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经”“附圣”而作史 ——《文心雕龙•史传》读后

徽州商人

《文心·史传》篇表达了刘勰对撰史的宗旨、修史准则、修史方法、史学体例等方面的观点和看法，非常完整地阐述了刘勰的历史理论体系，此篇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刘勰的历史意识，不仅显现于〈〈史传〉〉一篇，〈〈文心雕龙〉〉全书，无论涉及经学、子学或者文学，无不充满历史性的观察。他妙解文理博通经纶，又长于佛理，为当时所重，也在史学上建立了后起的盛名。本文就其理论体系中的宗经思想谈谈一些看法。
中国历史，自从《春秋》以来，受到儒家的影响，便以人文思想为历史的核心。由于儒家思想体系坚固地建筑在历史的架构上，大异于先秦诸子，故其对历史的着重和运用，也较任何一家都更为突出。刘勰奉孔子为北辰，以《春秋》为圭臬，极富创造性地继承了此一拥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儒家传统。
一、刘勰宗经思想溯源

在魏晋以前，儒学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前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儒家思想体系；后期是两汉时期儒学思想正统化时期。而刘勰的宗经思想实际上是两汉正统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宗经，即崇尚经典，是属于经学治学态度范畴；“经”，指儒家经典，而“经学”专指训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从本质上说，经学是适应中国封建制度需要而产生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精髓核心的经典之学。
先秦儒学，主要指孔子提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体系简单粗陋，缺乏周密论证和理论分析。到两汉时期由于统治的需要逐渐建立了一套烦琐的经学体系，提出“三纲五常”，并赋予神学论证。秦始皇的暴政空前激化了封建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下而短命。这给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以极大的震动。汉初“无为而治”就是以刘邦君臣为代表，对秦暴政经验教训直接的反映和初步总结；与此同时，学术思想界也逐步掀起了尊儒批法的强大的社会思潮，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封建统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要求强化封建纲常及其统治秩序，推行教化和改良措施，以巩固封建统治。这可以儒家的《易传》、《礼记》和贾宜的《新书》为代表。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理论总结。汉武帝即位不久，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对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上的总结。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为封建正统史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司马迁提出的血统论、天命循环论，无形中为封建正统史学开了先河。东汉白虎观会议“正经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国策在东汉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是“定于一尊”思想统治的政策在儒家内部的反映，是官方儒学统治的强化，《白虎通德论》为东汉政权建立的官方思想体系，确立了“三纲五常”的规范体系，在文化、道德、政治、人格修养等方面，灌注了严格的等级思想。
从产生到汉末，封建史学总体上一直处于“附经立说”的地位。这种长期以往的附经影响，当然势必在稍后的史家们的头脑中留下烙印。刘勰可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广博地吸取了前人远辈的思想精华而撰述《文心雕龙》。从六经到先秦两汉诸子，都是他的文论之渊素。对于儒、道、佛乃至种种杂家凡能与“文心”联系而论的许多理论观点、观念，都通过他的深思慎虑予以改造使其意义有所转换而构成其理论体系。他的《史传》，一如《文心雕龙》，都同源于徵圣和宗经的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史学之风极盛，有了专门的所谓“乙部之学”，史学的繁荣使刘勰有着切身的感受，如《史传》里说的“魏代三雄，记传互出”，他的历史激情不能不因此而被带动起来，而《史传》一篇集中体现了他对由传统史学积淀而来的历史主义精神的领会，其中宗经思想可谓突出表现。
二、宗经思想的表现
1、宗经取代了历史本体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强烈的国家，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明确标的就是从历史现象中寻找政治和道德的原则，或者说用以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依据，即如《史传》所说的：“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长。”在中国历史中心论里，《易传》新增了一个纬度，即“圣人”，“圣人极深研之而作《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这无异于说，惟有圣人才是宇宙和历史的真理的发言人，才能指引历史的发展方向。“圣人”从此就属于这“中心”里了。在独尊儒术的经学时期，历史的“中心”渐渐被“圣人”占了，而历史本体“道”的观念反变得模糊起来。这一变化对刘勰有极其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在《文心雕龙》的体系里“圣人”和他的经典成了真正的中心。《宗经》云：“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环内”之说，虽带有道家的色彩，却已不是指本体之“道”，而是儒家经典。“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就是从本体论向经典中心论过渡的逻辑。刘勰把二者同一起来，其实是以后者取代前者了。当经典成为立论的中心时，关于历史的本质思考就被一笔带过了，所谓“自然之道”、“太极”、“神理”等，几乎可以说成了一些多余的虚指概念。崇尚经典，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而刘勰显然没有把价值论从本质论中分离出来。所以其所确立的历史“中心”，与其说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不如说是历史批评的价值准绳。
2、宗经是历史实证和批评的准绳

“依经以树则”加上“按实而书”，构成了史家“析理居正”的直笔精神。对刘勰而言，史学具有高度的实用意义，即对有使命感的儒者如勰而言，是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重要功能：在宗圣附经的最高道德原则下，一个良史须能运用他个人的智慧，随时随地对历史作最妥善的裁决，成为圣人和经典的代言人，凡经圣人之手的经典如《尚书》〈〈春秋〉〉、唐虞的典谟、夏商的诰誓、周公的定法，以及诸侯建邦的国史，他都深信不疑。左丘明与孔子同时，承受了孔子的经旨和微言，所以他的〈〈左传〉〉“实圣人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是全然可信的。
战国以后，王纲崩坏，主非圣哲，故只能放弃经传的标准退而求次，所以象司马迁、班固撰写以人为区分的本纪和世家一类的历史，“虽殊古式”，还够得上“实录无隐”和“尊经钜圣”的美誉。这是刘勰对他俩史著的肯定。但随后刘勰对〈〈史记〉〉〈〈汉书〉〉给吕后立纪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对，“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叱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鲜明地暴露出他维护封建正统的儒生思想和纯正的宗经思想。
三、辨证地看待宗经思想兼作结语
对于刘勰的宗经思想，今天的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去认识和理解它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封建社会由秦汉而至魏晋南北朝，总体上是地主阶级统治由初创到加强控制的发展趋势，这种控制的加强，体现在文化领域里，如前文中所述，宗经思想便是突出之一。可以这样说，宗经思想是当时阶级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刘勰是我国封建社会处上升阶段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社会思想意识必然带有其自身的阶级性，即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他的宗经思想也正适应了当时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正如它的产生一样，这种思想也会随着其阶级统治衰亡和阶级的没落而逐渐走向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