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老子之四：爱民与治国

bamushan

爱民与治国
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已涉及到爱民治国的问题。其实《老子》五千文，核心思想就是为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提供一套方案。但后代帝王往往不能明白这个用意，而对《老子》不大重视，枉费老子一片苦心。历史上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順治）四位皇帝給《老子》做过注释，他们读《老子》，不是研究什么哲学，而是要用来治理天下，因此有比较切实的体会。唐玄宗说“其要在乎理身理国”，明太祖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順治说“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修身则身安”，四位皇帝的认识完全一致。
帝王治国的最大问题，是使天下长治久安，儒家、法家都为此提出各自的方案，而老子的办法是实行无为之治，是非常独到的思维，而《老子》全书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无论是说圣人与帝王、说常道大道、讲用兵用谋、论尚贤、谈小国寡民、喻治国如烹鮮，都与这个主题相关，而不能单独来看。唐玄宗等人认为《老子》是治国之宝，可以说是会心之言。
在老子看来，帝王治国应该先要懂得常道之理，然后治国都以常道为准则。常道之理不仅可用于治国，亦可用于修身，帝王需要修身，一般人也需要修身，于是《老子》五千文受到后世各类人物的欢迎，道家也因此而与儒家一样得到了普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以常道之理为准则的治国修身，本質上是让万事万物按照自然本性，完成各自的使命。这对于圣人或帝王来说，就是无为之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也是治和教，只不过它注重的是为整个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使民众保持自然完足状态，然后利用人的本性中的自然愿望作为驱动力来使民众从事各种生活生产活动。这与从外部施加治与教，是更高明的治与教。无为之治所施行的治与教，可使帝王不用任何行政手段就能收到安天下、治天下的效果，而民众也会对帝王“仰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更无离去者”。这于帝王来说，是最佳的统治。
老子是史官，因此他按自己的思想主张观察有史以来的帝王，发现其中有高明与拙劣之分，并且分为四等：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高明的帝王，即“太上者”，他的治国使百姓感觉不到帝王的存在，这种帝王对百姓的干涉最少，百姓能按其本性生产生活，而不受别人的干扰，所以百姓能尽其心力，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产生活，这是无为之治的最好体现。所以这样的帝王被列为最高等。
比最高等差一级的，是百姓“亲之誉之”的帝王。这样的帝王，百姓对他的统治感恩戴德，认为他们的幸福生活是由这个帝王带来的，所以对帝王敬重而赞誉。从帝王的角度看，能得到百姓的敬重与赞誉，当然也是好事，但按老子无为之治的思想看，就比太上最高等的帝王差一点了。因为让百姓感到帝王的恩惠，实际上就是由帝王指导（也是一种干涉）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由于指导得好，所以百姓认为这是帝王的英明统治赐予的幸福生活。但在老子看来，尽管指导得好，也不符合自然无为的原则，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百姓的自主发展，比百姓完全自主地发展有所欠缺，所以只能算次一等的。
再次一等的帝王，他让百姓感到畏惧，这是强权政治。最差的帝王，其统治已经无力和废弛，就是纲纪大坏，完全失控，百姓不仅对帝王怨声载道，而且敢于公然侮辱他，甚至敢于起来造反。造反是对帝王的最大侮辱。
帝王与百姓的关系，在于信任与否。若百姓对帝王失去信任，帝王的统治也就丧失了根基。太上之治与亲之誉之的帝王，在百姓中还有信任感。而百姓畏之侮之的帝王，百姓对他们就没有信任了。所以老子说：“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说帝王对百姓缺乏诚信，百姓反过来对帝王也不信任。如果双方已无信任，这样的统治也就没有可靠的基础了。而在太上之治，帝王与百姓存在着毫无隔阂的信任，甚至是不用言说的信任，这样的帝王能取得功成事遂（指百姓与国家的各种事情都得以圆满完成），就是完全自然的，这就是最好的治国。
太上之治，帝王对百姓不用施加任何指教，这就是帝王无为，而使得百姓和整个社会自然自足地活动与发展，使他们可以充分有为。帝王无为，百姓就不用对他感恩戴德，不用亲之誉之，不必畏之侮之。老子设想的这种政治方，是他的理想，也是《老子》的主要内容。
老子的太上之治，只是对远古时代的一种怀念。现实中的帝王既不会相信，更不会实践，只有极少数帝王能够做到相对的无为，但也不彻底。尤其是在儒家的影响下，帝王及大臣只相信教化，认为可以通过神道设教，起到化人心，易风俗的作用，从而可使百姓从内心里顺从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老子看来并非最善，所以他提出与儒家不同的政治主张，希望实行自然无为的方式。他从历史上知道从前曾经出现过无为之治的局面，所以他相信后人也能重现这种局面。
在此基础上来看老子所说的爱民治国，就应当与儒家所说的爱民仁政有所不同了。老子说：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可知老子的爱民治国，关键是无为无知。换言之，只有无为，才是爱民。只有无知，才能治国。而无为的目的就是爱民，无知的前提是明白四达。这中间充满辩证思维。再换言之，有为不能做到真正的爱民，有知不是真正的明白。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有为也是爱民，有知才是明白。但在老子看来，这都不是最高明的爱民和明白，而且也不会有最佳效果。没有人为的干扰，一切听其自然，帝王无为，才能让民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自己最喜欢的事业，因此无为的爱民治国，才是最高明的爱民治国，而帝王的有为，往往会与爱民的本意相违，而出现扰民乱国的局面。无为似乎是无知，其实以明白四达为前提，所以是最高明的知。因此无为无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不能理解为不为和不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儒家和法家都崇尚有为，因此他们的方法就是仁政、教化、法治，以为这才是最有知（知有知和智两个层次的意思）的。其实仁政、教化、法治，都有局限性，相信知而行仁政教化和法治，都会有知所不能知的时候与地方，也就是说，知总是不可能达到全知全能的，因此也就必然会有局限与不足，在这样的知的指导下，治国总会出现弊端。
这还是从善的一面解释帝王的有为，其实帝王的有为在很多时候是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的，而只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根本忘记了爱民，这就使帝王的有为多数时候具有恶的一面。老子对此有清醒认识，如他批评帝王的有为，往往造成了民众的贫穷饥馑，而不能做到爱民：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
帝王要靠百姓来养活他，于是食民之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取消。老子不是反对绝对的食税，而是反对食税过多。食税过多，都是由帝王的有为引起的。食税过多，往往与帝王及其官府的政烦相关。政简而不烦，则不用食税过多，政烦则必然多用财货，导致食税过多。同样是食税，以是否过分作为有为无为的分界线。
统治天下，说到底就是管理民众。天下民众成千上万，人们的心思各不相同，这就容易造成相互争夺与伤害。如果人都只顾自己，毫不顾及别人的存在，天下就要大乱。所以，治天下的根本在于使民众致力于生活与生产，而不要相互争夺与伤害。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老子仍然采取无为的思路：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一般都是用各种制度或法律来限制民众的各种行为，生怕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妨害了社会的次序。这是外部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孔子的方法稍微好一点，他要让人自觉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使人们的思想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但也不容易做到，因为民众不可能都像孔子一样自觉克制自己的欲望，指望他们自觉遵守礼的规定，一定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老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抱这种虚幻的梦想，老子认为治国的关键在帝王，把帝王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解决整个天下的问题，这比寄希望于民众的自觉更有可行性，也更有效率。老子认为帝王握有极大的权力，他们的思想言论与行动，可对民众起到引导的作用。只要帝王自身搞好了，天下民众就会顺着的引导去做，这比对千千万万的民众实行繁琐苛杂的监视限制和，不是轻松得多吗？
具体说来，老子从五个方面来引导百姓：一，不尚贤；二，不贵难得之货；三，不见可欲；四，虚其心，实其腹；五，弱其志，强其骨。这五条，看似有为，实质上都是无为，是帝王引导民众的要领。
据老子看来，帝王不尚贤，就不会引起人们的争夺和欺诈，反对尚贤，目的是使民不争。民众不争，比帝王得到几个贤人更为重要。
难得之货，指稀奇珍贵的东西。以这些东西为珍贵，人们又会群起而争之，一方面会争来奉献给帝王以求帝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会为争夺这些东西而偷盗或抢劫，乃至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会使社会不得安宁。
不见可欲，是告诫帝王不要把心里的欲望表现出来。这就不让下面的人们了解自己的心愿，可以杜绝他们的阿谀奉承，也可以防止他们摸清帝王的动向。因此他们就时时刻刻不敢胡作非为，总要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这就有利于帝王控制他们。反之，帝王的欲望表现出来，他们就会摸清帝王的意愿，并进而控制帝王。这对帝王当然不利，而于治国也没有好处。后来法家的韩非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法家思想体系中法、术、势的“术”。《老子》中本来也存在着术的因素，因此能使韩非找到理论根据。
以上三个是“不”，以下两个则是“要”。一正一反，合成老子治民的全套方案。“要”是指对民众“要”：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虚其心与弱其志是一回事，实其腹与强其骨是一回事。一方面要使民众心中无知无欲，这是虚其心和弱其志。另一方面则要让他们骨强腹实，有良好的生活生存条件。老子对此有明确说明：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甘、美、安、乐四者，就是让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满足而虚心弱志。空谈虚其心弱其志是行不通的，必须首先保证让民众实其腹，也就是过上甘美安乐的生活。有些明智的皇帝能理解老子此意，如明太祖说：
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民富而国壮，他生事焉。是为实腹弱志强骨也。使民无知无欲，即前文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致民不见而不贪是也。既知国之不尚，虽知可慕亦不敢为是也。诸事先有勤劳，而合理尽为之矣。既已措安，乃无为矣。
他懂得帝王应该“常自清薄，不丰其身”，即减少自己的欲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在“民富国壮”的情况下，还要知道不能“他生事焉”，他生事就是出于帝王私欲的有为，明太祖懂得在天下“措安”之后要实行无为之治。只有这样，才算完整理解了无为之治。如果不能让百姓过上甘美安乐的生活，他们就会为了生存起而对帝王“侮之”了，历史上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做到了以上五点，目的是：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要让民众对本分之外的事不关心，没有过多的欲望与野心。民众从事各行各业，他们所要操心的事，就限于所从事的行业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就不想过问了。所谓智者，就是那些怀有野心的人，他们往往利用各种机会鼓动民众造反。如果绝大多数民众都无知无欲，虽有极少数的智者，也掀不起什么大浪。
以上这一套，就是老子为帝王治国设计的方案，其核心仍是无为：
为无为，则无不治。
能这样无为，天下自然无不治矣，也就达到了老子所说的“安平泰”的世界：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就是大道。大道无形无象，大象无形，所以道就是大象。执大象，就是按照大道治国，即上述让民甘美安乐的为无为而无不治。天下往，是说天下都归往执大象以治国的帝王。孟子曾对梁惠王说，你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至焉”，这就是天下往。老子认为帝王能按照大道治国，就会使天下各国民众自动归往其国，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无事取天下”。
天下民众全都自愿归往能用大道治国的帝王，帝王对这些民众实行无为之治，让他们过上甘美安乐的生活而不受任何伤害，老子认为这就是安平泰的世界。
安平泰三字有丰富含意。安是安全，平是公平，泰是富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对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社会或国家，当然他们都会自愿前来归顺，而不须帝王的号召。
对于无为之治与安平泰，老子说了之间的关系：
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圣人就是按无为原理爱民治国的帝王，这里说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都是无为之治的具体体现。民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无为之治的效果，也是达到安平泰世界的条件。
老子对于无为治国，还有不少形象的说明，比如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治大国若烹小鲜。
甚至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曾引用过这句名言，可知它的影响之大。从字面上看，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治理大的国家，要象在锅里烹调小鱼一样。烹调小鱼，不可频繁地翻搅，不然就把小鱼翻搅烂了。治理大的国家也要如此，不可过多地搅扰人民的生产生活，要让人民有安静的环境生产与生活。治国者不停地搅扰人民，人民就无法正常地生产生活，国家也会走向动乱衰亡。克林顿引用此语，是表示他不愿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及其意愿干涉过多，要让美国人民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一政治态度，是符合老子思想的。不过老子当时并不是只说了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而是在其下还有几句：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应该把这几句与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充分理解其意蕴。以道莅天下，是说帝王要用道来治天下，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用道治天下的生动比喻。以道治天下，就是实行无为之治。这样的治国，帝王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不追求事功，于是鬼神也无事可做了，不象那些欲望强烈的帝王，为了满足自己的无厌私欲，要行种种事功，为求成功就要不断祭礼鬼神，祈求鬼神保佑，这种情况下，鬼是神灵的。而在以道治天下的时候，无求于鬼神，鬼神也就不灵光了。其实并不“其鬼不神”，而是“其神不伤人”。鬼还是在做他的事，只是他不能对人的事情造成影响了。人的事情在不合理的时候，就会有鬼神的干涉，若是一切顺利而合理，当然不需要鬼神的干涉。因此此时鬼神不伤人，如同不再有神灵作用一样。由此可知治大国若烹小鲜，实际上还包括如下意思：若能如此，则天下太平，不需鬼神保佑。
与治大国若烹小鲜相关，老子又说：
去奢，去甚，去泰。
这是说帝王治国，一切都不要过多过度。去掉奢侈，是指帝王的生活而言。帝王的生活若是奢侈，则奢侈生活所需的一切，都要转嫁到人民头上，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去甚（过份）。帝王及国家为了维持正常的事务，总是需要一定的开销与物资，此外，许多制度也是必要的，但都要限制在必需的程度内，若超出必要的程度，就是过份过度，就是“甚”，结果还是让负担落在人民头上。再次是去泰（泰就是太，太就是大），任何事情若是求大，一定会过度过份，结果同样会给人民造成负担。帝王求奢求甚求泰，就是有为，所需要的一切都要由人民来提供，有为不止，要求不止，就象烹小鱼时不停地翻搅，很快就会使小鱼烂得不成样子，其国家与天下，同样很快就会烂成一团糟。奢、甚、泰都是追求更好，结果却是最坏，这是不懂老子辩证思维的恶果。
老子主要是对帝王提要求，根本一条是无为，具体说来就有许多内容，除了以上所说的各项之外，还有一条：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所有的统治者，都想使自己的统治轰轰烈烈，垂名青史。可老子却让他们闷闷而不察，难道这样还能这样治国吗？
闷闷与察察，代表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闷闷就是沉默无声，治国沉默无声，这是无为之治。治国者不发号施令来指挥百姓，而是让百姓进行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生活。察察就是无所不察，这是有为之治。治国者对一切事务都不肯放过，想要全部知晓，都要过问。这不但是有为，更是“甚”。两种治国方式，带来两种治国效果，一是其民淳淳，即民众淳朴自然而努力于自己的生产生活；一是其民缺缺，即民众在帝王一切都要察知的监视下总有这样那样的过失，动辄得咎，肯定不会有愉快的心情和良好的生产生活。无为和有为，哪种对帝王和国家最有利？可以一目了然了。老子担心人们不理解这种思想中的辩证思维，于是又告诫人们：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
有为似乎是福，岂知它会带来灾祸。无为似乎没有什么好处（福），岂知它会带来无为而无不治的效果，形成安平泰的世界。因此表面的祸福不是真正的祸福，从结果来看，才会看到真正的祸福，祸福不是永远如此的，而是不断相互转化的，这里面的根极之理是什么？老子没有回答，但是我们根据老子的种种说法，自能得出答案：无为。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却包含了如上的许多内容，于是我们可以断定：
老子并不是消极保守的思想家，道家也不是只顾个人而不问世事的学派，而与儒家和孔子一样，都以关心社会政治为中心，都希望天下民众过上最好的日子，只不过二家的思路不同，方案不同，如此而已。正如司马迁所说，诸子百家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都是“务为治者”，只是所言“异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