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史魂在君山

东莱野老

中华民族史魂在君山



方 渭 泉

今枣庄市地域含邾（部分）、小邾、滕、薛、鄫、偪阳、宋（部分）等七个春秋时期国家，为齐、鲁、楚三大文化融汇之乡，古称江南神地，因地灵而人杰，人文底蕴十分厚重、丰实，代不乏人，其中左丘明就是彪炳中华的代表，中华史界第一人。
左丘明（约前531年----约前448年），春秋时小邾国之东蔇人，即今枣庄市山亭区君山一带。左丘明先世原是齐国左公子（即齐侯庶子），因此以左为氏。左丘明的曾祖因避后齐桓公时代公族争斗之乱而逃至小邾国之东蔇，至左丘明，已经在东蔇生息繁衍四代。左丘明生父左倚相时代，晋国的霸主地位渐衰，而新兴的楚国势力日益强大，其时楚国已经吞併了偪阳国（今台儿庄一带），且直逼小邾国境。左倚相有感于楚国的强大神话，于是在公元前530年（即鲁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十一年）游历到楚，并做了楚国左史官，史称左史倚相。倚相历事灵王、平王、昭王三代楚国君主，并深得楚国申公史老、公子结等权势折服，成为春秋时期楚国对外张扬炫耀的王牌与“国宝”。倚相是春秋时期唯一通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上古历史与帝王世系及古《易》）的人，这就使左丘明自少深得父亲的熏陶与史学洗礼。青少年时代，左丘明游走于小邾与楚国之间，遍历春秋万象，饱尝世道不估，这些都滋润着青年左丘明，使左丘明那方历史园地广袤而肥沃。
接近三十岁时，左丘明来到“周礼尽在”的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其时周王室进一步衰微，鲁国的方伯地位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如此，鲁国还保留着浓浓的周礼遗风，而其中更为引得左丘明神驰的是鲁国太庙的简策典籍。诸侯史官，周初都是由王室任命，隶属王室，地位极高。春秋时期诸侯强势，王命不从，史官由诸侯任命，地位浮沉，但却有阅览太庙简策秘籍，得随鲁侯左右游历诸侯国的便利，这就使左丘明越发博学厚积，为他后来的空前大作《左氏春秋》、《国语》等奠下了坚实基础。
左丘明初仕鲁国，孔丘已经结束了追随鲁昭公长达八年逃亡齐国的生活，由于孔子与左丘明“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体”，故有恨见之晚的感情！于是孔丘不顾阳虎杀“三桓”不成而出逃齐国的国是（鲁定公八年），在左丘明的《八索》（古《易》）渊博修养影响下，一头钻进古《易》学习中来，痴迷到“韦编三绝”之境。孔子对左丘明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者知天命之年，而易者穷理至命之学也，以知天命之年为至命之学，可以无过矣。”而左丘明则对孔子更是仰慕日久，崇敬有加。两位中华伟人就这样纽结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左丘明与孔丘因好同志合，随而成为善小必稱、過微必糾、道义相疏、过失相规的“畏友”。
也许是天作之合，自左丘明出任鲁国史官之后，孔子也官运大亨。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第一次在鲁国出仕，任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男女别途，道无拾遗”，深得定公赞许。次年，孔子又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别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旋又由司空擢升为大司寇，着手整肃鲁国狱讼，削弱“三桓”势力，结果引得“三桓”（鲁桓公文姜的三个儿子）反对，也引得齐国的极度不安。到鲁定公十四年，鲁定公有擢升孔子做宰相的意思，想听取“三桓”意见，犹豫之中告诉了左丘明。左丘明对鲁定公说道：“孔丘，圣人啊。圣人在位，贼子乱臣必然要退出政坛，既然要用孔丘，又怎么能得到‘三桓’赞同？”定公说：“你怎么知道会不赞成？”左丘明说：“周地有位喜欢穿狐皮吃羊肉的人，于是与狐、羊商议，用千金买狐的皮，用小牢祭祀的酒肉换取羊的肉，话未说完，狐狸纷纷逃到了崇山峻岭之下，羊群各各逃奔到密林深涧之中。就这样使得周人五年之中没有得到一张狐毛裘皮，十年之中没有吃过一次鲜美羊肉。这位周人找错共谋对象了啊！而今君想与‘三桓’讨论孔丘摄行宰相，这与周人对狐求皮，对羊求肉，有什么两样！”于是鲁定公放弃了与“三桓”共谋，立即召见孔丘，任命他为宰相。孔子闻知，大为感慨，说道：“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在孔子心目中左丘明简直就是一位至善至美的谦谦君子！这在孔子一生行事中，很少有比他小的人获得如此崇高赞誉。左丘明不在孔门弟子之中，而因他的博学才识，再加上左丘明特有的人格魅力，因而深得孔子的钦敬和时人的景仰，成为同声赞誉的“鲁君子”，成为史称与孔子“同圣”的中华伟人。
孔子五十六岁摄行宰相，摄政七天就杀了“聚徒成党、心逆而险”的少正卯，这引起“三桓”的极大恐慌与顽抗，其时齐国对鲁国采取“沮之”（即引诱鲁君走上荒淫不君的道路）策略，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匹遗鲁君”，鲁定公欣然接受。孔子眼见自己政治抱负在鲁国不得实现，进而深感失望，于是决定出走他国。开始了他晚年漫漫十二年游走列国的不归路。
孔子出走，对左丘明无疑是一大打击，但也使左丘明深知自己与孔丘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孔丘要的是从政“复礼”（恢复周礼），而他的志趣则在禀承父命完成衰败的周王室不可能完成的历史著作。于是时值壮年的左丘明利用“礼文备物”的“鲁周公之国”史官身份，处理各国往来“策书”（春秋时，各国史官通报本国史实的“简牍”），尽读太庙简策，旁搜齐《乘》、晋《乘》、楚《梼杌》、郑《书》及他国史籍，甚至远赴周王室，访周太史、阅旧史，以一个史学家的慧眼与笔法，着手撰写中华真正史学意义的伟大史作《左氏春秋》。
鲁哀公十三年底，大志难酬的孔丘回到了鲁国，四十八岁的左丘明与六十八岁的孔丘，两颗“圣心”又相融在一起了。之后，孔子已知左丘明志在写作，或应左丘明之请为其勾勒史作提纲，到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丘盛感“麟出不以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其意是“好兆头显现得不合时宜，虚假失应”），又“伤己不遇，无以自见于世”，于是由鲁哀公的准许，左丘明协助，从太庙取出“鲁史”，与左丘明一起“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用一年时间加以笔削删订（对史简加以刀削刨刮），涉及二百四十二年鲁国历史，意在“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计一万七千余字，这就是后人所见到孔子的《春秋》。孔丘笔削鲁史成《春秋》不久，即鲁哀公十六年四月溘然长辞，享年七十三岁。死前曾呼道：“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这一年左丘明年约五十三岁。孔子死后，左丘明秉承孔丘遗愿，深怕孔门弟子各按自己之意解释《春秋》，于是又将先前《左氏春秋》的写作与解读《春秋》结合了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丘明的《左氏春秋》与孔子的《春秋》既弥合而又有所抵牾的原因。
《左氏春秋》的写作极大地伤害了左丘明的眼睛，待《左氏春秋》杀青，待用《左氏春秋》未收资料撰写语体《国语》时，左丘明的视力已经严重不支，于是辞官回到他的故里小邾国之东蔇，一方面继续《国语》的未完之作，一方面向子孙、弟子曾申等传授《左氏春秋》，其时左丘明已屆古稀。这之后的小邾国之东蔇遂成整个春秋史写作与传授大营。元代左丘明研究大家黄泽说道：“左氏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理或当然。”
左丘明约卒于公元前448年，享年八十四岁。死后遵“不封不树”（即葬不起坟、不作标记）的周礼旧规，葬于他的故乡娄山（汉代称为“楼山”，“君山”即今之抱犊山）西麓。楼山，即娄山， “君山”（意即“鲁君子”之山）。一段春秋历史也随着孔丘《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两位中华伟人的结笔而翻过。
君山是左氏一族，自左丘明曾祖时起延至唐代初年一千余年世代生息之地，也是古代《左氏春秋》传承所在。到了隋末，君山左氏一族有个叫左君衡的，纠合山民对抗朝廷，并占领峄县长达十余年之久，给后来的唐王朝一统天下带来不少麻烦，于是唐王朝对君山一带左氏一族进行大规模包剿，致使君山左氏后裔四处逃窜，星罗于临沂市之苍山、费城、平邑，枣庄市之峄城、市中、台儿庄等地。这之后左丘明的奉祀且不论，即使左丘明这位历史伟人的口碑也湮没在历史睡河之中了。
左丘明是我国史学界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华文明史的忠实记录者与见证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与社会道德底线。他的《左氏春秋》、《国语》、《世本》三部不朽著作生动而准确地刻画了先民们从伏羲、炎黄及唐、虞、夏、商、西周一路走到春秋的宏伟、真实而最完整、最具心灵震撼力的历史画卷，没有这三部著作，我们将视春秋之前二千五百多年历史为漫漫长夜；现代的我们当然更不知自己所从来。左丘明留给后人极为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影响着后来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左丘明的人格魅力不仅感照着同时的孔子，也是后来者咏叹不绝的人性楷模。左丘明的伟大人文功绩并不在孔子之下。
然而历史并没有泯灭这位古代伟人，他的不朽著作《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知晓春秋及之前历史的仅有典籍，成为中华民族认得自己祖宗的仅有谱书！民国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出了中华民族的集合音，他说：“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 （《章太炎演讲录》）
左丘明，中华民族的史魂！君山，鲁君子之山，中华民族史魂至今在留连！

沪上

嗯，左丘明是我们民族的伟人，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