曾使东虏不无东顾之虞，但一则兵力有限，二则安享岛中，不图恢复，只有零敲碎打，止“犹人身上有蚤虱也”[137]。大清不时兵指朝鲜，所谓伐朝索毛。毛帅入据椴岛之一大原因便是大清陆地兵锋的压迫，而朝鲜为减贻患，也一再鼓吹毛部入海。毛部在与大清的生死角逐中，只能避其锐而击其惰，采取游击战法。大清不仅基本上切断了毛部粮饷的朝鲜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明廷对其的供饷，鄙称其为“毛耗”，由此观之，毛部在与大清的交手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
于朝鲜，毛帅自恃天朝将帅，无视朝鲜的贫弱，征索无厌、蛮横跋扈、薄情寡义，激起了朝鲜举国的愤懑。而朝鲜碍于忠顺名义、再造之恩、毛部兵威、大清掳掠，又不得不协济毛部粮饷，公私俱竭。当毛帅被杀之后，致书袁督师，“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138]
。
大明内部的掣肘、朝鲜的“虚应”，大清的逼压，使得毛帅疲于应对，最终于形格势禁的情况之下，身死名灭、部伍四散，甚可哀矣！
图1·明末朝鲜贡道图：实线为登州海路,虚线为宁远海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第52-53页。线路据《朝天录》、《槎行录》、《朝天记地图》等信息勾勒）
图2·以皮岛为中心的陆海疆域（《中国历史地图集·明》，第52-53页。）
图3·皮岛图（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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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302页。
[2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8页。
[25]《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20页。
[26]《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28、29页。
[2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63页。
[2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74页。
[2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75页。
[30]《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77、78页。
[3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中华书局，1980年，第3230页：正月庚申，而天朝所赐银粮，占为私用，安坐岛中，独享其富贵，以此军兵咸怨愤。
[3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79、80页。
[3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89、90页。
[3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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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东江遗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第163页。
[36]《明季北略》（上），第115、116页。
[3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17页。
[3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第1461页：熹宗崩，上践祚，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饷道屡绝，文龙退保皮岛。
[3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国野史集成》第24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52页。
[40]《明熹宗实录》卷25，天启二年八月乙亥，第1260页。
[41]《袁督师遗集》，《沧海丛书》，1982年，第67页。
[4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98、99页。
[4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31页。
[44]《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第6716页。
[45]《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督师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史语所，1967年，第1386页。
[4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第1457页。
[47]《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63页。
[48]《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30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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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督师袁崇焕疏，第1390页。
[51]《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280页。
[5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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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31页。
[6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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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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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78页：抚台甲粮之送，亦是羁縻慰安之计。
[6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仁祖大王实录·二（天启七年）》，第3331页。
[7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第3341页。
[7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179-3181页。
[7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50页。
[7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16、3217页。
[7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光海君日记·五（天启元年）》，第3136页。
[7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154页。
[7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25页。
[7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55页。
[79]《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天聪四年五月十八日）：朝鲜国王，初我国动兵，盖由贵国助兵南朝，且借地与毛文龙栖止，馈粮济养，以招辽民，为逋逃薮也。
[8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第3371页。
[8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179页。
[8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175页。
[8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09页。
[8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40页。
[8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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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28页。
[8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29页。
[8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75、3276页。
[9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33页。
[9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9页。
[9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201页。
[9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75页：（祈）再加东江开一标盐引。
[95]《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08页。
[96]《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05-108页。
[9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第6715页。
[9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1，第3202页。
[99]《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39页：（天启四年八月二十八）牌行辽地沿海设防屯种各该将领。
[10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23页。
[101]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7册，第74页。
[102]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第76页。
[103]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第78页。
[104]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第80页。
[10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31页。
[10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0页。
[10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27页。
[10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2，第3227页。
[1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第3350页。
[11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35页。
[11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21页。
[114]《明熹宗实录》卷64，第3000页。
[115]
李民宬：《朝天录》，第170页。
[116]
李民宬：《朝天录》，第174页。
[1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397页。
[118]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7页。
[119]《明清史料·甲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4月，第135页。
[12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第1454页。
[121]《明熹宗实录》卷40，第2072、2073页
[12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86页。
[12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第3334页。
[12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3，第3363页。
[126]
《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127]
虽未完全断绝，但是此途日绌。
[12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第1462页。
[129]
李清：《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第470页。
[130]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第6718页。
[131]
《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132]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9页。
[133]
李清：《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第470页。
[13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28、3429页。
[135]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2页。
[136]
《满文老档》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901页。
[137]
《袁崇焕资料集录》下，第22页。
[13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54，第3419页。 | 
发表于 2012-8-10 20:2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