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芳媛：民国唯一女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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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芳媛：民国唯一女县长

民国后期，贵州传出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当上了县长。不但《申报》对她做了特别报道，而且《中央日报周刊》还把她的照片搬上了封面。翻检中国历史，女子当皇帝者有之，如唐之武则天；握兵权者有之，如明末起兵勤王的“白杆兵”统帅秦良玉；当状元者亦有之，如天平天国时期应癸丑女试的傅善祥。但独掌一方当县长者，则要等到1948年许芳媛主政息烽。正因为前无古人，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可是，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她并没有“名垂青史”，反而被我们遗忘了。这是为什么？她又是怎么当上县长的？她在县长任上作为如何？

一、妇运干将

许芳媛，1915年出生于贵阳，就读于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毕业后在达德学校任教，参与编印《贵阳文艺》、《坦荡报》等。因宣传抗战，反对妥协，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列入逮捕名单。后经其舅父何朝宗说情，得以幸免。1937年5月，与贵州省银行副总经理孙伯陶结婚。婚后，入大夏大学读书。后来参加中央大学中学教员暑期讲习班，曾在贵州省训练团直辖区训练班作过讲师。民国时代，活跃的知识女性参与妇女运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许芳媛也不例外。早在中学时代，她就号召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提倡解放妇女，保障妇女权利。她似乎是个天生的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口才一流，“凡是有集会的地方，几乎都有她的芳踪。” 1942年贵阳设市不久，就成立了贵阳市妇女会。在其妹夫、号称“不倒翁”的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和其夫君孙伯陶的运作下，许芳媛当上了贵阳市妇女会的首任理事长和省妇女会的理事。 此外，许还曾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干事、贵阳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党务监察委员、贵州省党部监察委员等职。
许芳媛走马上任后，就雄心勃勃地想为妇女运动做点实事。其一，每逢“三八”妇女节、“四四”儿童节等节日，以市妇女会的名义举办纪念活动，发动广大女性同胞参与，并组织市妇女会理事许菱祥（其妹）、杨怡如、朱静蓉等登台演讲，宣传男女平等。还通过举办座谈会的形式宣传妇女解放。其二，创办女佣介绍所、妇女职业介绍所、妇女职业训练所等。如女佣介绍所，由市妇女会理事朱静蓉任所长，地点设在警察二分局。此举的目的乃为穷困的劳动妇女提供就业机会，以经济独立提高妇女地位。该所成立后，一些本地和外地的妇女闻讯赶来，请求介绍女佣工作。其三，创办《大风月刊》，以刊登妇女问题的文章为主，也剪辑其他报刊上的资料。其四，积极调查彭峻竹案。1946年夏，省保安司令部警备组少将组长孙家骧之妻彭峻竹遭枪击身亡。市妇女会认为彭峻竹案疑云重重，并不是简单的枪杀案，而是妇女作为男人的附属物，其生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市妇女会向法院提起控诉，要求开棺验尸，了解死者致死真相。法院将此案转给省保安司令部侦办，拖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当然，许芳媛执掌市妇女会并非为妇运做贡献这么简单，她是想把市妇女会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为实现其更远大的政治抱负铺路搭桥。因此，一旦有人拦路挡道，她就会立即予以还击。当时贵阳市妇女界搞政治活动能与许分庭抗礼的只有省妇女会理事长陈明仙和贵阳市警察局女警队队长陈智鸾。陈明仙的政治野心很大，经常与许芳媛明争暗斗，她作为省妇女会的头头，却掌控不了眼皮底下的市妇女会，这让陈很不是滋味，一直觊觎着市妇女会这块肥肉。她在等待机会。机会就是市妇女会的换届选举。依据章程，市妇女会的理、监事任期3年，期满就要改选，选前须向市政府社会科备案。1945年，市妇女会到了换届的时候，陈明仙抢先一步去社会科“打招呼”。时任社会科科长彭永康暗将陈的企图透露给了市妇女会理事杨怡如，后者立即转告许芳媛。许芳媛当机立断，和其胞妹许菱祥连夜将市妇女会理、监事名单拟好，并通知与其关系密切的教育厅、省立图书馆、省立民众教育馆、女子师范、女子中学等单位，指派女职员、女教师及市妇女会的会员参加。次日就在省立图书馆举行选举大会，并请市政府社会科派员指导选举工作。这样，一天之内，市妇女会就完成了换届工作，许继续牢牢地掌控着市妇女会。
但是，许陈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二、竞选立委

许陈斗争的高潮是竞选国民党立法委员。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照搬美式选举方式，即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候选人要回到自己籍贯所在地的选区去竞选。为体现民主政治的要求，国民党还规定每个选区都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女立委当选。贵州选区的立委名额是8个，其中女立委1个。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许陈两人都卯足了劲，全力竞选。一开始，陈智鸾也参与竞选，后来知难而退。他们都学欧美竞选的方式，宣传鼓动，争取选民。
一、利用报刊作为宣传阵地。首先是《人报》刊登一篇题为《妇运健将陈智鸾》的文章，同时登出她和几个孩子的合影。陈明仙马上效仿，将一篇《文艺演说陈明仙》以及她与孩子的合影搬上了《人报》，同时在《力报》上发表《论妇女参政》。陈明仙还利用省妇女会主办的《贵州妇女》为其摇旗呐喊。许芳媛则利用《大风月刊》与《贵州妇女》唱对头戏，宣传自己。许还借助教育厅巡回宣传队向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进行宣传鼓动。
二、以不同形式攻击对方。陈除了通过报纸宣传自己，陈明仙还借《西南风》报之力攻击许芳媛。《西南风》于1946年由《力报》总编辑鲁儒森创办，主要是刊登《力报》所不便刊登的小道新闻和有关派系斗争的消息。鲁和陈明仙同属CC派，于是号称“小钢炮”的鲁儒森就以早年与许的私人问题在该报上大做文章，对许芳媛进行人身攻击。许芳媛则走上层路线，将攻击陈明仙的传单寄至贵阳市各机关团体，以搞臭陈的名声。
三、组织社会团体壮大声势。许芳媛一方面借助其创办的职业训练所等组织，另一方面开山堂、拜姊妹，公开组织“姊妹堂”，发展壮大自己的支持力量。陈明仙则以其组织的贵阳市妇女服务社和征属服务社为基本队伍，并在贵阳市9个区组织妇女会，登记选民。姊妹堂和服务社的成员各为其主，经常由口水之战演变为群体斗殴，事发之后许陈又利用各自的人脉资源保护自己的队伍。
但是，在竞选立法委员必须先得到中央的提名这一前提下，所谓的民主竞选就沦为一个形式了。因此，许陈两人谁能胜选，关键还是看谁能获得中央的提名。这就不得不提到“贵州大团结会议”。1946年底，参加完南京“国民大会”后，贵州各派系头头在古正纲、谷正伦兄弟的策划下，召开了一个名曰“贵州大团结会议”的秘密会议。会议以拥护古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中心，并以封官许愿拉拢各派系。CC派拟提名陈明仙为立委候选人，但是傅启学坚持提名许芳媛，经多方协调，CC派不再坚持。如果没什么意外，许芳媛当选毫无悬念。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不知是谁泄露给了当时贵阳《中央日报》社长王亚明，王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亲信，不仅未获邀参会，也未分得一官半职，一怒之下就与《力报》社长李思齐在贵州省党部大礼堂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该会议的内幕。消息传开，激怒了贵州中上层中未得到任何好处的人士，更惹恼了省主席杨森。杨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也为了打击报复，立即拉拢一批失意者和被排挤者进行反扑。陈明仙作为秘密会议的牺牲者，自然成为杨拉拢的对象。杨的及时反扑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贵州各派系的大团结，在杨森和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平刚的支持下，陈明仙最终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提名，成为立委候选人。眼看就要到手的肥肉被人抢走，许芳媛气急败坏，竟然在贵阳各大报纸上刊登脱党启事，让人大跌眼镜。1948年9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才姗姗来迟地宣布开除许的党籍。其时许已在息烽县长任上矣。除了宣布脱党，许还组织市妇女会的部分人向贵州省政府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请愿，抗议选举不民主。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其败选的事实。

三、主政息烽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杨森为了缓和贵州各派系的倾轧和维持贵州政局的稳定，经与南京方面沟通，决定许菱祥由妇女界提名为国大代表，许芳媛则被任命为息烽县长。1948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府正式任命许为息烽县长。这一破天荒的职位一下子让许芳媛愁云尽扫。当记者问及“今后对息烽有何特殊政见”时，许县长如此回答：
“本人一向对地方自治工作相当认识，尤以近三四年来从事议会工作，对地方自治具有相当了解。此次虽系初次接长行政职务，惟在本市多方见及杨主席兼市长的政治作风，本人今后当引为借镜，加以平素研究所得，深愿作一种切实的实践。此刻并无什么特殊政见，惟本三民主义原则及杨主席建设新贵州五年计划，为今后从政准绳。希望能在此难得安定环境中，发动民众力量，力谋建设进步，不使贵州妇女任县长者自我而始之后即无继起之人。”
可是，许芳媛在县长的位子上还没坐热，杨森的宝座就被古正伦取而代之了。当时贵州政界普遍不看好许芳媛的前景，认为许又一次要成为杨谷斗法的牺牲品了。当然，许芳媛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古正伦回黔主政后，曾分批接见了各县县长。许氏发挥其三寸不烂之舌，“从地方基层政治谈到人生抱负”，滔滔不绝2小时，超过了其他县长的接见时间，给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而保住了她的县长之位。
古正伦看好她，这给许芳媛的政治热情又注入一支兴奋剂。为了尽快熟悉息烽，了解各地民情，她甫一上任，就骑着马，翻山越岭，走遍了全县17个乡镇。每隔一月，她还要花上一周的时间去下面的乡镇“蹲点”。她的亲力亲为，既了解了民情，也温暖了民心，为其在息烽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芳媛在息烽的作为主要表现在“除弊”和“兴利”两个方面。
“除弊”涉及粮政、役政和盐政。粮政方面，对于公粮，她严厉批评“瘦了公家，肥了私家”的低卖缴库行为，下令禁止假借任何名义以低价变卖之后缴库做账，实际是私人买过手之后再高价卖出来以饱私囊。她严禁对上虚报收数，对下征收滞纳罚谷，并将滞纳罚谷纳入个人“私包袱”的行为，对于农民的余粮要听由农民自由处置，不得强行征收。这些举措赢得了民心，使得该年的田赋征借非常顺利。役政方面，她主要推行“公开抽签，严禁顶替”的办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她还对自卫特捐提出了提出了不同意见：“每户月出两市升米，一次征收三个月，或许有困难。最好是能按照赋额衡定，钱多多出，钱少少出，要公平合理些。”但因为自卫特捐是省里的规定，她也不敢擅作主张。当然，不管是粮政还是役政，在1940年代末期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了战争的需要，已经是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政、苛政了。许芳媛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其中的贪腐行为，至于上头摊派下来的任务，她还是得按期完成。盐政方面，为了防止官商勾结，她将每月的配额交由盐业公会，由盐业公会负责督饬运销商如额如期运到县境内，公开报账，再转发各乡镇，按照规定价格售与人民，并须登记备查，以便由县至乡核对食盐运销情形，规避官商勾结，哄抬盐价。这对平抑盐价起到了较大作用。
“兴利”主要是兴办教育和提倡种植美烟。许芳媛重点裁并了乡镇的保国民小学。她认为17个乡镇分散着54所保国民小学，导致各校生源不足，经费不足，因此，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裁并了一半的小学，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办理保留27所小学。其次，妥善地解决了庙产捐作校产的纠纷。寺庙要收回曾经捐出去的庙产，而学校则不同意，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能解决。许芳媛对这一难题采取“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召开全县佛教大会，在会上当众宣布减免各寺庙的一切捐税，同时要求各捐赠庙产的寺庙将先前的手续理清。第二步，邀请县佛教会和捐出庙产的各寺庙住持，参加县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共同负责并监督教育经费的保管和使用。第三步，将所有的教育产业契据编号誊副，分别呈送省教育厅和县参议会备案，以杜绝将来可能产生的纠纷。通过这依次推进的“三步走”，县教育经费得以独立，杜绝了纠纷和经费滥用等弊端。许芳媛发现息烽人民贫穷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作物种植太少。因此她一到任就极力提倡种植美烟，甚至发动县政府职员也去摘种。由于当时美烟价格太低，很多人都觉得无利可图。但是许芳媛认为烟叶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在县长的坚持下，全县还是种植了不少美烟，产量由前一年的3万斤增加到30万斤。不久，烟叶价格的飙升应验了许县长的预测，全县上下均喜形于色。连县政府的职员也收获了四五千斤，其收入完全归职员自由支配。
许芳媛在农历年终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人民是短视的，除弊比较容易，兴利实在艰难。不过只要为政者有决心，人民在受到一些利益之后，以后兴利的施政就容易推行了。”
许芳媛在息烽的施政作为不但得到了息烽人民的肯定，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扬。1948年底，监察院云贵监委行署委员吕超来黔视察，特意在息烽观察了一星期，对许氏的政绩称道有加。不久，贵州省政府年终县政考察团赴息烽考察，息烽的县政，尤其是粮政和役政，深为考察团肯定。
然而，国民党已如强弩之末，许芳媛一人在息烽的作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历史命运。1949年11月17日，息烽县城解放，许芳媛率随从逃往毕节，次年元月，许主动向毕节专署投诚。一年后，许芳媛以反革命罪被息烽县人民法庭公审枪决。1984年9月，息烽县人民法院根据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对许芳媛政治上给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