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在中国历史悠久，尤其是明清以后，城隍信仰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一座城市中城隍庙所在地往往成为这座城市的商贾荟萃之地，进而带动周围地区成为整座城市市民文化气息最浓的地区。所以对一座城市城隍信仰及城隍庙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对了解这座城市市民文化的沿袭发展有重要作用。
当下潍坊人提起城隍庙，马上会想起香气扑鼻的肉火烧。而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的城隍爷和作为庙宇的城隍庙似乎已经淡出了现代人的文化视野，但随着近年来潍坊城市文化的不断发掘，湮没已久的城隍庙又渐渐重新映进了人们的眼帘。作者不揣固陋，撰此文以求对潍县城隍庙的来龙去脉梳理一二。
一、城隍信仰
“城”“隍”二字在同一句话中出现最早是在《周易·泰卦》：“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城”为城墙，“隍”据《周易集解》引虞翻注：“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水称池。”可见，城隍信仰产生之初，并没有将城隍人格化，而是对“城池”这种“物”的自然崇拜。
关于早期城隍的记载多见于南方各地。现在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城隍庙是安徽芜湖的城隍庙，建于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239）。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城隍开始人格化，《北齐书·慕容俨传》：“（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至唐代，城隍信仰在全国各地逐渐兴盛起来，城隍神身上“人”的气息也更加浓厚。一些著名士人、文人也热衷于城隍的祭祀活动，如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李德裕曾建成都城隍祠。可见，至晚在唐代中期，城隍信仰已经走出民间信仰的范围，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地方官府开始主持祭祀。到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城隍信仰传遍天下，最高统治者开始给某地城隍赐庙额，颁封爵，但范围还仅限于“祷祈感应”的城隍，还没有成为全国统一施行的普遍制度。并且一些地方开始把本地城隍附会历史上在本地建功立业的名人。江苏、安徽一代镇江、宁国、华亭、芜湖等地都以汉高祖刘邦手下大将纪信为城隍神，英州、六合以同为刘邦大将的英布为城隍神，江西赣州、袁州、吉安、南康等地则以汉代名将灌婴为城隍神。都体现了以“正人直臣”或是被认为有功于民者作为城隍神的特点。青州城隍庙是今潍坊地区较早有文字记载的城隍庙，早在金代正大（1224-1231）时，就流传着关于青州城隍惩治滥杀无辜的府尹的故事。[①]
城隍神主要职责是佑庇本地百姓和地方的社会稳定，监督当地官员和百姓的行为，惩恶扬善，同时主管本地冥籍。这一切都有利于弥补现实的国家力量不能达到的权力空缺。
从国家层面来看，宗教深入民间有利于社会控制和增强内聚力，国家不仅需要有形的国家机器来维持，也需要无形的思想力量来维系。明太祖在与宋濂讨论城隍信仰时说的明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②]即用无形的神的力量来监督人的行为。利用神的力量控制百姓的行动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力量难以深入的城镇乡村中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百姓的角度说，城隍信仰的普及，使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心理上增强了归属感，不仅在活着时有皇帝和各级官吏做主，有冤屈可以告状，而且在死后也有所依靠，不致有成为孤魂野鬼或有冤无处诉的惶恐（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关于有鬼无鬼的追问即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二、明代潍县城隍庙
到明代，城隍正式进入国家祭祀体制之内，成为国家祀典。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正月，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京都南京等五地城隍封王；“各府州县者，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③]潍县城隍庙就是在这时建立的，因洪武初年潍县仍袭元代潍州治，所以潍县城隍也例封“灵佑侯”，而不是县级的“显佑伯”，并一直延续这一封号。而且明文规定，地方官上任必须先礼谒当地城隍。不仅如此，中央政府还为各地城隍庙配备了专职庙正，同一家族世代传承，负责城隍庙的日常祭祀和管理。王氏一族于这时受派遣从南京迁居潍县，居住于城隍庙附近，成为负责城隍庙日常管理维护的庙正。[④]王氏家族日后成为当地大族，直至今天，潍坊城隍庙街老住户仍以王姓居多。
现在所知潍县城隍庙在明代的第一次重修在成化二年。这次修缮前，原先的城隍庙已破败不堪，“雀巢鼠穴，倾圮日剧”。上任不久的县丞张杰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城隍与有土者相表里，捍灾御患，保障一方，所以同辅国家，安养生民也。岂彼淫祠可方？今敝陋若斯，宁忍视于橑砾中而不经营”，所以拿出政府经费修缮城隍庙。同时，当时潍县绅商对重修城隍庙的积极性也很高，自愿出钱出工，“翕然劝助如蜂屯蚁附者”。修缮完毕后，潍县城隍庙为二进院落另加卷屋三间，后寝堂五间。大门三间悬挂“城隍庙”榜额，前院正殿供城隍神像，全副仪仗分列左右；东西庑各七间，为城隍爷的“六曹”（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曹，与县衙“六曹”相同），其中塑十殿阎罗、地狱变相，阴森可怖，用可观可感的因果报应来劝诫百姓；二门三间陈列城隍爷的坐骑“神马”，二门内纵为卷屋三间，横为寝堂五间，作为城隍爷的居住场所。这个格局仿照当时潍县县衙而建，基本就是现存城隍庙的格局而略小。兹据民国《潍县志稿》卷9“营缮志”录成化二年《潍县重修城隍庙记》于下：
城以保民禁奸，通节内外；隍即城下堑也。有功于人，岂云小补？自古有功于人者法当祀，则夫城隍在祀典之列，实有官君子所当务也。潍，古青之名郡，《书》曰“潍淄其道”是已！县治之西百步许，城隍庙在焉。迹神之自，莫可详考，所可考者，我太祖高皇帝封曰“灵佑侯”，盖“灵”则随感而通，“佑”则锡善以福，备见敕命。庙宇廊庑前长民者修葺，经久上雨旁风，雀巢鼠穴，倾圮日剧。天顺癸未，灵石张公杰由乡荐登国学，还天官，来丞潍县，以故事礼谒祠下，顾敝弗支，慨然喟叹曰：“吾吏兹土，神人具依。苟神祭不供，人事不治，将何以副圣天子责任治民事神之意耶？”爰自下车，廉以律己，仁以抚下，明以烛微，公以除弊。以故政化大洽，民用休阜，上下怗然无事。今上成化丙戌谋诸寮寀，谓城隍与有土者相表里，捍灾御患，保障一方，所以同辅国家，安养生民也，岂彼淫祠可方？今敝陋若斯，宁忍视于橑砾中而不经营，可乎？遂鸠工计料，卓有成算，贮材木陶砖瓦烈灰石，如山如阜，绰然有羡，躬自往来，董匠作曰：“非壮丽坚久固无以伸尊严神祠之敬，亦岂吾心所安哉？”是以费皆官给，民咸子来而翕然劝助，如蜂屯蚁附者，又自若也。若台若基，增筑高广；如甬如（土尞），创缮坚完。栋楹梁桷之朽腐者易其旧，门屋廊庑之荒顿者更以新，神各肖像，使装以形，□垩斵砻，涂□丹雘，匪直易檐改涂之而已。建正祠五楹，突兀雄峙，嵯峨塽皑，尊城隍于其中。后纵为卷屋三楹，横为寝堂五楹，妥神栖也。前东为庑七楹，西为庑七楹，分六曹也。前门三楹揭以庙榜，二门三楹列以神马，又所以通神之往来以起人之钦仰也。及旧所宜有而未备者悉皆备之。玄荫邃深，轮焉奂焉，岿然于潍邑之中，观之往昔，奚翘倍蓰。工始于春之三月，迄于夏之五月。若神助天成，一何速哉？是盖公之筹画有艺然也。时将落成，适沧州祝公茂奉圣天子明命来知是县，覩厥成功，击节称美，谓少尹用心既正且□矣。予来也晚，恨不克共成厥功，盍勒诸石俾后来者知所劝云。乃砻石为碑，觅走为记，以垂不刊。乌虖！以积年之久废而一旦为新之，少尹兹志予可少识矣。非祈神祐于己也，非矜己能于人也，以潍之一邑有水旱也于此祷焉，有疾疫也于此祷焉，其或蝗蝻□作也又祷于此而消弭焉。唯冀神之丰我百谷，安我四民，百里之内仰事俯育，安业利生，被其廕庥之无穷者，乃其志之所愿也。虽然，公之能事岂直于斯，故凡学校、射圃、仓库、置邮、坛场、桥梁举焕然而一新之，惟不事夫淫祠焉。若夫大尹公真所谓乐道人之善者也，矧一蒞政清慎且勤，志行卓然，俟之綦月，吾知必纪纲布而治功以渐成矣。判簿永宁郭公宏、□幕汝州张公升又实同谋协力而赞襄之也。若夫凡有功于是祠者具载其姓氏于碑阴，是记。
大明成化二年岁次丙戌季夏上旬六日潍县儒学教谕关西古邰丁仕能撰
承事郎知县沧州祝茂
迪功郎县丞灵石张杰
将仕郎主簿永宁郭宏
典史汝州张升
经过这次重修，城隍庙的香火更加鼎盛，城隍庙街成为当时潍县的著名商业街。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演变，城隍庙成为城中百姓娱乐的地方，杂剧、杂耍、小吃等萃聚此地，极一时之盛。
三、清代潍县城隍庙
清朝城隍祭祀一仍其旧，并有所发展。康熙六年（1667），潍县缙绅于凤翼等倡修城隍庙，但是不久在康熙十一年（1672）的地震中城隍庙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此后贡生陈震元再次重修。[⑤]潍县城隍庙的鼎盛出现在乾隆后，这与潍县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在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在后来老潍县人看来，乾隆以后潍县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繁盛，乾隆十一年（1746）赴潍县任、做了七载潍县县令的大名士——郑板桥起了关键的作用，并流传着各种关于郑板桥用堪舆之学为潍县开风气的传说。作为风流才子，郑板桥自然对县境内的名胜山水关爱有加，城隍庙同样受到他的眷顾。
郑板桥乾隆十一年（1746）由范县调任潍县，在潍县任上，兴利除弊，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尤其是到任后潍县连年饥荒，郑板桥不顾自己的仕途，勇于任事，强制缙绅富商捐纳钱粮，兴修城池水利，以工代赈，全活数万人。城隍庙也在乾隆十四年（1749）的大雨中受损严重。在郑板桥在潍县的最后一年，也是郑板桥一生仕途的最后一年——乾隆十七年（1752），郑板桥主持增修潍县城隍庙，并留下了被称为“三绝碑”的《新修城隍庙碑记》。县缙绅州同知陈尚志、田廷琳、谭信、郭耀章，诸生陈翠，监生王尔杰、谭宏鼎力襄助，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修后的城隍庙东西两廊比原来的高三尺，殿厦、寝室、神像、钟鼓重新加固粉刷，并且在城隍庙大门之外新建戏楼一座。郑板桥亲自题写楹联两幅，其一曰：“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其二曰:“切齿漫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中间横匾分别为“神之听之”“惟德是辅”。寓道德教化于楹联之中，可谓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后来郑板桥盖的这座戏楼，竟然因看戏闹出了人命，使一位演技高超的演员殒命当场。据说恰逢一年一度的城隍庙庙会，庙前戏楼正演《赵氏孤儿》，台下百姓看到屠岸贾谋害赵氏一家，因演员演技高超，逐渐融入到剧情中，无不咬牙切齿。突然，人群中窜出一人，抡起扁担跳到台上，朝着“屠岸贾”的头劈下来，使这位演员当场毙命。人们清醒过来后，有人认出行凶之人是西关一个爱打抱不平的壮士，人称“小大王”。“小大王”闯祸后主动到县衙自首，说明事情原委。后来此案被郑板桥判为“真君子打死假奸臣”，“小大王”出白银五十两厚葬死者，具保释放。[⑥]联系这个民间传说，“切齿漫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这幅对联似乎是有感而发。郑板桥判的这个案子，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符合法制社会的判案标准，而那位演技高超的伶人也实在死的冤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看出当时潍县城隍庙演戏水平的不同一般。
城隍不仅保障当地的安定，还有一项职责——主管当地冥籍，这是与现实中官府民籍的管理相对应的。
咸丰十年（1860），捻军进入山东境内，山东境内地方缙绅纷纷修圩墙，办团练。几个月内捻军连破清军几道防线，于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间进入潍县境内。潍县城里及四关四隅纷纷聚集人马，护城保民。当时潍县义勇共四千余人，分为十团，为城东北隅“信义团”、城西北隅“力义团”、城东南隅“由义团”、城西南隅“成义团”、东关“公义团”、西关“和义团”、南关“喻义团”、北关“集义团”、东北关“仁义团”、西南关“志义团”。[⑦]而捻军人数则达十万之众，胜败可想而知。二月二十二日城西三里庄一战潍县民团死伤惨烈，阵亡数百人。后淮军刘铭传部驰援，捻军绕城而去，才使潍县免于兵燹之灾。在民间传说中，城隍爷则早就预知了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忠烈之士，并提前誊写了名单报告玉皇。
咸丰年间，捻匪扰山东时，王侍郎次屏在籍，住城隍庙街。一夕醉归，徒步过庙前，有隶役延之入庙。曰：“城隍知君为翰林，善书，请写一册。”乃入见城隍。行主宾礼毕，出一黄册，一名单，请其楷书。单上第一名，为先伯太仆公，时正总办团练，将与捻匪决战。二月廿二日，在城外酣战，阵亡。始知城隍属书之册，即应阵亡将士也。忠义捐躯，故令以黄册恭楷，达诸天庭。可知事由前定，神先知之。[⑧]
“王侍郎次屏”即王之翰。王之翰，字次屏，号湘筠，潍县城隍庙街人。善书法，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任河南、顺天、广东乡试考官，官至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咸丰初，王之翰在籍守制，多年未出仕。晚年为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光绪十年（1884）卒于济南，门人私谥“文敏先生”。
“先伯太仆公”即陈恒庆的堂伯陈介眉。陈介眉，字绥卿，道光十七年（1837）贡生，历任宿迁、盐城知县、通州知州、归德知府，因调任时太平军攻破归德，被诬落职家居。咸丰十年（1861），陈介眉为抗击捻军团练总团长。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陈介眉率领民团在三里庄与捻军激战，战死，赠太仆寺卿。三月十六日，皇帝下圣旨在潍县文庙（今东风西街东首）西院建专祠供奉，同时阵亡千总衔武生陈执蒲、翰林院待诏衔刘鹏翕、州同衔陈寿循、县丞衔胡文檀等附祀，称“陈太仆祠”。
四、潍县城隍祭祀与出巡仪式
明代以后，国家正式规定了城隍的日常祭祀活动，其中又以当地城隍诞辰日的祭祀活动最为重要。城隍诞辰日各地略有不同。如上海城隍秦裕伯诞辰为二月二十一，四川大宁县城隍诞辰为五月二十八日，山东益都县城隍会为五月二十七。但是就全国来看，城隍诞辰大多集中在五月，因为明代都城隍的诞辰是五月十一日，有些此前尚无城隍神的城市沿用了这一诞辰日。
潍县城隍的每年的祭祀活动主要有：每年春秋两季，祭祀风云雷雨神，要请城隍配享；清明节、中元节和十月初一，祭祀厉坛，城隍主享；五月初一要致祭。另外，每月初一、十五庙祝要按时祭祀城隍。其中，又以传说为潍县城隍生日的农历五月初一城隍出巡最为隆重。
城隍爷平时端坐庙里，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但在五月初一身着盛装被抬出庙门，到城中巡游，主要目的在于体察民情，惩恶扬善，祭祀无主孤魂，使城中百姓平安康泰。当年的潍县城隍庙中有三个城隍像，分别是泥塑像、木刻像、铜塑像。这时抬着出巡的就是木刻像。这种木刻像能活动，拍一下木像膝盖，城隍就会站起来，其精巧令人叹服。潍县城隍出巡这一天，用与县令相同的仪仗，把木刻的城隍像安放到八人抬着的肩舆上，开始全城巡游。城隍庙前商贾和善男信女云集，整个城里主要街道人山人海，大户人家摆出香案，在路旁迎接城隍。古人看来，人有病是因为是在前世或今生做了不该做的事，产生了“业”，必须在今生弥补。因此家中有病人的，在这时穿上囚衣带上铐镣到城隍面前悔罪，消除自己的罪孽。最触目惊心的一种赎罪方法是所谓的“挂盘香”，把银质挂钩挂在胳膊的皮肉上，然后在挂钩上燃香“赎罪”，有多至在胳膊上挂十余个银钩的，以用肉体的痛苦来换取精神的安宁。想像这种鲜血淋漓的情景，让人不忍目睹，而当时人礼敬城隍的虔诚也可见一斑。历明入清，这项活动一直延续。民国《潍县志稿》卷十四“民社志”记载了城隍出巡活动的盛况：
五月一日俗为城隍神出巡之期，仪仗鲜明，争妍斗巧。木工铁工等行均各有旗帜鼓乐，游观者几于万人空巷，邻县数百里之人多有来者。神像以八人肩舆舁之，舆前扮有执香炉童子及鬼判之类，城厢著名街衢经行殆遍。沿搭高棚陈列古玩花木不等，为延神憩止之所，名曰“中和”，祭者极致恭谨；为父母病或为自己病许愿，谓之“代罪”，枷锁铿然，赭衣满路；或以银钩挂臂，缀以盘香，以木拐自两腋撑之，谓之“挂盘香”，有挂至十余盘者。云诚心许愿则毫无痛苦。出巡期间每自黎明以至夜分始止。
出巡活动由地方士绅、商贾等所谓“地方精英”出钱出物，选出会首与、地方官、城隍庙庙正共同主持。现存城隍庙街清代雍正八年《巡行供献圆满记》碑记载了五月初一城隍庙出巡之日商贾集资唱戏的情况，是当时城隍出巡的见证。兹据考察录碑文于下：
潍邑大十字口西贸易多家，为其人皆素性长厚，三意□达三五□□□□□辈。迩来安居乐业，顺适者若道鬼神阴果相之。由是约定五月初一日系城隍灵佑侯圣诞，每遇巡行之期，众家办□修经演戏三日，祭□丰洁，虔诚礼□□，以答神庥。□□□□满求记于余，勒诸贞珉。余曰：阴果之说儒者不道，然亦未尝无□理也。□□惠迪吉，从□世。又天无亲，惟德是辅，为善而神佑之，理有固然，无足异者。虽然吾与诸君子更有进焉。敬神只设所止，而为善之心当无终穷，岂可谓对神而善心存，不对神而善心遂不存？□□□以□□怀之格思不可度思之意则冥冥之中其□□尔□□昌□□□当有□□今日者□□□□
雍正八年五月初一日二
邑庠生员□□□
庙正王□□
石匠李□
（注：下有多位生员姓名，因无法辨认，此不胪列）
到清代后期，出巡活动不仅成为潍县人的“狂欢节”“赎罪日”，并且还成就了城隍爷和潍县姑娘的美好姻缘。传说在某年城隍出巡时，有潍县郭氏女正值二八年华，看到城隍雕像后爱上了英俊的城隍爷，回家后日思夜想，梦中被城隍爷聘为正妻，不久竟无疾而终。善良的潍县百姓为这位女子的痴情感动，于是大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城隍爷，把她的塑像放在城隍庙后的寝室里，称为“卧奶奶”。这样，城隍爷不仅是潍县人的保护神，还成了潍县女婿。有了这层关系，城隍爷怎么会不保佑潍县百姓？
潍县城隍出巡活动持续至民国十一年（1922）停止，日伪时期曾一度恢复，此后湮没于历史风尘之中。
五、文人视野中的的潍县城隍庙
随着清末潍县在山东经济地位的提升，城隍庙附近更加繁荣。因此作为地方精英的知识分子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城隍庙，并且创作了大量关于城隍庙的诗词等文学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梁文灿的《潍县十二月鼓子词》（其一））和裴星川的《潍县竹枝词》（其三）。
潍县十二月鼓子词（其一）
五月夏中天渐暑，朔日迎神，仪仗纷无数，枷锁赭衣排满路，银钩挂臂盘香炷。 菰叶层层缠角黍，五毒驱除，酒和雄黄煮，系腕彩丝长命缕，侵晨插艾当门户。[⑨]
梁文灿，字质生。城里梁家巷人，幼聪颖，自参加科举每试必捷。光绪癸巳（1893）、甲午（1894）连捷进士。授编修，寻考授浙江道御史。精研宋元人词。清亡后，遨游大江南北以发抒其牢骚不平之气，后坎坷以殁。著有《蒙拾堂诗稿》《蒙拾堂词稿》《宋金元怀古词辑》。（《潍县志稿》卷30、37）他创作的《潍县十二月鼓子词》共十二首，用词的形式把老潍县一年中每个月的风俗作了详尽的描绘，内容生动活泼，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首五月鼓子词就重点描绘了五月初一城隍出巡的盛况和五月初五端午节时当地的习俗。
裴星川，潍县人，大约活动于民国时期，职业为医生，属下层知识分子。其《潍县竹枝词》一百首描述了自腊八节到来年清明期间的民俗活动。其中三首是关于城隍庙的。其中第一首描绘了新正当天，人们身着盛装到城隍庙烧香烧纸，祈求城隍保佑的情况。第二首主要描写城隍庙附近商业的繁荣，即使在正月初一，城隍庙前的广场上也是商贾辐辏，其中多半是经营春节期间百姓需要的消费品和孩子喜欢的小玩具。诗中提到的“泥老虎”是最富有潍坊地方特色的儿童玩具。这种老虎以黄泥为胎，周身涂以白粉和各种颜料，从腰间断为两截，然后用皮纸糊起，内里装上苇哨，手拿两端一按呱呱作响，至今仍是畅销不衰的玩具。第三首讲的是郑板桥重修的戏楼。春节过后，大户人家往往在这时到城隍庙酬神还愿，所以请戏班唱戏与城隍同乐也成为风尚。
另外，清末李伯元谴责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二到三十四回以潍县城隍庙为背景反映了清末地方的新旧冲突。主要内容如下：
潍县人商务部主事冯廉，属新派人物，热衷于创办新学，意欲在潍县兴办商务学堂，但经费拮据，百般筹措仍捉襟见肘，于是想到了潍县城隍庙里富商捐献用于赛会的丰厚款项。
（冯主事）自言自语道：“……我想我们潍县，富商也还不少，他们历年往城隍庙里捐钱赛会，一年何止千金？那庙里如何用得到这许多，定是几个庙董侵吞了去的。我去找几个人，并且请齐了众商家，把这事理论个明白。以前的纵然清不出来，只能把以后的归并学堂里，作为长年经费，不是一举两得么？”
本是革故布新的好事，谁知先是被守旧的刘乡绅抢白，不得不求助于潍县商家，在商务公所召集绅商商议借庙中款项为商务学堂开支的事，又遭到以城隍庙庙董陶起为首的绅商的强烈反对，并趁冯主事去济南求援的空，在东关聚集罢市，火烧冯宅。
其中人名为杜撰，但其人其事或于史有征。李伯元叔父李祖年光绪二十八年曾任益都知县，距潍县只百里之遥，李伯元所说潍县事当不全为空穴来风。其中“商务公所”即指1905年成立的潍县商会，小说所说商人罢市的东关正是清末潍县商贾荟萃所在。于中可见，城隍庙经过几百年发展，成为集聚各种社会力量的场所，一年赛会的款项竟达一千两白银，可见它在清末的地位。
六、潍县城隍庙承载的文化价值及保护
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潍县城隍庙作为承载老潍县文化的载体，不仅见证了潍县的繁荣发展，也目睹了潍县人民所承受的灾难苦痛。对其文化价值的开掘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综合现在正在整修的关帝庙、五道庙与已开发保护的十笏园古街，构成有地方特色的老潍县民俗旅游专线。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利于潍坊经济和文化的长远发展，成为潍坊旅游的又一张名片。而这一切的施行还有赖于各级政府对本土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
同时，城隍出巡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用一句“封建迷信活动”来简单否定。城隍出巡作为中国古代一项士农工商全民参与的盛大活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在南方一些地区，随着当地文化的发展开掘，城隍出巡仪式有所恢复，当地老百姓参与的热情之高令人振奋。如有可能，潍坊的城隍出巡仪式也可以作为一项民俗旅游项目加以恢复。
[①] （元）于钦：《齐乘》卷4。
[②] 《明太祖实录》卷80。
[③] 《明太祖实录》卷38。
[④] 民国《潍县志稿》卷12“民社志”。
[⑤]
乾隆《潍县志》）卷2。
[⑥] 潍坊市文化局编《郑板桥在潍县》（油印本）。
[⑦] 民国《潍县志稿》卷17“武备志”。
[⑧] （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
[⑨] 民国《潍县志稿》卷14“民社”。
[⑩]
陈炳熙《裴星川竹枝词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 
发表于 2009-9-14 11:15:20
