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与中国人自信力的丧失

儒学后生

儒家伦理纲常的破坏，并非如坛中兄台所言，是某些中国人阴谋输入基督教所致。相反，翻开近代史，反洋教一直是从士子到百姓的鲜明的民族主题，处理教案从来都是官员们头疼的事情，连大儒曾国藩晚年都栽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有失声誉。中国士人对自己的文化本来是有信心的，张之洞搞个中体西用，就是要划清国人学习西方的范围：为了救亡，学学西方那些造船造炮的技术，经济流通的本领，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些玩意儿我们的老祖宗从来不当回事，我们大汉民族从来都是重道轻器的，所以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不是不能，而是不屑，所谓“知其文明，守其素朴”，（墨子之所以被历史冷落就是这个原因），西方那些玩意不过是墨子那些杂家手里的余唾，现在天朝为了应急，把我们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不要的那部分拿回来，所谓“礼失求诸野”，没啥不好意思的，但是，说到底，这些都是“用”，是旁支、末流，不登大雅之堂的， 国家的大本大源还是在伦理纲常上，这是“体”，是主干、根本，必须保持主体地位，不容动摇。

中体西用其实是个很有解释力的救亡通道，兼顾了治国之本与应急之需，可惜，后来，随着西洋人势力的横行，特别是与学了西洋治国术的日本作战的甲午之败，吹响了国人全面怀疑本国伦理文化在世界生存能力的号角。最要命的是，自号为孔圣人在世的康有为，特别羡慕基督教在西方各国的精神领袖地位，幻想把孔子捧成与耶稣一样的教主，要把数千年来的日用伦常披上神秘的宗教外衣，堡垒往往首先从内部攻破，一心想当素王的康有为强力推行孔教，表面上要全面抬高儒学的地位，其实却是中国士人对自己原先的伦常之道开始不自信而套用西方宗教模式的开始。也难怪晚清儒学界视康有为为异端，章太炎攻击尤力：此种暗渡陈仓的伎俩实是对二千年儒学的结构性颠覆。更惨的是，由于康有为将孔教传播的命运与腐朽的清廷紧紧绑在一起，结果，清廷没落的同时，与之穿连裆裤的孔教也遭遇无情奚落。康氏此举真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一蚀，终于引来独秀同志吾人最后之觉悟——伦理之觉悟，中体西用失了市场，儒家没了依托，民族丢了灵魂，遂至苟延残喘至今……

[ 本帖最后由 儒学后生 于 2010-3-25 03:48 编辑 ]

龙翔

中西文化在我看来是个伪二元对立。与其说是中西文化，不如说是现代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对立。西方的现代文化虽然号称是继承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其实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的距离，并不比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距离小太多。西方古典不依靠翻译，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读。西方的classicist的地位，并不比我们国学的地位更高，他们的态度和表现，与我们的国学家们也颇多共通之处。Plato与Aristotle听孔夫子说话大概要比听康德或者黑格尔更有共鸣。说穿了，还是一个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只是对中国而言，现代化与古典的冲突，多了层华夷大防的外衣，所以复杂了很多。

龙翔

中国文化虽然表面上是儒家的正统，其实往往不过是外儒内法或者外儒内黄老。即如曾国藩，便曾感叹太史公将申韩与老庄同传，颇有深意。“以申韩为原于道德之意，此等识解后儒固不能道”（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多谢爱如生）。仅观此语，便知文正公学问固非囿于孔孟而已。曾国藩的圣贤画像，至少也把庄子放在里面了的。中国政治，千年下来，与其说是黄老与孔孟之争，不如说是法儒之争。大概外面批层孔孟外衣明孝道，论尊卑是肯定的，但内瓤却是黄老申韩之术。举凡一个新朝代，立国之初，都要靠严刑峻法，以规世道。一旦功臣杀尽，便黄老当权，修养生息。然后天下太平，莺歌燕舞，又该法家当道，以立威权，恐吓那些觊觎神器之人。孔孟之道，何曾真正实施过？这点尤汉朝最为明显，所以荣斋随笔骂汉朝苛酷，不输秦朝。董仲舒是公认的确立儒家一统地位的关键人物，虽然他治春秋，却似乎更关心“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至于公孙弘，更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这是太史公早就洞如观火的。再往后，有魏晋之将无同，程朱的禅儒合流。程朱以下统治近千年的儒学，其实已经是宋学，所以有后来的宋学汉学之争。新学伪经考出来的，不过是酒瓶新酒，无奈连他自己的弟子梁任公都看不过眼，讥乃师武断，不能立健实的基础（清代学术概论）。千年之后，毛公掀起儒法之争，又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洞见。今天众人皆知的官本位，不正是以吏为师么？哪里有什么儒家的影子在？

儒学后生

兄台此论，历史上颇多争议。在我看来，中西文化不是传统与现代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还是类型上的差异。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从源头上就已分疏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中国文化在原型上以儒道为代表，专注于人间秩序的安排与心灵的安顿，万物皆备于我，天地万物只有与“我”的良知良能发生关系，才有意义，因此天地万物一体，人与物原是无须分梳的，因此，重视技艺、强调分析、辨别名物的墨家、名家，被抨击为小道可观、玩物丧志，终至抛弃，这是中国文化不能开显科学之花的顽强基因—— 非不能也，乃不屑也。

西方文化在原型上最早追溯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笛卡尔以后的西方哲学与希腊古典哲学的距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其中的“断裂”不过是对古典命题的深度回应，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有一句名言：一部西哲史就是千百年来不断发掘与总结柏拉图命题的历史。而柏拉图这个命题就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内在紧张与调和。柏拉图这种物我、身心的二元对立、分析传统，在亚里士多德处开显出奠定西方整个文化基础的逻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这与中国文化原型的天人合一传统恰好截然异趣。（不要以为天人合一是道家的专利，在我看来，儒家是个更大的天人合一体系，在儒家的完备形态——孟子看来，只要保持良知良能，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理，陆王后来将之发展为心学）

我以为，不能简单按照目前的现实格局，评判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优劣。历史上，中国文化第一次吞吐外来文化——佛教，从发动到完成——汉至宋，用了800多年的时间，才有一个融合儒、道、佛的理学成型。这二次吞吐外来文化——西学，比起第一次，看起来要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前者以我为主，后者被动接受。但是，笔者深信，既然最具有文化原创性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三者，纷纷沦陷于西方文化的势力范围（埃及、印度连自己的语言都失传了，官方语言都是英语、法语），独有中国文化仍然高举表意文字文化的大旗（文字也是中西文化类型根本不同的标志：汉字的书画同源、形意义结合，支撑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关怀思维世界，这与西方字母文字所支持的抽象思维恰成反证），中国文化必有复兴的一天，章太炎先生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文字不亡，民族就不会消亡，这也是我们不同于印度与埃及的根本所在。文化的兴衰沉降当以百年为一个计算单元，中华民族还有几百年的机会……

我在这里想套用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西方文化本质是意欲向前的，他们文化中的根本分裂驱动了他们不断创造世界的动力，但也带来了很多现代病；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他们文化中的佛陀情怀将人们远离此岸世界；惟有中国文化是适合的，因为它将根深深立足家庭，进而拓展出去，将他人、社会、自然万物层层涵纳进来，形成一个修齐治平的关联世界。但愿1988年的诺奖获得者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不成空言：人类要想拯救这个世界，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就儒学在我国的现存状态及其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