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时期苏轼的思想和艺术相关

asuhys

苏轼曾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惠、儋三地，是苏轼在政治生涯中三次失败的记录，但同时也是他在思想、艺术上攀登的三个高峰。而儋州作为苏轼人生的最后一站，更是他集人生思考和艺术创作之大成的一个时期。有人曾提出过儋州时期苏轼的人生情感状态陷入了一种悲剧结构中的观点，认为这使苏轼的生命强度弱化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年后北归途中他的不意辞世（梅大圣《苏轼儋州时期悲剧情感论》，黄冈师专学报1995年5月第15卷第2期）。但是通过阅读苏轼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它只能反映出苏轼某一阶段的思想状态，并不能全面的概括他在贬居的三年间完整的思想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生命的这最后阶段，苏轼的精神生命仍然顽强的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苏轼处儋是他一生中处境最为糟糕的时刻。自绍圣元年苏轼将近60岁时始，他开始遭受接连不停的五次贬谪，从定州贬至英州再贬至惠州，直至绍圣四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在宋代不杀士大夫的大环境下，这远无可远的儋州，已然称得上是免于一死的极刑了。在这“所欠唯一死”的边远之地，可以说苏轼已彻底被政治权利中心放弃，他的政治生命客观上已经结束了。但正是这种客观处境的变化，让苏轼从事功世界中进一步的抽身出来，把身心的关注点更多的投入到主体生命上，回归自己的个体世界。
归纳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特点，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深受释、道影响的“旷达”心境的一方面，但同时又不能忽视儒家传统淑世精神的体现。苏轼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思想根基源自儒家，但生活实践的次次触动，又让他自觉的吸收佛老思想，形成了他为后世广为推崇的文化性格。我们在分析苏轼的思想时，这两方面的内容不可偏废，既不能偏说苏轼此时专心佛老之说、感受到人生的虚幻，从而对人生心生厌倦和感伤，也不能一味强调苏轼仍然不忘其儒业本道并因此丧失精神支柱、情感陷入悲剧结构中。
苏轼三经贬谪，但他仍然怀有儒士的自豪感，如自谓诗《儋耳山》中的“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虽然沦落到被远贬天涯海角、不知能否北归的境地，“补天”的资质是不会变的。此外，他的儒家士大夫“爱民”的自觉也始终伴随着他，自身已处不堪之境而仍不忘忧患民生，他在初到儋州所作的诗作中曾经豪迈的写过“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用教化了蒙昧的朝鲜地区的箕子自比，把发展落后的海南地区当成上天降与他的大任，对海南的经济文化发展都非常关心，在诗作中也时有表现，如《籴米》、《和陶劝农六首》等。
苏轼的达观自适是更多人对其岭海时期思想研究中关注的重点。这一特点是他在生命长期遭受磨难、特别是三遭贬谪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到了儋州时期更是达到了趋于化境的程度，并留下了很多寄托情怀的诗作，比如著名的“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在广阔的宇宙中，个人实在如沧海一粟渺小不可知，突破了自身有限与宇宙无限的矛盾，充满了一种荡然天地之间的阔大感。此想法使然，诗作中常常表现出安然处之的旷达，如《次韵子由三首》（《东亭》、《东楼》、《椰子冠》）、《汲江煎茶》、《谪居三适》等，描写的都是简单的日常生活，但却让人感觉到一种悠然之乐寓于其中。
除了思想上的进一步发展，苏轼的艺术特色在这一时期内也不断的经过打磨更加圆满。他推崇陶渊明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自己通过实践也在向这个方向靠拢，最终完成了灿烂过后的平淡自然。再加上他本来就具有的开阔气象，诗味比起陶渊明有时更加荡然，如这一句“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就给人一种眼前豁然的感觉。

zqc4124

《自題金山畫像》




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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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zqc4124 于 2010-4-11 16:39 编辑 ]

sxin

我的理解是，身在逆境而坚持操守，实非易事。做到了，当属平生颇可自诩处， 所以说是功业。非指诗文之得失。诗文，小道也。这三个时期诗文之盛，当是赋到沧桑句更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