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行事考

东莱野老

左丘明行事考
——左丘明四考之二

方渭泉

太史公《史记》有《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却无左丘明传记，以至使后代关涉左丘明的生平行状，若明，若暗，若存，若亡。两千多年间几于空阔迷茫，即使有些许谈及，如两千五百年来唯一一篇《左丘明小传》（清人马骕作），也多含千古聚讼，自然谈不到是什么完善、系统的“左丘明传”或“左丘明行状”。凡此，今人如要勾画出一部完整左丘明行事来，确是一大难题。
然而对左丘明行事勾勒并未完全绝望，历史学还有可以运用的方法，这就是“理断”。理断，要求判断者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迂回地搜寻有关旁证，基于旁证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鲁迅有言：如要论文，一要顾及全文，二要顾及作者所处时代，三要顾及作者全人。如果视“三顾”为一有机整体，那么勾沉古籍中有关左丘明的旁证载记，结合前文提到的左丘明全部著作（《左氏春秋》、《国语》《世本》）及礼崩乐坏的周室衰微时局，或许能理出左丘明生平行事之大端，而不至于流入求鱼于缘木，赋文于子虚。唐人刘知己《史通·申左》说道：“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缺，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 本文写作力避理缺，征寻旁证则力求理存，这就是本文写作时时遵循的准则。
一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
釐定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第一要务是断定左丘明是何时人，为求其征信，则有必要树得一根标杆，这根标杆就是孔丘。这不止关系到左丘明是否就是《左氏春秋》的作者，更关涉到本文所要解决的左丘明生平行事。因此有必要将未被后世“非左派”污染的有关言论梳理如次。
战国时孔子门人辑录的《论语》有关左丘明记述只有一处：《公治长》篇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魏何晏注曰：“孔曰，左丘明，鲁太史。”宋邢昺疏：“左丘明，鲁太史，受《春秋经》于仲尼者也。”
西汉司马迁《史记》有关左丘明的生平行事记述共有两处：一是《太史公自序》，其中说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二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对于孔子《春秋》，司马迁说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皆以《左氏春秋》为左丘明作，且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之人。
东汉桓谭《新论·正经第九》：“《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馀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於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诸儒睹《春秋》之记，录政治之得失，以立正义，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者，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居美者也。吴之篡弑灭亡，衅由季札，札不思上放（放，通“仿”）周公之摄位，而下慕曹臧之谦让，名已细矣（注1）。《春秋》之趣，岂谓尔乎？尧能则天者，贵其能臣舜、禹二圣。”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白虎通》：“昔孔子约鲁史以修《春秋》。书有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夫子所言而作传。今《左氏传》是也。”
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
晋挚虞《左丘明赞》：“丘明作史，时惟衰周；错综坟籍，思弘徽猷。阐明王典，光演春秋；诞宣圣旨，旷代弥休。”
唐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之后，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
关于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人，《四库全书提要》说得非常清楚：“《左传》，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汉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传》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子夏，其智一也。”
下面专题说说《左氏春秋》“非左”的一些怪论。
唐代啖助、赵匡独立其说，以为《论语》中所引的左丘明是孔丘
“窃比老彭”（《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注2）之意，换言之，即左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如果是作《左氏春秋》而比孔子年少的左丘明，则不会得到孔子如此认同、崇敬。啖助、赵匡等人的所谓证据只是一种臆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妄断。今查，孔子一生钦敬人中不止前辈如老彭、伯夷等人，比孔子年少乃至孔子门人也多享赞誉。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在孔子眼里颜渊才德胜于自己。《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又：“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在孔子眼里，颜渊简直是仁的化身，仁的榜样。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亿，度也。）则屡中。’”古语：“国有颜子而不知，有国者之耻！”（引自《世说新语》注）纵观一部《论语》，所谓学，指的都是学做人，而非后世专指读书为学。在孔子眼里，颜渊简直就是学做人的典范，是第二个圣人，真正的仁人、贤人、完人！孔子自愧不如的颜渊比孔子整整少了三十二岁。由此推之，孔子对时称“鲁君子”左丘明的人格表示钦敬与赞许岂不是在情理之中？左丘明比孔子也只少了二十岁！再如《论语·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在孔子眼里，弟子冉雍的德行与才华堪当诸侯大任而治理一国，冉雍也比孔子少了二十九岁；《论语·先进》：“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又：“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对冉雍的德行与才能、对闵子骞的孝行与持重深虑，无不在赞赏与认同之中，然闵子骞也比孔子少了十五岁。依啖助、赵匡之论，颜、冉、闵三弟子岂不也在“窃比”之列？
孔子毕竟是孔子，孔子如无谦逊服善的风范，又怎么能赢得学生敬仰？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即孔子常常是《庄子》里的取笑对象，但对于孔子的谦逊人格也还不自觉地流露出欣羡之情，如《大宗师篇》有这样一段：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忘坐。”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谦恭是孔子家族的世风，他的先祖正考父在宋国历佐戴、武、宣三公，其地位越高，其处世恭敬之风也弥强，他的传家之鼎上面便刻有“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司马迁说他“其恭如是”。（见《史记·孔子世家》）弟子有进，孔子则“请从而后”，“巧言、令色、足恭”，身为太史的“左丘明耻之”，孔子从而耻之，怎么就成了“窃比老彭”前贤或长辈了呢？
“非左”一派到了宋代，郑樵在其《春秋传·左氏非丘明辩》更举出八证，谓作《左氏春秋》的左氏为战国时人。主要证据有：一、《左传》记有孔子去世后七十八年中（笔者按：事实上《左氏春秋》较《春秋》记事只多出二十六年），如韩魏智伯之事，如果左氏为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孔子死后七十八年的左丘明不可能著书。郑樵的言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春秋》本身也记载到孔子死后，如郑樵所论成立，那么《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又是从何而来？孔子作《春秋》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死日也写上？对此只有一个肯定解释，这就是那些《春秋》文字是后人所续，而绝非孔子所为。此种情况也见于《公羊》《谷梁》两传。以《公羊》为例。戴宏序《春秋》传授说道：“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地，地传与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据此，则公羊氏五世传《春秋》，直到汉景帝时寿与胡母子都才将《公羊传》著于帛书，而其时的《公羊传》已断非子夏或公羊的《传》文全貌了。那么《左氏春秋》的后续文字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情况呢？对此元代黄泽说道：“左丘明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而况《左氏春秋》也只比《春秋》多记了二十六年，其时的左丘明才七十六岁。郑樵顾此失彼的所谓证据实在不堪一驳。二、郑樵的另一证据是“腊，秦惠王十二年初腊，郑氏（郑玄）、蔡邕皆谓臘于周，无明文。”所以郑樵断定《左氏春秋》作者当是秦惠王之后，即战国时人（注3）。其实“腊”字本无特别意义，只是腊祭的名称。腊与狩猎有关，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清人黄奭说：“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总谓之腊。”（黄奭《黄氏逸书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是说秦本西戎之国，它起始的礼仪制度本不与中原相同，诚如张守节《正义》所说，到秦惠文王时始效中国为之。这就说明在秦效中原之前，中原已有腊祭，秦国至秦惠王时才仿效中原始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由此，郑樵所谓“腊”为秦礼之说，不可取信。三、郑樵说，左氏师承战国时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所以才有“帝王子孙”称谓出现在《左氏春秋》中，对此元代黄泽反驳道：“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为有天下之称也。”郑樵不深思则谓秦始称腊，而乱说左氏为邹衍子弟，据此以疑《左氏春秋》，这又有多少信度！“非左”的所谓证据大都如此，不一而足。考据有一条完备法则，这就是从远而不从近。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人，司马迁、班固、刘歆等人去后人最远，而距左丘明最近，他们所采据的资料或听传世之说比后人要丰富得多，其论从而也更为可靠，且两汉魏晋以来儒者对此并无异议，怎么能被啖助、赵匡等人的郢书燕说、肆意新奇所惑，又怎么能为郑樵的一叶障目、片面不周的“所证”掩盖？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非左言论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学派相争的需要。唐人刘知几《史通·申左》说得很清楚：“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哤聒，意为“嘈杂”）纷竞，是非莫分。”对于“非左”一派，清人沈钦韩有一段很好的脚注。他说：“始也，一经一传，密而不宣，学士端居匡坐，怀不能已，窃自耳剽口传，以遣时日，遂有公羊、谷梁、驺、夹氏之异，为一王之法制，为学宫之祭酒，始愿岂及此哉？”（《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公羊、谷梁、驺氏、夹氏四家均出自于子夏，邹氏与夹氏未成气候，而且到了汉代已经泯灭。刘歆在汉代《公羊》、《谷梁》一统的势力中冲出一条“解经”（经，即《春秋》）新路，这就是力挺《左氏春秋》。中国从此便有了“今文”与“古文”（注4）之争。但却屡遭公羊、谷梁势力排斥与打击，“今文”家为巩固既得地位与利益，当然要不惜气力歪曲甚至抹煞“古文”的存在。
二是政治集团利益与政治理念的需要，其中王安石与康有为的贬低与否认《春秋》与《左氏春秋》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王安石一方面說“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词”；一方面又說“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仪礼》亦然。请自今经筵毋以进讲学校，毋用于贡举。”（《宋史紀事本末》卷九）无独有偶，清末康有为的言论与王安石如出一辙。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全面、系统地否定了先秦古籍的存在，以为秦未尝焚“六经”，《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皆为虚假不实之词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汉人刘歆改篡，皆是刘歆搞的鬼。王安石与康有为全不顾刘知己的话：“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唐刘知己《史通·申左》）而康有为仍以为那是前人“瞀惑”（瞀惑，愚昧不明）。他说：“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记》）王安石也好，康有为也罢，矛头都对着刘歆，因为只有如此，方可迂回地彻底否定孔子一派保守复礼的思想根基，而为其“改革”做舆论上的支持，其真意与后来“捣毁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是一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春秋》不存，“解经《春秋》”的《左氏春秋》自然也在攻讦之列。
三是师承关系与门户之见作怪，如柳宗元的排左即是。清人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说：“六经之学，盛于汉氏，诸儒必从一家之言，以名其学，故称家法是也。”
（《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家法，是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潜规则，大凡师从一家，则终身不贰，不然则为“离经叛道”，必遭同门群起而攻。所以师出一门，则学在一家。如唐代开一家之言的啖助、本赵州人，后徙关中，任丹阳主薄。他认为《左氏春秋》不是左丘明所作，《汉书》中所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自吴起始六传至贾谊也是附会。他的学生赵匡、再传弟子陸淳、柳宗元以至于宋代二程、朱熹等皆依守不变。程颐称啖助道：“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引自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之《四库全书提要》）。直至今日，啖助仍然影响着一些学者，虽说不上什么啖氏弟子，但其骨子里却形同一脉。
因此，判断《左氏春秋》作者是否就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能只据各派说词，更要到别处搜寻旁证，最值得搜寻处则在《左氏春秋》本身。汉代前期《公羊》与《谷梁》先后被列入学宫，《左氏春秋》到了汉末方被朝廷接纳，这就是说，除贾谊与司马迁对《左氏春秋》稍有余习之外，而对整个西汉文风并没有多少影响。只要翻检其时的著作以及上溯到战国时期文字，与《左氏春秋》两相比较，则可品味出《左氏春秋》的别样品味与风格。近人吕思勉有言：“大凡一种文字，登峰造极者，必有其独异之精神面貌。左氏之精神面貌，则世所谓左国风格者是也。” （《左传纂读序》民国22年版）《左氏春秋》文字繁富、丰润、华艳，晦婉成章，极具阳刚阴柔之美；而战国乃至西汉文字则粗犷、豪放、夸张。以战国书写战伐为例，战国书大量“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击”等语，而《左氏春秋》却全不一见。大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与用词习惯，《五帝本纪》写的是尧、舜、禹三代古史，而成于司马迁之手，于是就有了秦汉粗豪的语言与文章风格；《后汉书》写的是后汉历史，但却出于晋宋范晔之手，于是便有晋宋间简洁明快的语法与用语习惯。大概谁都不会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尧舜禹，其语言就是尧舜禹时的语言，范晔笔下人物的话，就是东汉时期说的话。明人郝敬说，《左氏春秋》“其材富而情艳，弔诡而好奇”（《春秋非左自序》），可惜的是，他虽读出了《左氏春秋》的不同凡响的风格，却得出《左氏春秋》非春秋时人作的错误的结论。这里再引一段宋人李格非《杂书》里一段话：
马迁之视丘明，如丽倡黠妇，清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绝代之女，却铅黛，曳缟贮，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窥之，终不敢意其启齿而一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马（騕褭，音“要鸟“。王念孙《广雅疏证》云：马之“金喙赤色，一日万里者。”），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韩愈之视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引自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二）
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独特的语言、行文风格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左氏春秋》鲜明的个性语言特色，正说明它是与战国乃至两汉、晋宋不同的另一种风格文字，即真春秋时文字。《谷梁传》、《公羊传》师徒耳剽口传，经历战国与秦汉，到汉景帝时这才形成于帛书，而《左氏春秋》在春秋时就书之于简策，中间虽经师徒传授，其文字基本无大变化。因此，与《公羊》、《谷梁》相较，则更显迥异。如果依赵匡、郑樵等人所说，《左氏春秋》则应该大具战国文风才是；如果依后来康有所说《左氏春秋》系汉末刘歆伪作，则应大具西汉文风才是。而人们看到的《左氏春秋》却与战国、秦汉文字形同天壤，则怎么解释呢？
前文已经说过，古代史书不得私修，春秋各国史书更是深藏太庙，除非诸侯与史官，别个是不可能得见的。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加上他刻意于史作，所以对春秋史事的掌握自然比孔子胜出一筹。谷梁与公羊皆为子夏弟子，前者来自齐国，后者出自鲁国。子夏虽以文学著称，但在孔子眼里并不是拔粹的聪明人。《论语·先进》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这句话的意思是子张才识过当，子夏才识不足，均未捕得事理要害。也就是说，谷梁与公羊的老师子夏有着先天不足。为说明，不妨再举出一例：
子夏读书已毕。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子弟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生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书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彦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韩诗外传》卷二）
子夏只是孔子门人，无权也没有机会看到鲁国史记，于是在向弟子传授《春秋》时不免惴度、臆断与杜撰，这在《公羊》、《谷梁》里表现比比在是。清人顾炎武在其所著《日知录》里就说：“《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
诚如刘知几所说：“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于三《传》之优劣见矣。”（唐刘知己《史通·申左》）现举两例，其余将有专文述证。
一例、《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左氏春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用现代语言来复原《左氏春秋》这一段史实是：惠公元配夫人为来自宋国的孟子（笔者按：孟是谥，子为宋姓）孟子早卒，所以声子以媵的身份成为继夫人（声，谥；子，宋姓），生隐公。后来，宋武公生下仲子（即孟子之妹），仲子生时手掌呈一鲁字纹，于是宋武公又将仲子嫁给了惠公（传文用一“归”字，说明是大礼嫁娶，而非做妾。又《史记·鲁世家》称惠公夺息姑，即夺隐公妇仲子而自妻之。），生桓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宋武公生仲子时是鲁惠公二十一年（前748年）。周礼，女子二十而嫁，“二十示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礼聘，因媒请嫁而已矣。”（见《谷梁传注》）如果仲子嫁鲁惠公时为二十岁，那么鲁惠公在位也有四十一年，今观史传，惠公继孝公位至少在二十岁以上。退一步说仲子即使在十六、七岁嫁于惠公，惠公也在六十岁以上。老翁得少妻，自然宠爱有加，爱屋及乌，惠公由爱少妻继而将爱移到爱少子桓公，于是就有了废隐公而立桓公为世子之心。但惠公囿于礼法（立嫡以长不以贤），尚未得施行而卒。隐公欲成就父亲惠公有意立桓公为嗣君的遗愿，所以到周历第二年正月时没有举行即位告庙典礼，隐公甘居摄政之位，以待桓公成年，还政于桓公。正因为没有举行即位告庙典礼，自然不会赴告诸侯国（注5），因为不赴告各诸侯国，当然就不该载于史策。《左氏春秋》将事情的原委交待得清清楚楚，十分明白。而《谷梁传》突出的是一个“让”字，之所以不书即位，《谷梁》认为是孔子“笔削”了前史的即位记载，目的在于成就隐公为掩盖惠公违背礼法、而为父隐恶的美德（注6）。因为“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谷梁传》弯弯曲曲，穿凿臆测，却忘了隐公最终被桓公所弑的事实，为父惠公讳恶，而为弟桓公彰恶，何美之有？以此来解“不书即位”那是未见鲁国史策的缘故。至于《公羊传》解释，则更是离谱。《公羊传》上来就犯了个大错误：
春者何？岁之首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古代建国必定正朔，改变服装颜色，表示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周文王到死时也只称西伯，文王称号那是武王追谥的。周之建国是在武王时，死后的文王怎么能建正（即颁布何月为正月），颁历法（注7）？况且，整个周代所用历法也从未统一过。顾炎武在论及春秋历法时说道：“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日知录》卷四）春秋时，列国虽说奉周正朔，但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孔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杞与宋，这两个夏殷奉祀国也还在用本来的历法（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即使与周同姓的晋国也还在用夏正，非独晋国，春秋列国也多习惯用夏正。如“《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如果用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笔者按：《左氏春秋》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正四月，即周正六月。）。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丑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清赵翼《孩余丛考》卷二）《尚书大传》也说：“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因此《公羊传》所称周正“大一统”并不存在，所以出现如此错误，那是因为《公羊》成书非春秋时人，并没有经历夏商周三历同在的实际生活经验。至于《春秋》为什么不书隐公即位，《公羊》说道：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将平国而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桓何以贵？母贵也。
则更是臆测错出。在《公羊》看来，隐公所以不书即位，那是因为孔子要成就隐公平顺国家之后再让位于桓公的美意。而隐公之所以要让位桓公，那是因为桓公之母仲子贵为夫人，而隐公之母声子卑为媵妾，当然比不上仲子夫人之尊。的确，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此为三代礼法，殊不知隐公之母声子在孟子死后已经由媵妾继为夫人了。韦昭《国语注》说：“室，妻也。”另，声子的“声”为谥号，如其仍为媵妾，断无谥号之理（《史记》称声子为贱妾、隐公为庶子，皆非）。又怎么能说声子卑而仲子贵，隐公卑而桓公贵呢？隐公无论从那个角度说都为当立，之所以甘居摄政之位，那是尊重惠公有志于桓公为嗣君的意愿。这里，左丘明轻轻地讥讽了惠公重娶夫人、废长立幼的不法行为。这种讥讽恰与孔子笔削鲁国史记初衷相吻。
二例、《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春秋》：“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用现代汉语复原这段话就是：夏四月君氏卒。君氏即隐公之母夫人子氏声子。声子虽身为夫人，但死后没有向诸侯发讣告，葬后也没有举行返哭于祖庙祭礼，其神主牌位也没有依昭穆次序安放到祖宗之侧，所以不书‘薨’。未安夫人礼法，没有写上姓氏，因为隐公虽身为鲁君，却自甘摄政地位，所以史官另起名称曰“君氏”。应该说，称“君氏”是史官的无奈之举，按惯例，本来应该称“君夫人子氏”（见《左氏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或“隐公母夫人子氏”，而此处只用“君氏”省称，其中奥妙与隐辞，身为太史的左丘明最能体会！《公》、《谷》则认为“君氏”是周王室世卿“尹氏”，《公羊》与《谷梁》诚知“外大夫不卒”，即鲁国以外，包括周王室及诸侯国卿大夫之死均不登录鲁国史策的成规，而这里却要载于鲁国史策，这是为什么呢？两传认为 “天王崩，诸侯之主也”，意即认为周平王死，尹大夫成了天下的主管，所以书而讥之。正由于《公羊》《谷梁》两传有此一解，结果影响后世一大批人，并编造出各式说法，诸如“尹氏主丧”（意为尹大夫在操办周平王丧礼）等说来攻讦《左氏春秋》为妄传。元代黄泽对此颇为不解，他说：“古策书之体甚严，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世卿，便须考究尹氏名某，周之卿却为何官于鲁，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载鲁之史策？既已不知来历，又何知其为讥世卿？”（元赵汸《春秋师说》卷上）《公羊》、《谷梁》两传既认定尹氏为男子，而春秋时期男子绝无称氏的道理。清代毛奇龄有着同样的反驳。他说：
《公羊》欲如字解《经》，而不识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则鲁何得书？曰：讥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来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讥？且未有书卒以为讥者也。且亦何得书此？又曰：鲁隐奔平王之丧，尹氏为王丧主，故其卒来赴，而鲁史书之。《谷梁》亦遂袭其说，两传相同。夫平王之崩见《经》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尹氏卒，计与尹氏之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则此二十八中，毋论隐公不奔丧，即奔，自东鲁至成周，此时尚未达也。即达，亦尹氏随卒，必不能为王作丧主也！况春秋十二公并未闻有奔王丧会、王葬者。凡《经》《传》恒例，公出必书，岂有奔丧、会葬诸大事，而公出入不一书者？如以为常礼不书，则在襄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孙得臣如京师，而京特书之。是遣送当书，况亲往也！且隐不奔丧，则在《经》与《传》明言之者，《经》于春三月书天王崩，夏四书尹氏卒，而于秋则复书武氏子来求賻，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鲁，漫然无以应，不惟不亲往，并不遣卿大夫往，故来求赙。向使公奔丧，则赙之，不再求矣。（清毛奇龄《春秋传说》））
事实是“君”字变成“尹”字，那是因“君”下面“口”被磨损而缺如，而决非左氏之妄。《公羊》与《谷梁》及其追随者如此来附会、穿凿与望生史实，岂不深险太甚！而“《公羊》、《谷梁》所据之事多出于流传，并未亲见鲁国国史，故二传所载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间却有老师宿儒相传之格言，赖此二传以传于世，辨之亦易也。较之《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以发明圣经，则去天渊矣！” （元赵汸《春秋师说》上卷）
以上是旁证。直接证据是清人马骕《左丘明小传》里的一段文字（注8）：
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当为宰，即相），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臣丘，其圣人与？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不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小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子为司徒。《左传事纬前集卷一》
左丘明讽喻鲁定公阻召三桓动议，不独出清人马骕，再向前追溯，宋代也有同样记载，这就是宋人孙逢吉撰写的《职官分纪》，其记与马骕同。对此，怀疑者以为此段狐、羊之喻颇有战国策士味道，且“司徒”不见于《孔子家语》，故断定是战国时文字。《孔子家语》并不就是孔子记录的全部，且有王肃伪作嫌疑。以现存《孔子家语》有或者无来判断孔子行事，并非唯一根据。至于讽喻的文字，《左氏春秋》中也并非全无，如《左氏春秋》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讽喻，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将所说故事事理推及到要述说的事物之中。如昭公二十九年：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鬷蔑恶（恶，丑也），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
岂不讽之又讽，喻而又喻？讽喻，并非战国时才有。且看楚国《梼杌》一段：

庄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部左右君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飞不呜，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飞，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楚史梼杌·隐戏》明吴琯校订，商务印书馆本）
须知任何风格文字决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必植根于前代文字土壤之中。战国文字同样是在吸纳春秋文字养分之后渐渐生成的。退一步论，上述左丘明的讽喻即便是战国时人的，那也至少说明，战国时人对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并无异义。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已得确证，这就为考证左丘明的生年行事奠下了基础。
二 左丘明之父左倚相
考证左丘明的生平行事，则不能不追及他的父亲为谁，因为从其父那里能够深层次地明暸左丘明之所以成为伟人左丘明。
左丘明的父亲是谁？明代王圻说得最为明白：“左丘明中都人，《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续文献通考·道统考》卷二百）何为后？古人有成规，这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即左丘明的父亲是楚国左史倚相。与王圻同说的还有明人郭子章：“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后也。”（《圣门人物志》 卷七先儒一）清人熊赐履：“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学统》 卷三十四附统）清人张行言：“左丘明，魯人。《一統志》兖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后也，亲受经于孔子。”（《圣门礼乐统》卷十一列传）“左丘明为倚相之后，古书俱载。”（见前文纪昀第二个折子）更有将倚相与左丘明比之如刘向、刘欣父子者，如明人茅坤：“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刘向父子数君子者不能过也。”（《茅鹿门文集》卷三十一杂著）可知明清两代对左史倚相与左丘明的父子关系大为认同。这种认同不自始于明清，宋代就已有是说，如朱熹说：“《春秋》难看，三家皆非亲见孔子。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七）朱熹一派认为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后”，而“后”到战国时楚国人是另一码事。再上溯，唐代也有是说，如来鹄《圣政纪颂》诗：“暨乎后相图身，天子专问。我独以言，史不得近。丘明见嫌，倚相在摈。秉笔如今，随班不进。”（《全唐詩》 卷六百四十二）纵观来鹄《序》与诗文，其将倚相与左丘明连称，也透露出其父子关系。那么，此说是否始于唐呢？答：不然。倚相与左丘明为父子则早已口传于世或载记于册，只是口河有阻，后人不得一闻，或古籍湮灭，后人不得一见而已。当然，对倚相亦有异见者，明人顾应祥说：“丘明若果为倚相之后，当以倚相为姓矣。”（《静虚斋惜阴录》卷五）这当然是一种错说。殊不知左史是官，倚相是名，其中省略其左姓，是春秋时习惯于此种称谓，这与孔子的得姓是两码事，孔子父亲名叔梁纥，如果依顾应祥的说法，孔子岂不应该姓“叔”或“叔梁”了（注9）？
关于倚相由小邾国去楚，前文已有所述及。人或有不解，小邾去荆楚千里之遥，怎么会有如此求官者？其实春秋时期，诸侯国多用“客卿”。如巫臣适吴以病楚，伍员强吴以入郢，晋用楚之亡臣，故有声子发“楚材晋用”之叹。其时，国与国之间也并无严格的疆界，都邑与国往往合一（有宗庙社稷称都，无则称邑），更无战国时的关隘边卡，人员出入自由得多，这就为外来求官之士大开方便之门。孔子三十五岁去齐求官，直到四十二岁，曾做过齐国高昭子家臣。五十六岁又再次去卫、陈、曹、宋、郑、晋、蔡、楚诸国求官，且也曾出仕于卫，拿过六万粟官奉。非但初仕者，就是原有官员，凡三谏而不被采纳者，即可不辞而别，到别国另辟仕途。《春秋》鲁襄公十年（公元563年）“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于柤。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晋灭偪阳转赠于宋国，其后楚伐宋，并将偪阳取为己有，到楚灵王时，改偪阳为傅阳。楚国何时取有偪阳，《春秋》与《左氏春秋》无载，当为《春秋》襄公十二年“楚公子贞帅师侵宋” 一次，时为公元561年。其时距倚相去楚任左史足有三十年（下详），也就是说，倚相童年直到青年生活时期的小邾国已经与楚国毗邻了。这三十年里，楚国文化触角已经影响并植根于小邾国土壤，倚相由他的家乡小邾国赴楚国求官，岂不最为便捷，极为自然？倚相初仕楚国并任左史，当在公元前530年冬天，即鲁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十一年。《左氏春秋》昭公十二年里有这样一段话：楚王与子革论政，“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说这段话的背景是：这一年的冬季，楚灵王在州来（今安徽凤台地）狩猎，其时楚国的五位大夫已经包围了徐国，目的在于杀鸡哧猴，恐吓吴国（吴与徐，舅甥之国）。楚灵王再宿于乾谿（今安徽亳州与涡阳之间，三宿为“次”），作为围徐后援。对此，《左氏春秋》有一段诗情画意的叙述描写：一天夜里大雪飘，楚灵王头戴皮帽，身穿禽兽毛绒大衣，翠鸟装饰的縀披，脚登豹皮暖靴，手执马鞭，太仆析父跟随而出。正巧遇到守夜的右尹子革。“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这是一段饶有意境的描写。透露出如下消息。第一，倚相与右尹是第一次相见，不然楚灵王不会如此郑重地向身为令尹的子革绍介倚相，夸奖倚相史才并责其关照；第二，倚相赴楚求官取道偪阳，向西南去凤台猎场，得到楚灵王认同。而不是在楚郢都相会于楚王。第三，其时的楚王只夸赞倚相史才，尚未任其为史官的成命，授倚相左史官，那是楚王回郢都以后的事。《楚语·楚语上》另有如下载记：
左史倚相廷（廷，清王引之以为“往”之误）见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之，举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无亦谓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谤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儆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犹不敢骄。今子老楚国而欲自安也，以御数者，王将何为？若常如此，楚其难哉！”子亹惧，曰：“老之过也。”乃骤见左史。
《楚国编年资料》将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定在楚灵王十一年“子革论政”之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楚国编年资料》），当是。“廷见申公子亹”是倚相到楚都郢城，正式授予左史官职之后的一次重大公关活动。
倚相为楚国左史，初事灵王，继事平王、昭王。平王在位13年，昭王在位27年。楚灵王12年（公元前529年）灵王自缢，倚相事灵王只有二年。事昭王多少年，史无确记。《国语·楚语下》有下面一段文字：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
王孙圉聘晋不见于《春秋》、《左氏春秋》。楚昭王在位二十七年里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与吴国的争夺上，到楚昭王二十五年“乃谋北方”。这一年楚大夫单浮余围蛮氏，蛮子赤逃至晋国阴地，楚国要胁晋国交出蛮子赤（事见《左氏春秋》哀公四年），大夫王孙圉聘晋大概也是为此。如果是，则楚昭王二十五年倚相仍在楚国。此后，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487年），也就是鲁哀公六年，孔子去楚国求官时，亦无倚相记载。由此推知，自楚灵王十一年至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30--491），倚相在楚国任左史官足有三十九年，如倚相三十岁之前入楚，三十九年之后回到他的故国小邾，已经是癯然一叟！
楚国视倚相为“国宝”，“誉高周、楚”（《史通》语），即使于后世，也是明星高悬。唐人刘知几《史通·辨职》赞道：“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史佚与倚相被刘知几立之为史学高标。那么倚相的高才博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孔子的博学来自于“每事问”（《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那么倚相博学则更多的来自家学。《晋书·左思传》：“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说的是，左氏一族起始就有致力学问的传统，直至晋代，齐国左公子一族一直保持勤学博采家风。可以想象，当年齐国左公子一支逃至小邾国之东蔇，其简书椟册当是汗牛不绝。须知，春秋时期，书简与学问，除公族、卿大夫，决非一般人所能有。倚相的博学广知，“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则完全得之于深厚家藏。这在动乱浮躁的春秋时代，在身处荒蛮初辟的楚国，尤其显得焯然高标。
刘知几在述及史家功勋时说：“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史通·辨职》）与人们在论及司马迁的伟业不能不谈到其父司马谈一样，在考述左丘明生平行事时，不涉“誉高周、楚”的倚相，左丘明又哪得其骨其肉？
三左丘明行事述征
（一）左丘明生年考述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倚相为左丘明之父，且有确凿仕楚纪年。笔者断定左丘明生年约在鲁昭公十一年（注10）（周景王十四年，楚灵王十年，即公元前531年），少孔子约二十岁。以孔子为参照。孔子父亲叔梁纥嫡妻生有九女，无子。其妾生一子孟皮，有足疾。再娶颜氏女徵在（《史记·孔子世家》以为野合），生孔子。孔子生时，叔梁纥已六十七岁。孔子十九岁娶亓官氏，二十岁生子鲤。（参见宋人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四库全书》本）。应该说孔子娶妻生子鲤是为平常，而叔梁纥六十七岁生得孔子是为特别。因为古籍、传说并未闻倚相特别，因此以倚相二十几岁生得左丘明，留出倚相子女排行误差，那么倚相约在二十六岁时生得左丘明为是。又，倚相在楚先后事灵王、平王、昭王计约三十九年，如果倚相是在二十八九岁时仕楚，左丘明其时也只有二、三岁。故断定左丘明的生年约在鲁昭公十一年前后，即公元前531年左右。
（二）左丘明少年时期考述
左丘明出生在小邾国之东蔇，其少年时代也生活在小邾国之东蔇。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时去齐求官，至鲁定公元年，四十三岁返鲁，其间八年，并没有妻子相随。孔子自五十六岁去列国求官，至六十八岁返鲁，其间长达十二之久，同样未携妻子。此只是一例，只要翻检《左氏春秋》，均不见有其他人携妻子求官的成例。因此倚相去楚时不带妻子则在时俗之中，也就是说倚相虽仕于楚，左丘明母子仍然留在东蔇。唐人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大凡一个人的语言形成，均在少年时期，而至老不改。本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撰有《左传真伪考》（三十年代由陆侃如翻译，并参入高氏另作，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书名为《左传真伪考及其它》）。高氏从语言（用词用语的不同）角度将《左氏春秋》、《论语》、《孟子》三书作比较。其中有：

比较词语	左氏春秋出现次数	论语出现次数	孟子出现次数
若（假设）	334		2
如（假设）	3	17	37
若（某）何	82	0
如（某）何	2	24	20
若（像）	3	13	71
如（像）	199	69	50
不（弗）如	102	12	12

（表内只是高本汉举例一小部分，其余不再罗列）
暂不说高氏结论如何，单从高氏所列众多用词不同上则可看出《左氏春秋》语法基本一致，这不止说明《左氏春秋》少有外人参杂，而且左丘明所在小邾国与鲁国本土成长的孔子（《论语》虽为弟子记录，其原话不会相去甚远）、孟子语系也有所不同。如同今日一样，曲阜兖州一带属鲁西语系，而峄县属苏北语系。左丘明的语法植根于小邾故土，此其一。其二，邾与小邾，父子之国，象这样先为采邑，很晚才得子爵的国家，在春秋的“国际舞台”上本应该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注11），然而在《左氏春秋》中所占笔墨却俨然大国，这些则又说明了他的少年乡土情结。
（三）左丘明青年时期考述
前面已经说过，楚国郢都（楚文王定都于郢，即湖北江陵之纪南城）去小邾国虽相距千里，然小邾去楚国地界却一步之遥，因此青年左丘明屡屡赴楚，不仅为了探父，也是为了周游，古今有志青年无不如此。《左氏春秋》里众多鬼神巫术恰恰是左丘明熟谙楚国风土迷信的痕迹，也证明左丘明骨子里本来就有的巫筮理念与《易》卦思想。
孔子不言鬼，对鬼的解释也很干脆。他说：“鬼者，归也。”即人死之后回归于土。鬼即神，神亦为鬼，贤人、圣人死后为神，一般人死后为鬼。清钱大昕说：“人不忍忘其亲，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礼。经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一部《论语》言及鬼神也只有四处，而且用的是同一意义。如《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为：祭祀的不是自己先人，那是诌媚求福。）《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为：恭敬鬼神虽相去遥远，但心怀虔诚，就是智。）《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意为：对于禹真的无可挑剔。节食来祀奉先人，缩衣而置礼服，不顾低矮宫室，却致力治理田间水沟。我对大禹，无可挑剔。）《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为：子路问祀奉鬼神的事。孔子说，侍奉生人尚谈不上 ，还谈什么死人！）对于鬼神，《孟子》一书更是只字也无。而《左氏春秋》却不然，以鬼神为话题的地方就达六十四处之多（同一话题含多个“鬼、神”字只算一处），以出现次数计：“鬼神”25次，“鬼”字8次，“厉鬼”1次，“神”字76次，“明神”8次，“神人”2次，“大神”2次，“河神”1次，“汾神”1次，“山川神”1次，“星晨神”1次。这若干“鬼神”之中意义与《论语》相同也只有屈指几处，其余皆是“真鬼真神”，也就是荆楚迷信的鬼神。至于《左氏春秋》中的其它怪异，诸如梦魇（如晋侯梦大厉、吕錡梦射月之类）、复甦（如宣公八年的奏谍）、妖怪（如石妖、蛇妖）、报应（如申生显灵、结草老人）等等，则更是《论语》乃至先秦儒家所不齿。凡此，只能说明左丘明有着另一种生活与成长之路。
早在三苗、百濮时代，巫风就弥漫于荆楚大地，迷信鬼神，崇尚祭祀，恒歌长舞，以娱鬼神，成为人生第一需要。东汉王逸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王逸《楚辞·九歌》注）。荆楚鬼神比儒家鬼神概念内涵要大得多，儒家鬼神只是指死去的先人，而荆楚鬼神除儒家这一意义外，已经扩展到山川万物，且不只有尊贵与卑下之分，另有“厉鬼”、“明神”的善恶不同。荆楚巫术以为人可操纵鬼神，令鬼神为人的安心立命开出一条光明大道，而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以至顺天由命。如少师请随侯追击楚师，季梁止之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氏春秋》桓公六年）。不止人可主鬼神，人神还可进行交流。如“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氏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三十多年前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专讲巫术占卜的《日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墓主人为秦国人，死后将此书携之于冥间，足见对其影响之深。《左氏春秋》里所有巫术占卜等迷信同样来自荆楚濡染，而这决不是读了《日书》等简册所能形成的，如未有较长时间投地随俗，万不能致此之深。在这一点上，左丘明与云梦睡虎地那位秦人墓主又何其相似！结论是左丘明的青年时代不止来往于小邾与楚之间，而且更在楚国生活了多年，在其人生旅程已经将心灵触角深入到楚国的信仰理念之中！《左氏春秋》中上述载记，虽然出自于所记人物言行，然而却也反映出左丘明史作的取材迷信与理念。对此，公羊派范宁攻击左丘明为“诬”（诬淫诡僻，不合圣人之道），清人赵青藜说：“岂有诬哉，亦求其艳且富焉可矣！”（《读左管窥·左氏好怪辨》商务印书馆版）赵青藜的话只应该看做是打趣，不该否认左丘明骰子里“诬”的倾向，然而这毫不影响左丘明的伟大功绩，相反，更增加了他人格的鲜活度，更让后人看清他世界观形成期时代的、地域的、人际的、信仰的诸种色彩。
邾与小邾，在《左氏春秋》中所用笔墨不亚于准超级大国，那是左丘明故国故土。同样道理，楚国对左丘明说来同样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这些都不能不在《左氏春秋》中不自觉地流露，“梼杌，四凶之一，言顽凶无梼匹也。楚国之史名曰梼杌，以记恶为主。”（《春秋左传详节句解序》宋朱申注）《左氏春秋》流着楚国史官倚相史作、流着左丘明青年时期在楚地形成的鬼神理念的血液，则是十分自然的事。
（四）左丘明任鲁国太史考述
楚国史官有左右史，鲁国史官则只称太史，《左氏春秋》昭公二年有“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其证（肥城说云，左丘明任鲁左史，那是不读书的臆说。）。左丘明何时出任鲁国太史的呢？笔者以为当在鲁定公六年，左丘明其时约27岁。这一年（楚昭王十二年）因为楚国屡吃败仗，郑国趁机灭掉楚的属国许，接着吴太子终纍大败楚国水军，俘获潘子臣等七位楚国大夫，楚国陆军在繁阳败于吴国而丢城失地，一时间楚国上下风声鹤唳，“大惕，惧亡”，楚国国都也不得不由郢迁至于鄀（鄀，湖北宜城东南。由江北迁至于江南，见《左氏春秋》定公六年）。鲁国的情况相对好些，这之前鲁昭公薨于乾侯，鲁定公即位，结束了昭公长达八年流亡齐、晋，而鲁国无君的尴尬局面，其时孔子也结束了八年齐国求官生活，返回鲁国。楚国动乱，鲁国走上相对平静，这自然是倚相考虑左丘明仕途何去何从的选择条件。其次，鲁国毕竟是“周礼尽在”的礼仪之邦。韩宣子看到《鲁春秋》之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唐人房玄龄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房玄龄《管子》注）韩宣子赞叹的是鲁国的史记完全按照周公的成法，不走样。足见鲁国史记与别国迥然不同。而矢志于史作的倚相与左丘明父子，选择鲁国这样一个有成法邦国，岂不更能名垂后世？须知，此时的左丘明恰为风华正茂之年，仕途起点的审慎选择，古与今是一样的。
左丘明于鲁定公六年赴鲁，在《左氏春秋》中也还可以找出旁证。以“不书”为例。《左氏春秋》中的“不书”，皆为解释、说明文字，而要强调的“不书”，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对《鲁春秋》，即孔子笔削之前的鲁国史记做解释（大凡“无经之传”系此）；二是对《春秋》，即由孔子笔削之后的经文的解释（大凡有经之传系此）；三是《左氏春秋》自述事实、事件本身需要的脚注。现将《左氏春秋》中鲁国十二公出现“不书”次数统计如下：
隐公16次
桓公2次
庄公1次
闵公1次
僖公10次
文公14次
宣公2次
成公2次
襄公12次
昭公1次
定公0次
哀公2次
在十二公中，唯独定公“不书”为零。而其时正是左丘明出任鲁国太史期间，所书史策已经清清楚楚，无需外加解释。应该看作左丘明自信的表现！再看哀公两处“不书”，第一个“不书”是：

哀公元年：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这是段“无经之传”，非但无经，鲁国的史策也断无此段文字。因为左丘明说得很明白：吴国侵入越国，是因为吴越两国均不赴告，不赴告，史官则无权、也没义务书之于鲁国史策。《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韩诗外传》第十八）不当书于史策而书之，则是有违成法。但作为《左氏春秋》则又不可不对此给予忠实记录。文字简约，那是因为身为太史的左丘明自己对事件的原委也不甚了了所致。哀公的第二个“不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
这是一段“有经之传”，经文是哀公十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一段文字与隐公三年“君氏卒”一段传文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仔细把玩却又大不相同。前者是对前史策书的解释，此处当为对自已策书的说明。对于孔子及季氏的临弔细节，如果左丘明不亲临现场，决不会如此细腻而周翔。

（五）孔子《易》趣源于左丘明考述
左丘明出任鲁国太史官时，鲁国的情况是：其一，国家大政由季桓子为首的三桓把持，清人马骕说道：“哀公之世征伐盟会自三桓出，争城攘地为三桓有，三桓所欲，公不得而知也，鲁几无君哉！”（《左传事纬》卷十一）事实上此种局面早在定公时就已如此，大权旁落在三桓手里，而三桓实际上又被“陪臣”所掌控。季桓子家臣阳虎囚季桓子，逼其盟誓乃至与鲁君、三桓盟誓即是一例。其二，孔子由齐国回到鲁国之后，阳虎虽邀过孔子出仕，终因深痛鲁国“君臣上下皆失其正”，从而对仕途心灰意冷。其时的孔子，一方面，致力与鲁国礼乐官员论乐礼，整理《诗》、《书》、《礼》、《乐》。另一方面，忙于收授四面八方纷至踏来的门徒。应该说这是孔子最为惬意，也最有成就的时期。对于孔子这样一位“国际名人”，左丘明来鲁为太史官，自会有求教与来往！
晋人杜预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春秋左传自序》）。此话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一部古籍将左丘明列入孔门弟子之中，历代学统之书，也没有一部将其纳入儒家“正统”之中，充其量为“附统”（见清熊赐履《学统》）。左丘明来鲁时已经是太史官，而孔子虽然已有名声，但却还是一介布衣，即使后来有同观鲁史《春秋》之事，也还未见左丘明有昄依孔门的记述。所以，左丘明与孔子自始至终是一种“同圣”同心的朋友关系。对此，宋人刘敞说道，如果左丘明受经于孔子，“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刘敞《春秋權衡》卷一）。刘敝是“非左派”，但他有如此发问，并不为故意刁难。
左丘明与孔子的学术交流始于《易》。应该说，左丘明对于《易》与占卜是超凡的，这在《左氏春秋》中反映得特别突出。左丘明黯熟于《易》不只承继父亲倚相《八索》的传授，也来自身在楚国时的濡染。而这之前的孔子热衷的是演“俎豆”、习礼法，“克己复礼”，对《易》则少见于《论语》记述，唯一一次提到《易》的地方，恰恰是在左丘明来鲁之后。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论语·述而》疏，四库全书本）。为什么呢？“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穷理至命之学也。”（宋罗泌《路史》卷十四）说这话时孔子正四十七岁（见《为政》、《述而》疏），即左丘明来鲁国的当年。通察《论语》及有关史书，除左丘明外，没有一个人敢在孔子面前说《易》的。由此可知，孔子的话正是在与左丘明论《易》时说的。为什么要“加我数年”（意即等我数年）呢？因为孔子其时正在忙于修订《诗》、《书》、《礼》，《乐》。用现在的话说，他正在整理编写教材，以备教学急需。他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没有食言，这之后，孔子果真痴迷了《易》，且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最后还为《易》作《传》（注12）。这一年，孔子正好五十岁。孔子的好《易》得之于左丘明，或言，如无左丘明，则无孔子的《易传》。
（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语言背景考述
《论语·公治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是《论语》中唯一一段有关左丘明的文字，也是“今文家”视为“自比我老彭”的一段。查《论语》中评论人的地方不少，但比较起来，所评论时人比古人多得多，单就《公治长》一章有所评论的就有微生高、伯夷与叔齐、宁武子、季文子、臧文仲、晏婴、孔圉、子产、宰予、左丘明等（不计其弟子）十处，其中只有伯夷与叔齐一处属古人，其余皆属“时人”。如果说左丘明为孔子“窃比於我老彭”的前贤，则认同、赞许的口吻也绝非如此，如“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治长》）用的是属述评口吻，而对左丘明一处，用的则认同与赞许口吻。
鲁定公九年，孔子正式登上鲁国政坛，起始为中都宰（乡镇首脑）。这一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適，通“嫡”），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史记·鲁周公世家》），事败而逃至齐国。第二年，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也还是这一年，孔子最为风光一件事就是齐鲁“夹谷之会”，由于孔子的机智与据礼抗争，使得鲁国从齐国那里既赢得尊严，又收复了失地。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以“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为由“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凡此，历历在身为鲁太史左丘明之目，引得左丘明的景仰与认同，当然也得到了鲁定公的高度赏识。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动议，而左丘明 “与狐谋皮，与羊谋羞” 的讽喻，完全改变了鲁定公决策日程。鲁定公十四年，孔子顺利地登上鲁宰（相当后世的“相”）大位。
左丘明不俯仰三桓强势，不隐瞒自己是非憎恶，且在关键时刻助孔子一臂之力。孔子对左丘明与己的气相投、习相通，除领略、赞许、尊敬之外，更有感激之情。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孔子对左丘明的由衷之言，肺腑之语！此话当针对此事无疑。
（七）《左氏春秋》起笔于孔子笔削鲁国春秋之前考述
孔子摄行相事，立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三个月后，“鬻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塗（途），塗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家语》）这使得齐国大为震惊，认为如此下去，鲁国必霸，鲁国称霸，则齐国必然受到威胁。于是选了齐国八十位美女，“衣文衣，舞康乐”，另加三十匹骏马，浩浩荡荡开进鲁国，当权者季桓子与鲁定公欣然受之，终日怠于政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晋杜预《春秋釋例》卷四）孔子三谏而定公不从，这对孔子无疑是当头一棒！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 （参见宋胡仔《孔子编年》）于是孔子由此开始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漫漫求官之路。
孔子的出走对左丘明来说是不小的震动，在他把持的鲁国春秋没有记载，因为那是鲁史《春秋》专记“齐桓、晋文之事”（引《孟子·离娄下》语，引此义为专记君侯），其情可原，但在《左氏春秋》中也未留下一字，这不能不令人惴测其内心的隐痛之情。然而左丘明与孔子所追求的毕竟不完全相同，孔子走的是一条求官复礼之路，左丘明追求的则是史家的责任与不朽的史作。孔子出走之后，尤其是他经历鲁哀公三年鲁宫室那场大火之后（参见《左氏春秋》哀公三年），越发激起他作为太史的责任感与写作欲望。其时，他的父亲倚相也由楚国回到小邾国之东蔇，左丘明的理想与志趣，受到倚相的肯定与鼓励。于是他便利用史官的方便条件，以鲁史《春秋》为纲，旁搜百征，包括从他父亲倚相那里所得，筹备并开始他《左氏春秋》的不朽著作。此时当在左丘明约四十三岁。即鲁哀公四年。因为之前的一年五月鲁宫的那场大火，太令人惊心动魄了：有人在鲁宫纵火，延及到宣公、僖公两庙成灾。（《左氏春秋》宣公十六：“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氏春秋》对此次火灾作了大段绘形绘心的描述，而整篇关注的是典籍史策的抢救。作为太史，对其触动绝非一般，这大概就是《左氏春秋》写作的直接动因。因为简策典籍毁于一旦，对于一个史官将是终生遗憾。
《左氏春秋》始作于孔子笔削鲁史而成经《春秋》之前，其旁证有：
第一，《左氏春秋》与《春秋》向为单行，只是到了晋代才由杜预将两书合为一书，即先“经”后“传”。如果《左氏春秋》写作起始就是为解孔子笔削后的《春秋》，那么也应该与杜预《经》《传》合并后的体例一致才是，然而《左氏春秋》并没有如此体例。
第二，如果说《左氏春秋》是为孔子笔削后的《春秋》所作的“传文”，那么，“经”与“传”应该弥合得十分融洽、得体、就象《公羊》《谷梁》与《春秋》那样一对一地解释，不应有大量的有经无传、无经有传、合经而传、经传不合，乃至于思想、理念上的矛盾才是。其中最可玩味的是，如果左丘明是专为解经《春秋》而作《左氏春秋》，那么他应该在经《春秋》煞笔而《左氏春秋》也随之搁笔才是，然而左丘明却又续写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史记。由此可见，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早有自己的写作构思、规定。
第三，正由于上述种种不相吻合，于是“非左派”们则进而否定《左氏春秋》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如明人郝敬说：“踳駮舛谬不可胜数，岂亲圣训见而知之者欤？”连今人杨伯峻、童书业（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也认为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进而断定是战国时吴起所为。殊不知“非左派”恰恰为《左氏春秋》写作于孔子笔削《春秋》之前提供了旁证。
春秋时无纸，《左传序》：“大事书于策，小事书于简。”简策与牍是书写载体。简策就是竹片，需要“汗青”并刮削到一定尺寸方可书写。椟就是木片，同样需要刨平并制成一定规格尺寸（注13）。“古人是竹书简帙，重大其成。”（元黄泽语，见《春秋师说》）写作是一件相当艰苦与麻烦的事，试想，长达二百五十余年历史，洋溢十八万余字的《左氏春秋》，不要说资料的来源、阅读、取舍、照应，单就书写一项也非一时之功。《左氏春秋》写出大概，孔子方归于鲁，方有笔削鲁史之意，其时《左氏春秋》已经很难与笔削之后的孔子《春秋》相为机杼了。“非左派”不明这一层，从而生出种种不实之辞，不足为怪。
（八）左丘明作《左氏春秋》与孔子笔削鲁史《春秋》考述
孔子结束长达十二年飘零浮海的求官生活，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也年在六十八岁高龄，应该说身心相当疲惫。《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要，腰也）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与凄楚：形不似，而心似！处处为诸侯着想，时时为修复周公之治，而却四处碰壁，精神的凄凉、彷徨、零落与无奈，全在一个“丧家之狗”的比喻之中。
孔子回鲁国之前，并没有修春秋之意，回来之后，为什么对修史感兴趣了呢？古籍将其诱因归于哀公西狩获麟。《史记》是这样说的：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认为仁兽出现只是虚应，为什么呢？因为麟是仁兽，有王者才出现，无王者则不出现。孔子说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见《左氏春秋》成公二年）而麟的出现，则是名与实都废，于是他要出来正名。加上他深伤自己终生不遇，无颜见于世人，也就产生根据鲁史而修《春秋》的念头，以此来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对于孔子笔削鲁国史记的动机，后世儒家虽有多种说法，但大致不出《史记》这段话。至于孔子的经《春秋》笔削在前，还是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写作在前？司马迁说得也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左氏春秋》是解经《春秋》的，所以必先有经《春秋》，之后方可有解经的《左氏春秋》。其实这只是情理上的说法，因为司马迁《史记》成书时，是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名声大噪之时。正因为上述种种，而将孔子笔削鲁史来自左丘明写作《左氏春秋》的直接诱因掩盖了。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经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孔子出行列国求官之时，这一阶段《左氏春秋》写作所依据的纲目是鲁史《春秋》；其二是孔子返鲁，孔子笔削鲁史成经《春秋》之后，这一阶段《左氏春秋》所依据的纲目是鲁史《春秋》与孔子笔削后的经《春秋》。细观《左氏春秋》，释鲁史《春秋》的成份远多于经《春秋》，只不过有了经《春秋》之后，左丘明更加注意孔子笔削鲁史的初衷，即尊周公策书成法凡例，“据行事、仍人道，褒讳贬损”罢了，此其一。其二，《国语》收有大量春秋之前的史实，从左丘明收集大量西周资料看得出，在孔子回鲁并与之同观鲁史春秋，定夺写作起始之年之前，左丘明是有构思、有准备、有徘徊、有保留的。经《春秋》与《左氏春秋》最后统一到起笔于隐公元年，只能视为孔与左“同圣”的结果。
今人杨伯峻认为孔子不曾笔削过春秋。他说，如果说孔子与鲁史《春秋》有些关系，则“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春秋左传注·前言》）。鲁史《春秋》是周公封鲁至孔子生前的整个鲁国史记，杨伯峻的说法如成立，笔者不仅要问，第一，孔子是拿整个鲁史教授学生的，还是只截取隐公至孔子生前这一段鲁史来教授学生的呢？如果是后者，孔子为什么只选取这一段？第二，国史简策这样极端机密文件怎么可能原封不动地搬出做教材？一向尊周守礼的孔丘怎么敢如此妄为？第三，这样的教材如无解释，不要说后人读不懂，时人也会被掷入云里雾里。明白地说，孔子笔削之后的经《春秋》绝非鲁史《春秋》的克隆版。孔子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滕文公下》）第四，孟子去孔子最近（孟子生于前372年，孔子卒109年孟子生。），《孟子》两次明言孔子作《春秋》（见《孟子·滕文公下》与《孟子·离娄下》）。杨氏因孟子用了一个“作”字（注14），从而否定孟子的记述，进而否定孔子修《春秋》，以为孟子之说是虚假不实之说，孔子修《春秋》压根儿没有其事。杨氏度己之迹而削他人之足，实在过分了。
真要计较起来，“修”与“作”都不准确，古籍所说的“笔削”也只是面对于文字载体竹简的“填”与“删”的形象说法，决不说明孔子真的在原鲁史简策上刮削与添补。而是简约其文，将史实化为判辞，书于另简。换言之，经过孔子“简约”之后，抄于另简，而原始鲁史《春秋》仍原封未动地保存着。《史记》有“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吴太白世家》）司马迁所说的“《春秋》古文”就是鲁史《春秋》，因为单就后世存在的经《春秋》，怎么读也读不出司马迁“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来。对于“《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十）有人指斥《春秋》文风与体例不统一（见杨伯峻《春秋左氏传·前言》），那是不明孔子笔削《春秋》，只不过是据自己的理念需要摘录，简约成判词纲要，以备作“传道授业”的讲学纲目而已。举个例子：
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正义曰：“晋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旧史，隐其召君之阙，以明晋侯之功德。功德，谓尊事天子是也。丘明为传，所以写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
这虽然是孔子与左丘明同观鲁史时所定的调子，但也说明孔子对鲁国旧史并非无动于衷，而必有删削与改动。对此清人赵翼说：

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陔馀丛考·春秋》）
孔子是人，而不是神，即使孔子平日十分留意各国之史，也不可能胜过史官掌握的丰富与详尽。况且孔子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之后接触鲁史《春秋》，到哀公十六年四月去世，前后也只有两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要教授大量弟子，一要要翻检几百年的旧籍简策，其难度可以想像得到。清人袁谷芳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清袁谷芳《春秋书法论》）如将这段话改为：“《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约成纲目（讲学纲要）藏之，以备传信。” 如是，则更贴近事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察各种古籍，知孔子尚未 “传信”----即还没来得及传授给弟子就去世了。即便如此，但孔子笔削之后的《春秋》却在，所以鲁君子左丘明担心孔子“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从而在《左氏春秋》后续写作之中，也尽量向孔子笔削之后的《春秋》靠拢，从这个意义说，司马迁将孔子笔削鲁国《春秋》列在前，将左丘明《左氏春秋》列于后，也不为过。
（九）孔子与左丘明观鲁史考述
古籍有种说法，即“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尚史》卷八十五引严彭祖注）今考，孔子一生只去过一次成周洛阳，那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时的事，与左丘明同乘于周都观史不见其它记载，事理与情理也不妥。而孔子与左丘明同观鲁史则并无疑义，因左丘明时为鲁国太史，即便是孔子“自观”，左丘明的这道门槛也还是要过的。
孔子《易》趣来自左丘明，笔削鲁史《春秋》的诱因，同样来自左丘明。孔子在当时不过是鲁国的臣子，周王的陪臣，孔子所以为孔子，全在他矢志于学的精神。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好学，凡利于“复礼”，孔子更是拳拳在心。清人赵青藜说：“圣人忧患之心无日不切于天下……东迁以后，輶轩之使不下採，而列邦自为其风气，荡然无复礼义之存。”（《读左管窥》卷上）纵观孔子一生，虽然常常感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种种流弊，然而他却没有改造这种社会现实，使之与时俱进的觉悟，而是以为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无比的，他的终生奋斗目标只是“克己复礼”。所以当左丘明向孔子垂询未完稿的《左氏春秋》时，这对孔子说来简直就是一石千浪！因为这是最能寄托孔子一生主张“中庸”心志之举，由左丘明引发孔子矢志“笔削”鲁史春秋的热情可想而知。如果孔子年纪轻点，仍能奔波于四处求官之路，他断不会有此旨趣！对此清人沈钦韩入说得最为得体，他说：
礼者，奠天下之磬石也，礼废，则天子无以治万邦，诸侯无以治四境，大夫无以治一家。时则下陵上，夷裔乱华，亡国破家，杀身如偿券。孔子伤之，欲返诸礼，而无其位，故因春秋以见意，以为修整于既往，其召福祥也如彼，悖乱于当今，则婴（婴，缭绕难去也）毒祸也如此。左氏亲受指归，故于之源流得失，反复致详焉。（《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民国商务印书馆）
正由于孔子复礼之位难得，于是就有了《汉书·艺文志》中说的 “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观国史”之事。笔者十分赞同元人黄泽说的一段话：
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策文与其简牍本末，考见得失而加之笔削？盖当时史法错乱，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欲乘此机托之以正书法，使后之作史者有所依据。如此，则若无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国史示人？（元赵汸《春秋师说》）
黄泽说的有旁证吗？有。旁证就在《左氏春秋》里。通读《左氏春秋》，对孔子称谓共有五种，即夫子、君子、孔丘、孔子、仲尼。其中夫子一词共出现46处，其中直指孔子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昭公七年，孟喜子死前告诫诸大夫及子孙从学孔子时出现的；一处是哀公十六年，孔子死后，左丘明引弟子子赣（即子贡）的话，进而发出评论时出现的。何谓夫子？春秋时称有德行的君子为夫子（见《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及昭公二年）。称君子的地方共有126处。其中指代孔子的就有74处。左丘明在写到孔子时不称夫子，而是称君子、孔丘、仲尼、孔子。现将孔子言行统计如下：
称谓
孔丘 仲尼 孔子 君子 记事 记言 总计
例句
隐公
0
0
0
9
0
9
9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桓公
0
0
0
11
0
11
11
君子谓：“强鉏不能卫其足。”
僖公
0
1
0
9
0
10
10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
文公
0
1
0
9
0
10
10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宣公
0
0
2
3
0
5
5
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
成公
0
2
0
8
0
10
10
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
襄公
0
6
0
20
2
24
26
生秦丕兹，事仲尼

仲尼闻是语也，曰：“由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昭公
2
13
0
1
3
13
16
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
仲尼谓：“子产如是行也，足以为国基也。”
定公
5
3
1
2
5
6
11
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

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
哀公
7
9
7
2
10
15
25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孔子曰：“义也。”
总计
14
35
10
74
20
113
133
以上113处言论皆为孔子对鲁史春秋人事的评论、对事情结果的追溯成因，这应该是孔子与左丘明观鲁史时言论的真实记录，文中用君子、孔丘、仲尼、孔子，而未刻意用什么“夫子”等表敬称谓，则更显两人的平等、亲暱及左丘明对孔子的敬重之情。民国马厚文在其《左传纂读自序》中说：“顾文学之美，在多想像，在富感情，事之真实者，不必其刺激人之感情，而引起想像也。故史学与文学，实不并立。”只要你能运用想像，《左氏春秋》中那些记载孔子对人事的评说就会生动活泼起来，孔子与左丘明如磋如磨的景象就无不跃然纸上。与之相反，孔子对于鲁史《春秋》的人事评论，在《公羊》与《谷梁》里却几乎找不到，而且更不载于孔子言论集《论语》之中，孔子的这些言论只有左丘明得听，别个则闻所未闻，而且全是对着鲁史《春秋》而发，这岂不是孔子与左丘明同观鲁史的最佳旁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称君子对人事的评论除记于哀公十八年一条外，其余皆出于哀公十六年人事之前。哀公十八年引“君子”话的背景是：楚国的子国没任右司马之时曾占卜过，兆为右司马，于是真的如愿做了右司马。之后，巴人伐楚，兵临城下，卜官将占卜谁为统帅为好。于是楚惠王说：“子国已经如愿了，怎么还占卜？”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评论：
君子曰： “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这里的君子显然不是指孔子，因为孔子已经死有两年，不可能再对楚惠王十二年的行事加以评论。合乎情理的解释则是出于左丘明传授弟子时的评论，之后再由左丘明的弟子加进了《左氏春秋》。此处君子者，左丘明也。此前则皆指孔子。《史记·吴太伯世家》：“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唐司马贞索引：“君子者，左丘明所为史评仲尼之词，指仲尼为君子也。”如是。
孔子与左丘明观鲁史《春秋》的成果是：第一，统一笔削《春秋》与《左氏春秋》起始于隐公元年，因为自隐公起，礼乐征伐不出周王，标志礼崩乐坏的开始（注15）；第二，研究周史书法凡例，人事褒贬口径；第三，孔子按自己的理解与教授弟子需要，将鲁史《春秋》抄录成讲学提纲，即今天看到的经《春秋》；第四，孔子与左丘明两颗“圣心”更为贴近，更强化了左丘明对历史、对好友孔子的责任感。
（十）孔子之死与左丘明心灵振动考述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81年）四月孔子卒。关于孔子之死，《左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为便于阅读，意译如下：四月十八日（己丑，当为乙丑）孔子卒。哀公致悼词，说：“老天不良善，连这样一个老人也不肯将其留在人世，以至使我成为孤家寡人，回首往事我心感内疚。悲情不止啊，尼父！我失去效法的人了。”子赣（即子贡）说道：“孔子在鲁国没有死！夫子说过：‘失去礼法就会昏聩不明，失去名分就会产生过失。’失去心志就不明，不作为就是有过。孔子活着时不用他，死了却说这些，这不合周礼；将自己摆在天子位上（一人，天子自称），就是不守名分。哀公犯了两个错误。”
孔子之死，不论对其弟子还是对于鲁国，都是一个振动，亲临其事的左丘明可选入书的材料也会很多，然而左氏而却只选了哀公诔辞与子贡不平的议论，极见左氏构思之精巧。其一，由一国之君亲致诔辞，这对孔子的生前友好，尤其对左氏自己算是心灵上的安慰。其二，选子贡的话，实为左氏自己所要说的话，这样既不失太史本分，又抒发了左丘明自己的痛惜与不平。
孔子笔削《春秋》在于明王道，孔子之所以赞美齐桓、晋文，因为齐桓、晋文“尊王”与“攘夷”。清人杨琪光说：“吾读史至平王，而叹天下之无君，吾读《春秋》而又幸天下之有王。孔子之书，实文、武、成、康之书已。”（《经义寻中·读春秋》）此言得之。而在左丘明那里，其霸道倾向远大于王道（拟在另文），虽然，但两颗为各自追求的心还是默契地跳动在一起。
（十一）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结笔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考述
孔子之死，笔削《春秋》也随之结束。而左丘明《左氏春秋》之作却未辍笔，说明《左氏春秋》写作的本意在作史，而不完全在解“经”。《左氏春秋》写了春秋时期共254年历史，这比经《春秋》多出12 年。这里就有了几个问题。第一，《左氏春秋》哀公二十七年只写到哀公出走越国，而不见下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下文是：“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据事理与情理推之，其时的左丘明在鲁哀公去越国之前已经离开了他，换句话说，其时的左丘明已经辞去了跟随鲁侯左右的太史职务，也就是说，他对哀公后来的行事并不知情。第二、就在这同一年里，却又写了鲁悼公四年，乃至连记年也没有的韩、赵、魏联合灭智伯，三家分晋的尾巴。据《史记》三家分晋发生在鲁悼公十三年，这些跳动与极不和谐的文字出现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左丘明虽已辞去太史官职，但作为一个史学家又时时在关心着诸国时事，而此时的左丘明对“当代”史的材料搜集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只能将零星得来的史料记于简策，左丘明其时是七十六岁。第三，说《左氏春秋》记载254年各国历史，是不包括鲁悼公那十三年的，因为所记只是两个零碎的片段。后世人们将孔子笔削的《春秋》那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而《左氏春秋》却延至战国，如果将鲁悼公十三年那段也加上，则延至战国，实多写了25年。
（十二）左丘明后期生活考述
《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周礼》却无左右史的官称，称左右者，是指处于君王左右的官员。顾炎武说：“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日知录·列国官名》）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应该时刻处于鲁侯左右，以担当起记言、记事的大任。然而自哀公去越国之后记言记事便打住了，这当然事出有因。唐代来鹄有诗说：“丘明见嫌，倚相在摈。”（《全唐詩》卷六百四十二《圣政纪颂》），不能将来鹄诗中的“丘明与倚相”只视为史官的代名词，大概在唐代也还存有倚相与左丘明父子的种种传说。“见嫌”也好，“在摈”也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左丘明离开鲁国太史位置的确切时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即“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如邹”之后，“如越”之前（邹，邾也）。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七有“瑯邪，汉县故城在密（州）之诸城东，句践图霸，徙此。起观台山上，徙三万户于下。”珢邪在今胶南琅邪台西北（注16），是越王句践的第二国都。而哀公所“如”之“越”正是琅邪之越，而非会稽之越。如是，小邾之东蔇恰在由邾去琅邪之中道，即正好路过左丘明的家门，这就为左丘明回东蔇提供更为方便条件，这一年左丘明63岁。左丘明去太史官的原因则是他的眼疾发作。《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唐人柳宗元说：“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柳宗元《答韩愈论史官书》，《唐文粹》卷八十二）有人不知司马迁是在作文，只单取字面，以为左丘明生来就盲，于是就有了称左丘明为“盲史”、“盲左”等称谓，诚如是，那可真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害了眼疾，左丘明断不会离开鲁哀公，也不会中断他的史作，柳宗元所说的左丘明“不幸”，实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左丘明63岁回到他的出生地小邾国之东蔇，虽然眼疾几近于失明，然而仍在坚持他未竟之作。《左氏春秋》最后那个“三家分晋”的零碎片断，则是出于他七十六岁之手，或出于他的口述由弟子书记，今天看到的虽然只是片语只言，但却凝聚着这位伟人的强烈写作欲望。只是当时的他已经脱离了越发动荡的历史漩涡，“当代”历史资料的渠道已经被深居大山的现实所阻绝，续写他倾注大半生的《左氏春秋》已经不再可能，于是他便将《左氏春秋》大部未被采用的资料分国别整理成语体《国语》，他又将从他父亲那里承续下来加上自己积累起来的历代君王、卿大夫姓氏谱系整理成《世本》（又称《系本》。另有专文，此不赘言）。不过此时的写作已经是相当艰难了，且不说眼力不济，就是文字载体的简策恐怕也难凑手，左丘明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写作环境里仍然给后人留下如此宝贵遗产，实在令人仰止。
左丘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向子孙及弟子传授《左氏春秋》。弟子中胜名的是曾申。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注17）。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少左丘明二十六岁，是孔子求官列国途中所收弟子（曾参其时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清阮元《曾子注》卷一）关于曾申，宋人王应考证道：“曾西注：以为曾子之孙，《集注》因之。《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可以想见，左丘明授学曾申时，已经是耄耋老翁。但也正是由于“鲁君子”的人格与精神，引得慕名弟子纷至踏来，使得小邾国之东蔇成为传习《左氏春秋》的大本营（另有专文，此不赘言）。
约鲁悼公二十年（公元前447年），一颗与孔子“同圣”（注18）、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心停止跳动，其时左丘明约实八十四岁。死后依 “不封不树”的周制，葬于娄山之阿，时人为纪念这位伟人，娄山遂又名为君山，其意在愿“鲁君子”的英名与此山同在！
晋人夏侯湛《左丘明赞》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猷，音“尤”。《尔雅·释宫》：“猷,行道也。”）。（《艺文类聚》卷二十）

注1 ：吴王寿梦生四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眜，四子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辞让，诸樊又让，又辞，如是者四。后终有公子光刺王僚事，故有此言。参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注2
：老彭，即彭祖老聃，从清赵翼《陔馀丛考》说。
注3
：《左氏春秋》僖公五年有“虞不腊矣”，腊，即腊祭，《礼记·月令》：“孟冬腊门闾及先祖五祀”即此。朱熹说：“秦时始有腊祭。《左传》‘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郑樵在此用朱熹之说。
注4 ：今文指《公羊》与《谷梁》而言，因其向为师徒耳剽口传，直到汉初方形著于帛书；古文指《左氏春秋》，起始则书之于简策，且为“科斗”文。
注5 ：赴告，犹今之通报。凡国之大事，皆有传门文书通报各诸侯国。
注6 ：清陈奂《公羊逸礼考征》：“古者天子诸侯一取九女。”又：“所取之国適夫人下有媵，有姪娣，二国往送女又各有媵，有姪娣，共九女。”而且是一步到位，不得再娶。惠公再娶，有违礼法。
注7 ：《论语·公治长》疏：“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注8 ：《御览》二百八引《苻子》：“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与！圣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或为马骕说出处。
注9
：笔者按：孔子原为子姓，本为宋国公族，孔嘉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即孔子之父。祈父用其祖父孔嘉父字创孔氏，以别子姓族人。孔氏到孔子时也只有五世。参见宋人孔传《东家杂说》卷上。
注10 ：前文发于网上之后，收到不少网友来信，其中有称龙天的，提供资料称：“四川合川左氏族谱历代祖载明：左丘明为九代祖，生于周灵王二十九年，配董氏，死后葬于鲁之少阳县李氏庄。”笔者按：周灵王在位只二十五年，所说周灵王二十九年者，当为合川左氏族谱之误。
注11
：春秋时期实有一千余国，《左氏春秋》中出现的也有一百二十余国。
注12
：《史记·孔子世家》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注13
：一般策2尺4寸，简1 尺2寸，椟1尺1寸。
注14 ：因为“《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又“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等等。详见杨伯峻《春秋左氏传·前言》。
注15 ：《说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宋人孙复在其《春秋尊王发微》卷一说得更为明白：“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何者？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自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注16 ：《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有琅邪台，越王句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吴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秦、晋、齐、楚以尊周室，歃血盟。即句践起台处。
注17 ：曾参为曾晳之子，父子同为孔子弟子。《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则出于这位孔门后期弟子曾参之口。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注18 ：《大戴礼记·哀公问》：哀公曰：“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