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农村教育思想
曹金祥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把目光转向农村，促使2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受此影响，农村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教育思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以《独立评论》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有关农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30年代我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独立评论》；自由派学人；农村教育思想；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农村复兴计划，共产党人以湖南为中心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国内其它各派政治力量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乡村的发展”［1］，促使2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在此背景下，农村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平津文化教育界的精英，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立足于对当时农村问题的研究，本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2］的独立精神，对时所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教育思潮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
一、批评与赞扬：自由派学人对于中国农村的人文关怀
（一）对农村现状的批评与指责
鸦片战争后，西力东渐的加剧，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小农经济受到世界市场的严重冲击，走向崩溃的边缘。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千年一体的封建专制，但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和近代军阀混战不已，各地农业纷纷破产，大量农民离土外迁，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独立评论》的社员和撰稿人，大都是平津文化教育界的教授或专家学者，传统文化固有的经世思想和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使其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着本能的关注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经过对华北农村的长期调查后指出：“农村社会的贫穷，肮脏，苦闷，愚昧，散漫等情形，是初到民间时所不能不感受的一些印象。”［3］12在他看来，农民的愚昧与农村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和官吏的不信仰；普遍的贫穷；对卫生的漠视；智识的缺乏；迷信的弥漫；生活的单调与苦闷；组织上的散漫［4］10-12。之所以存在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不仅有自然环境的因素，更有政府疏于管理的责任。“中国向来对于这数十万农村是不大管的，任其自然变化的，压根儿就没有下功夫训练过其中的人民。”［3］12现在，既然政府要复兴农村，就不能讳病忌医，“承认自己的不景气不是耻辱，惟有不痛心忏悔已往的过失，不努力转变现在的处境，不清楚看出前途的光明，才真正是耻辱。”［4］10
（二）对农民特性的赞扬与肯定
尽管看到了农村愚昧和落后的现状，但自由派学人认为，这种现状的存在并不可怕，最要紧的问题“乃是这些农民的本质究竟如何。”他们经过与农民的实际接触，得出结论说：“与农民相处愈久，愈深的感觉到中国农民是极优良的民众。中国老百姓蕴蓄着极大的潜势力，与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他们是绝好的建国原料。”在他们看来，中国农民优良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非常的耐久性。“中国农民是最有耐久性的，其坚韧耐劳的表现是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也是极镇静的，极深沉的。他们不但能勤，而又能俭，而且俭的程度到家而澈底。他们几乎能在任何生活程度的状况下活着，而且是知足的活着。”［3］12二是天资聪明。“从他们的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土气，很平凡。及至与他们相处愈久，愈感觉到他们丰富的智力与才力。稍给他们一些受教育的机会，就立刻发现他们的天资聪明，尤其是青年的农民，真有不少的天才。这种在农村中从事开发‘脑矿’的工作，恐怕比开发其他的矿业还要重要而急切。”三是肯接受新事物。“有许多人以为中国的农民是极固执的，极守旧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不但不守旧，而且是很能接受新的事物,并且不是盲目的接受,而是有理智的接受。”［3］13
基于这种认识，自由派学人认为，中国农民这样坚韧耐久、资质聪明、又易适应新环境的民众，实际上是最优良的民族，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状况，是由于政府和社会以往对于他们的疏忽和放任，如果有人出面唤醒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教育与训练，他们就能一变而成为团结有力的民族。所以，“中国农村的前途是绝对的有希望的，是绝对的有办法的，是绝对的可以乐观的，整个的民族是绝对的大有转机的。这就在乎我们肯共同努力来促成这个大的转机不肯。现在是真正到了‘事在人为’的时机。”［4］12
二、兴农与知农：自由派学人开展农村教育的积极主张
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也纷纷走出书斋，对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的乡建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们中虽然有人对乡建运动表示了肯定与赞扬，如章元善认为，乡建运动照此发展下去，“假之以时日，政治的昌明是不必发愁的。”［5］但更多的的人则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如燕树棠就对定县的乡建运动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平民教育会在定县的成绩，全系有名无实，全是冒功买名的宣传。”［6］陈序经则坚决认定乡建运动“已经有了很多失败，而且有不少还正在失败的途上。”［7］2他认为：“乡村建设是一种实际工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7］3-4在他看来，“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却有了多少复古的趋向。”［8］为了扭转这种复古的倾向，措施之一就是要审定“平教会标榜的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9］，推行农民真正需要的兴农教育和知农教育。
（一）开展兴农教育是农业改良的应有之义
钱实甫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一般的农业劳动者虽然多半是靠经验来工作，但并不是丝毫不需要较高的知识，“较高的知识，可以正确经验，启迪发明，促进改革，在农民正是一种最好的帮助”，但由于“在中国既没有实施强迫教育，也没有普遍的设置义务教育机关”，农民根本无从获取所需的知识，“教育程度的低落，经营方式自然不能改良，管理的方法自然不会合理，再想农业进展，当系不可能之事。”［10］11因此，开展旨在提高农民耕作技能的兴农教育势在必行。
第一，加强农业学术建设。由于“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11］14而“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只有材料之殊，并无方法之别。而且许多应用，都直接由纯粹科学得来，他们是分离不开的。”［12］7如奥地利科学家曼德尔利用生物遗传学的研究，改良了本国粮种，巴斯德用他微生学的知识，挽救了法国蚕业的危难，“我们若要改良农业，设如先没有一个完备的，有效的学术研究机关，一旦遇见农业上困难问题，休想有解决的能耐。”［12］8所以，加强学术建设，是发展兴农教育的首要任务。
第二，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农业教育与工业教育最大的差别所在，就是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那末，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11］14，因此，发展兴农教育还必须培养大量的农业专门人才，这是把“少数专门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成千上万农家去的基本条件，也是发展兴农教育不容旁贷的重要责任。
第三，建立农业教育组织。要在广大农村中推广农业研究成果，仅有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还应实行面向广大农民的普及教育，为此，必须成立专门的农业教育组织。一般来说，国外的农业教育机关不外两种，一是农科学校，二是农事试验场，“就性质上说，关于研究方面的事，应属于学校；关于实行推广的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我国目下的情形，因为人才经费的种种关系，显然的，研究学术的机关，应取集中政策，而推广实行的机关，应取普及政策。那就是说，高等农业学校，不必每省皆有，而实行推广的农事机关，却是各省不能不齐备。”但中国当时各省的农业学校比农事试验场要多得多，政府要人一谈及振兴农业，就主张添设农业学校，这实际上是一种轻重不分的错误做法，长此以往，“中国的农业教育非失败不可。”［12］9
（二）开展知农教育是农村改造的必然要求
自由派学人认为，兴农教育只是农业教育的一个方面，它只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而“乡下人所需要的农业教育主要目的不是教他们怎样作农，是要教他们知道农。因为他们本身是做农的人，做总算会，最不会的是知。”［13］18所以，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其摆脱牛马式的生活状态，还必须在办好职业式的兴农教育之外，大力发展知农教育。
第一，开展知农教育可以使农民摆脱自相压迫。董时进指出：“乡下是暗无天日的活地狱，是纯粹的中古社会”，这里“几乎无一人不是土豪，大土豪欺负小土豪，小土豪欺负更小的土豪，最没出息的，也会在自己家里妇女儿童中间充土豪，或在鸡狗牛马身上使用权威。”而乡下的妇女更是备受凌辱的弱者，“许多是过的地狱的生活。”她们在出嫁前即为父母所轻贱，出嫁后又成为夫家的出气筒，然而“最可恨可叹的是，每一个妇女，一到当了婆婆的时候，便要将她们所受过的罪一一的再加到他们的同类的身上，以为非此不足以表示她们有出息。”董时进认为，所以会出现这种恶性的循环，“都是因为她们没有智识的缘故。”因此，“乡下亟需要一种教育来改变这些传统的恶观念、恶风气，使乡下人知道这样的欺负人，和受人欺负，都是不对的。”［13］17-18
第二，开展知农教育可以使农民摆脱外来剥削。董时进指出：“乡下人不仅自相压迫，他们全体又是受外界的压迫与剥削的。整个乡下便是一个愚昧的，牛马式的社会。”农民们“一年到底活动的范围就是吃饭种地，此外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干。他们一世，就是这样过去。”［13］18因此，如果不愿乡下人永远做牛马或蜜蜂，必须给他们一种关于做人资格的教育。而在旧式社会里，教育成为少数人侵掠他人的武器，乡下人因为缺少这种武器而处处吃亏、任人剥削。所以，必须推行知农教育，使全体乡下人掌握人人应有而向为士大夫所独占的武器，使其籍此可以抵抗外界的恶势力。
至于如何推行知农教育，董时进认为可以结合农村实际，用农业上的现象和问题去教育乡下人，使他们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学到各种科学知识，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脑筋，开通他们的思想，增加他们解决问题、辨别事理的能力。这种教育推行成功了，农民就会看见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和现在所处的时代，也会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和政治的构成，从而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最终成为具有新头脑的现代公民。
（三）知识分子下乡是开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条件
无论是推行农村复兴计划，还是提倡乡村建设运动，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所以，知识分子下乡成为30年代教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受过大学教育或专门教育的知识分子，背负着国家建设的使命，只有他们回到农村去，农民才有复苏的希望。但由于“都市吸收知识分子的力量，比乡村中要高得多”［14］，都市可以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出路，而农村不仅缺乏研究学问的必要设备，物质文化的低下也无法满足知识分子的生活需要，再加上传统士大夫教育的影响，促成了知识分子城乡间的一种向心式流动，“即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地方城市流入中心城市，由中心城市流向京城所在地。”［15］。所以，尽管“回乡村去”的口号响彻云表，“实际上仍然没一人到乡间去”［16］。
自由派学人认为，从表面看来，知识分子居住在都市中，好像只能为都市中的居民服务，而不能为农村中的乡民服务，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都市中的智识分子，与乡民发生关系的地方很多”［17］5，他们中的一部分如新闻记者、医生和艺术家，虽然居住在都市中，但对于市民与乡民的贡献是同样的；另外一些人如大学农学院里的教授、从事农村运动的专家，虽然居住在都市中，但他们主要是为乡民服务的。此外，许多农村中的的问题如免除苛捐杂税等，只有靠都市中的政治家的努力，才可以解决，下乡去的知识分子反而无能为力。不过，“都市中的智识分子，无论如何为乡民服务，但总还有一部分工作，非下乡去做，便做不成的。”“但是智识分子，如何肯下乡呢？劝导他们下乡，也许有一小部分人肯去，但对于整个的乡村问题，是无补的。以办慈善事业的方式，请智识分子下乡，也有一小部分人肯去，但对于整个的乡村问题，还是无补的。如欲解决整个的乡村问题，使全国各地的乡村，都有智识分子的足迹，非用政治及职业的力量不可。”［17］6
在吴景超等自由派学人看来，中国政府的组织，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没有一个为大多数农民服务的机关，中央政府没有农部，地方政府没有农政局，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为求补救起见，首先应该在各县设立农政局。作为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机关，农政局的人员编制应该精简高效，但至少应该有三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分别负责办理乡村社会调查、农业技术推广和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为了鼓励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下乡，并表示社会上对于这种职业的重视，政府对于在农政局服务的人员，要发放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如此，“才可吸收很多智识分子下乡，否则智识分子，一定都是向都市去，结果乡村中有一部分的工作，必因缺乏人材而无从进行的。”［17］8
三、启示与借鉴：自由派学人农村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如上所述，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对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寄予了无限的人文关怀，提出了发展兴农教育与知农教育的主张和要求，虽然由于其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甚至“经常纵横于‘非蒋’势力之间”［18］，使得这种主张和要求并不能为国民政府所采纳，但他们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不仅是国难背景下知识分子笔墨报国的直接体现，同时也丰富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内容，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高度重视教育对于农村复兴的重要作用
“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农地的面积和农民的人数，都比较高出于世界各国。”［10］9 但由于“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英才教育，即培养维护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官吏，教育未能普及。”［19］所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因经济原因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力，这既造成了农民整体素质的低下，也是广大农村长期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自由派学人在具体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根本改造农民、复兴农村的重要利器。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但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现状并没有彻底改变，教育的大众化没有真正实现，这在很大程度阻滞了农民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借鉴自由派学人重视农村教育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
自由派学人认为，“乡下人概是种地的，所以乡下最需要的教育是实用的。”［13］17但定县等地的乡村建设派多是主张教育救国论的教育家，他们强调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仍然以除文盲为一切建设的前提。”实际上,“农村建设，不必有这种先后的关系。”［20］8农民们所真正渴求的是自身痛苦的解除和生活的改善，“他们不能看到识字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他们对于文字教育远不若实际生活问题之有兴趣。”“他们所缺少的，是一种新的组织，一种新的训练，一种新的教育。”“如果有一个机关能真正的帮助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改善的事，农民会很快起来接受的。”［20］9河北各县的事实也证明，符合农民需要的教育才最受农民的欢迎。我们今天进行新农村建设，农村的教育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农村实际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将农民最亟需的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农业技术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如此，才会真正为农民所欢迎，也才会发挥教育的最大功效。这是自由派学人的农村教育思想给予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
（三）开展农村教育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对于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农村与城市在就业选择、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往往使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对农村望而却步，虽然“有几位先生且以宗教的精神在那儿干”［20］11，但仅仅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献身和牺牲，对于广大农村的教育事业是发挥不了决定作用的。为了鼓励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走向农村”，自由派学人从制度建设和内政改革的层面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希望以各县农政局的创设为突破口，吸引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这一主张实际上是自由知识分子探索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一看中国的现代史，我们就知中国民族无时不在设法自救之中。自救必须自强；自强必须要改革内部，这是一定的理，也就是中国民族现在所走的路。”［21］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总结自由派学人重用知识分子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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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本人原创，首次发表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cjxhz 于 2010-1-24 03:28 编辑 ] |
发表于 2010-1-24 03:2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