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吴兴(今湖州)人。父丙莹，进士，曾任刑部郎中、贵州安顺府知府。清同治元年(1862)举人，任直隶(今北京市)、陕西司主稿，受刑部尚书潘文勤赏识。光绪九年(1883)进士，任奉天(今沈阳市)司正主编，兼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后又升为协理、管理等。十九年，出任天津知府。任间宽严结合，恩威并施，深得百姓赞许。调任保定知府后，在处理一外国教堂被过境军士毁坏事件中，按法据理力争，处理妥善。后升任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外国教士为报争地索款未成之恨，诬沈私通义和团，遭朝廷搜查，终因查无实据而未获罪。二十七年起，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并兼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宣统二年(1910)，兼任资政院副总裁。次年，任法部右侍郎。专治法学，曾收集我国古代法律资料整理和考订。又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用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取代《大清刑律》，并研究和参照国外刑律，制订《大清新刑律》，对刑法作了改革。著有《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律目笺》、《文字狱》、《刑案汇览》、《读律校勘记》，另有《古今官名异同考》等。后人编有《沈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丛书》传世。
少年时代的沈家本，“好深湛之思”，研究《周官》多所创获。《周官》亦称《周礼》或《周官经》，是一部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的汇编，由于是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成为历代经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沈家本年少志高，并没有因循沿袭前人繁复的研究方法，而是抱着存疑求真的治学精神独立探索。他的开手之作《周官书名考古偶纂》就旨在纠正明代万历朝进士郎兆玉所撰《周官古文奇字》中的错误。完稿之时，沈家本年仅19岁。
1864年，由于父亲被弹劾去官回乡，沈家本援例到刑部任郎中，开始学法律。然而，沈家本并未因少年入仁而志得意满，由于还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他对到刑部为官不堪满意。他这时的诗句：自怜卜式功名薄，望断蓬瀛青琐闱”就带有几份感伤情绪。
沈家本幼习儒家经典，尤精于经学和文字学，继承了我国学术传统中宝贵的考据方法和求实精神。著有《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等十余种经史考据著作，成就斐然。他从训诂入手，考辨文献，引经据典，追本溯源，这于他在学术上有所创获颇多助益，但对他写出中式的八股文章却无多大帮助。因而，他的科举之途并不顺利。1865年，沈家本回浙江“扶病入场”，乡试中举。此后，他多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清朝的进身之路，一是科举，二是捐纳。捐纳，沈家本既不屑为也无钱为。为了得到更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只能走科举一途。八股牵制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使他的心情极端压抑。科举的弊端及其带给读书人的痛苦由此而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直到多年后的1897年，他主持保定郡试，身份虽然变了，可是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态度却一以贯之。
尽管沈家本耽于举业，但是基于一丝不苟的品格，他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刑部任职多年，他已是一名颇为干练的司员。他司法业务十分精湛，对清朝乃至历代法律非常熟稔，公文写得明白晓畅。他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常为同僚代拟文稿。一次，沈家本为一位同僚代拟的文稿引起了刑部尚书潘祖荫的注意。潘祖荫怀疑这不是沈的这位同僚能力所及，经查果然是沈家本所作。自此，他赢得了潘祖荫的特别赏识，开始崭露头角、闻名于世。
俯首案牍
1883年，沈家本又一次参加礼部会试，终于考取进士，仍留刑部供职，从此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法律之学上面，他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源流和利弊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工作余暇则埋头著述，写下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著作。1886年，《刺字集》成书出版刊行。这是沈家本第一部公开印行的学术著作，也是他第一部研究法学的蓍作。由此，他一发不可收，又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和《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秋审是清代刑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秋谳须知》是沈家本依据自己在秋审处多年任职所获的经验和对秋审条例的理解所作的总结，是研究清代秋审制度的重要著作。后两部书则分别是他经过多年研讨对《大清律例》部分条款的评议和解释汇集。可惜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没有刊印发行，难以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不仅是沈家本的个人遗憾，更是近代中国法学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毋庸置疑，这种研究使沈家本具备了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从而为日后修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沈家本专心法律研究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1884年，法国侵略者在越南、台湾屡次挑起战端，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对这次战争，沈家本深为忧虑，曾写诗明志：“时危竞上平戎策，战苦难擎饮至杯；九省兵戈方未艾，筹边慎莫付庸材。”可以说，这种爱国之情、忧国之心正是沈家本穷究法律的精神动力所在。
主治津、保
正当沈家本怀抱才具，困守司职的时候，由于上司的保举，他于1892年被外放天津知府，得以独掌一方，施展抱负。在天津知府任内，他“治尚宽大”，办理案件不凭主观臆断，注重实地查勘，并能够征求专业人员的意见。其中郑国锦谋杀刘明一案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天津府接受此案时，刘明已死去2年，尸体腐烂，难以取证。沈家本特意从京师调来有经验的仵作候永一起仔细查验，根据死者牙根及头顶骨呈红色，囟门骨突出的症状，得出刘明是受伤致死而非病死的结论。最终查明是医生郑国锦与刘明妻子王氏因奸合谋，趁刘明患病之机以针治为名将其害死。证据确凿，郑国锦与王氏只能认罪伏法。案子的水落石出，不仅为沈家本赢得了声誉，而且为其它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1897年夏，沈家本调任保定知府。保定是直隶首府、京师门户，地位十分重要。沈家本非常清楚肩上的重任，初到保定即赋诗励志：“循良遗迹仪龚遂，报最应渐泳素餐。”当时保定的法国教会势力强大，民族纠纷复杂，沈家本厌恶当时官场上盛行的居其位而不谋其政的行为，决心学习西汉的龚遂，做一个奉职守法的好官。
第二年正值百日维新，慈禧太后阴谋策动政变，命荣禄调甘军驻防长辛店。甘军调防时路过保定，纵火烧毁保定北关外法国教堂，酿成交涉安。经沈家本迅速调处，法国教士愿意以保定城中划出一块地方重建教堂作补偿了事。事情本可圆满解决，但清朝统治者对外软弱妥协，又派官员查办。法国教士气焰顿时嚣张起来，趁机提出苛刻条件，除要求赔偿5万两白银和占有清河道旧道署的地产外，还以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亦属清河道旧址为词，要求将这块地也划给教堂。就在查办人员即将答应法国教士的无望要求时，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韩菼碑文为历史依据，发挥律学辩才特长，对传教士妄图侵占府署东侧房产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尽其所能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沈家本的才干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的赏识，奏报光绪帝请求予以提拔。1900年9月2 6日，光绪帝谕令拨擢沈家本为山西按察使。他接到谕命，未及赴任，就被“八国联军”阻在保定。法国教士因沈家本据理争夺回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一直怀恨在心，趁此机会遂向“联军”诬告他附和义和团。“联军”随即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里。后经李鸿章等人交涉，他由被拘留改为监视居住，直到1901年2月14日才恢复自由。沈家本身与国同，饱经劫难，感极赋诗，难诉一腔悲愤。其中他为怀念岳飞而写的诗句“精忠报遗恨，濡笔还挥涕”更是深深寄寓了他对时世家国的悲慨。
主治津保期间，无论公务多繁忙，沈家本都没有放弃法律研究。1899年，《刑案汇览三编》成书。此书原拟刊刻付印，因庚子之变而辍。全书124卷，书后附录中外交涉各案件。沈家本编订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旧案例与新学说相互印证，因此收集了1838年以后有关清朝司法的大量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后附录的中外交涉案件，对研究清朝末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熔铸东西
“新政”改革为沈家本提供了大展鸿图的良机。1901年11月14日，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 20日回京就职。离开刑部8年又重回故地，开始迎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1900年以后，英、日、美、葡诸国在与中国续订商约时曾表示，如果中国律例与东西各国改为一律，即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为此，清廷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保举“熟悉中西律例者”修改《大清律例》。对于清廷而言，这次修律不过是一种政策上的权宜之计。在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中，沈家本凭借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厚的法律经验及劳怨敢任的个人品格，与伍廷芳一起被保举修订法律。
沈家本对列强攫取治外法权早就视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对朝廷昏聩庸顽、不思变革忧心忡忡，念念不忘改善法制、收回利权。因此一经任命，他立即以满腔热忱着手筹划修订法律事宜。
1904年5月15日，经过他与同僚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修订法律馆终于开馆。开馆后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经此介绍到中国的东西诸国法律和法律学论著，涉及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使得比较各国体例，去芜存菁，轻而应用于改造中国旧律和创立新法成为可能。至于翻译过程中的调查考核，辨明文义和甄定名词，对于创建中国法律学更有重要意义。
主持修订法律伊始，沈家本就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深知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法律无足轻重，绝大部分官吏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材。1906年，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他以“会通中外”为指导方针，聘请了冈田朝太郎博士等外国法学家为学员授课，并支持冈田博士出版《法学通论讲义》作为学堂的基础教本。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以往，中国虽有聚徒讲授律学的传统，甚至以律学传家者也不乏其人，却没有法学。因此，创办法律学堂不仅是配合新法创制和施行的必要措施，更成为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良好开端。
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修订旧律、创制新律的立法实践。修订旧律即是对《大清律例》的全面改造，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大清现行刑律》中。该法典删除了凌迟、荣首、戮尸、缘坐和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虽然从大端而言，这仍是一部旧式的刑法，但正是这部过渡时期的法典的制定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在新制定的一系列专门法典中，《大清新刑律》是最重要的。该律摒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是一部单纯的刑法典。此诸旧律，它有五个方面的变化：改旧律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削减了旧律繁杂的死罪条目；确定了死刑唯一的原则；废除了旧律的援引比附制度；重视惩治教育。
此外，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远不曾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未曾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至于贯注于法典编订中的立法者的思想，以及由法典编纂而引起的争执和议论，则无疑具有更加久远的价值。
大凡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无不遇到来自守旧派的阻挠和反对。修律的阻力也很大。沈家本身处变局，心存忧患，努力探求新旧交替之际法律发展的途径，形成了“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融会贯通，不存偏见”的独特修律风格。然而，在腐配的清廷中，沈家本虽竭尽心力融通中西法律，却仍不为顽固的官僚士大夫所容。讥议反对接踵而来。为维护修律成果，沈家本代表法理派与礼教派围绕删除旧律中以纲常名教量刑的内容进行了四次大的论争，最激烈的一次爆发于沈家本奏上新刑律草案之后。一时之间，下有部院督抚大臣的排挤指斥，上有“修改新刑律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的上谕。沈家本甘冒被斥为悖逆纲常、离经叛道的风险，起而论辩。最终《大清新刑律》渡过难产大关，附加“暂行章程”五条得以颁布，可是，沈家本却被迫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回任法部左侍郎，从而结束了他将近10年的修订法律生涯。
蠖居小楼
旧势力永远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11年5月，为挽救每况愈下的局势，苟延残喘的清王朝组织了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沈家本当然被排斥在外，法部左侍郎一职自行解去。退出官场后，沈家本致力于《刑统赋解》、《粗解刑统赋》、《刑统赋疏》的整理。这三种古籍，都是后人就北京末年律学士傅霖《刑统赋》所作的注释，久之错乱百出。经沈家本纠廖正误，臻于完整，后来编入《枕碧楼丛书》，为后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提供了考证、比较的依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充当了“袁记内阁”的司法大臣。但是袁世凯既不想也不能挽救势将崩溃的清王朝。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沈家本的仕途生涯与清王朝同日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由沈家本担任司法总长的呼声甚高。袁世凯伪装拥护共和窃据临时大总统后，也属意于他。宦海浮游近50年，年过古稀的沈家本最渴望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藏得书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他引疾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该书征稽广博，取材严谨；考辨发微，务求穷尽。相比而言，远胜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和张鹏一的《汉律类纂》，使汉律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沈家本虽闭门不出，但对风雨飘摇中的破碎山河却无时不深怀忧念。1913年初，他在病塌上赋得《梦中作》：
可怜破碎旧山河，
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
竞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壁能完否?
范篆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
铁如意击唾壶歌。
念念不忘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放翁遗诗异曲同工、异代同悲。
时光无情，沈家本壮志未酬，却已心余力衰。1913年7月12日他在京溘然逝世，享年73岁。噩耗传出，举国叹惋。诗词祭文，咸述其功。正是：
法学匡时为国重，
高名垂后以书传。
沈家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使他和封建主义保持密切联系。但他正视急遽变化的现实，坚持以“会通中西”为修订法律的原则。在他主持修律的短暂时间里，大兴研究西法的风气，是清代立法的活跃阶段。沈家本政治上倾向改良，思想体系属于资产阶级新学的范畴。在输入资本主义法律、改革中国封建旧律的过程中，他对中国旧律的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著作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乙编及未刻书目：《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读律校勘记》等。
重视法理学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②法须统一。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最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他说：“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宪法的宗旨违背。沈家本的这些法律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彩。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宪政之始基”。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与守旧派的论争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律思想，遭到守旧派的诋毁和非难。他遵循最新之学说，改革中国封建时代诸法合体的立法体系，在制订新刑律的同时着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他说:“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在他主持下，1906年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罪刑法定”、“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但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的驳议而作废。1907年，张之洞又攻击沈家本所编新刑律草案蔑弃礼教。1909年附有《暂行章程》5条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学使和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的反对，责难新刑律违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礼教基本原则。对此沈家本著文反驳，形成了礼治派与法治派的激烈辩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宣告结束。在辩论中，沈家本虽然赢得了同情，但他经常以制定新律争取帝国主义放弃领事裁判权为理由，企图借此压服守旧派，表现了他思想上的弱点；而且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步步退让,同意对于加害君主以及内乱、外患罪加重处刑;对于无夫奸处刑；尊亲属有犯不得使用正当防卫等等。这实际是用封建法律中维护伦常的传统规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与封建法律思想的冲突，又表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体表征。在他的思想言论中，经常是进步的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时俱在，互相冲突。他虽然引进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改变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封建旧律中礼教纲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对于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沈家本故居在宣武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为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 故居是一座三进四层的院落，进门第一层为一座两层小楼。沈家本于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其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完成。院中的前排小楼是沈家本于1905年筹资建成，题名为“枕碧搂”楼中曾藏书5万余卷。《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均是由此得名，他的书稿《沈寄先生遗书》为现代研究我国古代法律之必读文献。“枕碧楼”下有会客厅。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7-7-7 10:06:33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