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垂世考
此前，笔者用大量篇幅考征左丘明的身世、行事及著作，这些考征都是建立在掩埋左丘明清明形象的颓墙败瓦之上。譬如由汉末应劭制造的“肥城说”，由铁保、刘凤诰、丘明善合谋演义的“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的闹剧；譬如董仲舒、何休的所谓《春秋》“微言大义”；特别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刘逢禄、康有为、钱玄同、顾颉刚乃至于杨伯峻们，虚假累牍，恶语连天，恨不能将左丘明从历史上完全抹掉，恨不能将左丘明的三大著作统统推到子虚之乡的著作。就这样，原本清明通透的历史伟人左丘明变得雾濛难辨。我在前文说过，这对左丘明乃至中国学术实是一场浩劫！
人们或许不曾忘记，西汉末围绕立与不立“左氏学” 那场激烈争斗。对此，清人马骕有感道：“奈何汉儒聚讼纷纷，久而后定。岂古文之隐显有时，圣贤之大业谅亦终不可晦尔！”（《左传事纬前集·左丘明小传》）这不由使笔者想到《左氏春秋》鲁襄公二十四年一段话：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俱在，且千古高标，定然不朽。
一 硕大无朋的君山纪念碑
“君子”是古人对心目中理想标准人格的称谓。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夫子虽然从若干个角度给过“君子”以定义，但其核心标准还在一个“仁”字上。《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公治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颗伟大的君子之心跳动在一起。左丘明在其故乡赢得君山这样一座丰碑，功有应得。
有献疑者道：东蔇是鲁国固有领土，论据是《春秋·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杜预注：“蔇，鲁地，琅邪缯县北有蔇亭。”关于称左丘明为鲁人，称东蔇为鲁地，我在前文已经有所解答。至于说“蔇亡国后地入鲁。”则纯属献疑者臆断了，证据就是“楼山”。抱犊山，《太平寰宇记》：“汉名楼山。”至于为什么称作“楼山”，其名称肇始于何代？《太平寰宇记》都没有给出准确的回答。现在单说这个“楼”字。古时“楼”、“娄”通用，《左氏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注：“娄，本或作楼，路口反。”楼山，也写作“娄山”，即“邾娄山”或“小邾娄山”，“楼”或者“娄”是作为乡里邑名的常用尾词，《左氏春秋》含有该尾词的地名就不下十几处。如訾娄、牟娄、无娄、袁娄、爰娄、雩娄等，这些“娄”字，皆可又写作“楼”；“娄山”与“鲁贤卿山”简略为“鲁卿山”、“鲁君子山”简略为“君山”是一样的。一个“楼”字将山的领属标记得十分清楚。由此可以断定：“楼山”之名不肇始于汉代，而始于春秋；更贴切地说，当“邾娄山”或“小邾娄山”之名赫然出世时，邾与小邾就已拥有这座大山了。献疑者云“蔇亡国后地入鲁”，岂不成妄诞之言？
有献疑者道：古时有一隐者王姓老人，抱一犊耕种崮体之上，后遇太上老君，超度成仙而去。于是崮体则取名仙台，楼山则改名为老君山。此说变相见于《太平寰宇记》，而《太平寰宇记》又抄之于晋时郭缘生的《述征记》，而依《述征记》之说，则隐者王老在未成仙之前，亦即太上老君还没有在此山驻脚时，君山之名就已经名播四海了。岂有前世为后世起名之理？因此，君山之名的取得，与太上老君没有任何瓜葛。
有献疑者道：君山之名取“君临群山”之意。“君，至尊也。”在家则“父，至尊也”，在朝则“天子，至尊也”（《仪礼·丧服》）。“君临群山”是说在鲁南乃至苏北范围内，君山是至高无上的山，是众山之首。的确，君山在鲁南，乃至苏北是众望所归之山。然而君山的名望却不在它的高崇，更不在它的“君临群山”。实情是，以君山为中心，方圆一百里范围内高出君山的山就有三座，它们是：翼云山（俗称高山）、摩天岭、泉崮山。如果引进海拔1156米蒙山主峰龟蒙顶，君山与之相较，只有仰视的份，那里会有“君临”的资格？因此“君临群山”之说同样不能成立。君山之所以名为君山，是因为那里有千载不没的中华人格在。
有献疑者道：“左丘明故里当在鲁国向邑，左家官庄即其居地。”（这里暂不追论向邑是否为鲁国国土）此说盛于苍山一带。献疑者并引《临沂县志》为据：“向城东南十许里左家官庄，左墓在焉，今渐驰平。南百许步，石基铺墓道也。道、咸间隧陷，入者见石门，篆书左丘明墓云。”今年四月，我在沙朝佩、柏恕斌两先生相伴下专程赴该地考查，当地左姓亦群口附会。深问之，则三缄其口，无人说出个所以然。此说可靠吗？其一、左丘明葬于隧内，隧内且有石门，这是典型的隧墓葬式。隧葬是春秋时期最高规格的葬式，是周天子的专利，这种葬式诸侯覲觎而不可得。我在前文已经举过晋侯重耳的例子，因为他勤王有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准许他死后隧葬，而周襄王情愿赏赐晋侯城邑土地，也不肯破坏祖宗的成法（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谦谦君子左丘明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呢？其二，其隧式墓内还有“篆书左丘明墓”字样。篆书？什么篆呢？当然是李斯所创之篆。左丘明死时只有周宣王时太史籀所创造的“籀书”与“科斗文”（即后世所称“古文”），“籀书”称之为大篆，那是李斯篆书出现之后的称谓。孔子与左丘明时代虽然有“籀书”，但孔子的《春秋》与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还是坚持用“科斗文”。而疑者说“篆书左丘明墓”，那岂不是说左丘明下葬时要二百年后的秦代人来为自己写墓志？天下会有这等事？其三、墓志也好、墓碑也罢，春秋时根本就没有那玩艺。如此莫须有的东西，怎么能作为左丘明墓在左家官庄的证据？其四、我们三人从峄城出发到左家官庄，几乎是一路正东而行，也就是说，左家官庄的所谓左丘明墓是在古峄县县治正东，这与《山东通志》、《齐乘》等文献所说左丘明墓在县治东北七十里（一说六十里）方向相左。正所谓“大方向错了，一切皆错”。
古人有以山为名纪念人事的习惯。如青州尧山，因尧曾巡狩此山而得名；如沂州（一说在登州）的殛鲧山（又称羽山），因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池而得名；如颜母山（《史记》称尼丘、《水经注》称防山）因孔子母亲惩在祷于此、葬于此，为纪念生得孔圣人的这位伟大母亲而给名。这些山，无疑是一座座不朽丰碑：山在，名在，其领想也在；山不朽，则事不朽，人也不朽！在这众多因人事得名的山中，有两座较为特殊的山，一是鲁贤卿山，一是鲁君子山。
鲁卿山，又名季山，俗作神峰山。在鲁卿山得名之前，应该叫“季山”， 因为山在鲁国季氏的采邑费地之内。后来，该山又成为鲁国两代君主宣公与成公的上卿、国相季文子的葬山，于是更名为鲁贤卿山。《国语·鲁语上》是这样说季文子的：
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文子曰：“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者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
可见季文子之贤。所以有理由推测，当初本来称为“鲁贤卿山”的，后来叫白了，简化为鲁卿山。为什么要将季山更名鲁卿山呢？因为其墓在，因为鲁人思其遗惠，不止要更名，且要立庙，以表崇敬与思念之情。鲁卿山，鲁国贤卿之山，鲁国贤卿季文子之山。鲁卿山，季文子一生贤良垂世的丰碑。
再说君山──这座文献悠久的大山。君山的名称也有多个，大致有：楼山、君山、仙台山、抱犊山，现今又专以其崮体以概全山，称“抱犊崮”。其实山是山，崮是崮，古人对此区别得很清楚。如魏时就已经有仙台山与仙台的两分之称，如说“仙台山”，则指整个山体；如说“仙台”，则专指“崮体”：两者绝不混淆。君山，名称取得与鲁卿山雷同。楼山山名在君山山名之前，楼山即邾娄山，标定为邾娄或小邾娄（从某种意义上，两者是一体的）之山。楼山何時改称为君山？应该是在左丘明死后的战国时代，《述征记》云：“承县君山有抱犊崮。”《述征记》的作者为晋时的郭缘生，说明“君山”之名早就先于晋时而成为山体主名。左丘明是司马迁脱口而出的鲁君子，这当是太史公“戹困鄱、薛、彭城”（《史记·太史公自序》）时受当地百姓濡染的结果。古人有简约名称的习惯，君山的初始名称应该是“鲁君子山”，与“鲁贤卿山”相对，叫常了，也就简约为“君山”。鲁君子左丘明山，中国历史伟大的先行者丰碑之山，在那里它静静地耸立了两千五百年，向世人昭示着华夏史魂的所在。
二 “无亡言”的“左丘明列传”
人们或许要问，《史记》有《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而左丘明这样一位时推代崇的伟人君子怎么会无传？这还真有些令人不解。然而能以现存的《史记》为准来断定左丘明传记的有无？我看未必。殊不知现在的《史记》已经不是司马迁原浆《史记》了，所以认定《史记》里有与没有“左丘明列传”的机率只能是各占一半。
《史记》里有关左丘明的文字有两处很值得一提：
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一、左丘明是鲁君子。二、左丘明根椐孔子的《春秋》写成《左氏春秋》一书。其目的在于防止孔门弟子各逞己意而趋异端。三、《国语》的作者是左丘。《国语》是左丘失明之后的发愤之作。上面资料可以看出：司马迁一会儿一个“左丘明”，一会儿又一个“左丘”，这诚然是不同语境需要所致。然而，假若《史记》原本就没有《左丘明列传》，假若《史记》不但没有《左丘明列传》，而且除上面两条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交待，那么，司马迁的这些话就等于莫名其妙的空穴之风！有谁知道左丘明谓谁？又有谁知道左丘明与孔子是什么关系？就算左丘明名播天下，太史公也总得有所交待吧？如左丘明是何许人耶？他有什么资格“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丘又是谁？左丘与左丘明是否就是一人？《国语》与《左氏春秋》是何关系？凡此，现存《史记》统统没有交待。然而这样的无头文章决不是司马迁的写作风格。所以只要我们潜下心来，细细品味上述语场语境，就会感觉牵涉到左丘明的句子都是建筑在《左丘明列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那些将左丘明与左丘判作两人的言论，除门第作祟之外，皆源于《左丘明列传》佚失所致。梁启超称赞《史记》是“千古之绝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里，事无巨细，司马迁都交待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譬如小到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威仪所抒发各自性格、地位、志趣相称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之类的感叹；大到鸿门一宴事情原委的交待、场次的转换、气氛的再造，人物的从来及个性的张扬等等，其文密致到几无插针之地！而唯独谈到左丘明时却犹如天马行空，来龙全无，去脉匿迹，实在令人感到意外！更令人不解的是资料②提到的西伯、孔子、屈原、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在《史记》里皆有纪、世家或传，这些《史记》人物的出身、行事、幸与不幸等从没出现过异义；而唯独左丘明排斥在有传之外，唯独对左丘明闹出诸如左丘明是“盲史”、左丘明是“左史官”、左丘明是先于孔子“窃比于我老彭”之人、“丘”是姓“明”是名、“左丘明”与“左丘”是两人等节外生枝的言论与本不该发生的岐义。这也正常吗？这绝非司马迁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我越法坚定《史记》里原本就有《左丘明传》，因为聪明的司马迁决不会给读者留下那么多本不该发生的罗乱!现存的《史记》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样。譬如说司马迁并没特别看重左丘明，故而难以将其收入列传；譬如说司马迁本来就是公羊一派人，出于门第立场，理所当然地要将左丘明排斥在列传之外；再譬如，对左丘明只闻其名，而对其生平事略知之甚少，资料奇缺，所以难成列传，等等：都是《史记》里无《左丘明列传》的理由。这些理由能否立得住，是很值得探讨的。什么人有资格入《史记》列传？现在已经很难探得司马迁的选择标准了。但是我想，对司马迁写作影响最力的，或者说领起司马迁亦步亦趋的人，不能说不被司马迁所看重，进而入传的吧？先看如下资料：①《史记·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③《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资料①②说的是司马迁在对《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深研博考之后，认定其极高历史信度，并以三部史作为基础成就《史记》著作。资料③是班固客观地评价《史记》与左丘明三部著作的关系，即没有《左氏》、《国语》与《世本》，也就没有《史记》里春秋以前的那段历史！司马迁已经将左丘明的著作视为《般若》大经了。《史记》继承《左传》编年叙事结构，创造“表”化编年叙事法，在表现形式上，史记则又将时间浓缩在紧凑的情节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太史公几乎是照抄《左氏春秋》，只不过是改写成西汉语而已。如：第一组：
《左氏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史记鲁周公世家》：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杜预与司马迁的理解不同。《左氏春秋》杜预注：“雩，祭天也。讲，肄也。梁氏，鲁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而司马迁的理解则是：“讲，悦也。梁氏女，子斑意中人。”句读也不同：杜预在“讲于梁氏”为读，司马迁则在“说梁氏女”处为读。由此看来，太史公显然比杜预艺高一筹。然而，太史公与杜预也有平手之时，如：第二组：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史记·吴太伯世家》：於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於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於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史记·剌客列传》：於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这里同样出现了杜预与司马迁对《左氏春秋》不同理解的问题。第一个分歧是“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杜预注：“犹言我无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依杜预的理解，专诸是在说：“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弱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有杜预的“专诸想将老弱托付给公子光”的解释。公子光接下来说：“光之身，子之身也。”言外之意：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可见杜预的解释是何等地合情合理，顺情成章。而司马迁在此显然搞错了。他将“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理解为“王僚母老子弱……是无柰我何”。到《剌客列传》里又改为同义的“王僚母老子弱……是无如我何”，为了敷衍其说，太史公硬是将王僚母老子弱、内空外困拉扯进来，用以证明专诸不會出現什么問題。这当然不是左丘明的原意。第二个分歧是“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一句。太史公两次将“坐”字改为“陈”字，成“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而杜预注道：“坐道边至光门。”“坐”字无解，而实有解。《左氏春秋》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杜预注：“坐，犹守也。”杜预解为“守”，司马迁改为“陈”。两者虽各有千秋，但细较起来，还是杜预贴切得多。
这里并不在于评判司马迁与杜预谁个优劣，而旨在说明司马迁对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何等在意！在意到对《左氏春秋》成段改写，《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等十二诸侯世家几乎就是《左氏春秋》、《国语》的翻刻，十二诸侯年更是直抄左丘明的《世本》。当然，太史公对上述史料大多读对了，但也有些读错了，无论对与错，都说明左丘明在太史公心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孔子多少，太史公对左丘明同样奉若圣明！鉴于此，说左丘明并未得到司马迁的尊崇而不得入《史记》列传，显然说不通。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难道是司马迁的自身门户成见所致？司马迁所处时代，是“公羊学”的显学与官学时代，董仲舒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象征。《史记·儒林列传》谈到董仲舒显盛时说道：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在其《自序》与《儒林列传》等多处赞同并宣扬其“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与“阴阳五行”哲学与社会思想，对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更是赞叹有加，以为“汉兴于五世间，唯董仲舒名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非旦如此，司马迁又以董仲舒自我比况。如董仲舒有篇《士不遇赋》，其中写道：“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司马迁则跟进一篇《悲士不遇赋》，其中发挥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足见太史公对公羊一派的顶礼，对董仲舒人生的膜拜，所以有理由说司马迁起码是半个“今文学派”。人在“今文一派”门里，“党同而伐异”，岂不是自然中事？
上述责难是不明汉初学术情况所致。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汉初学术虽然已有门类之分，但绝无门户之见。老“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到司马迁一代更是学无常师、学无门第。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引同上），古文是什么？古文指的是周宣王时史籀所创的科斗文，“《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汉书·艺文志》》）而司马迁就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问故”。（《汉书·儒林传》）他的《史记》就是从古文经典里汲取写作素材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又是半个“古文学派”。那么，司马迁是否骑墙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的学术本无墙可骑。说左丘明因司马迁的门户之见而排斥左丘明在《史记》之外，同样说不通。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对左丘明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无知，从而无从说起，故而省略左丘明之“传”呢？的确，从现有资料来看左丘明与孔子，两人的志趣与价值取向确有不同。孔子一心做官复礼，教授弟子、周游列国都是为着这个目标，所以孔子的名声特大。而左丘明则志在著作，弟子也少，是位默默修养的谦谦君子。时人不知，三百年后的司马迁当然难得一闻。《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驻足齐鲁的时间不会太少，而鲁都、邹峄、蕃、薛、彭城又是孔子与左丘明行事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定然有着孔子与左丘明厚重的轶事传说，而这些厚重的轶事传说不能不重重敲击着司马迁的心灵，尤其是左丘明生前身后那座“君山大碑”，更是昭然其心。据《述征记》知，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君山也已名播于世。司马迁在鲁都“观孔子遗风”，所以我很怀疑司马迁在“戹困鄱、薛、彭城”其间不拜谒君山，不聆听“鲁君子”故乡口传！因为左丘明的史家之心与司马迁或许更贴近些。如果司马迁对左丘明陌生，从而少崇敬之心，“鲁君子”之名怎么会脱口而出于太史公！以上种种，我坚定地认为《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可恨已经散失，散失在《史记》成书后不到百年之间！下面举几条《史记》散失的记述： ①《汉书·司马迁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 ②唐颜师古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举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耳。”（引同上）③赵翼《二十二史答记》卷二：“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④崔适《史记探源》：“《史记》者，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也。乃《汉书》已云其缺，于是续者纷起，见于本书者曰褚先生。见于七略者曰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歆等十六人。”
今查，司马迁自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征和二年，前后用十八年时间写就《史记》，其时是公元前９０年。再查，褚少孙补写进《史记》的人物韦元成、匡衡，其下限则在元帝时，由此可以推断，褚少孙当生活在元帝、成帝之间，成帝最后一年是公元前７年，其时去《史记》写成也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七八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术史上门户、家法兴起之时，是眭孟及其弟子严彭祖、颜安乐继董仲舒公羊学说如日中天之时，其门第之兴盛、弟子之广延都是空前的。因此，左丘明的存在对公羊一派或许是一个威胁。
太史公《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颜师古说：“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即使太史公防备于未然，但此后的七八十年间还是散失了十大整篇。至于除十整篇的其它篇内所失有多少，无人统计，也不可能统计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之前谁也不知道篇内都写了些什么。譬如说左丘明的传记就附着在《孔子世家》里，再譬如左丘明传记合在《伯夷列传》之内等等，而恰恰是左丘明的那部分散失了，不然，《伯夷列传》为什么会那么单薄？再说，《史记》中缺了“左丘明列传”或许也正合公羊一派心怀。疑者会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百三十篇规划时根本就没涉及到“左丘明传”的内容。我的回答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现存《史记》，早已不是司马迁的原浆《史记》了。清末有名的疑古派學者崔适曾统计，续《史记》者除褚少孙外另有十六人，这十六人中什么色人都有，所续也远远超出散失的十大篇。《太史公自序》中百三十篇规划文字因左丘明传的遗失而被后人修改过也未可知。所以，如依现存《史记》来定论司马迁的《史记》，那是很难圆通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因为什么原因左丘明被司马迁拒《史记》列传之外，就左丘明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其英名仍然不会湮没！南宋杨万里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古者有亡书而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杨万里《独醒杂志序》）
现存的《史记》没有“左丘明列传”，但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左丘明列传”。历史虽然“有亡书”的“左丘明列传”，但“无亡言”的“左丘明列传”却存在于每朝每代，只要翻检中国典籍，两千五百年来从未泯灭消亡过。 三 两千年来的选举题库先秦已经有官学与私学之分，我在前文已经有所述及。官学课程有《春秋》、《语》、《诗》、《世》、《礼》、《乐》、《处》、《志》、《训典》等（见《国语·楚语上》），不妨称之为“理科”，教育对象是公侯卿士子弟，是讲究如何作成功的统治者的。私学，如孔子，课程是《礼》、《乐》、《射》、《驭》、《书》、《数》，简称为六艺，不妨称之“工科”，对象为“有教无类”，培养目标是为统治者服务，为克己复礼服务。教育到了汉代，又成了维护“一统”的工具。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辞，将课程精简到儒家经典范围之内（即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春秋》一经为公羊一派所把持，所以左丘明思想理念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到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於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引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序疏》）何休将“公羊派”的消微归罪于“治古学贵文章”的“俗儒”；康有为也跟着随声附合，说：“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至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糓》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三上）殊不知“《左氏传》实大行也”除了左丘明精密灵透的辞章魅力外，更在于它跨越无尽历史沧桑、深触人生之路的心灵感叹。《左氏春秋》被收为官学是在东汉和帝时，去今已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左丘明透过他的著作开始触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用什么课题与什么内容为标准来选拔官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文化走向。科举制度确立之前，《左氏春秋》作为“明经”内容之一。明经，就是通晓儒家经典。东汉桓帝时有四第取士的诏书，凡在太学学习两年的学生均可参加通经考试，通经者皆可补官；灵帝有诏令，凡通（古文）《尚书》、《毛诗》、《左传》者皆任为郎；明经的上一级学位是博士，最高的学位则是通五经，称为“五经博士”，“五经博士”自然所得到官职也就愈高。凡取得博士学衔者也就进入了升迁的快车道，如韦贤、韦玄成父子以明经先后官至丞相。到了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左氏春秋》更是强有力地冲入国家考试中心，左丘明不仅坐上了“瑕丘伯”、“中都伯”宝座，其《左氏春秋》也成为历代科举题库中炙手可热的重要内容。如唐代的“明经”一科，“经”是分大、中、小三个等级的，《春秋左氏传》、《礼记》称“大经”，位在《诗》、《周礼》、《仪礼》三个“中经”之前，足见其权重！考试形式有帖经、墨义、时务笔策与口策及杂文。帖经，即默写经文；墨义，即解释经文；时务笔策就是经文经义在现实中的应用。杂文，就是作文，考查写作及对经文的发挥能力；大多是命题作文或给材料作文，文体要求不严格，多为铭、箴、策等。优劣评判标准如晋朝陆机所写：“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陆机《文赋》）以上说的是“明经科”，其实“进士科”也有相同的内容与形式。其后的宋、元、明、清诸代，其科举内容与形式虽有不尽相同的改革与变化，但《左氏春秋》在历代科举中仍然十分吃重！左丘明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格魅力就是这样浸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士人，感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由于《左氏春秋》在科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历代相因，积久而大备，这就为如同今日高考的“模拟试题”与“百分作文”提供了可能。一时间“教诸生课试之所作”、“学文课试之程”（清张文炳《东莱博议序》）纷至踏来。其中最为给力的则属南宋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生于婺州（浙江金华）与友朱熹、张栻同尊为“东南三贤”。《东莱博议》是吕祖谦“教诸生课试之所作”，也就是科举模拟之作。全书选《左氏春秋》文66段，发明连类，议论透达，极具科举之功。现抄录一篇如下。曹刿谏观社《左氏春秋》庄公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博议：春秋之时，王纲解纽，周官三百六十咸旷其职，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刿谏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饯日之后，旸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茍无烛以代明，则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胥虐人之类已灭，岂能复得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左丘明借曹刿之口抒发了自己作为史家的历史正义感与社会责任心。而吕祖谦之文接过曹刿话题，硬是生发开去，抑扬唱叹、有送有控，最后归结到“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这种对《左氏春秋》深度开发的科举范文，这种对左丘明思想、理念深层次认识与绍介的考题，大大加重了左丘明垂世权重。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指导教师”撰写的“科举模拟作文”，宋人魏天应的《论学绳尺》则是如今人所说的“百分作文”。全书扬扬洒洒五六十万字，全是场屋（考场）应试生员之作。书前有论诀一卷，可称为作文指导；下面是七十八种文章结构方式与构文方法；每篇文章先给出材料作文的材料（称出处），其次归纳中心思想；最后是阅卷人给出的评语。以应试者罗志道的场屋作文为例：
命题范围：《易》、《象》、《春秋》、《周礼》如何
出处（给出材料）：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氏春秋》昭公二年。材料有省略）
立说（中心思想）：谓国以礼而立，礼以书而传天下。不可一国无礼，则亦不可一国无书。有如《易》、《象》足以探《周礼》之原，《春秋》足以志《周礼》之变。鲁而有是书，此固韩宣子幸其《周礼》之尽鲁。然列国皆周之臣子，今宣子之聘自鲁而齐，自齐而卫，而是书独于乎见，而他国咸无焉。书亡，而礼与之俱亡。君子安得不为世道惜乎！
批云（阅卷批语）：立说既高，遣文警策，有一唱三叹之味。当是老手。
正文：论曰，因书而知王制而之仅存，固可为世道幸，亦可为世道惜……
以上是古代科举题库中事涉左丘明内容的两例。唐刘知几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史通·杂识十条》）鲁君子左丘明就是凭着他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掩恶，不虚美”“君子之史”（皆《史通》语）的史识与史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科举士子仍至整个社会！
四
中华民族的史魂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生人之耳目”（《史通》卷十二），历史是“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同上卷十七）。 “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诸史。”（唐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史通》卷十三）历史，与国可资治，与已可龟鉴。
我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出左丘明是中华民族的史魂。什么是“魂”？最古老的解释来自郑子产，他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左氏春秋》昭公七年）杜预注：“魄，形也。”孔颖达疏曰：“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刘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气，气形相合，义无先后。而此云‘始化曰魄’，‘阳曰魂’，是则先形而后气，先魄而后魂。”（注1）对人来说，魂是心理的。表现在史作上，它的叙事、议论、结构、笔法，就是形体、气质，是史作的魄；而透过史作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史学家的精神，即古人盛赞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注2）则是史作的神明，是史家的魂灵。说左丘明是中华民族的史魂，是说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作之路。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在左丘明的光照下，衍生连绵，代有佳篇。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到正、续《通鉴》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体；从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到“十通”、“会要”一类记载制度的典章体等；更有从理论与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与体裁、体例等得失的专著，如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使得史学自学地“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己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而将历史、现实与未来串连一气，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左传》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这场革命，开创了中华史学之路：辞宗丘明，万古魂动。左丘明也因之成为中华史学的初祖。
左丘明是我国史学的初祖。那么左丘明之前就没史作了？有。章太炎先生说：“‘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与《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官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易经》却和近代‘社会学’一般，一方面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推测现在和将来。简单说来，《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的。因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章太炎《国学概论》）。虽然“《六经》无一非史”，但人们对他推尊过甚，他们还是走上近于宗教的经的道路上了。以《书经》为例，虽然记有不少上古人事言语，但那只是史学的怀胎时期，还没成“史形”，称不起严格意义的史学。
《书》（注3）。《书》又称为《尚书》、《书经》。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语见刘知几《史通·内篇·六家第一》）“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引同上）可知它只是多文体、多门类、多功用、多人撰写的文件汇编，其中《尧》、《舜》二典虽然“直序人事”，但与史记诸元素差缺甚多，不可称为真正史作。
献疑者道：华夏史作发韧于孔子《春秋》，换言之，华夏史作的初祖应该是孔子《春秋》，而非左丘明之《左氏春秋》。这里牵涉到孔子《春秋》写作在前，还是左丘明《左氏春秋》写作在前；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的规格、性质等问题。
其一、左丘明《左氏春秋》写作起笔在孔子《春秋》之前，收笔于孔子《春秋》之后。证据另有《左氏春秋》引《诗》。《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说的是孔子之前本来有《诗》三千馀篇，经孔子之手，将不合于孔子礼乐观的那些统统删除掉，最后只剩三百零五篇，这就是《诗》学史上有名的孔子“删诗”说，（注4）那么孔子是在什么时间删诗的呢？《史记·孔子世家》还有另一段话：“孔子语鲁大师：‘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注5）孔子自卫返鲁，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前484年），也就是在孔子死前六年才开始删订《诗》、《乐》。这里的 “鲁大师”是谁？何宴曰：“大师，乐官名也。”（见《孔子世家》集解）虽然乐官有称大师一说，但我很怀疑一贯谦谦如、逊逊如的孔子在乐官面前能说出班门弄斧那样的话来。“大师”（“大”与“太”古来通用），应该是“太史”之误，即孔子与鲁太史左丘明同观鲁史时的对话。如果此论不虚，那就足证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起笔于孔子“删诗”之前，因为《左氏春秋》中留有不少孔子“删诗”之前的逸《诗》诗句。据统计《左氏春秋》所引《诗》句共二百一十七条，左丘明自引或借孔子、君子之口引用《诗》句计有四十八条之多，这四十八条中就有部分被孔子删除的逸诗。如：
①《左氏春秋》成公九年：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②襄公五年：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夏书》曰：‘成允成功。’”
③襄公三十年年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
而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零一条，其中孔子删除的就有五条之多。如：
①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②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
③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
④昭公十二年：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⑤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此外，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之诗，更多的被排斥在《诗》三百零五篇之外。正因为《左氏春秋》保留了大量的《诗》三百零五篇之外的逸诗，这就为断定《左氏春秋》起笔在孔子“删诗”之前提供了充足理由；因为《左氏春秋》起笔在孔子“删诗”之前，那么更有理由说《左氏春秋》起笔在孔子“笔削”鲁国史记之前。依历代成法，同一创意作品，早者为创，后者为从。鉴于此，说《左氏春秋》是中华史作初祖并不为错。况且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又有许多本质差别呢？
其二、说老实话，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两者是不堪比例的。⑴ 在书的性质上，两者就有两千多年的争论：公羊一派认定孔子《春秋》为政书。于是赋于它一大堆“微言大义”，什么“黜周王鲁”、什么“孔子当新王”等等，将孔子《春秋》作为他们实现“改制”抱负的宣言。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春秋》实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与标准“笔削”鲁史之作。⑵ 取材范围悬殊。孔子《春秋》只取材于鲁史《春秋》，用“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以上为《史通》之语），是“笔削”鲁史《春秋》而成的讲课提纲。赵翼说得更为轻巧，他说：“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陔馀丛考》卷二）《春秋》全书一万六千六百余字，分配到二百四十二年，每年只有三十九个半字；左丘明《左氏春秋》取材不限于鲁史春秋。刘知几说：“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史通·内篇·采撰》）全书据清人钱聚仁根据“乾隆石经”统计多达十九万九千字，平均每年则八百二十六字多。如此悬殊的字数差距，极大地提升了《左氏春秋》在史学上的地位。
《公羊传》、《谷梁传》与《左氏春秋》相较同样不可语于同日。刘知几说《左氏》相对《公羊》与《谷梁》有三长：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礼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讬，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而《公羊》、《谷梁》相对于《左氏》则有五短：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班、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孙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语，《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父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史通·外篇·申左》）
以上是刘知几从解“经”角度对《三传》的比较，如果从“史”的角度比较，他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史通》卷七）《公羊》与《谷梁》无文可谈。“胜负之理，岂不更为断然可知乎！”
其三、《左氏春秋》完成了记事、记言、史论的编年体创造。《左氏春秋》与《春秋》虽然都是以年、月、日为序排事，记事，但《左氏春秋》所排之事却更为首尾相接，有始有终；《左氏春秋》与《尚书》虽然都有人物的言论，但《左氏春秋》之言都是在具体事件中所发，是为事件的真实、生动，是为事理、情理及人物心理的不得不发。左丘明将此前的“言经”“事经”（注6）创造性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叙述一段史实之后，通过“君子曰”来印证作者对该事的观点和评论，更是垂范后世，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经久传统。这种叙事、记言、论史的结合，是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改进，是编年体史书体例成熟的标志。刘勰说：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刘勰《文心周龙·史传》）章太炎则说：“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孔子是在因袭鲁史《春秋》，而且只是简约成鲁史提纲；而左丘明则是在“创”，创造一种上下千年、事及天下的编年与记传互为表里的史记体裁。孔子《春秋》结构简单；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则结构复杂。《左氏春秋》奋力将事件的时间、地点、视角、意象、评点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再造出来；记言与记事和谐均衡，文本与故事服贴对称，事实与连类渗透融洽：凡此，使《左氏春秋》显得极为厚重而又活分盎然。《左氏春秋》代表了先秦编年体史学的最高成就。它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法则，为后世的史学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四、《論語》上不及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春秋》上不及三代（尧、舜、禹）。而左丘明《左氏春秋》上及三皇。如：
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②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③僖公二十五年：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又及三代，如：
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②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③襄公二十一年：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
这些珍贵的上古史料不是硬贴上去的，而是事理、情理对话的必然。然而就是这样的看似自然而然的史料扩展，却将本来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史置于二千五百多年的更大历史背景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魄、又是何等伟大的创造！由于有此伟大创造，所以《左氏春秋》就成为研究上古至春秋时期历史的唯一重要文献。它补充并极大丰富了孔子《春秋》的内容，所记不再是鲁国一国的史实，而更放眼于各国、天下历史；所记不只是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等政治大事，而且还将笔触伸进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弒﹑族灭﹑出亡，乃至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各个阶层；所记不只是人事，还包括天文、地理、岁时、星相；所记不限于春秋时史实，而且还援引许多古代史实；史料的信实，与《诗》、《书》互为发明并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这就使得《左氏春秋》成为大时空、大立体的大历史。从而使《左氏春秋》赢得极高的史学价值。对此，刘勰赞道：“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文心雕龙·史传》）
其五、《左氏春秋》完成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史学基本大法。史作的灵魂在实事求是，史作的大法是秉笔直书。“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史有固当以好善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引同上）在刘知几心中，左丘明是最完美的善恶尺度把持者，是秉笔直书的模范执行者，加上恰到火候的文笔，左丘明之外，中国再无第二人。
“史之好善者”不难，难的是“史之嫉恶者”。“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史通·外篇·忤时》）弄不好，要赔上身家性命。晋董狐、齐南史，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两个直笔例子。第一个故事出在《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因争夺美人而起事端，崔杼于是弑庄公，立景公，自任齐相。“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为争得“崔杼弑其君”的史实，史官们可谓前赴后继。在明知失去四条生命的情况下，南史氏身膏斧钺、视死如归，毅然抱“崔杼弑其君”的书简前往。第二个故事出在《左氏春秋》宣公二年。节录如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肠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定赵盾“弑君”的理由，一、赵盾是正卿，负有规谏灵公改过的责任；二、赵盾并未逃出晋国的疆界，与灵公君臣关系仍未断绝；（注7）三、没有讨伐赵穿的逆行，反而复出为伙。以上两个“直书”例子，很有些象现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前者是直接杀人，后者是职务过失杀人。史官如同大法官，面对生杀在握的权贵，敢不敢落下历史真实的一笔，是衡量其史德高下的唯一标准。左丘明在其《左氏春秋》中对每个事件总是给出有始有终的交待、合乎当时情理的解释，有时不惜花大量笔墨交待事件的因果，将事件还原到真实可靠的原始状态。下面是《左氏春秋》中崔杼弑君之原文：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融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是一段极其生动且又极具感染力的前因后果的记叙，左丘明起用正叙、原叙、逆叙、插叙、对叙等多种叙事手段，一次次地转换事件的场次，将杀机一步步推向临界点，最终完成左丘明预期的表达效果。清代史评大家章学诚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大槐也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刘大槐《论文偶记》）
实事求是与秉笔直书并不就是依葫芦画瓢，无动于衷，史家已经将自己的褒贬爱憎、思想观念融入叙史、为文、说理、表情之中。有时将自己的看法干脆借助历史人物之口倾注出来。读文如读人，该事件中晏婴所行、所言，就很能看出左丘明自己对事件的态度：①事件的因由：庄公被弑，咎由自取。（“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②事件的性质：崔杼弑君是窝里斗，他人大可不必插手。（“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③对事件的态度：君为轻，国家、社稷高于一切。（“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④而对齐国太史兄弟及南史氏虽然着笔不多，但着意却十分浓重，简短的“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一段文字，大有“崔杼弑君”如不落笔，则死不甘休的气魄。从而寄托着左丘明对实事求是精神的无比崇尚。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因此，《春秋》最为抢眼的莫过于纂弑之事。赵盾不讨贼，许止不尝药，（注8）皆书之“弑君”。但同一事件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也有不同的记载。如：
《春秋》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子比出奔晋。”
《左氏春秋》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宫厩尹子皙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郏。葬王于郏，谓之郏敖。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
楚王麇共在位四年，死后葬于郏，其时无谥，所以称其为郏敖（敖，郑玄以为部落首长之意）。孔子说郏敖属于正常死亡，此说来自鲁史《春秋》，鲁史《春秋》则来自楚国的赴告（春秋时诸侯间喜丧禍福的互相通报），因为继承王位的公子围不可能将真相赴告各诸侯国！而左丘明的信息来源却不只拘泥于各国的赴告，取材范围还包括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因为他是鲁国太史，定然与外国史臣及其他外交人员来往频繁，消息源必然广博。由此推之，《左氏春秋》的信度要高于《春秋》。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如，
《春秋》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杀其君虔于乾溪。
《左氏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此前，孔子将亲手杀死王麇的楚公子围脱了弑君之罪，又将本来是楚灵王自缢而强说是被公子比所弑；幸亏有左丘明的订正，不然，其罪名不知要背负几代几世。
其六、《左氏春秋》标志史家语言与表达方式的成熟，为后世史家奠定了书写大法。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方式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先秦时已经完善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子》、《论语》系统的表达方式，其特点是先将事物提炼成概念，再运用这些概念进行是非美丑比较判断，最后用写作者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不妨称之为《老子》、《论语》表达方式，语言可称之为思想家语言；一种是《左氏春秋》系统的表达方式，其特点是叙事，交待事件的原委，活化人物的言行，寓史义于叙述之中，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作为自己思想观念得以成立的根据，这种表达方式，不妨称之为《左氏春秋》表达方式，语言可称之为历史家的语言。一段约一千字的“崔杼弑君”记叙，足显《左氏春秋》表达方式与历史家语言魅力。而孔子《春秋》对此却只有十馀字（“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提纲则可，视之为“史”，那是当不起的。
《左氏春秋》内容是史，性质也是史，而史以事为主，事则以人为本；无人则无事，无事则无史。事要记，人要写。这些，在左丘明之前，如《书》中所见，也还处于原始状态，充其量是记与写的萌芽，到了左丘明才真正成熟起来。对此清人刘熙载有中肯的评价，他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又说：“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刘熙载《艺概·文概》）
左丘明确立的史家语言与表达方式包含叙事方式（如正叙、追叙、插叙等）、记言中的拟言与代言、文章与修辞、历史真实与想象等，使得史作辞采异常丰美，描写特别入神。如“崔杼弑君”中晏子如疯如颠的一段描写，其貌、其神、其情、其意跃然纸上。晏子的话，说到底也是左丘明想说的话，即左丘明借晏子的口说明“崔杼弑君”的性质与态度，对此不防称之为“代言”。尤其《左氏春秋》中大量人格化的对话，这些对话对事件的所以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崔杼弑君”中一段：“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庄公在说：“不拿崔杼的，难道就没帽子了？”意思是，用谁的都一样。）夺崔杼的女人，又将崔杼帽子赠人，在崔杼看来，真真是可忍，熟不可忍！崔杼弑齐庄公是在左丘明一百多年前的事，齐庄公的话，扩而大之，整个《左氏春秋》一些历史人物的对话，真的就是原话？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都是左丘明的模拟对话，不妨称之为“拟言”。这种拟言在左丘明之后的《史记》、《汉书》等一些誉高名显的史作中继承得十分老道。有些章节写得活龙活现。章太炎先生举《史记》的例子，他说：
《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章太炎《国学概论》）
章太炎的结论是：“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而是史作家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合情合理（道理、义理、事理、情理）的拟言。刘熙载在论及左、马高下时说：“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其“驰骋田猎，（更）令人心发狂。”（刘熙载《艺概·文概》）。《左氏》森严，文赡义明，世代浑化，擅名千载。
五 绵绵的左丘明“香火”
（一）战国至新莽《左氏》传承录
孔子、左丘明时代，官学与民学共存，孔子弟子三千，不受地域、国籍之限，加上孔子博学识多，且不论知名度与规模、门类都远胜官学。孔圣人的思想理念通过三千弟子及弟子的弟子流传于后世。而内敛，不事张扬的史学开山之祖左丘明老来深居君山之麓，鬐髦始有弟子，与孔门三千学承香火相较，真的不在话下。然而“左氏之学”却没有因此而泯灭，即使在后来经历多次炼狱之难，但“左学之学”依然似帆船之桅。
左丘明弟子中知名者有曾申，即孔子弟子曾参之子，曾申，字子西，已见拙作《左丘明行事考》，是左丘明最为年少的弟子。
吴起师承曾申。吴起约生于左丘明谢世之后八年（前440年），死于公元前381年（依《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曾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出仕将相，施展其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由于《左氏春秋》对战争的描写出神入化，由于吴起在楚国当了近十年的相（《左氏春秋》对楚国叙述颇详），所以有人认定《左氏春秋》为吴起所作。（注9）殊不知，吴起政治的、军事的才能皆得益于《左氏春秋》，而非作《左氏春秋》！
吴起将一生所学《左氏春秋》授于其子期。吴期，古籍无载，但由他将《左氏学》传授给楚人铎椒，而铎椒又身为楚王太傅，可知吴期已经入楚国国籍且地位崇高。
铎椒是吴期的弟子，熊姓。“《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威王元年去获麟一百四十二年），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微者，具体而微之谓，即抄撮是也。《左传》全文十七万字，合经文则十九万字，简编之繁重如此，观览不易，传布亦难矣。《汉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抑亦未尽之论，恐《左氏》之不显，正为简编繁重之故，此铎椒所以作《抄撮》也。”（章太炎《经学略说》）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出土于古楚国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世多未见。楚国并非当时的文化中心，《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亹做太子的老师，士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导太子，申叔所列举的科目与这批书简都有照应。于是有人推断，这批书简很可能就是铎椒的私人藏书。铎椒既然是吴起之子的学生，他藏书中的儒家典籍，可能是间接继承了吴起的部分藏书，或者是抄录的副本。
虞卿是铎椒的弟子，邯郸人，姓虞名谁？不知。《史记·平原君虞卿》说：“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可见他嘴巴工夫之强。他长于战略谋划，在长平之战前主张联合楚魏迫秦媾和；解邯郸围后，力斥赵郝弟子等媚秦政策，主张联合齐、魏抵抗秦国。后因救魏齐而弃官抛禄离开赵国，终困于梁，遂发愤著书。著有《虞氏征传》、《虞氏春秋》十五篇、《抄撮》九卷。与铎椒《铎氏微》（亦即《抄撮》）成为撮录与铨释《左氏春秋》的最早之人。
荀卿是虞卿门人。荀卿名况，字卿，与虞卿同郡。游学于齐，“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死（前238年）葬于兰陵。
张苍师承荀卿。《史记·张丞相列传》说的就是这个张苍。张苍，阳武人，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注10）。汉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见《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生于战国末年（前256年），死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活了104岁。作为《左氏春秋》传人，在《史记》等众多古籍中虽然看不到张苍对“左氏学”有什么发覆之功，但张苍却是开创汉代“左氏学”的第一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⑴ 已经秦火，《左氏春秋》却毫发无损，献出者就是《左氏春秋》的第七代传人张苍。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前边的《著作考》中已经有所说明。原来秦的焚书诏令虽然极为严厉，但还没达到寸草根绝的地步。《诏书》也说得清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但张苍其时是柱下方书，图书总管，故令张苍藏《左氏春秋》，所以全书无缺。况焚书的始作俑者李斯与张苍同出荀卿之门，两人当有师兄师弟之情吧？⑵《左氏春秋》是汉代最早出现的一部“古文经”书，这比那些出自“孔壁”或“山崖”的“古文经”，比口头授受的“今文经”书要早得多。为什么没能成为汉初的显学，而让口授的“公羊学”抢先了呢？原来汉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苍所学也只能扬之于律历之上，至于“左氏学”只好在私下传授，可称之为“潜经”。 自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到秦焚书之后的张苍，二百多年时间共有七代传承之人，这七代都是单传，或为将相，或为太傅。除口齿传播，也有著作流布，如铎椒的《铎氏微》和虞卿的《虞氏春秋》、《抄撮》。由于《左氏春秋》处于科斗文的书写状态，所以其影响不会太广。到了西汉，《汉书·儒林传》是这样说的：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注11）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上面一段文字，涉及到十六七个人。其中师承关系有清楚的；也有不清楚的，如张敞（注12）与刘公子，我们就难知他们师承为谁。说明此时的师承已经不再为单传了。 贾谊受业于张苍。贾谊（前200～前168年）洛阳人。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一年后，超迁至大中大夫。后遭群臣妒忌，多次遭贬，在任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 33岁忧伤而死(《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张苍于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为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贾生受学于苍必在其时。高后八年为前180年，时贾谊二十一岁。《贾谊新书》引《左氏春秋》的地方很多，足证《左氏春秋》在其心目中的分量。刘歆在其《移书让太常博士》中说道：“《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可知贾谊在西汉初期传播儒学的地位。贾谊是《左氏春秋》第八代传人，他的贡献在于他对《左氏春秋》训故，这就为《左氏春秋》的流布，扫清了语言文字的障碍。 贯公师承贾谊。“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贯公就是河间献王的《左氏春秋》博士。（《汉书·景十三王传》） 贯长卿师承其父贯公。贯长卿曾为荡阴令，为《左氏春秋》第十代传人。 张禹、长子氏同为贯长卿门人。长子氏不知为谁。张禹（？～前5年)
，字子文，祖籍河内轵(今河南济源)，至禹父徙家莲勺(今陕西蒲城)。通经学，为博士。汉成帝时，任丞相，封安昌侯。 张禹授尹更始。尹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曾事千秋为郎中户将，习《谷梁》，为《谷梁》议郎。尹更始从张禹学《左氏春秋》是在他为谏大夫、长乐户将之时。他不只向多人传授《左氏》，且“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汉书·儒林传》，意思是将《谷梁》与《左氏春秋》契合的部分作为《左氏春秋》的章句），成为西汉时解《左氏春秋》的第二人。张禹另有一个不成弟子的弟子萧望之。那是张禹与萧望之同为御使时所授。 尹更始的门人很多，计有其子尹咸、翟方进、胡常。尹咸曾任大司农、丞相史。翟方进（前53年----前7年），字子威，上蔡人，官至丞相。胡常，清河人，官至青州刺史。胡常是翟方进师兄，两均为讲授博士，但其名望胡在翟下。胡常心害其能，常论议不右。方进知之，于是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常知方进之宗让于己，内心愧疚。其后，胡常在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赞翟方进，遂相亲友。翟方进后来任就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时，胡常为青州刺史，闻之，与方进书曰：“窃闻政令甚明，为京兆能，则恐有所不宜。”翟方进心知所谓，其后少弛威严。
一支是以胡常为师的传人贾护。贾护，字季君，黎阳（今浚县）人，主要活动在元帝之后，哀帝时曾待诏为郎。是《左氏春秋》传承史上重要传人之一。班固将贾护与刘歆树为西汉末“左氏学”的两杆大旗，说：“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胡常的另一个弟子梁人萧秉，曾从胡常受《左传》，王莽时为讲学大夫。贾护弟子众多，其中有被誉岭南经学始祖的陈钦。陈钦，字子佚，苍梧（今广西梧州市）人。陈钦师从贾护学习《左氏春秋》，成为远近闻名的五经博士著有《陈氏春秋》。而陈钦的弟子则是“新朝”皇帝王莽，另一个弟子是其子陈元。从左丘明《左氏春秋》诞生经战国、秦、西汉、新，差不多五百年，经过十六代人传承，虽然没取得惊人的影响力，然而其传承的队伍还是不断壮大，由《左氏春秋》带来的社会与学术震动也接近期爆发了。
另一支是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那里受《左氏春秋》。刘歆(约前50年－23年)，字子骏，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刘歆本来修“公羊学”，及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刘歆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很有些今日在职研究生的味道。刘歆做的，第一，“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的《左氏春秋章句》早为佚书，虽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知其大体。第二，《左氏春秋》经刘歆揭示与宣扬，引起社会震动；有刘歆甘冒罢官乃至生命危险的争斗，终于在平帝时使《左氏春秋》得立学宫。 ⑴ “古今文”这个词在汉初，起码在司马迁成《史记》时就已经存在了。如“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史记·儒林列传》）什么是古今文？“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现古时原本，称为古文。”（章太炎《国学概论》）所以古今文，只为文字上差别。然而这两种情况在《左氏春秋》那里都不是（注13）。《左氏春秋》始终保持其原始状态。秦始皇有“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左氏春秋》在收入秦朝秘府之前应该誊写成李斯小篆才是；而北魏江式说：“北平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江式传》)在我翻检过的古籍中也没有一家说西汉时的《左氏春秋》是“今文”的，这本古文《左氏春秋》直到刘歆为之《章句》以前，依然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那么，经刘歆《章句》之后的《左氏春秋》是否还是科斗古文的？古人虽然没说，但我敢大胆地推定：已经不是了，而是刘歆那个时代的隶书。
①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
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
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②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雊鹆来巢”。
刘歆以为，羽虫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
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雊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雊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
董仲舒指略同。
③
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
刘歆以为又逆臧釐伯之谏，贪利区霿，以生裸虫之孽也。（以上）
由上可知，刘歆的《章句》与董仲舒、刘向两个今文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推，整个西汉，古文经与今文经除字体版本区别，其本质同样并无不同。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不具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对立与争斗，那是东汉以后的事。如今文经讲究“通经致用”，学经讲经，在于劝以官禄，有益于治，与仕途直接挂勾。古文经讲究“通经识古”，学经讲经，在于贯古知今，美恶足观，与圣人之道为伍。
⑶ 西汉时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古今文两派对立与争斗，因为不少人一身两兼或多兼，史称“兼通”。如尹更始既为《谷梁》议郎，又为尹咸、翟方进、胡常教授《左氏春秋》；太傅萧望之既为公羊学弟子，又跟张禹学《左氏》；房凤、王龚不是《左氏》弟子，却与刘歆一起，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以至被罢官外放。 | 
发表于 2011-10-18 19: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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