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传统中国的君权与相权>

samhu2007

文作于七○年代，作者余英时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政治呈现的反智现象，遂透过对中国历史上君权与相权关系的探讨，来追溯此一反智政治的传统根源。
一．所谓的传统和现代
作者先指出其对传统的看法。尽管在西方启蒙思潮传播的影响下，使得一般人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概念，必须舍弃传统才能求得现代化。但此一看法近来也已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挑战，传统和现代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彼此间具有辩证的关系。传统和现代在某些部份是可以有所继承的。作者便是基于此一观点，展开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成份的检视。
二．「君尊臣卑」下的中国政治传统
中国政治中的反智成份，可以归结到「君尊臣卑」的政治传统。作者以君权和相权之间的消长来探讨此一政治传统的演变。在君尊臣卑的政治传统下，君权是绝对的，终极的。相对之下，相权则是孳生的，取决于皇帝的。两者的关系一直以来便是上下有别、不对等的。然而，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君权仍有其局限性，还受到一些无形的限制，包括：天命、古训和祖宗之法等。并且，由于君权的行使，必须透过其下的官僚制度来贯彻，因此也受到此一制度一定程度的约束。官僚制度虽然是因为君主授权而成立，但其为应付现实而成立和存在的特性，也导致它会发展出自身运作的机制，而不再完全随君主意志而转移。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相权之间一直是处于摩擦和调整的状况，这使得官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反智的倾向。因为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下，相权往往受制君权的操纵而产生改变。中国自秦汉以下，相权经历了三次重要发展阶段：秦汉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每一次的调整，都是导因于君权压抑相权，起用私臣和近臣，取代原有的相权。但这同时也显示了，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和客观性的官僚制度在政治上确实对君权的行使造成了牵制。
作者因此指出，君权传统是反智政治的最后泉源，而官僚制度则具有部份理性的成份。例如科举制度便是不断为应付现实问题，而持续更合理的修正和调整。这种传统中的理性成份，便是和追求现代化可以并行不悖的。虽然官僚制度也会受到君权的牵制和来自地方社会的压力，而有其局限性，但由于其成立为了了解决治理国家的现实问题和需要，故而在运作上仍然是要具有理性成份的。
相对之下，君权的传统则一直缺乏理性基础。君权的取得与维持，是以武力为核心， 不允许理智讨论的施展。并且君权在运作的过程中，有时会脱出理性，而造成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君权对官僚制度的介入与干扰，则往往成为传统政治不上轨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宦官干政现象，便是起因于君主对外朝官的猜忌，而对身边的宦官宠信不衰。直至明代，更发展成君权通过宦官系统来监视干涉官僚体系的运作。君权发展至此，达到最高峰的阶段。
三．结语
君主对于其采取的路线或理论的选择，是出于工具性价值的考虑。主要目的在夺取并维持自身的权力，甚至因此不惜对原有理论系统的真义加以扭曲。作者以法家为例，皇帝对于法家理论中的「术」与「势」运用自如，却对强调尊重客观化官僚制度的「法」有意忽视。此即出于维护君权至上的考虑。最后作者指出君统和官统的不同特性，官统中有理性的成份，是以能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而传统政治中强调绝对性的君统，以至于现代仍存在的精神上的君统，本身缺少理性的成份。若仍过于强调领袖对政治的影响力，在朝向理性发展的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反而会形成为阻碍。

[ 本帖最后由 samhu2007 于 2009-9-16 15:47 编辑 ]

裴国强

拜读了！

microtom

方之于今，亦分权之一例耶？宰相在明初被废，标志着中国专制的绝对化，以至于不可救药。后来内阁、军机终不能救其回转，遂至于全面崩溃，古今一理，不可污也。

蔚蓝色

余先生的文章大可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