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大用：漫谈儒学的历史功用（兼论今人如何看儒学）

儒学后生

坛中有兄台质疑儒学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这个需要好好讨教一二。统治者历来将儒学作为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这点确是历史的实情，《史记》将权变之儒——叔孙通以礼仪谄媚高祖的形象揭露得淋漓尽致，汉以后的帝王也都谨守宣帝的遗教：汉家自有天下，历来霸王道杂之，以儒术求位求权的士人也代不乏人，最终统治者与天下士人通过科举制这个契约，形成了学术与政治的利益共同体。看起来儒学附庸于政治，失去独立地位了。

其实，历史的实际远非这么简单。儒学的作用必须放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转中予以深入考量。钱穆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政治》、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历史上的君权与相权》中，都曾深刻揭示中国士人永恒的两难命题——到底是选择君王（骨头一软黄金万两），还是固守君子之格（达则兼济天下道，穷则独善其身）。随着儒学干政理论与体系的完善，像叔孙通这样赤裸裸以儒邀赏的戏子，（叔孙通的小人之儒形象被一代一代读书人的嘲笑，使得士人至少不敢公然再去做“伪儒”），难以在朝堂上立足了。士人需要一个体面的入仕的通道，即“得君行道”：历代帝王通过以儒家经典科考选人，扮演为崇尚儒家王道的圣王形象；历代士人则通过熟读与运用儒家经典入仕，自视为儒家王道的守护人。

常有人怀疑儒家经典怎么可能用来治国呢，都是些无实无用的理论。孰不知，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高明之处，儒学作为治国的大本大源，本来就是要让人谨守修身性命的紧要处，这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根基，至于那些实际的行政运作技术与方法，都是吏（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而非官（科考出身的士人）的事情，科举出身的官人只要把握伦理纲常，代圣贤守道，公牍、判案、管帐这些事自有幕师、师爷这些刀笔吏来做（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瞿同祖的《清朝地方政府》都有详细说明），官与吏、政与务的区分，就是要让伦理纲常具有绝对的高位，此即儒学无用之大用。

也常有人怀疑士人怎么与君王共舞，看起来在君主专制下士人入仕除了听话并无选择。其实，儒学是一个两面剑：一方面，历代帝王在君权神授的理论下，自得于天地君亲师的化身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头顶上又悬着一把得模克利斯之剑——像异常天气如果反复出现，君王就得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做法，求得天的宽宥。同时，按照儒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训诫，统治者考察天意是否在自己这边，就得看百姓答应不答应，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实为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些还是无形的力量，有形的力量更厉害：儒家的理论里虽然以得君行道为天下幸事，但是如果君王昏聩，那么士人完全可以觉民行道，孟子所谓汤武革命、诛一夫说，颇让独裁者畏惧，大胆者如朱元璋干脆删削孟子，后来干脆废掉丞相制度。如果说这是极端，那么在传统政治的运转常态里，明代内阁的拟旨（替皇帝起草谕旨）和封驳制度（皇帝改好的谕旨，内阁大学士觉得有问题，可以暂缓发布，进谏皇帝改正），督察院的谏官（直言进谏不惜尸谏），都是防止皇帝的昏聩和随时纠正皇帝错误的制度。君主帝王下的皇帝并没有我们今人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我们常常不可理解中国士人的名言：武将死于战，文官死于谏。这样做的底气就在于儒家君子人格里的“不朽”信念。士人公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尤以立德为高，明成祖诱惑方孝儒泯灭良心诽谤前主，方氏宁可被杀并牵连家族及友好800多人同被抄斩，此种例子在史书里可谓比比皆是。可能今天很多人不能理解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教诲，以为是空谈的理想，但在传统社会，很多士人都以牺牲生命保全名节为莫大的光荣，这甚至成为一个社会风气，即使封建专制最为严重的满清时期，如果一个士人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流放新疆或海南，那都会轰动京城，引来素不相识的千百万人长街送行，以至于精明干练、通权达变的李鸿章常脑恨这些不知死活的士人坏他军国大事。

儒家就是这样一个令今人爱恨莫衷一是的信念集合体，五四以来常有人讥笑二十四孝的迂腐，抨击宋儒饿死事极小失节为大对妇女的迫害，孰不知，如果回到历史层面 ，以同情的态度参阅前史，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守节与忠臣守节本质都是一个东西，没有二十四孝、妇女守节的社会土壤，就不可能产生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忠臣。我们既歌颂岳飞、文天祥的守节，同时又批判贞节牌坊，这才是今人的荒谬与神经错乱。古人的“迂腐”乃是一种信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才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今人的“聪明”不可救药，人心不古、唯利是图也就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常态。可以说，儒家这个信念集合体规约着中国人从上到下的言行举止，成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内在力量源泉，谁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发挥作用呢？

[ 本帖最后由 儒学后生 于 2010-3-27 15: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