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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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论争
曹金祥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在严重外患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当局和教育界开始全面反思中国教育的现状,相继提出多项教育改革方案,由此在全国引发广泛的讨论。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围绕中国教育破产的原因、师范教育体制的存废以及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改革主张，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以《独立评论》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在本次论争中的角色和作用，对于把握其教育思想和3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独立评论》；自由知识分子；教育改革；论争；30年代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9）01-XXXX-06

20世纪30年代,在强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当局和教育界开始对中国教育的现状进行全面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近年来，随着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专著和论文均涉及到这一内容。但是，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场论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迄今未见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独立评论》与教育破产原因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强化思想控制,一直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有所作为,但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当时的教育界不仅办学经费匮乏，而且教育体制欠缺,政治管理混乱，整个教育系统百病丛生，满目疮痍。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加以整改，但收效甚微，“于是整顿教育之声，高翔云表，弥漫全国。除教育当局屡有整顿之计划外,在野的教育专家或关心教育者,亦都争论不休。”［1］作为平津文化教育界的精英，《独立评论》的社员和撰稿人更是秉承近代以来自由知识分子办刊议政、笔墨报国的传统，积极地介入了这次论争，并以《独立评论》周刊为话语平台，对中国教育破产的原因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
《独立评论》创刊不久,傅斯年即撰文指出，中国教育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2］，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更重要的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院毕业生”回国后,大多担任了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教育部长,这些人生搬硬套外国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教育的混乱。
傅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一片哗然，时隔不到两周，邱椿即给胡适写信，对傅斯年的个别言论大为不满。他指出，傅文“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的中国毕业生，作最猛烈而最普遍的总攻击，措词稍欠平和，持论似属偏激，颇有商酌的余地。”邱椿认为，傅斯年将教育崩溃的责任归咎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毕业生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该校的师范毕业生从未“执教育界的牛耳”,在教育界也从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民元以来，教育总长和部长好像有十余人之多，其中只有一位是师范院的毕业生，就是蒋梦麟先生”，而蒋先生的教育政绩是有目共睹的，让他“负教育破产的责任”［3］19，显然难以立论。
对于教育为何破产,邱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破产并不是因为学习美国教育体制的缘故,欧洲战后的教育都逐渐美国化了，但欧洲教育并未因此而破产，所以“‘江南之橘，逾淮则为枳’，一切制度和主义在西洋大抵是好底，但一到中国人手中便弄坏了。我们不能责备制度和主义的介绍人，而应归罪于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国民性。”［3］20很显然，在邱椿看来，中国学习西方发展新式教育并不错，外国的“教育制度并不坏”［4］，美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在中国失败，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社会的腐败造成的。
与邱椿的主张不谋而合，杨振声也把教育破产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国民性。他指出：“以今日中国国民之颓唐、漫浪、下贱、自私、苟且、不负责任、无生产能力、无合作精神”，根本不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更不用说发展教育了。“我们知道多少好的事情，经过中国人的手，就‘橘化为枳’了！连教育都会跳出进化的公例，人家是越办越好，咱们是越办越糟！”所以,“今日的教育，重要使命在养成廿世纪的国民的德性及生产能力”［5］。
徐炳昶对中国教育破产的现状也非常痛心疾首，他认为，有人将中国教育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教育经费的短少和教职员薪水的轻微，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政府每年下拨给北京一城的教育经费即高达五百余万元，单就清华大学一校的经费就超过了一百万元,与当时日本的帝国东京大学不相上下，但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却远不如日本。至于说教师薪水太低，他指出：“当我欧战前在法国的时候，法国大学教授的薪金，每年不过一万六千余佛郎，约合我国币五六百元。其副教授半之。”“北平大多数的教授，学问比法国的副教授差得多，而待遇则比他们优厚。”［6］因此，将教育破产的原因归结为“教育经费太少”和教职员薪水太低也是站不住脚的。
与上述主张不同，萧公权认为，教育失败的原因固然复杂，如社会不安、政治混乱等都是间接的重要原因，但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教育当局对于教育的性质和功用未能确然认清。近代中国教育的最大改革是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现代教育并未完全脱离科举时代“学以致用”的精神和原则，教育的目的不是学问的本身而是本身以外的“用”，时下“党国要人提创工程实业教育”，“教育部限制文法学院学生的名额”［7］,说明“学以致用”的传统原则也已成为当今教育的主旨。所以，萧公权认为，中国教育的破产，最根本的原因是被“学以致用”的原则所误导,没有搞清楚各级教育的性质和功用，以至于把培养治学人才的大学教育误认为仅是训练技术人才的实用教育，把高等普通教育与专门职业教育混为一谈。
对于教育为何失败，胡适认为，教育界的“索薪”风潮、学校教育的不断政治化以及低劣的私立学校的泛滥,使教育的信用丧失殆尽，这是诱发教育危机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随着学校的扩张,毕业生的数量骤然增多,但社会事业不能同步发展，于是“粥少僧多”的现象日益严重，“做父兄的，担负了十多年的教育费,眼见子弟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当然要埋怨教育本身的失败了。”［8］基于这种分析，胡适认为，教育的失败不能单单归咎于国民政府，教育界自身和社会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综上所述，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破产原因的分析是深刻而全面的，他们认为，士大夫教育思想的存在、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衰败对教育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教育当局的失误和教育自身的严重政治化,对教育破产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学习西方，虽然未能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教育的失败,但这种失败并不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所以，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9］由此可见,自由知识分子在教育失败的反思和论争中,已经敏锐地将教育的现代化和中国化问题纳入自己关照的视界,开始从教育的发展方向层面上思考中国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二、《独立评论》与师范教育存废之争
20世纪30年代，在对教育破产的原因各陈己见、争执不下的同时，师范教育的存废问题成为教育界争论的另一个热点。
我国的师范教育虽然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已经独立设置，但“五四”后，受美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影响，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受到学界的质疑。早在1922年前后，围绕师范学校继续独立设置还是转而附设于普通大学，就曾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作为这次论争的结果，国民政府将北师大以外所有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一律合并到高级中学或改为综合大学。虽然只有北平师范大学一校得以保存，但围绕师范教育的独立与附设之争并未因此而停息。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通过的《整顿师范教育制度案》对“师范学校得单独设立”做了明确规定。1930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又提出：“师范大学、大学教育学院及其他大学内与师资训练有关之各学院均招收高中毕业生，予以四年之训练，授学士学位，准充中学教员。”［10］这种允许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同设并存的学制规定，实际上是对师范教育独附之争的一种折衷处理，其结果不仅导致师范教育体制的混乱，而且也引起师范教育界的极大不满。
1931年秋，由欧洲学者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应邀来华考察教育，在其提交的考察报告书中，这些欧洲国家的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美国化倾向表示了明确的担忧，并对中国的师范教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明确指出，中国的师范教育摹仿美国是错误的,师范院校根本没有独立设置的必要。同时，这个报告也明显地带有使中国教育欧洲化的倾向，如报告书中提到“欧洲文化上之情形，与美国之情形相比，较适宜中国之需求。”［11］对于这一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彭及民教授当时就指出：“国联的专家，在他们介绍改革方法中，未完全掩饰起他们想使中国教育上多些欧洲的影响，而少些美国的影响的愿望。”［12］
对于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当时的中国政界与教育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映。政府官员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人一般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报告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13］教育界人士出于对外来影响的反感，大多对报告书持否定、批评的态度。如章光涛就认为：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方案“对于国联的主要国家算尽了一番文化运动工作的责任，自然取得相当的收获，但对于中国人民所期待的教育改进，恐怕不仅无功，而且有损的。”［14］
《独立评论》主要社员之一的任鸿隽更指出:考察团的诸位专家认为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本国国情而不可盲从外国,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固然正确，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中国的新式教育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演进，但很多地方的教育方法仍然“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的心里，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翰林的梦。在这样情形之下,考察团诸君，认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我们的意思,却是觉得我们外国化不够。”［15］19
蒋梦麟也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反复强调，要改进中国的教育,就必须首先扫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但所谓中国教育受美国影响，无非是学习美国在大学里实行了学分制,师范学院或大学教育学院的设立，也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这种影响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事实上中国教育的弊端主要“由数百年来的科举及三十年来的日本影响混合演化而成。仅仅十几年来所受的美国影响,未能摇动数十年来所造成的状况。”［16］20-21
自由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力反驳国联对于中国“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本着求实的原则,对国联报告书的可取之处予以肯定。任鸿隽表示：“我们对于考察团诸君所说:‘新中国必须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并从自有之历史、文献,及一切固有之国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种新文明’，固极表同意。”［15］19蒋梦麟也认为：“考察团诸位先生费了几个月宝贵的光阴，作成有价值的报告书，指出教育上好多的缺点，并指示我们正当的出路，我们很感谢而钦佩的。”［16］21
实际上，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及其报告书的翻译出版作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大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走向，并引发了此后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从而“直接导致了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由美国向欧陆国家靠拢的改革。”［17］
1932年7月,国民政府为压制学潮,借口“北平师范大学之内容、组织与普通大学并无大异”［18］,令其停业整顿。同年10月，教育部提出“将现行师范教育一律取消。”［19］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案》，主张“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形发展之流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应即停办”。［20］该方案的出台，使师范教育的独附之争转而变为存废之争,并愈演愈烈。
北平师范大学首先对该提案作出了强烈反映,该校著名学者钱玄同等三十八名教授联名具呈教育部长朱家骅，对教育部停办师大的理由逐一予以反驳，在校学生更“举办护校演讲周，出版护校半月刊，通电全国师范学校为维护师范教育而斗争。”［21］
针对师大师生的强烈反映，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师范教育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应该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分析：第一，就知识本身而言，师范大学与普通大学在课程上并不存在“专”与“博”的区别，因此师范大学毋须单独开设。第二，就技术训练而言,一个善于教学的先生，其自己教学的方法就是学生学习的榜样，这比读几本教授法的书要强得多，所以要养成学生的“教学技术”，只要有好的教授即可，不必区分什么普通大学和师范大学。第三，就教育学的研究而言，教育学作为“心理学的一种运用”和“社会学的一个旁支”，必须与“纯粹心理学”及“普通社会学”合在一起，才能便于开展研究，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基于这种分析，任鸿隽最后得出结论：“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22］
任鸿隽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得到徐炳昶、傅斯年等人的大力支持,一时蔚为宏论，影响颇大，由此而激起的关于师范教育的争论也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据著名教育家庄泽宣统计，1931～1933年间，报刊上关于师范教育的讨论文章骤然增加，其中有关师范教育存废的文章又高居榜首［23］。但空泛的论争解决不了严峻的现实问题，由于师资短缺而造成的基础教育的衰退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教育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重新调整教育体制，先后于1932年12月和1933年3月公布了《师范学校法》和《师范学校规程》，允许师范学校脱离普通教育，自成独立的学校系统。至此，围绕师范教育的存废之争也随之偃旗息鼓。
如上所述，在这次师范教育存废的论争中，《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力否认国联对于中国教育严重美国化的指责，认为中国教育的西方化，不是应该逆转，而是应该强化，这是中国教育摒弃科举影响而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严重的国难形势，也迫使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所抬头，使其不得不考虑教育西方化的负面影响，开始转而关注教育的中国化问题。他们固然对欧陆国家影响中国教育的企图心存芥蒂，对带有浓厚美国色彩的师范教育体制，也存有本能的反感和厌恶，以致使其废止师范教育的主张在客观上与政府当局走向一致，这与其说是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背景下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附和与赞同，勿宁说是其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化两种思想倾向相互冲突的真实流露，只不过国联的建议和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为其提供了表达这种思想的时机和凭借。
三、《独立评论》与高等教育文实之争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刺激下，教育界在教育方针上明显地表露出急功近利的倾向，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轻文重理的论调甚嚣尘上，并由此引发轰动一时的“文实之争”。
1932年5月19日,广州教育界在中山大学就教育方针的改革召开专题会议,在达成的决议案中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24］其后不久，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先后对外宣布将停办本校的文法科。5月30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主张中国未来十年的教育应专重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的造就,并规定“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各大学中如有农工艺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25］此案一出，立即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更是作出了强烈反应。
蒋廷黻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而只去办农工医等所谓生财的教育是偏狭而不足取的。大学的科目是应人的求知欲和社会需要而设置的，并非凭空捏造，国家如果担心文法科学生闹学潮而将其停办，其结果必然使国家更加乱。因此，他希望政府“对于教育本身及对于大学在国家生活上的地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了解”，要知道“教育的目的是教养全人的。教育愈能教养全人,其增加生财的努力愈大。大学（包括各门科目,提倡各种求知的学府）是文化的结晶,也是促进文化最要的利器。”［26］所以,蒋廷黻认为,要解决中国今天的内乱和外侮，绝不能只发展实业教育而忽视甚至抹杀文法教育。
池世英认为，陈果夫减少文法科增加理工科以发展工商业的教育政策,必然会“引起社会上轻视文法科的心理”，“所以一般眼光比较远大的人，都认为政府这种偏重实科，贬抑文法等科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27］16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文法科不适应社会需要而且“学文法科的人太多，文法科太滥了”［28］的论调,池世英指出，这种“多”仅仅是相对于学理工的人而言的,从社会的需求看，文法科不仅不能削减,而且应该大力扩充。在他看来,理工科与文法科本来在地位上是相等的，并没有高下之分，况且中国要提高行政效率、改良司法，就必须拥有经过严格训练并具备专门学识的公务员，而这些公务员当然要经过文法院校的教育才能产生。所以，池世英提醒政府要“认清文法等科在今日中国所处的地位，并不亚于理工等科。”［27］19
陈序经对陈氏提案更是表示了极大关注，他明确指出：“这种教育方针和政策,于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实在不容轻议妄动，而一般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则更不能轻轻放过。”［29］在陈序经看来，大学的目的是“求知”，“而求知的范围是包括了智识的全部。所以一间称为完备的大学，是对于研究全部智识的各方面的设备上，都应有尽有。”［30］基于这种认识，陈序经认为，大学的文法科与实科是并存不悖的，厚此而薄彼就违背了大学“求知”的本意。
《独立评论》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受颐也认为：“一国的学术建设，于侧重某一方面之中，依然要顾虑到全体的相当的发展。任何一部分的偏枯，都不免要影响整个学术生命的健全。”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固然重要，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它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想生活和国民的个人健全，“假如人民的思想太懒惰，判断力太薄弱，公共精神太缺乏”，则“一切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物质建设和经济设施反无从谈起。”［31］基于这种分析，陈受颐极力反对“抑文重实”的言论和做法，主张文法科要与理工科平等发展。
徐炳昶也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近来关心于教育的人,如陈果夫诸先生，痛心于文法各科学生的冒滥,急想有所整顿，意思是很对的。但是他们所拟的办法,或想将文法各科停止招生数年，或想将公私立大学中文法各科停办，止让国立大学办，我却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诸位先生没有找出来文法各科真正受病的症结，并且他所提的办法，是枝节的，没有很大的补益。”［32］
《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也从“领袖人才”培养的角度，间接说明了文法科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知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只有“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路可走。”但现实却是，“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33］胡适所谓“何处”虽然没有明指文法科，但其呼吁重视文法科以求稳定和提高教育的言下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教育界广大人士特别是平津各大学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陈果夫提出的十年内停办文法科的议案最终未获通过。虽然国民政府当局此后还是执行了一条限制文法科的教育政策，规定“各省市及私立大学或学院，应以设立农工商医理各学院为限，不得添设文法学院”［34］，并在1933年度的实际招生过程中，开始严格限制文科类院系的招生数量，但考虑到教育界的批驳和反对之声日高，两年后不得不对这种“贬抑文法”的政策稍加改变。
从以上《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在这次“文实之争”中的言论不难看出,作为教育界的领军人物，自由派学人在事关教育发展的学科设置这一重大问题上，其观点有着惊人的相识之处，他们都主张文法科与理工科要平衡发展、平等对待，绝不能“抑文重实”，更不能停办文法科，并从国家治乱兴衰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文法科应该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所在。在这次论争中，他们的积极建言和介入，不仅是对赖以安身立命的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也是其以《独立评论》为凭借，试图对当局教育政策有所影响的积极尝试。然而在严重的国难背景下，虽然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指责共产党”［35］，但他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直怨言不断，甚至“经常纵横于‘非蒋’势力之间”［36］，这种摇摆不定的政治取向，决定了他们的这种关注和尝试，只能对当局的教育决策有所改正，却不能改变其基本走向。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严重之际，也是文化教育界思想交锋最为激烈之时。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本着为天下谋的原则，在短短的五年又两个月时间内“共发表文章1309篇”［37］，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即有80多篇，仅次于政治问题而高居其它各论题之首。纵观这些教育言论，虽然自由派学人内部在诸如教育破产的原因等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的争吵,但其在对外的论争中，更多的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正如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中所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38］蒋廷黻后来也回忆说：“虽然《独立评论》同寅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39］如其所言，虽然自由知识分子对其教育主张的一致性并不完全认可，并极力标榜“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40］，但他们在30年代教育改革论争中强烈一致的呼声，不能不引起教育当局的重视并对其推行的教育政策有所调整和修正，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对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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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笔者原创，首次发表于《现代大学教育》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